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对我国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制造业是创新活动中最活跃的领域,研究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制造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有利于推动制造业创新活动。以2008—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DID模型考察了OFDI对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产权差异在其中的作用。结果表明:①OFDI能有效提升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创新绩效,且在投资当年提升效果最为明显;②OFDI对技术吸收能力强的企业的创新绩效的提升幅度更大;③OFDI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中国企业对东盟跨国并购的区位选择及其决定因素

以2001—2016年我国企业在东盟国家实施的152起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在对我国企业在东盟进行并购的国别、行业进行描述性分析的基础上,选用条件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我国企业对东盟跨国并购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因素。描述性分析结果显示,我国企业在东盟并购的区位分布极不平衡,多集中于东盟中高收入国家;比较我国企业对东盟并购的区位分布与我国对东盟10国直接投资存量情况,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倾向于在市场规模大、经贸联系紧密、宏观经济稳定、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环境较健全的东盟国家进行并购投资。     

“一带一路”战略的环境风险分析与应对策略

"一带一路"战略的目的在于促进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往来联系,加强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从而达到各国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然而,由于东道国资源环境和生态环境等环境因素的不同以及限制性,在为企业带来一定的投资机遇的同时,使得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面临的挑战日益增多。针对企业"走出去"时可能面临的环境风险,本研究建立了影响企业对外投资的环境影响因素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的环境风险状况。根据研究分析,得出"一带一路"战略沿线国家环境风险指数,相关的资源限制和生态限制因素。最后,结合环境风险状况及以往的合作内容,总结了适宜沿线国家发展的投资类型,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本研究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风险评估,为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规避环境和投资风险提供依据,推动绿色化"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分享可持续发展成果。     

我国资源型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以铁矿企业为例

世界铁矿资源分布不均匀，导致世界各国对铁矿资源的争夺非常激烈。在资源所在国直接投资是获取铁矿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而投资区位选择又直接关系到铁矿企业与企业所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分析了我国铁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铁矿资源丰富国家的投资环境，对我国铁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并对我国铁矿企业的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提出了建议。     

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对外投资特征与对策

选取旅游业境外投资项目为分析指标,对近十年中国旅游业对外投资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近年来我国旅游业对外投资呈快速增加趋势;②旅游业对外投资体现出周期变化特征,以3—4年为一周期;③旅游业对外投资的境外国家和地区选择上表现出"先贸易、后投资"的特征;④央企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旅游企业是对外投资的主体。分析了我国旅游业对外投资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中国海外投资为何“费力不讨好”

"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翻了十倍有余,已成为名符其实的资本输出大国。但是,因为企业社会环境责任的缺乏、东道国自身的制度建设不完善以及地域文化差距等原因,中国海外投资企业也给东道国造成了一定的环境破坏,影响了中国企业和中国国家形象。为此,在未来,中国海外投资应严守相关法律法规,采用或制定国际领先的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标准,全面评价投资风险,并不断完善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机制,以实现发展成果的共享,更好地树立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战略实施框架

本研究认为推进实施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与沿线各国深化经济合作,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规避环境风险,促进顺利实现"五通"的根本要求。同时,我国实施绿色化"一带一路"战略还面临着对外投资的环境管控制度不健全,"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和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环境管理基础弱,以及沿线各国和地区发展阶段及环保诉求不同,区域合作平台与机制不完善等内外因素带来的挑战。本文结合我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国内形势研判,提出了推进"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战略框架,建议加快推进四项重点工作,包括强化绿色发展规划顶层设计,健全风险规制机制,构建对外投资行为调控机制,形成有效的"共通"保障机制。     

政府在环保产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环保产业是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是我国未来的投资重点以及最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根据目前我国环保产业发展的现状,深入剖析了我国环保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提出了政府作为环保市场的重要主体,应在加快环境法律制度创新、环境科技体制改革、促进产业管理的规范化和投资的多元化以及环保企业的集团化方面充分发挥其主导作用.     

不同来源地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能源消耗强度——基于江西省11个设区市的实证研究

运用2007—2010年江西省11个设区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根据来源地不同,将直接投资分为港澳台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两类。研究表明,港澳台直接投资和其他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有显著的正影响;与港澳台投资相比,其他外商投资对地区工业能源强度的影响更大。     

以电代煤的经济与环境效益分析

我国《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指出,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重点实施"绿色低碳"等四种能源发展战略,因此"以电代煤"将成为我国未来能源战略中的一项重要选择。本文运用技术经济分析法和排放系数法,计算了八大主要用能部门以电代煤的经济成本和环境价值。计算结果表明:各部门用电设备的初始投资和电力消费等经济成本是燃煤设备的初始投资及燃煤消费等经济成本的1.8~2.8倍,但是,以用电设备替代燃煤设备的环境价值非常可观。在考虑了环境外部性成本后,居民生活行业,商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以及非高耗能工业六个部门进行"以电代煤"在目前的情况下具有经济可行性,而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工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工业"以电代煤"暂时不具有经济可行性。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全球不平等、权势转移和环境治理

里约+20峰会召开在即,联合国秘书长全球可持续性高级别小组提交《人与地球的可持续发展:值得选择的未来》的报告,认为可持续发展理念并没有成为现实。可持续发展主要主要在于国家制度和政策的支持,同时关系到国际间政治和权势转移。目前国际社会围绕国际环境制度博弈日益激烈,环境不平等将成为全球不平等的新的表现形式,并和能源创新一道成为国际权势竞争的核心。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在国际环境制度的责任和压力也日益凸显,除加强技术创新和普及外,中国还必须关注政策协调、知识规范等软能力建设。     

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多变量驱动因素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采用我国长江经济带1995—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化水平因素对我国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正向驱动作用。(2)碳排放与人均GDP因素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目前只有东部地区通过了碳排放拐点,中部地区接近拐点,而西部地区碳排放量在较长时期内将持续增长。(3)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因素对碳排放均产生显著影响,且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远远大于东部地区,创新水平对碳排放影响微弱。(4)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因素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贸易开放度和环境规制因素的影响较小。     

我国经济开发区投资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

经济开发区投资环境具有与国家或地区投资环境不同的特殊性。本文对我国经济开发区相关因素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能够反映其特性的评价指标体系的制定     

我国石油工业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的构建

石油作为"工业的血液"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石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无疑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但目前我国石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法律制度还不足以实现石油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应建立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原则的法律制度体系,围绕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完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资源区生态补偿制度,落实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制度,制定石油行业的HSE法律法规.     

前苏联的自然保护政策

当今,超越一定的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范围去分析环境问题是不实际的。没有对自然资源保护的研究。就不重视那些危及各种保护区和物种的“冲击”。前苏联相继进行的一些改革也许比其它国家都更为激进。一切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变革都极大地影响着资源保护的后果。通过大量的资料与过去进行对比,我们可了解前苏联的环境政策与状况。据官方报告,1985～1989年前苏联各种类型的自然保     

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与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14—2020年我国有色金属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基准模型、调节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环境规制变量后,发现其对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正向调节作用。②相比于我国非国有企业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有色金属企业环保投资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正向调节效应在国有企业和中、东部地区企业中更加明显。③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大于或等于2.203这一门槛值时,环保投资对企业竞争力的促进作用才会显著。     

我国产业链环境立法初探

2017年9月发生的"舍弗勒"事件,反映了国家坚持环保不动摇的决心,但也凸显了我国在产业链环境立法方面重排污行为,轻产业链污染识别;重末端治理,轻产业链关联;重卖方环境责任,轻买方环境责任的问题。在产业链环境污染的背景下,我国环境法治有必要借鉴西方国家的环境法治经验,在坚持现行立法的基础上,建立企业环境法律责任可追溯制度,强化绿色采购的环境法律责任,逐步完善我国的产业链环境立法。     

国际期刊速览

正跨界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环境核算与管理》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Accounting and Management跨界自然资源,即为被多个国家共同所有或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多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跨界自然资源的法律规范上。结果表明,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先决条件对这种区域间合作准则起到一定影响。直到现在,协同管理以及自然资源和产品的利用等     

湖北省能源消费影响机理研究——基于Granger因果关系及LMDI

能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命脉,研究能源消费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湖北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湖北省2005—2015年能源相关数据,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分析了湖北省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运用LMDI方法研究了各影响因素对湖北省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影响湖北省能源消费的因素主要有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结构、GDP、产业结构、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其中,能源强度、GDP和劳动力投入这三个因素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能源消费到能源结构、能源消费到资本投入、产业结构到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湖北省能源消费增长的主要推动因素是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的抑制因素是能源强度。     

我国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的审视与完善

环境信用评价是环保部门对企业环境行为作出的信用评价,是环境信用体系的基础,能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支持。目前我国环境信用评价制度存在法律体系不健全、信用评价的参与主体单一、信用评价结果运用不充分等问题。在法律法规、国家政策、技术标准三个层面优化法治环境,并且调整环境信用评价范围,以及明确环境信用评价在绿色金融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有助于推进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的实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