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碳减排与经济转型多目标投入—产出优化研究

在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通过构建经济—环境系统模型刻画了CO2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利用多目标投入—产出规划预测了2020年我国经济增长、结构优化、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整体优化方案。结果表明:保持中高速增长是新常态下提高我国发展平衡性、包容性的速度要求;碳排放和能源消耗总量的持续增长要求强化经济和能源向低碳转型的倒逼机制;"退二进三"的经济服务化将是我国产业结构绿色发展的逻辑主线。     

经济新常态下的“十三五”环境压力预测

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经济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经济新常态下,环境保护将迎来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态"的发展特征,本文基于中长期环境经济预测模型定量测算了2020年我国社会经济、能源和水资源以及主要污染物排放趋势和特征。结果表明,"十三五"期间,我国能源和水资源消耗总量增长将趋缓,新增消耗量进入涨幅收窄期;产业转型升级加速将从源头上减轻新增污染减排的压力,主要大气和水污染物排放将进入高位平台期,排放强度将呈现高位回落。     

经济增长目标、融资约束与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目标作为中国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不仅会影响宏观经济绩效，还会显著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和绩效。本研究借助中国2004—2019年沪深A股上市污染企业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绿色技术创新视角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对微观企业的影响效应，并检验了融资约束在经济增长目标与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活动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目标会加剧融资约束，进而抑制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在“硬约束”情形、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经济增长目标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效应更显著，而环境目标会弱化这种负向作用。本文丰富了经济增长目标影响微观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并为地方政府科学设定经济增长目标、更好平衡经济增长目标与环境目标之间关系以及促进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升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产业结构重型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协整和ECM检验

根据误差修正模型和我国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现状,构建了产业结构重型化趋势与碳排放量的误差修正模型进行碳排放计算,发现产业结构重型化趋势与碳排放量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重工业产值每增长1％,将引起碳排放量增长0.284391％;在短期内,碳排放量的变动受到当期重工业产值和上一期碳排放量的共同影响.从改革传统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新型工业化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碳税的三重效应分析——碳税政策实施效应的比较

碳税是一种重要的环境经济手段,其设立初衷是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和碳排放量。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和地区探索实施了碳税。但作为一个干预经济运行的政策手段,碳税不仅会产生环境效应,还会产生经济效应和分配效应。这些效应互相影响,最终效果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碳税的引入会在本国或本地区带来碳排放量的一定程度下降,但也可能引起"碳泄漏"。同时,由于碳税干扰了能源价格,可能加大能源成本,对工业生产竞争力,以及居民福利、就业等产生影响。既利用碳税实现碳减排,又要避免碳税对市场的扭曲,影响经济目标的实现,还要避免对贫困阶层的不利影响,同时达到这些目标实非易事,因此各国引入碳税前大多非常谨慎。特别是近几年,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各国正设法推动制造业发展以提振经济走出疲软态势,对征收碳税的积极性有所下降。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多项重要改革同时推进的艰难转型期,在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保增长促就业的任务也很重,考虑到碳税三种效应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建议我国开征碳税应非常慎重。     

新常态下中国能源需求预测预警研究

考虑能源—经济—环境大系统的协调作用,构建中国能源需求预测预警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运用情景模拟方法模拟新常态下经济增速、产业结构、能源政策不同的三种情景,分别预测“十三五”期间中国能源需求量、需求结构、CO2排放量和能源预警指标。研究发现:新常态下,能源需求总量增速由高速增长变为中高速增长;当经济增速为6.5%时,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加大能源调控力度,到2020年时我国能源需求量达到50.78亿t标准煤,非化石能源需求比例为16.1%,CO2排放量将达到103亿t,能源自给率为82.7%,该指标处于预警区域。本研究为新常态下中国能源规划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河南省能源强度下降的驱动因素分析——基于LMDI方法

根据能源强度的定义和能源消费总量的构成,将能源强度细分为生产能源强度和生活能源强度.生产能源强度是影响河南省能源强度变化的重要因素,而生活能源强度快速增加态势应引起高度关注.基于LMDI因素分解方法,将影响2005-2012年河南省能源强度变化的因素分解为结构效应、能源效率效应、人均GDP倒数效应和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效应.结果表明,能源效率效应和人均GDP倒数效应是河南省能源强度下降的驱动力,而经济结构和人均生活能源消费效应成为河南能源强度下降的阻碍因素.为实现“十二五”河南省“双控”目标,除挖掘效率节能潜力外,实现结构节能、合理控制生活能源消费增速十分重要,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福建省节能减排政策效果评估基于多层指数分解模型北大核心

为探讨能源消费量与能源消费产生的CO_(2)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同时评估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效果,选择福建省作为研究区域,核算了2000—2019年福建省能源消费量和CO_(2)排放量,并运用多层指数分解模型对该省能源消费量和CO_(2)排放量进行分解研究,根据不同因素的分解结果评估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表明:①福建省能源消费量和CO_(2)排放量的变化均表现为先逐年增长后趋于稳定,但未出现明显的下降。②福建省终端能源强度效应和能源转化效率效应主要表现为负效应,其他影响因素主要呈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是最大的驱动因素。③在各项节能减排政策中,终端能源强度降低的政策效果最为明显,能源转化效率提高和初级能源结构优化的政策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而优化经济结构的施行效果最不明显。     

能源革命背景下中国能源系统转型的挑战与对策研究

目前全球能源系统转型正处于化石能源阶段通向第三次能源系统转型的入口。基于第三次能源革命的特点和我国目前以煤炭为主、油气为辅的化石能源系统未来发展趋势,中国第三次能源系统转型是一次"新能源革命"。本文通过分析全球能源系统转型的观点、特点来探索中国能源系统转型的方向与目标,并提出中国能源系统转型在产业技术、电力系统弹性、管理体制和社会公众参与方面面临的挑战。为此,近期中国要实现"十三五"(2016—2020年)新能源目标和2030年减碳目标,需要做好五方面的工作;①做好需求响应分析,加大新能源产业技术政策支持力度;②整合新能源产业管理职能,以提高能源系统的弹性;③拓宽新能源企业的融资渠道,参与全球碳排放限额交易市场;④推进新能源相关立法并提高规划的时效性和协调性;⑤提高政策决策透明度,增强能源革命公众参与度。     

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双驱动模式

低碳经济转型是一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增长逐渐脱钩的过程。从脱钩弹性系数和单位GDP排放量的变化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在低碳经济转型的道路上取得了明显进展。不容忽视的是,这一转型主要受能源效率提高的驱动．而能源碳强度上升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转型的进程。因此,由能源效率单驱动转向能源效率与能源碳强度的双驱动模式．是中国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步伐的必然选择。     

生态资本积累、创新与地区经济增长

将生态资本引入内生增长模型,构建实证检验模型,以林业投资作为生态资本投资的测度指标,运用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8—2014年的数据,检验生态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效应,发现生态资本可通过促进创新来提高经济产出。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利用生态资本的滞后期和森林覆盖率作为生态资本的替代变量进行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较稳健,因此增强生态资本投资与积累是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低碳经济转型的双驱动模式

低碳经济转型是一国经济增长和碳排放增长逐渐脱钩的过程。从脱钩弹性系数和单位GDP排放量的变化来看,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在低碳经济转型的道路上取得了明显进展。不容忽视的是,这一转型主要受能源效率提高的驱动,而能源碳强度上升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转型的进程。因此,由能源效率单驱动转向能源效率与能源碳强度的双驱动模式,是中国加快低碳经济转型步伐的必然选择。     

中美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分析对比

选取1978—2014年的统计数据,构建多变量的生产函数模型,使用约翰逊协整检验法和基于VECM(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长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美经济增长、电力消费、专利数量和资本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电力消费既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也不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资本存量是中美经济增长的长期格兰杰原因。即中美两国不是能源依赖性经济增长模式:中国科技刺激经济增长的程度比美国的大,中国资本投入是电力消费的短期格兰杰原因;美国经济增长是电力消耗的短期格兰杰原因,但电力消耗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从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特点出发,结合可持续发展的有关理论,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建议。     

要素投入及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从供给侧的要素投入和要素结构角度研究了我国经济增长稳定性,对我国经济在"十三五"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实现中高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依据增长核算理论和时变参数模型,分两个层面分析了要素投入和要素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及其稳定性的影响。增长核算角度分析结果表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分别波动1%,将导致经济增长波动0.5046%、0.4954%、1%;基于时变参数模型分析表明:1978—1991年,资本冲击、劳动冲击和要素结构变化冲击较为剧烈,1992年至今,资本冲击是经济稳定性的降低主要原因,劳动冲击对经济稳定性的影响较小,而要素结构冲击缓解了经济波动且提高了经济增长稳定性。     

长三角区域环境污染根源剖析及协同治理对策

当前的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治理成本过高且难以达到持久改善的效果。长三角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投资驱动型增长导致的结构性污染锁定,以及低端经济导致的能源升级障碍。因此,环境治理应着眼于区域增长方式转型和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优化,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改变经济增长的推动方式与路径依赖,如何在新常态经济格局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如何协调好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前长三角区域需建立区域一体化的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推进能源升级与产业去重化进程,促进地区间错位发展与联动发展,以新型城镇化调动新的增长潜力,结合智慧城市建设转变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优化城市布局。     

能源消费总量约束下的青海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当前,青海正处于"十三五"规划实施的中期,是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形成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对于保障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耗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建立以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和能源消费为目标的线性规划模型,采用LINGO11.0优化求解器中的目标规划方法对模型求解,以能源消费总量等为约束条件,得到最优产业结构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能为全省产业结构优化方向提供参考。     

基于VAR模型的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动态响应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将能源消费构成中的煤、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折算成碳排放量,采用VAR模型与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响应关系进行计量研究,定量分析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增长短期内会导致碳排放与资源消耗增加,但长期来看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降低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碳排放的增加在短期内会促进GDP的增加,但长期来看碳排放的增加会制约经济的增长,且最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趋弱。     

青海省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性分析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发展,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为了进一步了解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青海省1988—2008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相关数据,采用协整性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运用eviews5.0软件进行计量分析,得到青海省能源与经济发展存在长期的双向因果关系。结果表明,政府应制定合理的能源与环境政策,以实现能源、经济、生态的"三效合一",从而为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低碳试点城市工业碳排放脱钩因素分解研究——以镇江市为例

基于塔皮奥脱钩理论和LMDI分解技术构建脱钩因素分解模型,对镇江市工业和6个重点行业的碳排放脱钩趋势与脱钩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2—2015年镇江市工业碳排放总量呈递增趋势,工业碳排放结构无明显变化;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效应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弱—强—弱—强的变化趋势,经济规模和经济结构分别是抑制和促进脱钩效应的主要因素;6个重点行业的碳排放脱钩趋势和脱钩因素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其中化学工业和非金属矿物制造业的脱钩变化趋势类似且脱钩状态最佳,经济规模效应是6个行业共有的脱钩抑制因素。基于实证结论,对镇江市工业低碳转型提出政策建议。     

空气污染物的时空演化及社会经济驱动因素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本文以2006—2015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地区不同部门因能源消费而产生的典型污染物排放量,然后利用LMDI模型,对空气污染进行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CO_2、SO_2、PM_(2.5)与PM_(10)等空气污染物排放量均呈现先快速增长后缓慢减少的趋势,排放的峰值多出现在了2013年,而NO_x则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其中,电力与工业部门是空气污染物的主要排放源,但对排放量贡献呈减少趋势,生活部门与交通部门污染物排放量则逐步增长,尤其是对PM_(2.5)与PM_(10)排放量的贡献不可忽视。人口与经济增长对污染物排放量起到了正向拉动作用,经济因素的驱动作用最为明显,其效应值呈现先小幅增加后大幅下降的趋势,能源效率与能源结构有抑制作用,其对污染物排放的效应值仅次于经济因素,而能源结构变化的效应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