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何以转向中西部?——基于系统耦合的视角

针对我国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向中西部资源富集地的转移问题,采取系统工程的原理,深度分析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的运营困境、优势要素和可行出路,以及中西部资源富集地的开发困境、优势要素和发展需求,探究双方优势要素耦合的可行性。研究表明:(1)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十分突出,解决的关键在于有效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2)中西部资源开发存在产业集中度较低、资源浪费较多、安全隐患较大、环境破坏较重等问题,必须从管理体制和调控政策上进行有效创新;(3)东部资源枯竭型企业与中西部资源富集地双方优势要素具有明显的耦合性,促进双方优势要素的耦合,是助力企业走出资源枯竭困境,加快中西部资源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行举措。     

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4—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其对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②相比于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③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大于或等于2.203这一门槛值时,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     

污染密集型企业区域迁移后的环境行为分析

在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和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共同推动下,大量污染密集型企业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中西部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改善成为问题的关键。本文以江西省G市H电源公司为案例,研究迁移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阶段特征,分析各利益相关者的相互作用以及企业响应,探讨促进企业环境行为改善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迁移企业的环境行为优化和环境绩效提高不是自发的,是各利益相关者多次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严格的环境规制和民众环保意识的提高是重要的推动因素;地方政府具有执行环境规制和追求经济增长的双重角色,使迁移企业环境行为的改善进程更加复杂,污染密集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思路。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探索中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路径,为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和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环境规制下产业结构变迁的跨区协同效应——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采用2004—2016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及我国东、中、西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产业结构变迁轨迹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环境规制强度过高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三大经济区自身与相邻地区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不同,东部地区呈"U"型关系,中西部则呈倒"U"型关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表现出协同效应,中部地区尤为突出。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多元化跨区域的环境政策,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资源环境承载力约束下产业转移区域布局研究——以印染产业为例

以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和产业转移为理论指导,从规划保障、经济需求、产业链发展条件、水资源保护、水环境保护五个方面构建印染产业布局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聚类分析法以河南省18个省辖市作为承接印染产业转移的备选城市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分析结果将备选地区分为4个类别,提出每类地区在资源和环境约束下承接印染产业转移的策略,以期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协调资源环境与区域空间布局关系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     

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能实现双赢吗?——基于两控区政策的实证研究

以2014—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两控区政策下本地与邻近环境规制强度对本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地及邻近环境规制与本地企业生产率均呈"U"型关系;两控区较严格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了该地区的企业生产率,非两控区则反之。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揭示了环境规制的生产率效应,为政府针对两控区、非两控区精确定制环境规制政策提供了科学参考。     

中央环保督察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了吗？——来自上市企业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中国环境治理领域的重大制度革新,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对未来中国深化环境治理体系和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参考意义。本文基于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工业企业的绿色专利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考察中央环保督察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显著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地方环境执法力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在非国有企业样本和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样本中显著。相较于数量,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对于绿色转型更为关键。在高环境规制水平地区,中央环保督察还带来了当地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显著提升。本文为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评估提供了基于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创新链视角的两阶段实证检验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会提高污染治理成本,挤占技术创新活动的资金,对技术创新产生"挤出效应"。而"波特假说"认为,长期内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对企业的科技创新活动起到刺激性推动作用,可弥补因规制而增加的额外成本,从而形成"创新补偿效应"。这个观点表明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可能存在非线性影响效应。另外,技术创新要经历研究开发阶段与成果转化阶段,即从资源投入到产生经济效益的过程。本文基于系统观和创新链视角,创新性地构建两阶段关联DEA模型测算技术创新活动的投入产出效率,并运用中国2011——2017年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回归检验,探讨环境规制强度对研究开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技术创新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同时将中国划分为东部、中西部两大区域分别考察,进一步揭示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异质性和阶段性特点,最后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视角下企业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研究综述

<正>在政府加强环境规制的大背景下,企业的研发投入行为及其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是一个新的重要的研究课题。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投入有重要影响,并最终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影响。一般认为,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会促进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活动,但也有不[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异质性环境规制视角,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方法分析了正式环境规制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以及技术创新对它们产生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非线性关系,目前均处于抑制阶段;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对非正式环境规制具有正向调节效应。因此,需要协调环境规制的惩罚—激励作用,合理引导公众环保诉求,才能有效刺激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投入,实现我国节能减排目标。     

环境规制下区域创新环境对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的基础上,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测算了安徽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运用Tobit方法,从区域创新环境角度研究了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考虑环境规制的安徽省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区域创新环境中制度环境、高新技术产业溢出和环境规制强度对环境规制下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FDI溢出、产学研合作溢出对其影响是负面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支持环境、政府对工业企业创新的直接支出、政府对工业企业创新的税收减免、人力资本存量、科技创新人才强度对其无显著影响。     

安徽省旅游业转型升级研究——以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为例

旅游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的提出,促使各地区进一步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步伐。产业转移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在旅游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安徽省旅游资源丰富,但总体发展水平不高。通过与长三角地区旅游业发展状况的比较,找出安徽省旅游业发展中的不足之处,分析安徽省旅游业承接产业转移的原因及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     

企业环保支出、政府环保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2012—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重污染企业数据,从政府支持视角研究了政府环保补助对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政府严格的环境监管下,企业增加环保支出能促进其绿色技术创新;但由于政治资源的诅咒效应,政府在严格环境监管的同时进行环保补助反而会抑制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政府环保补助在企业环保支出与绿色技术创新中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在国有企业中这种负效应更加明显。因此,政府环保补助并非越多越好,需要提高环保补助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完善审核批准机制,推出除资金支持外的创新鼓励政策,提高企业对环保补助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充分发挥政府环保补助的社会效益。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推动县域旅游经济发展了吗？——来自山西省的实证检验

县域作为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主要阵地，对于全域旅游发展十分重要，探索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对县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实际效果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山西省30个县2013—2019年的面板数据，采用PSM—DID方法评估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旅游经济效应，并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县比未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县具有更高的旅游经济发展水平；(2)山西省晋北地区的县以及经济规模一般的县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的旅游经济效应更显著；(3)旅游经济效应的正向影响主要是通过扩大涉旅投资规模、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提升旅游资源价值以及完善公路交通路网等途径来实现。据此，提出山西省县域应继续坚持走全域旅游发展的道路，因地制宜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模式，在投资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旅游交通等方面持续投入。     

中国肉类企业环境友好状况分析

为提高中国肉类企业生产水平,促进中小企业采用环境友好技术,改善企业环境友好现状,本文基于回收的有效调研问卷,从当前企业生产的环境友好行为意向和企业采用的环境友好型技术着手,重点分析在加工过程中企业对环境的重视程度、资源回收利用情况以及资源环境培训情况;对企业的加工技术和废水处理技术等方面进行对比,并对企业环境友好状况做简单分析;最后对中国中小型肉类企业环境友好型发展提出改进措施及建议。     

工业化对环境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测算经济增长、工业结构、工业环境污染、工业环境治理、工业规模等因素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工业规模的增多和工业结构的影响对环境污染有着促进作用,工业结构与工业环境治理呈正相关关系。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工业发展指标的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向冲击,会引起环境污染指标的同一个幅度的波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冲击造成的影响逐渐减少,最终环境污染指标稳定在零增长率这一均衡水平。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新型化产业、提高工业环境治理投资水平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环境治理目标的重要路径。     

铅酸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的环境与经济影响研究

"十五"以来,我国涉重行业高速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重金属污染和多起群体性污染事故。从2009年起,环保部等九部委连续四年对重金属排放企业违法排污行为进行环保专项行动。本文以2011年铅蓄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为例,分析重金属污染治理的环境影响、经济影响和社会影响。专项行动对行业短期赢利能力和中小企业就业有一定负面影响,但是显著改善了行业产能利用率,提升了行业整体技术水平,提高了产业集中度,促进了空间布局向工业园区、向东部地区集中。总体来看,铅蓄电池行业环保专项行动达到了预期的环境和经济目标,行业发展从高增长、高代价的"非常态"模式进入相对可持续的中高速、低代价的"新常态"。"十三五"期间,要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和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的双重目标,必须加强对高污染行业的环境管理。将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紧密衔接,通过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从源头遏制违法排污行为;根据污染企业的空间布局建设相应的环保机构,加强农村地区的环保能力;在欠发达地区要保持经济规划、城镇规划和环境规划的一致性,在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实现绿色发展。     

环境管制对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

我国提出要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约束企业的排污活动、规范企业使用资源的行为。由此可见,政府的环境管制日渐成为企业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1999—2013年五大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的面板数据,以环境管制对这些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得出,短时期内提高环境管制强度不利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发展。这一结果说明,当前我国工业企业还处于被动式的环境治理阶段,因此政府必须加强环境监管。     

上海浦东张江吸引外资多

最新统计表明,今年以来我国每引进12美元的外资,其中就有1美元投在了上海浦东张江.张江已被评为全国高科技园区投资综合环境最好的地区,并已成为外商投资中国的一个新的“聚焦点”. 张江取得迅速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于抓住时机,及时调整重点,全面推进集成电路产业链的招商.具体做法是集中园区资源,有针对性地引进集成电路产业企业,促进了其他外资企业向园区积聚的效应,使得海外大型集成电路企业纷纷开始关注张江.     

内部控制、投融资期限错配与企业创新——来自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的证据

以2014—2020年中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渠道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1)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投入、产出和效率均存在正U型关系，投融资期限错配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内部控制通过抑制投融资期限错配行为进而促进企业创新。(2)引入管理层短视主义作为中介效应的调节变量，发现管理层短视主义会抑制内部控制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减缓内部控制对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同时加强投融资期限错配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3)资源松弛和数字化转型均正向调节内部控制与企业创新的正U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