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风险评价研究进展

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土壤污染带来的人体健康和生态风险日益凸显.本文针对我国土壤污染环境风险评价体系在风险管控中的缺失问题,系统总结了国内外土壤污染的风险研究发展成果,按照土壤污染的人体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分别进行评价方法、评价标准和管理实践的总结与评述.文章着重指出:土壤污染风险评价在生态系统水平及区域流域尺度上缺失,评价方法未能与污染物存在形态完全匹配,评价指标还不能覆盖大部分重金属和有机物,健康风险与生态风险还没有实现综合评价.     

加拿大污染场地土壤质量指导值对我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制修订的启示

针对我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存在的保护目标单一、毒理学基础数据库有待完善、缺少因地制宜的地方标准及统一的标准制定规程等问题,本文研究了加拿大联邦及其省级土壤质量指导值分级制定技术规程,梳理了加拿大污染场地修复目标值的确定方法。在此基础上,从保护人体健康与保护生态环境并重、提升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基础研究水平、研究基于地方实际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和出台统一的标准制定规程文件等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制修订提供参考。     

论环境风险规制的有效运行——从环境群体性事件说起

社会风险的增加促成了风险规制的生成,其要求政府运用行政手段消除或减轻风险,以此干预经济发展项目的开展。当前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存在公众参与先天不足、专家权威遭质疑、政府立场不坚定等主要问题。为保障风险规制的运行,需要运用"重复"手段来培养公众环境风险意识;构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桥梁纽带;使风险规制与责任制度相结合,提高审批标准,落实责任制度。     

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国外经验与本土实践

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给我国带来了大量的场地污染问题,污染场地修复和风险管控成为国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领域,创新土壤污染防治经济政策,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是土壤污染防治的内在要求,是破解土壤生态环境问题、推进土壤污染防治管理转型的重要支撑。本文从经济政策的体系、投融资模式与机制等方面展开,对美国、德国、荷兰等发达国家的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环境经济政策进行了梳理分析,总结其可借鉴的成功经验;介绍了我国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环境经济政策实施现状,最终从完善调控体系、明晰权责归属、拓宽资金来源、规范资金运营、丰富投融资模式、探索费用效益分析机制等方面提出我国污染场地风险管控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的改进建议。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环境风险接受度影响因素分析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我国环境风险事故频发。与此同时，公众对于美好环境的需求日益提升，公众与专家和政府之间的风险判断差异是不同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为识别公众环境风险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本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11种环境风险的客观风险水平和公众感知到的风险影响度、场域了解度、政府信任度、社会经济水平等因素对公众风险接受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社会经济水平、风险影响度、场域了解度、政府信任度均直接影响公众的风险接受度；客观风险水平则通过风险影响度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风险接受度。因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降低公众风险感知偏差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我国除了通过更严格的风险管控手段降低风险事故发生概率和影响范围外，还需要通过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和生态科普等方式增强公众对风险场域的了解度和对政府的信任度以提升风险接受能力。     

我国土壤环境管理政策进展与展望

土壤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关系美丽中国建设，保护好土壤环境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内容。本文系统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土壤环境管理政策发展历程，并将其划分为土壤环境基础调查、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试点示范、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四个阶段，提出了当前基于风险管控的土壤环境管理总体思路，以及土壤污染预防和保护、农用地分类管理、建设用地准入管理等主要制度具体要求。立足土壤污染防治实际和生态环境保护新形势、新要求，分析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土壤环境管理的发展趋势，并从制度标准完善、分级分类分区差异化防控、风险协同管控、技术创新等方面提出完善对策与建议。     

行政正当程序视角下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行政正当程序理论是环境公众参与制度的理论基础。2014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已经确立以环境公众参与权为核心的环境公众参与制度,但是对于公众参与的规范特别是参与权的规范过于笼统。面对实践中参与主体类型界分不明、多项权利内容规范缺失、法律责任规范效力存疑及环境行政管理规范不足等问题,本文建议应以行政正当程序理论为指导,实现参与主体的类型化界分,细化公众参与权利内容,增加公众参与法律责任条款,并完善环境行政管理公众参与规范。     

结合《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探讨中国土壤环境监管制度与标准值体系建设

2016年,中国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土十条》),明确提出对农用地土壤实施分类管理,按照污染程度划分为优先保护类、安全利用类和严格管控类;对建设用地要防范新增污染,针对疑似污染地块,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保障地块安全再利用;以影响农产品质量和人居环境安全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组织开展治理与修复。实施严格的土壤环境质量保护、污染土壤的风险管控、高风险污染土壤的治理与修复是落实《土十条》的重要任务,也是建设我国土壤环境监管制度的重要内容。土壤环境标准是实施土壤环境管理的重要依据。本文基于《土十条》重要任务以及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土壤环境管理需求,以土壤环境管理需求为导向,探讨提出了包括土壤环境质量保护标准值、土壤环境风险管控标准值、污染土壤修复标准值的土壤环境标准值体系,可望为国家土壤环境标准体系的建立和标准制修订方法的发展提供技术参考。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环境保护

工业社会的形式理性及其法律制度本身是环境事故高发和风险规制匮乏的重要原因。事故经验本身推动着人类对自身的理性与制度结构做出反思。在"风险知识"的刺激下,风险规制中的预防原则获得法律上的确立,并极大冲击和重塑着现代环境法框架。我国环境法体系侧重后果防治及其责任配置,无法应对贝克指示的新风险,也无法吸纳预防原则要求的法律理性,因而需要根据新的风险知识和法律原则及时做出修改。在以"风险知识"为根据的全新法律框架之下,风险规制机构应强化建制,程序设计也应容纳技术因素之外的社会参与,形成"科学—民主"的宽域治理框架。     

新时期我国环境风险防控面临的多元化挑战

当前,环境风险已成为威胁公众健康、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巨大瓶颈性考验。本期特别邀请南京大学毕军教授组织“环境风险管理”专题,就环境污染保险制度、环境风险规制成本、土壤污染风险评价,以及特殊风险(Natech)管理等问题展开研究和讨论。     

Evaluation of soil erosion risk using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and GIS: A case study from Spanish mountain olive plantations

The study presents an approach that combined objective information such as sampling or experimental data with subjective information such as expert opinions. This combined approach was based on the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method. It was applied to evaluate soil erosion risk and overcomes one of the drawbacks of USLE/RUSLE soil erosion models, namely that they do not consider interactions among soil erosion factors. Another advantage of this method is that it can be used if there are insufficient experimental data. The lack of experimental data can be compensated for through the use of expert evaluations. As an example of the proposed approach, the risk of soil erosion was evaluated in olive groves in Southern Spain, showing the potential of the ANP method for modelling a complex physical process like soil erosion.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本文通过对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发展历程的回顾和采用对比法分析各省市出台的相关公众参与的实施办法或条例的基础上,分析我国环评公众参与具体操作过程中存在公众参与作用边界被无限放大、参与对象缺乏代表性和形式单一等问题,从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对象的选择、公众参与形式、公示内容、公众反馈意见等方面提出提高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对策和建议.     

从损害控制到风险预防：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优化进路

当前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主要呈现损害控制型司法模式的特性，该模式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常规渠道，救济对象是既成公益损害，救济方式是损害赔偿、修复及专项整治。诉讼方式谦抑性、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以及案件线索发现机制事后性，为此模式的合理运行提供了理据。本文运用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框架，认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救济客体不应局限于生态环境损害，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预防等关联性客体也应纳入其中，而损害控制模式这种事后治理方法存在短板。基于此，应将公益诉讼的视角回溯至事前，大力倡导风险预防型司法模式。风险预防模式与损害控制模式属于二元协同关系，前者对后者发挥补强与优化功能。根据风险预防模式的救济观，可探索野生动物保护的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全方位构建程序规则，以实现公益诉讼的前瞻性价值。     

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下的环境治理机制

面对现代环境问题,我国环境治理需要以法治国家和风险社会理念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法治国家要求立法、行政与司法的长期稳定、系统有效运作,而风险管理需要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基础,对风险有及时认知和科学评估,两方面都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支撑。现代环境行政法首先强化了直接行政监管,不断加强对私权干涉的程度,而且扩展了现代环境规划制度,还创新了环境影响评估制度,同时针对现代环境问题的源头:经济上的外部性,针对性采取多种经济手段。此外在风险沟通和信息公开以及加强程序性权利上,公众参与制度进一步得到细化。这些环境治理行政手段既继承了国家传统行政机制,又都基于法治国家与风险管理理念予以补充,以更有效地、针对性地实现现代环境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