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在现有环境污染严重的背景下绿色转型成为经济发展的必要,为解决发展中的污染问题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进行干预,环境规制政策的评价标准不仅要保护环境同时也要兼顾经济发展。目前关于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基于中国2004—2018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双重差分法（DID）等实证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和作用机制,并且采用PSM-DID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不仅减少了污染物SO₂的排放,而且对工业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效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通过作用机制分析可知,排污权交易政策提高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途径是加大研发投入,并没有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绿色创新效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强环境规制下排污权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好。中国政府有必要继续推动建设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全国化,发挥政府激励作用,促使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升绿色创新效率,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绿色创新效率的新视角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有助于区域绿色发展的同时也为制定和完善排污权交易政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水泥行业协同控制政策之国际经验

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实现水泥行业污染物排放与CO2排放协同控制,是国际社会水泥行业实现协同控制的另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大部分污染控制政策而言,这些政策不仅在解决某种或某些大气污染物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与此同时,也具有协同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效果,这类政策主要有排污许可证措施、最佳可行技术措施、清洁生产、淘汰落后产能措施、激励政策、排污权交易等。     

市场型环境规制交互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效应分析

利用中国减污降碳的主要市场型环境规制政策试点——排污权交易政策和碳排放权交易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本研究基于2003—2018年中国26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运用三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模型及嵌套模型，探究减污降碳的政策协同与区域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实施“双权”交易可以对碳排放和PM_2.5减排产生政策协同效应，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实施单一的环境规制会对非排放清单的排放物减排产生负面效果，且没有形成区域协同效应；实施“双权”交易可以提高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促进区域间的协同效应。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中国推进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政策启示。     

山西省排污权交易体系改进设计

本文在山西省排污权交易工作现有交易机制、政策设计与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分析现有排污权交易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十三五"时期国家对排污权交易工作的总体要求,提出山西省排污交易体系的改进设计建议。通过改进排污权初始分配方式和排污权交易模式,制定活跃排污权交易市场的相关政策,强化市场与政府的对接,探索山西省地方立法,扩展山西省排污权交易管理平台等,逐步完善交易制度建设、监管体系建设、信息统计体系建设,深化排污权交易支持下的山西省总量减排及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构建管理规范、交易顺畅的排污指标交易市场,支持排污权交易工作在山西省的全面推广与实施。     

论排污权交易的政府行为对策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基于市场的环境经济政策,同时也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来保证其有序运行.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排污权交易的实行状况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政府的行为对策,主要包括:分配初始排污权并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积极培育排污权交易市场并加强监管职能、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和处理意外情况等方面.     

排污权价格实现模式的贝叶斯博弈分析

将现实中的排污权交易视为买卖双方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所进行的一种博弈行为,而拍卖是充分实现排污权价值的一种有效手段。运用不完全信息博弈(即"贝叶斯博弈")理论分析了排污权的暗标拍卖、政府指导价下的排污权交易和交易所进行的双方报价拍卖等三种典型拍卖交易模式的贝叶斯纳什均衡,认为总体上交易所进行的双方报价拍卖模式更能提高排污权价格的实现效率,指出了上述排污权交易各模式的应用条件。     

我国排污权交易政策及完善对策研究

排污权交易在环境管理领域里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回顾了我国近年来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并对排污权交易试点实施效果进行了阐述,同时结合目前排污权交易在我国应用和研究现状,对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法律政策落后、初始分配公平与效率缺乏保障、市场体制欠缺以及监测监督力度不够等主要问题进行分析,并从排污立法、市场培育、政府监管3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试论环境管理中排污权交易政策

排污权交易是近年来备受各国关注的一项环境经济政策。这项政策是把环境容量转化为商品及出卖环境的纳污能力,并将其纳入价格机制。这种环境经济手段可以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同时克服了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环境污染的缺陷,对我国的环境保护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浅析实施经济政策减排二氧化硫的瓶颈问题和解决途径

我国在环保政策上一直采用排污收费等经济政策手段,并开始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但现实国情的困难造成了环境经济政策在控制和减少二氧化硫排放上未起到应有的作用。排污收费标准偏低,排污权交易缺乏法律、政策配套,两种经济政策手段均没能很好地激励火电行业和全社会的力量来治理二氧化硫排放,也未能促成有效的治理资金投入机制。必须通过立法、行政政策手段扫除实施经济政策治污的障碍和瓶颈问题,调整国家电力不合理的供应结构,从而为消除环境污染问题打好基础,为环境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火电企业排污权交易遭禁脱硫脱硝市场步人快速发展期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及火电企业（包括其他行业自备电厂,不合热电联产机组供热部分）原则上不得与其他行业企业进行涉及大气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环境质量未达到要求的地区不得进行增加本地区污染物总量的排污权交易。     

探析我国环境税收制度的构建

环境税收制度是未来中国环境政策改革的突破口，相对于其它的环境政策如排污收费与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税收其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明显，开征环境税收有重要的意义，但在短期内，我国实施环境税收制度的条件尚不成熟，环境政策体系应该采取税费并存并逐步过渡到以环境税为主的方式。     

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阐述了税收政策介入环保产业发展的理论基础，即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理论决定了环保产业的发展需要税收优惠政策给予支持；分析了我国现有环保产业的所得税政策、增值税政策和营业税政策；提出了应完善现有税制及税收分配体制等促进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碳减排目标的实现机制比较与选择——基于数量型与价格型减排工具的模拟

基于2012年微观层面的社会核算矩阵(SAM)表,本文构建动态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分别设计碳交易和碳税情景加入该模型,模拟中国2012—2030年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就宏观效应来看,2030年碳交易和碳税情景的碳强度分别比基准情景下降了24.24%和26.487%,分别完成碳减排目标的55.052%和59.349%;碳交易情景下消费、投资、出口和进口出现较大波动,碳税情景下这些指标小幅上涨。就部门经济效应来看,能源部门受政策情景影响最大,其次是制造业部门,其他部门受到的影响较小;碳交易情景对各部门增加值有抑制作用,并对原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消费产生较大冲击。就部门减排效应来看,制造业部门的减排效应较显著;碳税情景的减排效应优于碳交易情景。总体而言,单一实施碳交易或碳税政策,不能完全实现碳减排目标,碳税政策相对温和,可以考虑两种减排政策配合实施,以减缓对经济系统冲击,并实现碳减排目标。     

Policy Integration as a Success Factor for Emissions Trading

Emissions trading will not be able to become the single instrument of a national climate policy because of costs for monitoring of greenhouse gases and transfers of allowances. Thus, it is important to assess optimal ways of integrating emissions trading into national climate policy mixes, thus leading to a more efficient policy, especially by allowing the use of transboundary transactions. The implemented trading systems of the UK and Denmark, the agreed EU one, and the planned ones of Norway are used as case studies. In the UK, the introduction of an energy tax on industry was the catalyst that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emissions trading, voluntary agreements, and two subsidy programs. However, in Denmark trading was limited in scope and not integrated with the successful emission tax. The EU and Norwegian trading schemes both have a large scope and integrate international transfers; the former is integrated with other instruments to avoid free riding. Policy integration will thus enhance the efficiency improvements that emissions trading can introduce.     

THE COSTS OF CONFLICT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A CASE STUDY IN MILWAUKEE1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the Milwaukee water pollution abatement program is examined as a case study to investigate the costs of conflicting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recent U.S. Supreme Court decision concerning the Milwaukee case is described as a milestone in U.S. water pollution abatement policy which will help preclude the type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conflict which has been found to be so costly to Milwaukee. The implications to U.S. water pollution abatement policy of the 13-year history of conflict in Milwaukee are presented.     

构建中国环境税法律体系之设想

目前中国并没有专门用于环境目的的税种,环境管理的经济手段主要依靠资源税、消费税等相关税种与排污收费制度,但其均存在征收范围过窄、环保意义不突出等问题。因而应从面临的现实环境问题出发,兼顾税收体系的总体平衡,在完善现有相关税种的基础上开征新的环境保护专项税,从而建立起以排污税、产品消费税、资源税为基本构成的融入型环境税收体系。     

水环境有毒重金属污染的防控与监管路线

有毒重金属污染已成为我国的重大环境问题。对有毒重金属污染进行有效监管,首先,必须明确认定,对第一类污染物实施《源头总量控制》是污控执法和促进经济结构改革的保证条件。这种监管方式自2008年《笫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业产排污系数手册》公布以来,更具有切实实施的可行性。《源头总量控制》与《水环境容量总量控制》两种监管方式既是各自独立、缺一不可,又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关系,目前一些地方的规划管理者模糊和混淆了两类污染物和两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笼统以《水环境总量控制》来监管所有污染物,丢弃了《源头总量控制》,使本应严加管理的饮用水水源地丧失了控制第一类污染物的能力。我国《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88)中第一类污染物的水质指标与我国实际的水环境背景值有很大差距,存在"放宽允排量"和"价态转化引发危害"的问题,以一个10t电解铅的企业为例,证明两种监管方式的铅允排量相差甚大。总之,把第一类污染物与第二类污染物统一实施《水环境容量总量控制》将带来众多的危害,应当严格实施《源头总量控制》与《水环境总量控制》相结合的监管方式。     

基于智能电网大数据的工业企业大气污染排放特征研究

本文尝试构建基于智能电网大数据的工业企业污染排放预测方法。通过分析上海大中型工业企业用电量与工业总产出、工业总产出与主要污染物直接排放量之间的关联关系,本文建立了工业企业基于用电量的直接污染排放清单估算方法。利用此估算方法,可在实时的智能电网大数据基础上估算工业企业直接污染排放量,服务于大气污染的实时预警和预测。本文研究表明,这种清单估算方法可直接应用于工业企业污染的实时防控,既可服务于政府大气污染监测、应急机制启动时防控对象的选择,也可服务于未来的污染物排放权实时交易市场的供需分析等,是大数据在污染防治领域应用的可行路径。     

关于《水污染防治法》修订中加强经济政策手段的思考

"十二五"以来,我国对水污染防治运用经济政策手段进行了积极探索。党和国家出台的政策文件、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及《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都对水污染防治经济政策手段的制定和实施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亟需在未来《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过程中加强对相关经济政策手段的规定,给予相关手段明确的法律地位,充分发挥经济政策在水污染防治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建议着眼于"十三五"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水环境质量改善以及水污染防治形势和突出问题,以推动构建和实施系统、协调和高效的水污染防治经济政策体系为目标,结合党和国家相关文件、法律、行动计划的最新要求,借鉴国际上通过立法保障水污染防治经济政策手段制定和实施的经验,重点从投融资政策、税费和价格政策、排污交易政策等三个方面对现行《水污染防治法》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具体建议包括:一是完善关于财政投入和融资渠道的相关规定,要求加大水污染防治财政投入和补贴力度、鼓励水污染防治第三方治理方式和PPP模式以及建立流域上下游(跨界)生态补偿机制等;二是完善对于环境税(费)和其他价格机制的相关规定,增加关于环境保护税的说明等;三是增加逐步推行重点水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的条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