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决策:政策激励还是价值认同?

以湖北省1 086个农户调研数据为研究对象,利用Logit回归模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和调节效应检验模型,围绕政策激励、价值认同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结果表明:(1)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受到政策宣传、政府补贴、法规约束、环境危机意识和生态环境改善等多个因素影响;(2)环境危机意识、生态环境改善和农耕文明传承在政策宣传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生态环境改善在法规约束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3)政府补贴增强了环境危机意识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基于此,创新发展以农业绿色生产为导向的绿色补贴,积极开展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形势教育,转变只注重技术如何使用的传统技术推广方式,以便调动农户有机肥施用积极性,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生态认知、外部环境对稻虾共作模式农户农资投入减量化行为的影响：基于江苏省589个农户的调研数据

作为当前我国稻作地区农户广泛采纳的生态农业模式之一,水稻-小龙虾(稻虾)共作模式中农户农资投入减量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农田资源高效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江苏省3市589个采用稻虾共作模式的农户为样本,基于农户行为选择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稻虾共作模式中农户农资(化肥、农药和饲料)投入减量化行为及其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在稻虾共作模式中,大部分农户倾向于减少化肥、农药和饲料的投入;农户对稻虾共作模式的认知和外部环境对农户农资投入减量化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稻虾共作模式认知的影响程度大于外部环境;农户对稻虾共作模式能否减少农资投入的认知、对过量农资投入会污染环境的认知、农技部门指导、农业保险、农业补贴及邻里效应等因素对农户农资投入减量化行为均有显著影响。最后提出应提高农户的综合资本禀赋、加强农技部门指导和培训、完善扶持政策和奖惩机制、做大做强稻虾公用品牌等政策建议。     

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家庭经济水平能唤醒农户生态自觉性吗?

绿色化生产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方式,不但为政府所提倡,更是农业发展的未来导向,农户是否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关乎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进展情况。利用山东、湖北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和全国合作社调查数据,分析了家庭经济水平对农户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水平是制约农户自觉采用绿色化生产技术的重要因素,提高农户的家庭经济水平有利于增强农户实施秸秆还田和减少普通农药施用的生态自觉性。然而,农户减少普通化肥施用的生态自觉性普遍较低,改变农户的传统观念,提高其生态自觉性,促使农户合理施用化肥尤为重要。同时,务农年限、绿色认知、种植面积、家庭总人口、技术指导和地域差异也会影响农户绿色化生产技术采纳的生态自觉性。对此,政府应着力于农户收入多元化发展,努力提高其家庭经济水平,在此基础上积极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因地制宜加大新型实用农机研发力度,以此促进农户生态自觉性的养成与提高。     

黄土丘陵区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和对土地政策的认知分析

以陕西省安塞县大南沟和县南沟两个典型小流域的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技术的农户调查资料,采用多变量的描述分析与双变量的相关分析方法,对农户主要农业生产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和农户对土地政策的认知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受家庭收入、收入来源和户主年龄以及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农户生产决策行为均有较大的差异.88%的农户表示愿意继续增加农业投入,以增加家庭收入.其中绝大多数农户都表示愿意通过增加土地投入和提高单产的方式来增加家庭收入,且投入取向受市场价格机制的驱动.主要以蔬菜和林果等经济类农产品为主.而小部分农户希望通过扩大承包地面积或外出打工来增加家庭收入.对农户的土地政策认知调查分析表明,农户对土地所有权的认识比较模糊,89%的农户不能正确地回答出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这一根本制度.只有54.7%的农户知道"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的政策.大部分农户对这一政策比较赞成,认为此政策不仅对农民有利,而且有利于土地质量的提高,也愿意增加土地的长期投资以提高土地质量,但仍然有近一半的农户担心政策会发生变化.     

生计资本能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吗?

农田土壤生态保护是从源头确保食用农产品质量、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途径。基于2017年湖北省998份微观调查数据,运用二元Probit模型探讨了在家庭生命周期视角下,生计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生计资本中,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2)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有显著影响,相比于起步期农户,抚养期、负担期、稳定期和空巢期农户更有可能施用有机肥;(3)就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而言,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影响的主要是抚养期农户,物质资本影响的主要是负担期和空巢期农户,社会资本影响的主要是抚养期、负担期和稳定期农户,而人力资本仅对负担期和赡养期农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针对不同类型农户提出相关建议,促使农户施用有机肥进行农业绿色生产。     

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农户认知与行为响应:以治理情境为调节变量

农户既是农村生活垃圾污染的制造者和受害者,同时也是污染治理的主要受益者,这一多重身份使得研究农户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行为机理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福建省270位农户的调查数据,利用层次回归模型分析农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农户心理认知与其行为响应的关系,并引入治理情境作为调节变量,分析治理情境对农户的心理认知-处理行为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中农户的行为态度对其垃圾分类、处理费支付以及定点倾倒行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主观规范仅对垃圾处理费支付与定点倾倒等集体性质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治理情境因素中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清理频率在农户心理认知与3类处理行为之间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农户住房到垃圾处理设施距离对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显著负向调节作用,而对垃圾分类行为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数量对处理费支付行为和定点倾倒行为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不具有调节作用。     

太湖流域农村生活污水产排污系数测算

选取太湖流域典型地区9户农户(高、中、低收入水平各3户)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现场监测及入户调查的方法对农户生活污水各类污染物产排污系数进行系统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收入水平对农户总生活污水中TN、NH4+-N、TP产污系数无显著影响,但对污水量、COD产污系数及总生活污水中各类污染物排污系数影响显著,均表现为高收入农户中收入农户低收入农户。厕所污水对污水污染总负荷贡献率极高,COD占67%以上,TN、NH4+-N、TP占84%以上,因此,厕所污水的利用与处理率是影响污染物排污系数的主导因素,而农业收入水平及化粪池类型则对这2种因素影响显著。     

农户经营行为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我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户成为了农业生产经营最基本单元,对农户经营行为的研究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农户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恶化有着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从农户的经营行为动机出发,分析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主要因素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已成为热点问题。农户经营行为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农户经营行为的短期性与环境影响的长期性;(2)农户经营行为的个体性与环境资源的共享性;(3)农户经营行为的针对性与环境政策的普适性。今后进一步研究的热点领域包括四个方面,其一是农户经营行为的政策影响机制研究;其二是对农户经营行为的环境影响过程的跟踪研究;其三是对农户经营行为环境影响的定量模拟研究;其四是探讨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农户经营行为最佳模式。改善生态环境的根本在于建立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使人们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考虑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农业政策对种植业面源污染的影响分析

基于公共政策外部性理论,选择政策评估的侧面影响模型作为农业政策环境评价的基本模型;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识别我国不同区域种植业面源污染的农业政策影响因素,研究现有农业政策如何通过调整单位面积化肥使用量而对种植业面源污染产生影响。结果表明,现行的农业土地政策、农业结构政策、农业财政政策和农村人力资源政策均对种植业面源污染有显著影响,农业政策对种植业面源污染风险的缓解有正向、负向2种效应;影响各区域种植业面源污染的农业政策指标组合互有差异,同一个农业政策指标对不同区域种植业面源污染影响的正负效应也有差异。侧面影响模型结合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适用于农业政策环境评价研究;农业政策对种植业的面源污染影响分析能够为政策层面进行种植业面源污染风险控制与管理提供理论参考。     

国内外农用地膜使用政策、执行标准与回收状况

农用地膜覆盖技术具有良好的增温、保墒、除草等作用,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上不可或缺的农艺措施,为作物增产增收和保障中国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长期重使用、轻回收,随着农用地膜的用量和覆膜年限增加,废旧地膜在土壤中的残留量逐年增多,残膜污染已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自然环境,成为影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中国的农用地膜污染防治工作总体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面临着政策不健全,监管有难度,执行不到位,回收、替代技术不成熟等困难和问题,防治任务依然艰巨。文章通过深入分析欧美与日本发达国家农用地膜推广使用方面的相关政策及标准,总结归纳了国内外农用地膜管理和回收经验,为今后制定出台适应中国国情的农用地膜管理政策提供参考。建议:(1)推进全程监管,出台相关法律规章,明确生产、流通、使用等各环节的监管责任,建立全程监管体系,从源头上杜绝脱标地膜进入市场、铺进农田;(2)推进源头减量,开展地膜覆盖技术适宜性评价,强化地膜使用控制,对水热资源条件较好的地区,减少地膜覆盖或不再使用地膜,对资源禀赋较差的地区,提高地膜使用效率,降低使用强度;(3)推进回收利用,推动完善政府扶持、市场主导的农膜回收利用体系,探索农膜回收利用长效机制,推动建立区域性绿色补贴政策;(4)推进技术创新,依托科技平台,加大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发力度,加强可降解地膜产品和技术跟踪,制定完善评价标准体系。     

基于条件估值法(CVM)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补偿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有效环境政策。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与可持续性。在调查盐城潮滩湿地生态环境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对保护区周边125个农户进行调查,基于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估算其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选择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基本社会经济特征,以农户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和生态补偿态度为自变量,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因变量,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保护区周边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认知和意识;有88%的农户选择非零补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 7元·hm-2·a-1。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年龄越大,其受偿意愿相对降低;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受偿意愿就越大;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越高,生态补偿意愿就越强。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科学支持,也可为其他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借鉴。     

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研究:以江西省水稻种植户为例

生态耕种对提升耕地保护成效、保障农作物质量安全有着重大意义。利用江西省11市47县(区)1 488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基于最小二乘线性(OLS)回归和Heckman回归模型从整体上测度生态耕种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再引入分位数回归模型深入分析生态耕种对不同收入层次农户的收入效应。结果表明:(1)采纳生态耕种从整体上能够提高农户家庭的人均耕地收入,但会因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2)生态耕种对极低和低收入农户人均耕地收入具有正向影响,对中等及以上收入农户具有负向影响,仅对高等收入农户的人均耕地收入影响显著。(3)生计分化和耕地收入比重2个控制变量均会对农户人均耕地收入产生显著影响。鉴于此,提出了对低收入农户加大生态耕种政策扶持力度、积极引导中高收入农户的非农就业、切实加强耕地适度规模化经营等政策建议。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文化资本与其亲环境行为关系研究：以敖汉旱作农业系统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地拥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资本禀赋,文化资本是这些地区获得农业文化遗产地称号的文化资源,也是区别于其他社群的文化符号,构成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的一部分,保障了人与自然的兼容互惠、和谐共生。基于敖汉旗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加入文化资本,定量分析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文化资本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在农户资本结构中,文化资本和人力资本得分占比较高,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偏低。(2)文化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均正向显著影响其亲环境程度。(3)当农户对土地依赖程度较低时,在农户农牧业收入占比较低的状况下,文化资本的增加会抑制其亲环境行为。在自然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农户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会负向影响其亲环境生产。对土地依赖程度较高时,农户文化资本显著正向影响其亲环境行为。在此基础上提出关注传统农业文化力量、提升农户农牧业收入、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户文化资本在亲环境生产方面的持续性促进作用等建议。     

贫困地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自愿性影响因素分析:以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为例

生态补偿政策中的自愿性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基于云南省屏边县和西畴县的615份农户访谈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参与条件、参与动力、参与能力和政策吸引力4个维度分别研究退耕还林和公益林政策中影响农户自愿性的因素,为更好地提高农户参与政策的自愿性、提升政策的执行效率提供技术支撑。结果表明,参与动力和政策吸引力对农户自愿性的影响较大;退耕还林政策中,自愿参与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84. 4%和15. 6%,农户对周围人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有外出打工经历、政策了解程度越深以及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农户年龄和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大则自愿性越低。公益林政策中,自愿和非自愿参与的农户比例分别为36. 0%和64. 0%,农户对周围人和对村干部的信任程度越高,政策了解程度越深,补偿标准越高,政策预期评价越好,其参与生态补偿政策的自愿性越高。可以通过有效政策宣传、用市场化手段引入社会资本以适当提高补偿标准、积极创造非农就业机会等手段,来促进退耕还林和公益林补偿政策目标更好地实现。     

江苏省农户秸秆还田的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秸秆还田不仅有利于土壤有机质的增加,实现耕地的可持续利用,而且在发挥我国农田土壤固碳潜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江苏省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建立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户秸秆还田的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制定促进农户秸秆还田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不同地区农户对于秸秆还田的决策存在差异:在较为发达地区,秸秆还田与否,农户更多的是从秸秆处理的边际成本出发;而略欠发达地区,则主要是基于秸秆的利用效益.此外,技术因素也影响农户秸秆还田的行为决策.在制定促进秸秆还田技术应用的激励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农业生产以及农户生产经营的基本特征及差异,因地制宜,有效地促进秸秆还田在各地区最大限度地被应用和推广.     

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别有57.7%和67.6%的受访农户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愿意继续退耕或退牧的农户分别占63.3%和57.8%。这表明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和愿意继续参与的农户占多数,但仍有不少农户持否定态度。农户生计类型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差异明显。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比和牧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和农业收入占比越小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建议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加强对农户生计水平和类型的考虑,将生态补偿政策与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而实现转变生计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激励机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是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保障以绿肥应用为基础的农业环境目标实现的前提。利用湖南、江西、广西、安徽、河南5省(区)1 217户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影响逻辑和影响程度。研究显示,生态补偿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的产生。与未接受过政府生态补偿的农户相比,接受过生态补偿的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可能性增加21.8%。生态补偿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惯性激励:一是生态补偿→收入效应→行为惯性,二是生态补偿→环境知识→行为惯性。此外,年轻、受教育程度高、规模经营和耕地自然条件良好的主体更可能产生绿肥种植行为惯性。据此,提出以评估、重塑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为核心,通过设计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并综合考虑农户禀赋异质性的影响,构建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机制,可以改善农户绿肥种植的可持续性。     

辽西大凌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从政策、流域综合治理、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农民认知态度等4方面对影响大凌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进行了分析。同时运用农户问卷调查和驱动力分析结果,选取影响耕地变化的社会经济和人口因子,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多元迭代回归分析确定影响耕地变化的主要因子,并拟合出耕地变化的最优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在1987—2002年期间,农田和未利用荒地面积在不断减小,而林地、果园、草地在不断增加,但1995年后变化边际度大大减小;主成分分析表明影响土地利用变化主要影响因子是农业人口(A-POP)、总人口(T-POP)、农村经济收入(TIRE)、农林牧渔收入(IAFAF)和第三产业总产值(GTI);多元迭代回归分析表明耕地面积变化的最优回归模型中主变量是农业人口(A-POP)、总人口(T-POP)、农村经济收入(TIRE),这些变量能够解释95.1%的耕地变化。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村居民参与人居环境治理意愿研究:以新疆为例

基于新疆北疆371份微观调查数据,在计划行为理论框架下利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对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农民的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进行了研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显著影响农民参与意愿与支付意愿,其中环境治理重要性认知、媒体信息传播力度和政策补贴是显著影响农民参与意愿与支付意愿的共同因素;环境污染认知、政府投入力度、开展乡村旅游显著影响农民的支付意愿;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的影响显著但方向不同。建议强化宣传力度,培育农民环境意识;建立并灵活运用激励机制,制定完备有效的村规民约;动员基层干部党员、乡贤能人发挥带头示范效应。     

中国污染控制政策的评估及展望

论文对近10年来中国污染控制政策的演变历程和发展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污染控制政策总体上呈现出由单环节末端治理向全过程污染控制演变,由单纯强调工业"三废"控制向工业、城市和农业全方位污染综合防治演变,由单一指令控制手段向行政、经济与技术综合手段演变等3个显著特点;运用影响因素评价矩阵,对当前的主要污染控制政策进行了系统评估,指出目前我国污染控制政策总体执行效果不显著;最后提出了未来中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基本走向,一是完善污染控制的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建立和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目标责任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等三项重点环境管理制度,三是加强环境税收、排污权交易、环境公共财政、生态补偿、绿色资本市场等七项环境经济政策的改革与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