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行为能增进幸福感吗？一个基于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的研究

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是两个重要且相关的研究领域，目前学术界对两者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机制还缺乏一致认识。本研究以自我决定理论为基础，在国家森林公园情境下，构建以基本心理需要满足为中介、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为调节的理论框架，探讨游客的可持续行为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以上海佘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作为案例地，对在公园内游玩的游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可持续行为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者幸福感；(2)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关系需要在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产生部分中介作用；(3)游客对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价值感知的审美价值感知越高，可持续行为和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据此，亟需提升游客对于实施可持续行为重要性的认识，并增强生态系统文化服务供给的多样性，以达到增强人类福祉的目的。     

国家“十四五”环境经济政策改革路线图

"十三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对建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长效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时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环境经济政策改革与创新以适应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本文研究提出了我国"十四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改革思路、框架与重点,认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环境经济政策改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考虑政策改革创新面临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建立"两山"转化和环境质量达标的长效激励机制,突出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激励、突出经济过程全链条调控,突出政策手段的系统优化与协同增效,突出政策执行能力保障。继续推进生态环境财政制度改革,深化绿色价格税费机制创新,推进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权益交易机制,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并同步推进完善生态环境价值核算、环境信息公开和信用体系、资源环境名录、政策绩效评估等政策实施配套能力建设,构建全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推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空气质量与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5)微观调查的经验证据

通过匹配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横截面数据和地区空气质量数据,采用有序Probit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空气质量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使用不同的空气质量指标和有序Logit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以及使用断点回归设计克服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均得到一致的研究结论。分样本的回归表明,空气污染对城市居民、高收入居民和男性的负向影响更大。此外,空气污染主要通过降低健康水平来影响居民幸福感,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减缓空气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因此,适当的环境规制不仅可以改善空气质量,还有助于增进居民幸福感,实现社会的帕累托最优。     

住宅小区绿化在城市绿化中的作用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迅猛发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保护健康的自然生态环境,提高城市绿化水平,成为现代化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城市绿化水平的高低己成为现代化城市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住宅小区绿化是城市绿化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住宅小区的绿化水平集中体现了一个城市的精神文明程度和生活水平.并对整个城市生态环境和现代化建设...     

汶川灾区居民环境意识现状与提升对策研究——以龙门山镇为例

以彭州市龙门山镇为例,实地调查、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从知识、态度和行为三个角度对灾后公众环境意识状况进行研究。当地居民环境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对环境问题关注度较高,环境态度较好;环境行为差异较大。职业、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对环境意识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知识方面而对环保态度和环保行为影响不大。旅游业受地震破坏严重,灾后物资紧缺,环境教育应结合实际,针对学生、村民、公务员等不同人群分别采取对应措施。     

基于“意愿—行为”缺口修复视角的低碳消费促进策略

通过368份调查数据,在分析城市居民低碳消费意愿与行为现状的基础上,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城市居民低碳消费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低碳消费行为与低碳消费意愿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缺口;低碳消费意愿受从众心理和生态价值感知的正向影响,却受到年龄的反向影响;低碳消费行为受从众心理的正向影响,却受到年龄和月均收入的反向影响。因此,应着力对低碳消费意愿与行为之间的缺口进行修复;适时打造低碳消费示范区、示范人群,充分发挥低碳消费示范性的辐射作用;加强宣传低碳消费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着力改变年龄较大城市居民对低碳消费的认知与需求;努力生产更多的低碳型产品,以满足城市居民的购买需求。     

塔里木河流域居民生态补偿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的差异性比较

依据环境经济学理论,对塔里木河流域12个典型样本区2400名居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1居民的支付意愿和受偿意愿分别为83.76%和75.36%,WTP值和WTA值分别为365.3元/年和2886.86元/年,上、中、下游居民WTA/WTP值分别为7.70、6.41、9.45,而兵团和地方居民的比值分别为5.1和11.71。2收入、受教育程度、居住年限是造成WTA/WTP值差异的主要因素,但下游居民收入与支付意愿无显著关联,仅影响支付方式;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居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方式。3体制机制、民族风俗差异、惩罚效应和损失、厌恶心理是导致兵团与地方居民和上、中、下游居民WTA/WTP存在差异的重要因素。     

无锡市生态足迹的系统动力学仿真研究

以生态足迹衡量居民对生态资源的需求，构建了包含社会经济、环境、人口、资源子系统的无锡市生态足迹系统动力学模型，分析了各因素对生态足迹系统的驱动作用和相互关系。基于模型预测了无锡市“十二五”期间的生态足迹数值，显示未来5年无锡市的生态足迹将继续呈现递增趋势，反映出居民对生态资源需求和对环境潜在压力不断增大。因此，市政府需重视居民的生态需要，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持续推进生态城市建设工作。     

自然保护区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探讨——以医巫闾山自然保护区为例

在背景调研、生态环境评价及生态功能区划研究的基础上,应用生态发生学、生态结构学理论与方法系统剖析了自然保护区的结构与服务功能;在深入理解生态安全内涵的条件下研究了指标体系框架,并以医巫闾山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为例探析了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基于能值分析的山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以吉林省抚松县为例

选取吉林省抚松县为研究区域，采用能值分析方法，从生态安全、经济发展、社会接受方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吉林省抚松县生态经济系统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价。研究结果表明：①2005--2009年抚松县生态经济系统能值投入量和能值产出量均呈增加态势，能值投入以本地资源为主，工业产值迅速增加（以林产品为主），而农产品产值持续减少。②抚松县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全省范围内均属于较低水平，工业发展效率很低，居民生活质量不高。③生态环境压力逐年增大，主要原因是自然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但是与其他发达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相比，抚松县在生态环境承载力方面仍具有相对优势。据此，提出了通过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绿色食品、林产品的深加工等增强系统开放性，深入挖掘优势资源的高价值形态，以达到山区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女性参与：实践形式与组织机制

如何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性，激发人居环境整治中的群众参与是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重要议题。村庄调研发现，在当前国家资源向村庄密集输入的情况下，自上而下的单一环境供给方式既浪费资源，又难以满足居民诉求。动员村庄女性群体组织化参与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自下而上的群众动员和需求整合的有效方式。一方面，女性群体因其身份在村、关系在村，市场参与不足，成为村庄环境整治的潜在力量，与环境治理事务具有耦合性。另一方面，组织化参与为女性社会性身份的展演提供长效机制，利益吸纳成为激发女性参与的直接诱因。女性群体参与人居整治实践机制反映的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村环境治理需要抓住核心力量，对积极分子进行识别、激活和组织。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保护重点方向和任务研究

立足于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现实形势和发展趋势,本文判断在"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将走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峰值期,但继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的边际成本会上升。此外,"十四五"时期也将是生态环境保护的主次要矛盾转化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阶段性和区域性分异并存期。基于此,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和实施"两步走"战略的总体部署,进一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文提出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主线和原则,以及加快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路径和重大工程,以期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时代。     

碳中和愿景下电力部门低碳转型路径研究

碳中和愿景一方面加速了全社会电气化发展,致使电力需求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对尽早实现零碳电力提出要求,电力部门低碳转型进程更加紧迫而复杂。本文首先定性分析碳中和背景下电力部门的总体转型思路和技术不确定性影响,其次采用电力部门与终端部门耦合的C~3IAM/NET模型对电力需求进行预测,同时根据关键低碳技术发展的保守预期和积极预期设计多种情景,以开展电力低碳转型路径优化和成本效益研究。结果显示,发电碳排放量峰值可能出现在40亿～42亿吨,在2049—2060年有望实现零碳电力,电力部门低碳转型速度和效果因技术不确定性而存在明显差异。2021—2060年电力低碳转型累计投入为171万亿～180万亿元,CCS技术累计减排贡献超过250亿吨,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需达到68%以上,风电和光电将成为主要电力。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评价研究

本文基于流域生态补偿的经济学原理,以成本效益分析(CBA)为基本框架,通过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的成本和效益进行定性定量的分析,对黄山市实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成效比E1以及外部效应内部化程度指数E2进行计算,进而科学合理地衡量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2010—2013年,黄山市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工作中的成本总计189.06亿元,黄山市环境效益增加33.52亿元,黄山市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工作成效比E1为0.24,外部效应内部化程度指数E2为0.81,说明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起到了一定的效果,黄山市环境效益预测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补偿的效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明显。由此提出建议,现阶段黄山市应继续以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为重心,同时注重流域生态补偿工作的落实。     

禾木景区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实证研究

旅游目的地居民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对当地发展旅游业的感知和态度直接影响着当地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及旅游业的健康发展.运用社会交互理论和道科西旅游发展阶段理论,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方法,从四个维度研究了禾木景区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结果表明,当地居民对旅游经济的影响大都持乐观的支持态度,旅游发展使居民的生计方式、收入水平明显改善;对生活环境的影响较大,对生态环境和环保意识的影响较小;对居民的传统文化影响较弱,居民与游客的双向交流很少,旅游业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因此,当地居民的旅游感知目前还停留在经济层面,缺少对传统文化、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等感知的关注.     

城市垃圾分类与居民地方认同研究

垃圾无害化处理是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它不仅关系城市居民生存环境的健康程度，更直接影响公众对政府环境治理政策和治理效果的认知与评价。本文运用环境心理学理论，对折射出居民环境认知、个人偏好、预期目标和情感联系的地方认同进行问卷调查，发现社区居民对城市垃圾治理成效的评价及其对政府垃圾治理能力的评价与其地方认同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居民对政府关于垃圾治理法律法规的认同也能增强其地方认同感。本文建议，未来关于地方认同的研究需要聚焦于城市环境治理政策的传播效果，总结和归纳城市居民对环境治理成效的归因模式与其地方认同之间的交叉关系。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战略实施框架

本研究认为推进实施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与沿线各国深化经济合作,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规避环境风险,促进顺利实现"五通"的根本要求。同时,我国实施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还面临着对外投资的环境管控制度不健全,"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管理基础弱,以及沿线各国和地区发展阶段及环保诉求不同,区域合作平台与机制不完善等内外因素带来的挑战。本文结合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国内形势研判,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战略框架,建议加快推进四项重点工作,包括强化绿色发展规划顶层设计,健全风险规制机制,构建对外投资行为调控机制,形成有效的"共通"保障机制。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生态环境保护的历史变革——从“三废”治理走向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改革开放的40年也是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不断改革和飞跃的40年。自1972年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起,围绕着解决不同发展阶段突出环境问题的需要,每10年左右实现一次环境管理体制改革"大跨跃",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体系与模式。坚持在发展中解决环境问题,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逐步构建了符合不同发展阶段特征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包括完备的生态环境规划政策体系、完善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瞄准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目标,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坚持绿色发展,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生态环境管理体系新格局,共建清洁美丽世界。     

论政府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承担

政府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政府对环境质量负责的实质是政府作为公共环境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对维护公共环境利益所负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根据政府的环境安全保障义务,政府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应以过错推定为归责原则,责任构成的核心是政府负有其职责范围内特定的环境安全保障义务,因未尽环境安全保障义务间接引发生态环境损害。由于政府未尽环境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并非直接也并不必然导致生态环境损害,所以政府一般仅根据自身行为的可责性及其程度对生态环境损害承担补充性的赔偿责任,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政府不负有特定环境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况下政府不承担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