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中国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陷入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的“泥淖”困境。通过测算2011—2020年中国十九大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度，运用莫兰指数、热点分析、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影响耦合协调度的驱动力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较低，数字经济滞后的城市群数量相对较多，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滞后较为普遍。(2)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空间异质性，表现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但区域差距逐年缩小。影响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按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数字驱动力、创新驱动力、政策调控力、经济支撑力、资源调动力。(3)各城市群TD系统耦合协调度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关系，形成了以热点区为核心向外围辐射的特征，各城市群之间存在空间近邻效应。据此，围绕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城市群内外协调发展等方面提出促进城市群数字经济与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基于中国19个城市群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研判中国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空间演化特征，深究其内在影响因素，通过构建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19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各城市群2010—2019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熵权-TOPSIS法、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等方法，深入研究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城市群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较强相互支撑作用，但科技创新发展的滞后，制约了科技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支撑作用的进一步提高。(2)各城市群间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差异显著，时序上发展较为平稳。(3)政策扶持、经济延续力、技术进步、教育水平和政府科技投资为影响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     

黄河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

正确认识和恰当处理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实现区域生态保护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回归分析方法,评价2007—2017年我国黄河流域9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7—2017年,黄河流域旅游经济和生态环境两大系统的评价值均呈增长趋势,旅游经济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生态环境。②2007—2017年,黄河流域各省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上升态势。③政府控制力、产业结构(第三产业占比)、人口规模和人民生活水平4个因素对本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业研发投入对本地区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北方农牧交错带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与环境恶化形势不断加剧。基于社会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选取16项指标构建了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层次分析—熵值组合赋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截取2001年、2006年、2011年三个时间断面,对北方农牧交错带26个地级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①北方农牧交错带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略有增加,但整体水平较低;②大部分低度协调类地区逐步向中度协调类地区转变,高度协调类地区数量增幅小,区域差异逐步缩小。     

区域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辽宁沿海经济带为例

构建区域旅游—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对辽宁沿海经济带2005-2011年三者耦合协调度演变进行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应用GM(1,1)模型预测短期内研究区三者协调发展趋势.结果显示,7年内辽宁沿海经济带整体耦合协调度呈波动上升态势,但是大连市和锦州市耦合协调度却不断下降;预测结果表明,未来三年内,除锦州市和大连市外,其他城市耦合协调度都明显好转,逐渐摆脱不协调态势,向协调发展过渡.     

淮河经济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分析

构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淮河经济带经济发展程度和生态环境水平。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并判断其协调发展状况。结果表明:2017年,淮河经济带经济发展系统得分总体低于生态环境系统得分;19个地市处于高度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普遍在0.56以上,良好协调类型占总数的68%。从空间分布来看,经济较发达的上、下游区域为高度耦合;同时其协调度也高于经济较落后区域。     

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及其空间驱动机制——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例

基于集聚“规模—能力—效益”与环境“压力—状态—响应”的研究框架，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2008—2019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继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了二者协调发展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2)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以及“H—H”集聚和“L—L”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3)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科技创新、工业要素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对本地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存在直接积极影响，而政府干预的直接推动作用有限；外商直接投资、工业要素禀赋结构、政府干预具有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则存在较强的空间负外部性。     

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下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遵循SES与AC理论，基于社会—生态耦合视角从生态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及两者耦合协调度三维度构建城市旅游系统韧性评价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与回归模型，对中国277个地级城市2002—2019年旅游系统韧性的时空动态演化规律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城市旅游系统韧性不断改善，但年度均值偏低(低于0.15),空间等级结构呈“金字塔型”,少数高值区呈点状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及成渝地区，多数低值区零散分布于中部、东北和西北地区。(2)社会与生态子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改善中起支撑作用，生态韧性起制约作用。(3)城市旅游系统韧性存在转移惰性和路径锁定特征，级别跃迁较困难且跃迁易受邻域溢出作用影响。(4)城市旅游系统韧性时空演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与生态环境因子间交互作用影响力最强，生态因素影响力最弱。     

四川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与分析研究

运用熵权TOPSIS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选取生态环境系统和经济系统的26项指标,对四川省21个市(州)2006~2015年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情况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四川省整体生态环境与经济耦合协调度较低,但总体上向着良性协调方向发展,个别市出现相对下滑趋势;整体耦合协调度在时间上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在空间上分布差异较大,耦合协调度较高的是成都、绵阳、攀枝花,较低的是雅安、巴中、达州、甘孜州、阿坝州,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西地区,耦合较低的区域主要分布在川东北、川中、川南地区,在空间上分布不均衡。通过分析四川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时空演变,认为生态滞后与经济滞后都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并据此提出四川省未来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中部地区省会城市房地产与城市经济系统耦合协调研究

为促进房地产与城市经济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借用耦合协调模型和GM(1,1)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省会城市房地产与城市经济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动态分析与预测。结果表明:(1)2005—2014年城市经济系统得分、增速均较高,城市经济系统发展领先。(2)从耦合关系来看,所有城市均处于颉颃阶段,即将进入磨合阶段。(3)从耦合协调关系来看,中部省会城市整体处于轻度失调发展,即将达到勉强协调,城市经济相对滞后。(4)根据协调度及值,将城市划分为轻度失调发展城市经济系统滞后、轻度失调发展房地产系统滞后、濒临失调发展城市经济滞后三类。(5)2020年中部地区省会城市将形成武汉优质协调,郑州良好协调,长沙、合肥中级协调,太原、南昌勉强协调的格局。     

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在阐述旅游经济、交通运输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对江西省2005—2014年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江西省旅游经济—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处于稳步提升趋势,但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数波动较大,呈现出“先降后升再降”的态势;近年来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耦合协调类别经历了由极度失调衰退—中度失调衰退—轻度失调衰退—濒临失调衰退—勉强耦合协调—初级耦合协调的转化历程,虽然耦合协调度所有改善,但协调等级处于较低水平。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结论与建议。     

青海省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促进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依据青海省实际,构建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协调发展度模型与R/S分析法,对1995~2012年青海省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价与预测。结果表明:(1)1995~2012年青海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呈上升趋势,经历了:严重-中度失调(1995~1999年)→勉强-中度协调(2000~2004年)→中度-良好协调(2005~2012年)三个阶段;(2)1995~2004年青海旅游经济发展滞后于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2005~2012年反之;(3)青海生态环境与旅游经济未来将保持良好的协调发展态势。     

资源环境约束下南京城市发展质量评价

为科学评估城市发展质量,本文界定了城市发展质量内涵,将资源环境纳入城市发展质量分析框架中,构建城市协调发展和绿色发展两套指标体系,定量评估2005—2015年南京城市发展质量。结果显示:在协调发展方面,南京城市发展协调度总体呈升高趋势,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关系经历了中度失调衰退(2005—2007)、低度耦合协调(2008—2013)和中度耦合协调(2014—2015)三个阶段,但与高度耦合协调发展阶段还有较大差距;在绿色发展方面,近5年南京绿色发展水平逐年升高,资源消耗和环境损害指标的改善程度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和生态效益指标,各辖区绿色发展水平空间差异显著。南京城市发展质量变化特征与城市发展方式、城市发展阶段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因素关系密切。     

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例

采用熵值法、综合水平指数和耦合协调度的方法对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在2007—201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2010—2014年呈小幅度的下降趋势,2014—2016年又再次呈现上升趋势。综合水平指数和协调发展程度基本呈正相关。2007—2014年协调发展度呈一种严重失调状态,2015年呈中度失调状态,2016年呈轻度失调状态,表明山东半岛城市群越来越重视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长沙市旅游-经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分析

长沙市作为旅游热门城市,近年来旅游产业蓬勃发展,经济发展迅速,而生态环境是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只有旅游产业、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三者协调发展,才能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利用长沙市2007—2018年的数据,构建3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分析了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发现三者的发展状况和耦合协调度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状态,近年来生态环境略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长沙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区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在构建数学模型的基础上,运用SPSS17.0等软件对安徽省旅游经济—生态环境系统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评价.结果表明,2000-2012年系统耦合度由0.7590上升到0.9657,耦合协调度由0.3743上升到0.8771,且系统发展经历了中度失调衰退类旅游经济损益型—勉强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中度协调发展类旅游经济滞后型—良好协调发展类生态环境滞后型的动态演化,可见系统相互影响带动作用增强,但生态环境的压力也在增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系统协调发展的相关建议.     

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研究广东省快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相互影响关系,本文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1995年、2005年、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以广东省为研究区,1995—2016年广东省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呈持续上升趋势,整体呈S型曲线,经历了严重失调—中度协调—优质协调和城镇化滞后—相对平衡—生态环境滞后的过程。②以21个地级市为研究区,1995—2016年各地级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持续提高,属优质和良好协调型的区域以珠海、深圳为核心逐步向外围扩展,表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③生态环保政策、土地开发强度是不同时期影响21个地级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共性因素。同时,2005年以前,产业结构及人口和GDP的快速增长是主要的影响因素;2005年以后,人口高度集聚、土地快速开发、科技和技术创新等因素则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特征及驱动因子

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有利于西南喀斯特地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基于西南喀斯特地区2005—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熵权-TOPSIS模型测度生态旅游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综合发展水平，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两者耦合协调关系，并借助地理探测器探测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综合发展水平类型演化存在差异，空间上存在省域发展不均衡性。(2)研究期内，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度实现从濒临失调衰退到基本协调融合再到初级协调发展的跨越，但整体上提升不明显，空间上呈现出“四周略高，中部较低”的格局特征。(3)影响生态旅游与生态文明建设耦合协调发展的驱动因子存在差异，其中科技驱动力和教育驱动力的影响最大。     

淮河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研究

采用改进的突变级数法,从水污染角度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对水环境的影响。构建流域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淮河流域整体及各省区域系统协调发展水平,采用耦合模型分析水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1)从淮河流域整体地域协调性看,"十二五"期间的协调水平比"十一五"时期上升,而流域南部(安徽省)的协调发展水平提升并不理想,地区协调性水平差异较小,重点提高流域南部经济实力,努力提高流域整体的协调发展水平。(2)从淮河流域内各省系统协调性看,水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状况越来越好,整体协调发展水平随时间呈"低水平—较低水平—较高水平—高水平"的发展趋势,表明系统综合协调发展状况在逐步改善。同时,淮河流域整体协调发展水平受经济系统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正处于升级阶段。(3)从淮河流域系统相互关系看,水环境和社会系统耦合保持在拮抗阶段,表明社会发展对水环境影响较大,而水环境和经济系统的耦合随时间由高水平逐渐衰退到磨合阶段,表明经济发展对水环境影响更大但作用力逐渐减小,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逐渐摆脱了对环境资源的依赖,两者实现强脱钩,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及互动效应研究——以西部民族地区为例

数字经济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经济增长的关键力量，也是西部民族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坚实基础。从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协调互动视角出发，基于2010—2019年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运用综合评价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面板Tobit模型等方法，考察西部民族地区各省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动态演进、互动效应以及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西部民族地区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综合发展水平呈上升态势，两者的耦合协调度逐年得到优化，相对发展类型趋势由数字经济滞后型向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滞后型转变；(2)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单向格兰杰原因，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较弱；(3)数字经济企业法人单位数、电信业务总量、旅游直接就业人数率是较为显著的障碍因子；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政府支持与交通发展水平是主要的外部影响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