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乐县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与分区研究

生态脆弱性研究是区域生态环境恢复与治理的重要依据。基于人为-自然因素综合作用体系,选取表征人类活动、社会经济、植被、气象、土壤和地形地貌等14个因子构建静乐县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结合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山西省静乐县2007和2017年生态脆弱性进行定量评价和分区,揭示区域生态脆弱性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1)通过主成分特征分析发现,地形起伏度、土壤侵蚀程度、人均耕地面积、年均降水量和人均GDP是影响研究区生态脆弱性的主要因素。(2)静乐县生态脆弱性类型主要由微度脆弱、轻度脆弱、中度脆弱和重度脆弱4类组成。2007年以轻度脆弱和中度脆弱为主,2017年以中度脆弱和重度脆弱为主。空间上均呈现"中部高-两边低"的格局。(3)研究期内,各类生态脆弱性等级相互转移的总面积为662.84 km~2,以轻度和中度脆弱转移为主。轻度脆弱主要转向中度脆弱,转移面积为472.90 km~2;中度脆弱主要转向重度脆弱,转移面积为187.65 km~2。研究区空间上基本呈现"轻度向中度演变、中度向重度演变"的趋势,生态形势严峻。(4)根据时空演变特征将研究区划分为生态修复区、生态持平区和生态退化区。研究成果可为静乐县及同类型地区开展生态修复治理工作提供科学支撑和研究思路。     

五台山地区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时空变化

以五台山地区为研究区,基于生态敏感性-生态恢复力-生态压力度模型,较为全面地选取11个指标构建五台山地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以GIS技术为支撑,应用空间主成分分析、重心迁移、差异性分析等方法,对五台山地区2000、2005、2010、2015年4期的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分析其时空变化、重心迁移及差异性特征。结果表明:(1)五台山地区2000—2015年生态脆弱性指数的均值为4.83,整体处于中度脆弱状态,各等级所占的面积虽处于波动状态,但仍以轻度和中度脆弱性为主,重度脆弱区域分布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2)2000—2015年生态脆弱指数的重心均落在繁峙县境内,且变化幅度较小;(3)2000—2015年3个县级行政区均属于中度脆弱性状态,从高到低依次为繁峙县、五台县和代县;(4)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脆弱性差异显著。耕地、未利用地和城乡建设用地的生态脆弱性总体水平偏高,处于中度脆弱状态;而林地和草地的生态脆弱性较低,处于轻度脆弱状态。对该地区的生态脆弱性进行定量研究,不仅能正确认识该地区生态脆弱的程度,而且能掌握其空间分布差异,从而进一步对生态脆弱区进行治理,促进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广西岩溶区大化县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

广西大化县属于典型的岩溶地区,具有岩溶区特有的脆弱生态环境系统,石漠化面积较大,生态系统稳定性差.以大化县16个乡镇为评价对象,合理选取9项岩溶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性影响因子,并建立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和模糊综合评价分析方法进行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从而为大化县的岩溶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提供参考资料.结果表明,有4个中度脆弱乡镇,8个轻度脆弱乡镇,4个潜在脆弱乡镇.图1,表5,参16.     

基于AHP-CVI技术的黄河三角洲海岸带环境脆弱性评价

黄河三角洲海岸带位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受自然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其生态环境脆弱。对黄河三角洲海岸带进行环境脆弱性评价,可为该地区减灾防灾和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该研究构建了包括自然固有脆弱性因素和人类特殊脆弱性因素的黄河三角洲海岸带环境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了包含国家标准、专家评定、观测计算数据评定的脆弱性评价指标量化方法,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以海岸带脆弱性指数法作为评价模型,基于GIS软件平台对黄河三角洲海岸带区域进行环境脆弱性评价与空间分布格局分析。结果表明:黄河三角洲海岸带环境脆弱性等级主要表现为重度脆弱和极度脆弱(41.2%)、中度(19.7%)、微度脆弱和轻度脆弱(39.1%);由于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其脆弱性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陆地部分脆弱性高,海洋部分脆弱性低;受植被、围垦面积等因素的制约,陆地部分的脆弱性表现为由陆地向岸线加强,陆地部分为重度脆弱,海岸线一带呈极度脆弱;海洋大部分为微度脆弱和轻度脆弱,但黄河入海口处由于受海水入侵、海岸侵蚀等因素制约呈现中度脆弱。为保持黄河三角洲海岸带环境可持续发展,应在充分保护已有自然固有因素的基础上,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的破坏。     

广东省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生态风险评价(Ⅱ)

自然灾害生态风险评价对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有重要意义。选取广东省区域内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为风险源,以植被覆盖度、干燥度、人口密度、单位面积GDP和重要生态功能区为指标构建生态环境脆弱性评价体系,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表征风险受体并计算其生态资产,对广东省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生态风险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行风险类型组合分析,制订区域风险防范措施。结果表明,广东省生态环境高脆弱区主要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低脆弱区集中分布在粤东北山区。生态资产与生态环境脆弱性空间分布表现为生态资产高值区对应生态环境低脆弱区,生态资产低值区对应生态环境高脆弱区。不同类型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的空间分布具有差异性,沿海地区以热带气旋和雨涝灾害高等级生态风险区为主,内陆地区以地质灾害高等级生态风险区为主。广东省自然灾害综合生态风险总体上表现为沿海高于内陆,南部高于北部,西部高于东部。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各等级生态风险在全省均有分布,总体上以低生态风险区为主,3种自然灾害低生态风险区分别占全省面积的58.57%、66.54%和58.13%,综合生态风险低风险区占全省面积的59.94%。相应地,在热带气旋、雨涝灾害和地质灾害生态风险及其综合生态风险防范分区中,自适调控区分别占全省面积的68.09%、80.17%、70.59%和71.92%。总体上,广东省大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优良,自然灾害生态风险较低。     

基于VSD模型的经济发达地区生态脆弱性评价——以太湖流域为例

自然与人为双重因素导致的生态脆弱性是研究关注的热点,但是较少有研究定量揭示2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生态脆弱区的空间格局,并提出针对性的空间管制措施。本文以经济发达的太湖流域为案例,借助Polsky等人提出的VSD模型,通过暴露度、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分解脆弱性,并构建包含自然和人为因素在内的、由10个要素和21个指标组成的指标体系,对太湖流域生态脆弱性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1）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和生态脆弱性均呈现“东北高、西南低”格局;（2）太湖流域以中低强度的脆弱区为主,不脆弱区、一般脆弱区、较脆弱区、很脆弱区和极脆弱区占比分别为19%、26%、33%、15%和7%;（3）现状建设用地绝大部分分布于相对脆弱的区域内,不同类型建设用地的分布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城乡居住用地主要分布于较脆弱区和很脆弱区内,独立工业用地主要分布在较脆弱区、很脆弱区和极脆弱区内,交通用地则主要分布于一般脆弱区和较脆弱区内;（4）原有自然因素导致的脆弱性依然存在,人类活动强度增大已经成为是太湖流域脆弱性的主要诱因,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和强度的增加将会导致脆弱性的进一步增高。结合脆弱性分区及其诱因,对不同类型脆弱区提出了空间开发或生态保护的建议和措施。极脆弱区以疏散人口和产业、强化生态建设为主;很脆弱区和较脆弱区是未来开发建设的重点,要坚持适度开发、生态开发,避免脆弱性提高;一般脆弱区作为区域开敞空间,以农业生产为主,坚持点状开发;不脆弱区以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主,是太湖流域主要的生态服务供应地。     

基于景观格局分析的青岛市海岸带生态脆弱性评价

为研究城市海岸带景观类型脆弱度变化特征,揭示海岸带生态脆弱性的时空分布规律,以青岛市2009和2018年遥感影像数据为基础,选取聚集度、分维数倒数、斑块密度、植被覆盖指数和生态适宜度等指标,计算景观类型脆弱度并构建生态脆弱性指数模型,进而对青岛市海岸带生态脆弱性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2009—2018年青岛市海岸带景观类型中,林地、水域和城乡工矿用地景观类型面积呈增加趋势,耕地、草地和未利用地景观类型面积趋于减少,其中,未利用地减少幅度最大(55.18%),城乡工矿用地大幅度增加(58.99%);(2)未利用地和草地的景观类型脆弱度较大,极易受到人为因素和外界环境的干扰,林地景观类型脆弱度次之,水域最小;(3)青岛市海岸带生态良好区和重度脆弱区面积减少,每年比上一年的年平均减少率分别为16.24%和16.83%,而轻度脆弱区、一般脆弱区、脆弱区都呈增加趋势,每年比上一年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0.95%、10.74%和11.24%。生态脆弱性整体呈东部和西南部高、中部低的格局,轻度脆弱是青岛市海岸带的主要脆弱性等级。     

基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内蒙古呼日查干淖尔地区生态脆弱性评价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干扰,各地区的生态脆弱性日益显著。综合自然条件和人为干扰对内蒙古呼日查干淖尔地区生态脆弱性的影响,选取地形、植被、土壤、气象和土地利用等8个指标,基于遥感(RS)和地理信息(GIS)技术,运用层次分析法、熵权法和综合指数法构建生态脆弱性评价模型,对该区域2010年和2017年的生态脆弱性状况进行综合、定量的分析。研究表明:(1)呼日查干淖尔地区2010和2017年的综合生态脆弱性指数分别为3.516 6和3.235 0,生态脆弱性均整体处于中等偏高水平,但生态状况总体呈好转态势;(2)该区域的潜在脆弱和轻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湖泊、河流流域和呼日查干淖尔湖南部的高植被覆盖区,中度脆弱区一般在低植被覆盖区和干涸湖盆处,重度脆弱区和极度脆弱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西部和北部的裸地处;(3)呼日查干淖尔湖以北的大部分区域生态脆弱性等级高于以南区域,但研究期间北部的生态脆弱性等级出现大面积降低,由极度脆弱向中度和轻度脆弱转移;(4)受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呼日查干淖尔地区生态脆弱性指数具有较强的空间自相关特征。     

基于GIS的北京市生态脆弱性评价

城市化背景下"社会-自然"耦合生态系统的生态脆弱性评价成为当今研究热点。以GIS为平台,使用SPOT5和Landsat 8 OLI遥感数据等多元数据,运用"敏感、弹性和压力"生态脆弱性评估框架模型,结合空间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北京市生态脆弱度(EVI)、生态敏感度(ESI)、生态弹性度(EEI)和生态压力度(EPI),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表明:(1)北京市生态脆弱性整体程度呈中等水平,但城镇区域生态脆弱性偏高(极高和高度脆弱区面积占北京市总面积的34%),山地林区生态脆弱性较低(一般脆弱区占研究区总面积的11%)。(2)生态脆弱性的敏感度、弹性度和压力度的权重系数分别为0. 196、0. 526和0. 278,平原地区植被覆盖度低和城镇建设用地比例过高是北京市生态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子。(3) EVI、ESI、EEI和EPI与土地利用方式均呈显著相关,其中EVI与建设用地相关性最大,Pearson相关系数为0. 80。(4)建议北京市生态保护和恢复工作应针对不同区域的脆弱性特征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优化实施。     

新疆脆弱生态区定量评价及发展对策

结合新疆实际,建立脆弱生态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糊评价方法,计算脆弱生态区指标的实际值对某级稳定性的隶属程度。根据脆弱性隶属度大小,将新疆15个地州市划分为5类:稳定型:乌鲁木齐市、石河子市;轻度脆弱型:伊犁州直属县市;中度脆弱型:昌吉州、巴州、克拉玛依市、塔城地区、哈密地区、吐鲁番地区、阿勒泰地区、博州;重度脆弱型:阿克苏、克州、喀什地区;极度脆弱型:和田地区。针对每一类型不同的脆弱性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     

基于自然灾害的北京幅综合生态风险评价

经过20多年的发展,风险源评价从单一风险源扩展到多风险源,风险受体从单一受体发展到多受体,评价尺度也从种群、生态系统扩展到区域和景观水平。但总体说来,对多风险源、多过程的多个生态系统层次的风险评价尚不成熟。运用数字高程模型、干燥度分布图、植被指数、人口密度以及8种自然灾害风险源频率分布图、土地利用图、植被类型图、陆地生态系统生态资产分布图等数据,基于ArcGIS 9.2平台,综合考虑生态的脆弱性,风险源的发生频率,受体的暴露水平、危害程度等,对多风险源、多个生态系统综合的北京幅生态风险进行评价。旨在对区域综合生态风险评价方法进行探讨。评价结果显示：（1）高风险区主要为本区环渤海湾沿岸,包括天津市,河北唐山、沧州,山东滨州、东营、潍坊等沿海地带;以及本图幅西部、北部的太行山地,包括河北省、北京市及图幅西部的山西、河南部分地区;（2）较低生态风险区所占比例较高,达42.55%,可见降低生态风险有很大的潜力;（3）高强度的人类开发,尤其是在滨海地区围海造陆,将会导致沿海地区生态风险更高。     

Mapping social–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to inform local decision making

An overarching challenge of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s that relationships between people and nature are difficult to integrate into tools that can effectively guide decision making. Social–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offers a valuable framework for ident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important social–ecological linkage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dependencies and other feedback loops in the system. Unfortunately, its implementation at local scales has hitherto been limited due at least in part to the lack of operational tools for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We developed a method to map social–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based on information on human–nature dependencies and ecosystem services at local scales. We applied our method to the small‐scale fishery of Moorea, French Polynesia, by combining spatially explicit indicators of exposure, sensitivity, and adaptive capacity of both the resource (i.e., vulnerability of reef fish assemblages to fishing) and resource users (i.e., vulnerability of fishing households to the loss of fishing opportunity). Our results revealed that both social and ecological vulnerabilities varied considerably through space and highlighted areas where sources of vulnerability were high for both social and ecological subsystems (i.e., social–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hotspots) and thus of high priority for management intervention. Our approach can be used to inform decisions about wher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are likely to be more effective and how social impacts from policy decisions can be minimized. It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on human–nature linkages that can help guide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at local scales; delivers insights distinct from those provided by emphasis on a single vulnerability component (e.g., exposure); and demonstrates the feasibility and value of operationalizing the social–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framework for policy, planning, and participatory management decisions.     

松嫩盆地生态环境地质图编图方法研究

松嫩盆地是一个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本文以松嫩盆地为典型研究区域,采用定性指标与定量化手段相结合的方法,综合考虑干旱、洪涝、盐渍化、荒漠化、沼泽化和水土流失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地质问题,编制出反映生态环境地质问题鲜明醒目、层次清晰和规律清楚、具有一定预测功能的生态环境地质图。     

基于主成分分析的中国南方干旱脆弱性评价

干旱脆弱性是干旱灾害形成的根本原因。遵循全面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原则,选取水资源脆弱性、经济脆弱性、社会脆弱性、农业脆弱性和防旱抗旱能力脆弱性5个准则层,共32个指标,建立了中国南方农业干旱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的理论方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建立中国南方地区的干旱脆弱性评价模型,得到不同省市的干旱脆弱性指数、分级阈值和区划,以期为南方地区防旱减灾工作提供基础数据和理论支持。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得到四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54.90%,主要反映农业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第二主成分方差贡献率为23.64%,主要反映水资源脆弱性和经济脆弱性;第三主成分和第四主成分所占比重较小,主要反映防旱抗旱能力脆弱性。（2）以4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系数建立南方干旱脆弱性评价模型,得到中国南方干旱脆弱性综合评价得分及其排名,其中水资源脆弱性由高到低依次为云南、广西、贵州、四川、重庆和广东;经济脆弱性由高到低依次为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和广东;社会脆弱性由高到低依次为贵州、云南、广西、重庆、四川和广东;农业脆弱性从高到低依次为贵州、云南、广西、重庆、四川和广东;防旱抗旱能力脆弱性由高到低分别为云南、贵州、四川、广西、重庆和广东;干旱脆弱性综合评价由高到低依次为云南、贵州、广西、四川、重庆和广东。（3）对干旱脆弱性指数进行正态分布性检验,发现该指数基本服从正态分布。根据正态分布原理,得到干旱脆弱性分级阈值,将干旱脆弱性指数小于0.3842定义为低风险,大于1.0758定义为高风险,介于两者之间的定义为中等风险,获得干旱脆弱性分级区划图。广东省位于干旱的低脆弱区,四川和?     

安宁工业区生态环境影响分析及生态建设措施

云南省安宁工业区地处滇中高原中部 ,昆明西南部。区内独特的生态环境 ,丰富的自然资源 ,2 1世纪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但也存在诸多生态环境问题。文章从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 ,提出了区域生态建设措施 ,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杭嘉湖地区浅层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价方法及应用研究

根据杭嘉湖地区具体情况和特点,参照DRASTIC指标法,选择5个评价因子,通过给定评价因子评分范围,赋予各因子相应权重,建立地下水防污性能评价模型.用修改模型与MapGIS软件评价研究区浅层地下水的防污性能.结果表明,大部分区域浅层地下水防污性能一般,沿太湖、钱塘江、东海一带的部分区域防污性能较差,只在中部有少部分区域防污性能较好.评价结果可以为研究区地下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依据.图1,表2,参8.     

广东省生态环境现状、存在问题和对策

近年来，广东省基本实现土地资源的占补平衡，但部分城市周边土地污染较为严重；森林覆盖率较高，但森林生态系统较为脆弱；大江大河水质良好，但城市江段水质较差，生活污水成为主要的污染源；入海河口和近岸海域受陆源污染，部分海域海水水质变差，赤潮危害有所加剧；红树林面积大幅度减少；外来物种入侵面积较大；农业面源污染日趋严重。总的来说，广东省生态环境现状总体良好，但人为因素等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不容忽视，应加强领导和规划，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基于景观格局的辽河三角洲湿地生态安全分析

以1990年和2005年遥感影像为基本信息源,在GIS技术支持下,在对辽河三角洲湿地景观格局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破碎度、分离度、优势度等景观格局指数和景观类型脆弱度为评价指标研究辽河三角洲湿地景观生态安全。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资源开发,加剧了辽河三角洲湿地景观的破碎化程度,使景观优势度增高,多样性下降。从1990-2005年,研究区主要湿地景观类型水稻田、苇田、滩涂的干扰程度有所增加,生态安全度均有所下降,表明人类对自然湿地生态系统的干扰越来越明显。总体来说,15年来研究区整体景观生态安全度呈现下降趋势。以往湿地生态安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环境脆弱性和保护策略方面,研究层次着重在生态系统层面,而从景观格局角度对湿地景观生态安全的研究涉及较少,文章涉及的是景观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所提出的内容实质上是景观生态安全定量表征的方法探讨。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研究生态安全,揭示景观结构与功能关系并进一步分析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及其内在因素,不但为辽河三角洲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资源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而且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生态安全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Mapping Human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Conservation Opportunity for the Scheduling of Conservation Action on Private Land

Abstract Spatial prioritization techniques are applied in conservation‐planning initiatives to allocate conservation resources. Although typically they are based on ecological data (e.g., species, habitats, ecological processes), increasingly they also include nonecological data, mostly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valued features and economic costs of implementation. Nevertheless,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ervation actions implemented through conservation‐planning initiatives is a function of the human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uch as stakeholders’ willingness and capacity to participate. We assessed human and social factors hypothesized to define opportunities for implementing effective conservation action by individual land managers (those responsible for making day‐to‐day decisions on land use) and mapped these to schedule implementation of a private land conservation program. We surveyed 48 land managers who owned 301 land parcels in the Makana Municipality of the Eastern Cape province in South Africa. Psychometric statistical and cluster analyses were applied to the interview data so as to map human and social factors of conservation opportunity across a landscape of regional conservation importance. Four groups of landowners were identified, in rank order, for a phased implementation process. Furthermore, using psychometric statistical techniques, we reduced the number of interview questions from 165 to 45, which is a preliminary step toward developing surrogates for human and social factors that can be developed rapidly and complemented with measures of conservation value, vulnerability, and economic cost to more‐effectively schedule conservation actions. This work provides conservation and land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direction on where and how implementation of local‐scale conservation should be undertaken to ensure it is feasi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