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域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研究——以黄山市新安江为例

为全面认识新安江水资源价值,本文对河流生态系统的各项服务功能开展了定量评价。本文按照联合国千年评估对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供给、调节、文化与支持4项服务),结合新安江流域水生态系统的特征和结构,建立了15项评估指标体系。以2013年为基准年,对新安江水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生态经济价值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新安江水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73.72亿元,其中,提供产品功能价值9.58亿元、调节功能价值11.77亿元、支持功能价值24.13亿元、文化服务功能价值28.24亿元,分别占总价值的13.0%、16.0%、32.7%、38.3%。新安江单位面积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0.41亿元/km~2,高于黄山市单位面积GDP产值0.28亿元/km~2。研究认为,新安江流域水生态系统对支持和保护当地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研究结果以期为新安江水资源有效管理和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及水环境补偿提供生态学依据。     

首轮告捷 新安江第二轮生态补偿试点全面启动

2011年11月,我国在新安江流域开展了首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2012年至2014年,每年设置5亿元的补偿基金(中央财政补助3亿元、两省各出资1亿元),皖、浙两省以跨界断面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4项指标为考核依据,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浙江拨付给安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给浙江1亿元。首轮的三年试点期间,新安江水质保持为优,浙江千岛湖营养化问题得到改善。2016年底,皖、浙两省签订了第二轮生态补偿协议。     

中国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进展与思考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协调流域保护和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12年全国首个跨省界流域新安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实施以来,截至目前已有10个跨省界流域建立了生态补偿机制,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但是在机制建立和实践过程中还存在概念泛化、动能不足、效益不明显以及方法指导少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优先考虑在水源地上游,探索市场化、多元化的补偿方式,加快形成一套技术方法体系等建议,以期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的推进和完善提供参考。     

加快绩溪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 打造安徽最美乡村——绩溪县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新安江流域是安徽生态环境的重要保护区,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战略水源地。安徽省十二届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加强重点区域、流域污染防治,推进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新安江流域综合治理已成为安徽"生态强省"建设的"头号工程"。绩溪县是新安江水源地,境内     

生态补偿,何时不再尴尬？

在多年的商谈之下,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终于法槌定音,在生态补偿的跨省试点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开启了跨省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的新模式。但是,对于新安江流域和全国性的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来说,这其实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黄山市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质量评价与管理措施

新安江是我国江南跨省级行政区的一条重要河流，其水质和水量对下游浙江省的生态安全和资源支持具有重要作用。针对安徽省黄山市境内新安江流域内存在的主要水环境问题，采用尼梅罗水质指数和超标加权法对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质量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新安江流域水环境质量整体较好，达到Ⅱ、Ⅲ类标准，大部分河段均能满足地表水环境功能要求；下游河段水质略差，但符合地表水Ⅲ类标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安江流域水环境管理措施。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效率研究

在水环境保护长期受到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开展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是我国保护流域水环境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多为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补偿资金全部来源于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可以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其最大效用。为明确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中的财政支出效率,本文以我国首个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为案例对象,构建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模型,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选取试点在2012—2017年的生态补偿财政支出进行效率测算与效率评价,结果显示,财政支出纯技术效率6年均值处在0.9以上的高水平,总体表现较好,但仍有改进空间;规模效率值较低是造成财政支出效率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生态补偿财政资金的配置规模急需完善。建议提高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有针对性地实施生态补偿项目,建立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流域治理体系。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迟来的盛宴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终于,我们迎来了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正式启动的元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是我国第一个跨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根据奖优罚劣的渐进式补偿机制,由环保部每年负责组织皖浙两省对跨界水质开展监测,明确以两省省界断面全年稳定达到考核的标准水质为基本标准。安徽提供水质优于基本标准的,由浙江对安徽给予补偿;劣于基本标准的,由安徽对浙江给予补偿;达到基本标准的,双方都不补偿。同时,明确补偿基金专项用于新安江流域水环境保护和水污染治理。抚昔追今,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破冰成行。从此,这条河流不但流淌着文化,滋润着流域两岸,作为试验田,同时她还寄托了人们更多的希冀。     

探访新安江水质联合监测

<正>新安江生态补偿试点工作中,涉及项目多达几十个,最终的检验关口就是新安江水质断面联合监测。生态补偿的最终依据来自于水质联合监测数据,凸显出这项工作的重要性。2017年4月6日,记者登上新安江水质联合监测船,近距离观察了此次联合监测工作。据了解,新安江水质联合监测点位于街口断面,由黄山市环境监测站与淳安县环境监测站具体实施联合监测工作,监测涉及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4项指标。     

云南大理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和生态补偿实践

洱海是大理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母亲湖＂,保护洱海是全州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保护洱海就是保护大理发展的根基。＂治湖先治污,治污先治源＂。近年来大理州委、州政府及流域各级农业部门高度重视洱海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及生态补偿工作,总结、提炼了一些成功的生态补偿经验和做法,特别是在种养结构调整、测土配方施肥、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稻田养殖生态鱼等方面实施了大量的以项目形式的生态补偿实践,同时在生态补偿的理论、政策、措施,补偿对象、补偿方式、补偿资金等方面作了初步探索,取得了明显成效,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初步实现了＂控源、减排、循环、利用＂的目标。本文通过总结大理州近年来以项目形式实施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体制的经验,旨在为保护高原湖泊实施农业生态补偿提供科技支撑。     

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框架与重点

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问题、促进流域水生态环境资源资产增值、实施流域综合治理的长效政策手段。在借鉴全国跨界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建立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长江经济带实施生态优先战略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提出了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框架,建议长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建设重点处理好八大关系,本文可为长江流域可持续管理提供技术支撑。     

基于生态元核算的长江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及实施方案研究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目前主要采取由中央政府主导的环境规制和专项整治模式，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转移支付。这些措施见效快、力度强，但监管成本高昂，激励机制不足，并且有可能扩大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收入差距。现有的少数横向生态补偿协议存在适用范围有限、补偿依据单一以及微观主体难以参与等问题。本文试图构建适用于更大空间尺度且涵盖多种生态服务的综合横向生态补偿模式，以建立各地区公平分担保护成本的长效机制。首先，利用生态元的核算方法构建长江流域各类生态资源的本底数据库，测算各省（区、市）生态元总量和单位面积生态元的变化情况。其次，从概念、参与主体、补偿模式和实施效果等方面探讨了创建流域生态元缓解银行的构思及其实施机制。本文认为，流域生态无缓解银行方案有助于构建适用于长江流域的市场化生态补偿机制。     

协同引擎、外部环境与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研究——以山东省大汶河流域为例

联合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实施协同行为，提升多元异质性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对优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效能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回归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剖析协同引擎、外部环境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①协同引擎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②协同意愿在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协同引擎可通过强化协同意愿间接驱动协同行为；③外部环境正向调节协同意愿向协同行为的转化，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的调节作用均通过显著性检验；④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高水平的政府规制及社会规范影响下，协同意愿在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到增强，但在低水平的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影响下，协同意愿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中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律问题与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水资源不足和水质污染引起的水危机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制约因素。在这种背景下,为了平衡环境、社会和经济多元利益,寻求先进的法律机制来调节平衡、保护流域生态环境、促进流域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一种共识。开展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是实现流域上下游之间等相关方利益公平的关键所在。但由于我国缺乏生态补偿立法和相应的制度安排,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目前仍面临许多问题：我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进展缓慢、法律制度滞后、部分法律法规彼此之间矛盾和相互冲突、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缺位、立法模式不适合当今流域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等。本文通过对我国有关涉水法律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一些有关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的对策,以期对中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的推进和进一步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有所帮助。     

近20年我国生态补偿研究进展与实践模式

本研究通过对20年来我国生态补偿相关文献的发文数量、重要文献等进行统计,采用文献检索和文献计量等方法,分析我国在生态补偿研究区域、研究领域、关键环节等方面的研究趋势,并基于政策变迁视角,从政策的制定思路、政策文本形式以及政策执行主体等维度来探究我国生态补偿20年政策发展历程,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补偿模式的形成过程。结果显示,热点领域和热点区域研究直接受政策导向影响,区域重大战略催生区域生态补偿研究呈井喷式增长,生态补偿政策实践力度大、范围广、领域多,制度设计从分散体现走向精准聚焦,补偿领域从单点起步走向全面布局,补偿模式由自上而下走向多元参与。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入新征程,展望生态补偿未来改革和创新路径,建议围绕“全面”“综合”“多元”“民生”等核心关键词,探索基于多学科交叉的创新性研究,将生态补偿的研究进一步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等相结合,以法制化、多元化、市场化和信息化为核心,推动生态补偿向更加立体、更加纵深和更加系统的方向发展。     

生态环境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与实证研究

深入揭示生态环境与居民幸福感的内在关系对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基于幸福感产生机制对生态环境影响居民幸福感的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利用2013-2014年我国居民大样本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水、大气,绿化三个关键生态环境要素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认为,生态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受制于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水平及居民对环境价值的认知与重视程度;尽管研究期居民对生态环境质量满意度不高,但生态环境对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并没造成显著影响;比较而言,水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小于空气环境,而空气环境的影响又小于绿化环境。为提升我国居民生态幸福感并激励居民亲环境行为,应通过科普教育切实提高居民对环境及其价值的认知度,努力营建人地和谐的文化氛围;应在普遍提高居民收入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引导和促进居民向环境审美消费需求的升级;当前应重视生态补偿等经济手段的运用,通过影响居民经济利益激发居民环保行为;应优先解决居民直观感知明显且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重点方向和任务研究

立足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现实形势和发展趋势,本文判断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将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期,但继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边际成本会上升。此外,"十四五"时期也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次要矛盾转化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分异并存期。基于此,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和实施"两步走"战略的总体部署,进一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文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线和原则,以及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重大工程,以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