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改革路线图

第三方治理是促进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的有效模式,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创新的重要内容。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内涵不清晰、理论架构未建立、关键问题待突破、政策路径不明确等问题,系统设计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改革路线图是当前迫切的现实需求。本文在对第三方治理内涵的解析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多中心公共经济论、市场经济利益最大化原理、规模经济及委托-代理理论的理论架构,综合分析第三方治理的理论依据及作用机制。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梳理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政策演进情况,并立足于我国环境公用设施建设和企业工业污染治理领域第三方治理的发展现状,剖析成效及问题,提出构建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环境监管体系、经济政策支持体系、市场价格体系和企业诚信评价体系的政策机制改革框架及实施路径。     

节能减排:打造绿色产能的关键

认真借鉴"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节能减排、打造绿色产能的经验,对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和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节能减排,提高绿色产能措施。我们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梳理:概括了我国"十二五"时期节能减排绿色发展的政策体系框架和采取的主要措施,提出影响绿色产能构筑的主要因素是体制机制问题。如,顶层统筹规划不够,政策缺乏协调和配套;目标责任和考核评价制度不完善,监管工作机制不健全,执法不严;以行政监管为主,经济激励机制不足;重末端治理,轻源头预防,尚未建立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等。     

我国垃圾分类管理法律制度的完善

我国每年产生的垃圾居世界前列,尽管出台了一系列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开展了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但成效甚微。我国城市垃圾分类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垃圾分类主体责任不明确、忽视末端分类治理、垃圾分类意识不强等。完善垃圾分类管理,应当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垃圾分类主体责任、构建垃圾分类处理完整链条、加强宣传教育等,以此进一步推行垃圾分类制度。     

风险预防背景下的外来物种入侵法律规制

随着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外来物种入侵成为威胁生物多样性、公众健康,甚至生态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我国目前在外来物种入侵相关立法方面存在立法理念滞后、调整范围欠充分、监管碎片化、法律制度缺失且责任追究机制单一等问题,无法有效回应高风险社会对外来物种入侵的防范。在国内外相关制度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我国防治外来物种入侵的相关法律法规应在《生物安全法》的指导下,确立整体生态安全理念,采取风险预防原则,健全外来物种风险评估、引种许可证、全过程跟踪监测、公众参与和法律责任制度,优化外来物种风险管理机制,促进生物安全治理体系进一步完善。     

新时期完善全链条环评管理制度的建议

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制度作为生态环境源头预防的重要手段，有力支撑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我国已建立了包括生态环境分区管控，项目环评、规划环评，以及区域发展战略（政策）评估的环评体系和排污许可管理制度体系，但是全链条环评管理在制度联动、衔接融合和管理闭环等方面仍存在薄弱环节。为进一步健全生态环境源头预防制度体系，须加快构建功能定位明确、责任边界清晰、衔接关系顺畅的全链条环评体系；建立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与环评管理、排污许可等制度之间“四联动、三融合、两闭环”的基本模式。建议进一步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顶层设计，推动重点领域科技攻关，深化政策创新试点，强化能力建设，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支撑保障。     

我国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监管体系主要问题及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环保工作起步晚、基础差、保障不足,主要表现为政策标准体系尚需完善、农业农村污染治理责任仍未充分落实、适应农村社会经济特点的环境监管机制亟待建立、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模式欠缺以及农村环境保护技术帮扶和宣传教育任重道远。针对这些问题,结合国内外实践经验,本文提出几点建议:一是要建立全面协调的农村生态环境管理政策体系;二是要夯实各级政府和部门的农村环保责任;三是要构建适应农村特点的环境监管体系;四是要探索便捷有效的农村环境治理模式;五是要完善农村环境教育和帮扶体系。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重大制度政策创新的思考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加快构建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增加制度供给,需从四个方面加快制度创新: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健全多元体系;二是强化行政管理,落实地方责任;三是发挥社会机制,引导社会参与;四是强化法制建设,筑牢创新基础。     

从棕地到绿色空间:研究现状与进展

棕地再利用和绿色空间供给是城市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探索为我国棕地利用提供了宝贵经验。对国际上棕地到绿色空间的转型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恢复、景观设计、效益研究、可持续性评价等方面。我国对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局限在技术层面的生态修复和景观设计方面。通过评述国外关于棕地再开发为绿色空间的研究进展,分析了目前我国研究的薄弱环节,总结未来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以期为我国棕地再利用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应对气候变化治理模式国别比较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各国共同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不同国家由于其自身发展阶段、治理水平等存在差异,气候治理模式也呈现不同特征。本文系统梳理了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和排放体的气候政策体系与机构设置情况,将其气候治理模式分为五类：政策引领型、法律缺失型、整体完备型、部分行业先行型和政策协调双缺失型,并从政治体制和党派态度、资源禀赋和强势部门、战略定位与气候叙事、公众态度与国际事件四个维度进行了影响因素的分析。建议我国未来可在加快推进气候立法、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形成中国特色治理方案、推动建立公平合理互利共赢国际治理体系、落实完善“1+N”政策体系等方面加强工作部署,提升应对气候变化治理水平,促进“双碳”目标尽早实现。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政策体系探讨——以浙江省为例

围绕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政策现状,深入地剖析了浙江省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过程中政策的不足,进而构建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政策体系基本框架,以法律、规划、考核、投入、运维及技术为政策主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政策措施,为深入开展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提供政策导向。     

生态环境重大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体系评价与对策

生态环境重大工程是实施国家中长期规划、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安排。本研究通过梳理我国重大生态环境工程项目管理现状,包括制度建设、工程标准体系建设、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等,结合“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和任务要求,分析当前我国在生态环境工程项目管理体系建设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构建出我国重大生态环境项目组织管理的框架和路线图,提出“十四五”加强和提升我国重大生态环境保护项目全过程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关于地方推进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实践进展的述评

为跟踪各地落实《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实践进展，本文通过比较各地发布的相关实施意见文本，结合实地调研座谈，总结典型案例，分析发现：①由于各地对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内涵的理解存在差异，关注的重点领域有所不同，部分地方突破了“七大体系”。②实践中，在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优化政府监管服务、规范市场化建设、协同推进区域共建共保、激活基层治理效能、增强科学精准治理能力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③《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中的“七大体系”推进程度不均衡，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三大主体的力量结构失衡状态改善不明显，主要体现为“三多三少”，即政府责任体系和监管体系建设多，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少；关注规范第三方环境服务、落实“放管服”多，运用市场调节机制的案例少；社会治理以宣传活动和网格员机制多，践行绿色生活的全民行动体系成果少。为此，本文提出，加快建立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评价体系，针对环境治理薄弱环节，协调推进“七大体系”建设等建议。     

论以环境保护为价值取向的政策演变

未来十年。“自上而下行政力与制度优势＋自下而上的民众需求与倒逼压力”,将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有力保障。为此,需要在生态文明视角下,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环境问题为目标,探索逆向战略环境评价新模式．推动环境政策超越传统的、部门性”环境保护”,将“是否有利于环境保护”作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或至少是公共政策核心价值的组成部分,实现环保从“末端”、“结点”治理转向“源头”、“各方面”和“全过程”控制。     

基于政府间府际关系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政策优化——以治理中小规模养殖场户畜禽粪污污染为例

本文从央地纵向关系、部门间横向关系、环保督察斜线关系等视角出发,探讨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政策背后的府际关系博弈逻辑和利益融合路径,实证探讨治理案例。结果表明,政府府际间存在利益博弈,但可以实现利益融合和治理有效。其中,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的排序差异、治理事务权与财权不匹配、地方考核指标偏向经济等因素造成央地间利益诉求差异,可从增加融资渠道、优化考核方式、扩大监管渠道和多元共治等方面促进利益融合;双重管理体制、全局和局部利益并存等因素造成同一层级的不同政府部门间存在利益诉求差异,但环保督察等“运动式”治理、约束性生态指标被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等措施有助于其组成政绩共荣体;结合案例实证检验,提出中央政府需要通过严格制度安排和多重监管督察治理动态、整合地方政策资源帮助政府各部门间形成政绩共荣体、疏堵并举精准施策构建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搭建“政府—市场—公众”多元共治治理格局等政策建议。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困境与完善路径

我国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与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治理”政策体系需在现有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上嵌入“降碳”政策目标,“降碳”和“减污”涉及的规范、资源和工具等制度性要素将在“协同增效”目标下重新协调整合。“减污降碳”在政策理念、政策工具、政策主体等层面均对传统污染防治政策系统存在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决策科学性不足、规制失灵、政策可持续性较差、政策僵化、市场主体投入不足等问题。故此,需加快完善“协同增效”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多元政策工具统筹协同、优化差异性政策的管理协同。     

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是实施绿色发展的抓手

绿色发展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现行的工艺导向型环境政策已不能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难以满足绿色发展需要。环境保护综合名录属于产品导向型环境政策领域,是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对产品实施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控制,它的鲜明特点是直接与环境保护经济政策挂钩,具有极大的生命力。因此,本文提出落实绿色发展,实践生态文明要以环境保护综合名录为抓手,并针对如何强化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政策,提出以下建议:进一步提升名录制定工作的科学性与规范性;完善名录运行机制;制定与发布环保综合名录手册,在以往名录工作机制重“双高”定性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双高”产品的污染节点、治理难点和监管重点,作为地方环保部门环保执法和政策制定的依据与参考;环境保护综合名录需要进一步实施推广与执法机制,使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政策直接转变成生产力,这是环境保护综合名录政策直接落实到转变发展方式上的落脚点;强化环境保护协同控制政策,做好编制综合名录工作。     

输水水质保障约束下的南四湖流域产业生态化发展研究

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指导下,从南四湖流域的自身特点与现状出发,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产业生态发展主要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南四湖流域自身特点,从管理机制、财政政策、价格税收、技术创新、投资取向、政绩考核等多角度出发,构建了南四湖流域的产业生态政策体系,并从实施目标责任考核、建立流域产业布局规划的协调制度、完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法律法规制度、增强生态产业的科技创新能力、建立流域的政府信息共享与公开机制、建立健全流域水环境执法机构六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保障措施。     

以制度保障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

正世界上,一些国家通过立法明确了生产商、进口商、销售商和消费者等利益相关方在固体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中的责任,收取回收处理费,建设回收物流系统,配套税收优惠,形成了较完善的回收再利用体系。目前我国固体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可执行性还不够强,覆盖面还不够广,群众环保意识较差,回收物流系统建设相对滞后。应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通过完善立法、制度建设和相应的税收政策,有效提升我国固体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水平。     

我国生态环境财税政策历史变迁及优化建议

本文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生态环境财税政策的历史变迁,以时间为主线,分析其在不同阶段的措施手段,对于制定完善生态环境财税政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生态环境财税政策大致经历了萌芽发展、探索发展、开拓发展和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从无到有,逐步演化,已形成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政策体系,但同时也存在着支出力度和支出效率不足、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不明确、税收政策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增加财政"211节能环保"科目支出规模、健全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基于绩效的资金分配机制等优化新时期生态环境财税政策的建议。     

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战略，已形成鲜明国际特色。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由自下而上机制相补充的多元共治现代公共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近年来显著加强，但在环境社会治理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薄弱环节，在政府执法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使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