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框架与重点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促进流域水生态环境资源资产增值、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的长效政策手段。在借鉴全国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长江经济带实施生态优先战略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了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建议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重点处理好八大关系,本文可为长江流域可持续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我国流域省际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初探-以九洲江和汀江-韩江流域为例

横向生态补偿作为生态补偿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补偿方式上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更加灵活和有效。在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方面,2016年3月广东分别与广西、福建签订了关于九洲江、汀江-韩江的流域上下游横向生态补偿协议,首次构建了跨省水环境保护的合作机制。本文通过分析广东省与邻省(区)的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案例,重点探讨粤桂和粤闽开展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形式、特点、绩效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存在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基础薄弱,补偿资金的设定缺乏定量的科学依据,政策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提出因地制宜地创设多种补偿模式,科学制定流域横向生态补偿的量化标准,鼓励采用多元化的补偿方式等建议。     

长江流域水生态保护利益补偿的法律调控

当前长江流域水生态补偿实践主要以水质、水量和水能三类可量化的流域生态资源开发利用的形态出现,是"流域生态效益补偿"模式,其目标利益是流域整体生态保护效益,通过政策或区域政府间的协议、以财政转移支付为手段完成政府、行政区域单元之间的利益传送,其实质是一种行政治理措施、是基于权力的利益矫正,并没有将该补偿资金精确对应到真正的利益供应主体或受害主体,也就没有完成利益归宿的最终分配。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利益补偿应当在效益补偿的基础上发展"生态保护产权利益补偿"模式,使生态保护利益从生态效益的结果行为端向原因行为端传递;产权主体特定性的识别,产权利益行为(增益或损益)与流域生态效益的连接,以及涉水产权法定即利益法定是构建长江流域产权利益补偿的法律要素。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分析了流域生态补偿的概念和实施流域生态补偿应遵循的六大原则,从界定流域生态补偿主客体、甄选流域生态补偿的功能载体和确定补偿标准三方面详细阐述了如何实施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并分析了该领域在我国现阶段的研究特点,明确提出今后的主要研究方向:流域生态补偿的量化研究、探寻流域生态补偿的法律依据和构建流域生态补偿管理体系。     

大伙房水库上游地区生态补偿标准研究

相对于自然生态保护其他方面,江河断流、湖泊湿地萎缩、水源涵养功能退化、水土流失加剧等流域污染问题,水资源保护存在的“上游投入、下游得利”不合理现象,不断加剧水资源质量的衰减和水体环境的恶化。本文以维持流域生态系统平衡及生态服务功能,调整流域相关利益方生态及其经济利益分配关系为依据,根据流域面临的生态保护、污染治理和水资源合理利用等问题特点,以大伙房水库上游地区为例,构建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和机会成本理论为基础的生态补偿标准估算模型,对流域生态补偿资金进行分配,探索建立不同类型、各有侧重、因地制宜的生态补偿标准,在试点和实践中调整完善,为国家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提供模式和经验。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评价研究

本文基于流域生态补偿的经济学原理,以成本效益分析(CBA)为基本框架,通过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对黄山市实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效比E1以及外部效应内部化程度指数E2进行计算,进而科学合理地衡量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2010—2013年,黄山市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工作中的成本总计189.06亿元,黄山市环境效益增加33.52亿元,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工作成效比E1为0.24,外部效应内部化程度指数E2为0.81,说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黄山市环境效益预测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补偿的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明显。由此提出建议,现阶段黄山市应继续以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为重心,同时注重流域生态补偿工作的落实。     

构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促进青海可持续发展

青海是向社会提供大量生态服务的地区以及生态脆弱和环境敏感地区，也是贫困地区，实施生态立省战略，促进可持续发展，构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尤为重要。文章提出了构建横向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     

云南省洱海流域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围绕洱海流域种植业产业结构调整、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问题,依托项目示范对农业生态补偿机制进行研究。以大理州政府为补偿主体,示范区内农户为补偿对象,结合资金补贴、技物补偿、智力扶持等补偿途径,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发酵床生态养猪、稻田养鱼、牛粪秸秆混种双孢菇等典型农业生态补偿模式研究,提出了1套农业生态补偿办法。针对补贴力度不足、补贴涵盖领域窄、缺少科学评估方法等问题,分别从政策立法、项目实施、理论研究、试点示范4个层面提出逐步构建洱海流域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议。     

基于成本分析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研究

建立和实施西部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强西部生态建设和强化西部生态功能专业化服务的必由之路。生态系统服务补偿理论和自然资本理论为我们分析西部生态补偿提供了新的分析范式，西部生态补偿包括国家补偿、区域和流域补偿、自力补偿三个层次。其内部的成本关系包括生态服务利用成本关系、跨区域资源调配成本关系、生态工程实施成本关系、内部补偿成本关系等，基于成本分析基础上的三层次补偿关系协同发展是完善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     

中国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进展与思考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协调流域保护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12年全国首个跨省界流域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已有10个跨省界流域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但是在机制建立和实践过程中还存在概念泛化、动能不足、效益不明显以及方法指导少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优先考虑在水源地上游,探索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加快形成一套技术方法体系等建议,以期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推进和完善提供参考。     

环境负效应的生态补偿模式

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人类的一些行为对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寻求有效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生态补偿制度，减少或缓解环境的负效应是体现社会公平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资源、环境与生态经济学的理论指导下，构建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全方位生态补偿机制，制定中国生态补偿机制的财政对策，完善生态补偿的生态税费制度，建立中国生态补偿政策评估体系，是实施环境管理新模式的必然要求。     

生态正外部性内部化的实现途径与机制创新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全社会的深化，迫切需要解决生态服务的区域外部性问题。正外部性内部化是实现生态服务价值的重要手段，主要包括政府购买、协议补偿、生态商品、创建市场等方式。生态正外部性的价值可以通过生态要素的直接市场、包含于生态商品的间接价值以及基于成本—收益的生态补偿标准来确定，而现有的协议补偿标准多基于上游地区的保护成本，应将发展的机会成本作为参考依据。最后，从机制上将收益内部化转变为主体内部化，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保护与收益主体分离带来的一系列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冲突问题。     

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文章梳理了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现状及问题,认为建立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饮用水水源保护存在问题的长效机制.文章在总结各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相关实践的基础上,构建了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整体框架,对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总体目标、基本原则、权利义务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补偿实施及考核机制进行了整体设计.     

生态城市四元主体模型的构建

生态城市作为人类的理想居住地，其构建和发展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明确一个生态城市系统的构成主体及各构成主体在生态城市的构建和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对研究生态城市至关重要。通过对生态城市构成主体及发展阶段的分析研究，提出由非政府组织、政府、企业、城市居民四方面主体构建生态城市的四元主体模型设想；通过分析各主体参与构建模型的必要性和作用，阐述了在生态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四元主体模型的演变过程。     

生态保护背景下长江航道管理体制探析

生态保护优先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根本遵循,为明确长江航道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方向,通过总结梳理航道管理体制现状,发现强调航道经济价值的法律体系缺乏流域综合性,长江流域管理机制内部各机构权责交叉、主次不明,航道建设、养护活动中生态环境责任较难落实。为此,应尽快制定《长江航道保护法》,明确长江航道管理在流域协调机制中的地位和关系,完善生态航道建设和生态补偿等制度,使长江航道成为长江流域发展的坚实支撑。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效率研究

在水环境保护长期受到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开展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是我国保护流域水环境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多为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补偿资金全部来源于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可以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其最大效用。为明确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中的财政支出效率,本文以我国首个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为案例对象,构建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模型,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选取试点在2012—2017年的生态补偿财政支出进行效率测算与效率评价,结果显示,财政支出纯技术效率6年均值处在0.9以上的高水平,总体表现较好,但仍有改进空间;规模效率值较低是造成财政支出效率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生态补偿财政资金的配置规模急需完善。建议提高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有针对性地实施生态补偿项目,建立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流域治理体系。     

畜牧业清洁生产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及补偿模式研究——以山东省规模养猪场为例

本文运用市场价值法、有效成本法、避免成本法,以山东省为例对规模养猪场清洁生产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探讨了清洁生产生态服务价值的补偿模式。结果表明:山东省规模养猪场清洁生产生态服务总价值为140.804亿元,其价值构成为绿色产品供给价值(84.22%)>气体调节价值(10.66%)>资源化利用价值(2.23%)>水质保护价值(1.96%)>土壤保护价值(0.92%)>水源节约价值(0.01%),说明清洁生产带来的尚未被养殖主体、政府和公众重视的生态服务价值巨大,同时也说明清洁生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为实现清洁生产生态服务价值,构建了政府补偿、市场化补偿和社会补偿协同作用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模式,其中政府补偿模式以资金补偿、政策补偿、技术补偿和智力补偿为主,市场化补偿模式主要表现为排污权交易和生态标记,社会补偿模式以自力补偿为主、相关企业参与为辅。     

云南大理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生态补偿实践

洱海是大理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母亲湖＂,保护洱海是全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保护洱海就是保护大理发展的根基。＂治湖先治污,治污先治源＂。近年来大理州委、州政府及流域各级农业部门高度重视洱海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及生态补偿工作,总结、提炼了一些成功的生态补偿经验和做法,特别是在种养结构调整、测土配方施肥、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稻田养殖生态鱼等方面实施了大量的以项目形式的生态补偿实践,同时在生态补偿的理论、政策、措施,补偿对象、补偿方式、补偿资金等方面作了初步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初步实现了＂控源、减排、循环、利用＂的目标。本文通过总结大理州近年来以项目形式实施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体制的经验,旨在为保护高原湖泊实施农业生态补偿提供科技支撑。     

中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律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水资源不足和水质污染引起的水危机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制约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平衡环境、社会和经济多元利益,寻求先进的法律机制来调节平衡、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开展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上下游之间等相关方利益公平的关键所在。但由于我国缺乏生态补偿立法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目前仍面临许多问题：我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进展缓慢、法律制度滞后、部分法律法规彼此之间矛盾和相互冲突、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缺位、立法模式不适合当今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等。本文通过对我国有关涉水法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一些有关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对策,以期对中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推进和进一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所帮助。     

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的障碍因素、国际经验及体系建构

补偿资金“从何而来”已成为制约流域生态补偿可持续运行的突出问题。“搭便车”诱惑、生态要素产权界定不清以及生态补偿项目本身的局限性阻碍了多元融资,致使流域生态补偿面临内生性资金供应不足与外部性资金支持增长受限的“资金筹措难题”。本文运用案例分析法与归纳法,总结国外生态补偿融资以及补偿资金使用的经验,以此凝练出有益启示。基于中国本土国情,构建起内生性资金供应与外部性资金支持“协同发力”的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体系已成为必然。通过优化流域生态补偿多元融资的市场化运作环境,明确界定流域生态资源的产权归属,维护多元融资主体的利益诉求,搭建流域生态补偿项目的内生性资金供应链与丰富获取外部性资金支持的融资方式,完善资金使用评估与信用体系建设等具体内容与手段,提供流域生态保护可持续的资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