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集聚对雾霾污染影响的空间计量研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雾霾污染是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民生与环境问题。基于改进产出密度模型,运用地统计和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长三角城市2015～2017年雾霾污染空间格局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雾霾污染存在季节性变化特征并且各城市雾霾污染状况逐渐好转。(2)雾霾污染具有显著的局域集聚特征和空间异质性,杭州、宁波和台州呈现低-低集聚特征,而滁州、扬州、镇江和泰州为高-高集聚型,污染区域集中于省界处,污染程度自西北向东南逐渐降低。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城际空间正相关和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城市雾霾污染对本地区会产生负影响。(3)长三角城市人口集聚、研发投入、产业结构、工业烟粉尘排放及城市建设均对雾霾污染产生正向影响,对外开放、能源消耗以及降水等因素对雾霾污染产生负向影响;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库兹涅茨曲线关系。经济集聚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共享治污基础设施等,形成雾霾污染抑制作用。     

中国雾霾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近年来我国雾霾天气频发,以PM_(10)和PM_(2.5)为核心的大气污染物对人体健康和大气环境质量造成了严重威胁,已经成为当前不容忽视且亟需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和环境问题,深入分析雾霾污染的形成原因和影响因素对于科学制定切实有效的治霾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88个地级以上城市2015年1月—2017年2月的月均空气质量AQI数据,首先采用空间统计方法对雾霾污染空间分布的季节特征进行可视化描述,其次通过空间自相关指数对雾霾污染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雾霾污染的社会经济因素进行了经验识别。结果表明:(1)我国雾霾污染的季节性特征明显,夏季空气质量状况最好,春季和秋季次之,冬季污染最严重且波及范围广,其中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山西南部和陕西关中地区是污染重灾区,季均空气质量均为中度污染以上。(2)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特征,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表现为显著的低低集聚,华北平原及周边地区呈现显著的高高集聚特征。(3)空间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雾霾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EKC曲线假说相符,其中二产畸高的产业结构、民用汽车保有量的增多和省会城市均对雾霾污染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人口密度和绿化水平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治霾政策应坚持城市内部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鼓励使用新能源汽车和共享单车、疏散省会城市的职能为主,城市外部应以区域联防联控为主,从而达到缓解和改善大气环境的目的。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PM_(2.5))污染的时空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了1998—2012年中国241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对中国雾霾污染和FDI的区域分布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考察,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了Moran’s I和Geary’s C指数对中国FDI与雾霾(PM_(2.5))污染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全域和局域分析。结果发现:(1)雾霾(PM_(2.5))污染与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了雾霾(PM_(2.5))污染空间的溢出效应以及FDI的辐射效应的存在。同时FDI高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高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低值集聚区,表明一个地区的引资效果和雾霾(PM_(2.5))污染在地理上的集聚密切相关。雾霾(PM_(2.5))污染表现出显著的"叠加效应"和"溢出效应",说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以及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交叉、累积、持续的演变特征。(2)全样本下,FDI对雾霾(PM_(2.5))浓度的影响表现出增促效应。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1%。(3)分地区样本下,东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01 9%;中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8 3%;而西部城市FDI存量对雾霾(PM_(2.5))浓度影响不显著。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中国雾霾污染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区域异质性,FDI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增促效应。     

2015年长三角地区城市PM2.5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分析

PM_2.5浓度值增加对大气能见度、人体健康和气候变化有着重要影响。采用2015年长三角地区监测数据，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和相关系数法，分析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污染的时空格局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5年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年均浓度值为54.54 μg/m³，季节变化总体呈现春冬高夏秋低的季节性周期变化规律，1月和12月为一年中PM_2.5污染最严重的月份，污染范围最广，5~9月是PM_2.5浓度值优良时段，日均值春季和冬季的波动周期较短而剧烈，夏季和秋季波动周期相对较长而平缓。（2）2015年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年均浓度值整体上从江苏到浙江呈减少趋势，具有北高南低，局部突出的特征。（3）长三角地区城市PM_2.5浓度空间上存在集聚现象，低值集聚主要分布在浙江沿海地区，高值集聚主要分布在苏南地区。（4）燃烧排放的烟尘和前体物的二次转化对长三角地区PM_2.5浓度有显著影响。风速和降水量是影响PM_2.5浓度的两个重要气象因素。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其溢出效应

基于2005～2014年空间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总体上形成了以上海为核心，以南京、杭州、宁波、合肥等城市为重要创新节点，由沿海向内陆发散的空间集聚格局。（2）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在地理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邻近城市创新产出的提高，将促进本城市创新能力的增强。（3）空间效应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作用显著，忽视空间要素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影响，将使估计结果产生偏差。（4）各创新要素对城市群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差异，人力资本、资金投入水平和创新平台不仅能提高本城市和邻近城市的创新水平，而且对城市群的创新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交流学习能力对本城市创新产出的正向作用显著，对邻近城市具有明显的负向溢出效应，而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政府支持力度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创新产出作用不显著，对城市群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较弱。最后提出了提升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发展水平的政策建议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研究

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例,从居住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综合人居环境评价模型,运用层次分析法对各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测度评价,并借助GIS可视化和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和探讨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居环境空间格局与集聚特征。结果发现:(1)综合人居环境存在显著空间差异,长三角地区整体人居环境质量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云贵川地区最低;中心城市明显高于普通城市。(2)各系统层中,居住环境、经济环境质量长三角地区和省会城市优于普通城市;社会环境优质区域具有中心地指向性;生态环境则是以赣皖城市最优,中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3)综合人居环境及各环境系统层均呈现明显的空间正相关集聚特征,即高人居环境区域在空间上毗邻,反之亦然;从莫兰指数散点图和LISA图中看出,高-高集聚区以长三角为中心布局,低-低集聚区则位于云贵川、皖北等地。     

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空间溢出效应及其影响因素

工业生态效率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之间的平衡关系，探究工业生态效率对于转变工业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测算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并对其时空演变、区域差异、溢出效应及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进行探索。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工业生态效率均值不断上升，绝对差异增加，而相对差异变化不大；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集聚性；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特征，具有显著的高-高和低-低集聚的空间俱乐部分布特征；在工业生态效率类型转移过程中存在着趋同的趋势，并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对本地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起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工业结构不利于本地工业生态效率的改善；本地城镇化的提升不利于邻近其它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而本地科技投入和经济发展有利于邻近其它城市工业生态效率的提升。加强城市之间合作对提升工业生态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入,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互动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中国打造高端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必由之路。本文基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研究视角,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产业协同集聚、贸易开放与雾霾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显示: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存在明显的改善作用;在剔除了加工贸易后,贸易开放对改善雾霾污染发生实质性的转变;协同集聚与贸易开放交叉项对雾霾污染存在负向影响,即贸易开放通过提高协同集聚水平从而间接地制约了集聚负外部性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贸易开放与协同集聚存在消化吸收的过程,在初期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作用变得显著;贸易开放与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协同集聚对雾霾污染的作用因两者发展的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在不同的贸易开放下,协同集聚对地区雾霾污染的影响差异较大。因此,为了缓解日益严峻的雾霾污染问题,需要秉持双轮驱动的发展战略,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与渗透,破除产业发展中的棘轮效应;调整粗放型的外贸增长方式,推动外贸由规模型扩张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引领贸易结构走深加工和高附加值路线;破除贸易开放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门槛效应,实现两者的匹配发展。     

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效应研究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是区域分工的高级形式，探究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机制对于促进城市群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阐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影响雾霾污染的机理基础上，利用长三角城市群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引致的城市功能专业化增强对区域雾霾污染有显著抑制作用，提高城市功能专业化程度不仅有助于降低本地区的雾霾污染水平，对邻近地区的雾霾污染也有抑制作用。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的减霾作用在中心城市组、非中心城市组、非G60科创走廊城市组的检验中均成立；相对于中心城市，非中心城市的功能专业化程度提高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更大。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劳动力禀赋效应降低区域雾霾污染。最后从构建功能互补发展格局等方面阐述了政策启示。     

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关联及其成因研究

面对严重的雾霾天气以及雾霾污染边界不断扩张的严峻挑战,加快创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系以形成跨区域协同治污合力势在必行。本文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中游等五大地区96个城市2015年的空气质量指数(AQI)以及PM_(2.5)、PM_(10)、SO_2、CO、NO_2、O~3等6种分项污染物的逐日数据,从时间序列数据"预测能力"的视角,在向量自回归模型框架下识别雾霾污染的城市间动态交互影响效应,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刻画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在此基础上,运用二次指派程序从分项污染物视角考察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关键诱因,并利用双变量Moran指数揭示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研究发现,城市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普遍的动态关联关系且呈现出联系紧密、稳定性强、带有明显特征的多线程复杂网络结构形态。不论在地区内部还是在全部样本城市当中,均不存在孤立的城市节点,这意味着面对雾霾污染的空间关联网络,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独善其身,均受到来自地区内部和地区以外其他城市以及它们构成的空间关联网络的影响。在六种分项污染物中,PM_(2.5)的空间关联是导致雾霾污染空间关联的最主要诱因。城市雾霾污染与其影响因素尤其是城市人口密度、投资强度、工业污染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基于上述结论,中国应当加快构建以防控PM_(2.5)为重点的跨区域雾霾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并将其融入城市群发展战略以及区域发展战略之中,最终实现包含雾霾污染协同治理在内的全方位的区域协同发展。     

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目标，系统分析该地带土地生态安全问题是关键。通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DPSIR模型，对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土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土地生态安全状况逐渐改善；空间上，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从东向西逐渐递减，但其空间差异正逐步缩小；区域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增长热点区，并向城市群外围逐步扩散。(2)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存在着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土地生态安全高值（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地区，低值（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二省的部分地区。(3)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保护力度、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化水平为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影响因素，但不同区域的主导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改善土地生态安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合理控制土地开发强度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手段。以建设用地面积占该区域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为土地开发强度的表征指标，运用GIS软件和经济计量模型，探讨了1996~2008年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开发强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土地开发强度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城市间土地开发强度差异明显，并且具有空间集聚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为中心的高强度地区，这与目前长三角经济增长极相吻合。同时，经济增长、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之间显著正相关，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土地开发强度在短期内表现为负相关关系，土地管理政策的影响尚不显著。今后，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政策和城市规划，合理推动城镇化和城市产业布局，才能使城市土地开发强度保持在合理水平。将为长三角地区城市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参考，对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和发展方向，也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雾霾污染对中国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

运用熵值法测算出2003—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发展质量,基于动态空间滞后模型,设置地理距离矩阵、经济距离矩阵和技术距离矩阵,对比分析了雾霾污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全局性和异质性影响。研究表明:雾霾污染与城市发展质量在全国层面存在"N型"曲线关系,而与城市化在全国层面存在较弱的"倒N型"曲线关系,雾霾污染对城市化与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全国层面存在此消彼长的作用规律。雾霾污染与东部城市发展质量存在"U型"曲线关系,而与中西部城市发展质量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污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区域层面也存在此消彼长的作用规律。雾霾污染与大中城市发展质量存在"N型"曲线关系,而与小城市发展质量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污染对大中城市的抑制作用已经率先得到扭转,而对小城市的抑制作用仍需改进,雾霾污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在规模层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雾霾污染与城市发展质量在2003—2009年存在"N型"曲线关系,而在2010—2016年存在较弱的"倒U型"曲线关系,雾霾污染对城市发展质量的影响在时间层面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动态性和延续性。在未来的发展上,应从以下方面发力:第一,内部治理、外部协调,通过内外互动防止雾霾污染转移的"公地悲剧"。第二,政府引导、企业主导,通过建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雾霾污染治理的"见贤思齐"。第三,淡化速度、强化质量,通过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逐步扭转城市发展质量的"路径依赖"。第四,优化结构、净化产能,通过构筑良性竞争机制推动城市发展质量的"逐顶竞争"。第五,深度开发、适度集聚,通过有效利用城市空间资源发挥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     

城市化对雾霾暴露的贡献——基于对中国城市群的时空分解

中国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伴随着雾霾暴露水平的非线性变化。为分析城市化的不同内涵对雾霾污染的贡献程度,文章对中国九大城市群2001—2018年的雾霾暴露指标进行分解。其中,雾霾暴露侧重于衡量雾霾污染对人类活动和健康的危害程度,也是世界银行衡量空气污染的主要指标之一;影响因素上主要考察人口集聚、人口密度、城市扩张、经济增长和排放强度,分别用于衡量人口城市化、土地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城市污染治理;方法上选取了时空LMDI分解法,以便更有效地对分解结果进行跨城市群、跨时间段和城市群内部的多维度比较。研究结果发现:(1)2001—2018年期间,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主要导致城市群雾霾暴露上升;人口密度和排放强度主要促使城市群雾霾暴露降低;人口集聚因素的贡献主要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为正,但2016年后在长三角和京津冀变为负。(2)2013年"大气十条"发布后,排放强度对降低城市群雾霾暴露的积极影响在增大,城市扩张和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减小。(3)在城市群内部,人口城市化在2013年以前提高了长三角和京津冀中心城市的雾霾暴露,体现出这些城市极强的人口吸引力;2013年后人口集聚降低了一些中心城市而增加了外围城市的雾霾暴露,体现了后者的人口疏导作用。(4)一些中心城市开始实现绿色的土地和经济城市化,而外围城市仍存在粗放的土地扩张;排放强度的促降作用在外围城市明显增大,城市群协同减排取得显著成果。为此,建议在城市群层面,继续推进"大气十条"等大气污染治理计划,加大环保执法力度,完善区域联防联控机制,加强城市之间在大气污染控制技术和治理经验上的合作交流;在城市群内部,针对外围城市的人口、土地和经济三方面城市化,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绿色宜居的卫星城市,加强新城区环境治理,改造完善生态工业园,发展清洁生产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与生态成本空间演化模式分析

综合运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及ESDA-GIS多种方法,在充分考虑传统经济影响因子的基础上,尝试引入经济发展生态成本指标,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及演化模式。研究表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低聚集特征明显,空间极化现象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生态成本空间集聚现象以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为主,且呈现出高高集聚减少、低低集聚增多的现象,生态成本消耗有所改善;2001~2012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市域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与生态成本表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差异化空间格局,呈现出由低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过渡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进而发展到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低生态成本的空间匹配模式的阶段性特征;高经济综合发展水平-高生态成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仍在大部分城市中存在,经济与生态空间协调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统计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SARAR计量模型系统刻画了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并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因素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工业废水排放逐年减少，但废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表明中国废水排放主导源已经发生替变；（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省际格局特征，胡焕庸线可看作工业废水排放“热区”与“冷区”的分界线；（3）中国工业废水排放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趋势逐年加强；（4）SAR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推进、第二产业发展、人口增长依次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全国相比，热区的SARAR模型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但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略有不同     

中国环境质量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污染和吸收两个视角

提升环境质量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和必然要求。基于环境污染和环境吸收两个视角，在综合大气、土壤、水体三大环境要素测算环境污染指数和吸收指数的基础上，结合环境质量影响因素的地域差异性，采用SDM模型分析全国及各地区环境质量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效应。研究表明：（1）环境质量的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地域不平衡问题突出，环境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2）重工业比重偏高是造成环境质量低的最主要原因；（3）东部地区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逐渐趋于协调，但人口集聚给环境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中、西部地区“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的发展模式成为提升环境质量的掣肘。最后，针对不同地区发展特点提出“硬治理”与“软治理”融合的差异化环境治理路径。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重心迁移与脱钩关系研究

协调经济增长与土地资源利用关系是经济发展提质增速及可持续城市建设的关键，为探索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耦合趋势，运用重心模型、Tapio弹性指数对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耦合关系与脱钩状态进行测度，并构建计量模型，检验了经济、社会、政策等因素对城市扩张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经济与建设用地规模保持双增长态势，中西部地区近年来建设用地扩张更加明显，经济和建设用地重心均呈现西南方向迁移，但空间耦合性逐渐减弱；（2）中国经济与建设用地脱钩关系不断恶化，脱钩状态分布格局变化明显，东部地区脱钩状况逐渐改善；（3）社会经济因素是城市扩张的关键推动力，政策、产业集聚等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扩张。未来要重点加强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土地扩张的管控，对于东部地区而言，则要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寻求产业转型与土地利用转型的契合点，追求城市的精明增长。     

汽车共享出行减少空气雾霾了吗?——基于滴滴出行大数据

以雾霾为代表的环境恶化问题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其在区域发展、社会等级之间和代际的分摊不公正现象还大大降低了人们生活的品质和幸福感。共享出行的出现促使人们由消费者拥有自己资产的生活方式向消费者共享资产的生活方式转变,不仅便利了人们中短途的出行,也增加了城市内部的生产生活集聚程度;但共享出行依然以汽车为载体,汽车尾气为雾霾的主要产生方式之一。鉴于此,文章以2017年滴滴出行开城城市的截面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汽车共享出行对雾霾的影响机制。空气雾霾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控制城市的经济、交通、地理、气象和政策变量后,以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模型估计了汽车共享出行对雾霾的影响,分别以代表人类活动强度和范围的城市化深度(城市集聚)和广度变量(城市蔓延)为中介变量检验城市形态在汽车共享出行和空气雾霾之间的传导机制,并检验了基于城市层级的异质性。研究发现:(1)汽车共享出行规模与雾霾在空间上呈现显著的"正U型"关系,其最初的发展对雾霾具有显著的促降作用,但当发展到如北京、深圳等规模后会加剧雾霾污染。(2)新能源汽车占比的提升有利于减少雾霾,但不显著,目前新能源汽车对雾霾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3)城市化深度是汽车共享出行减排作用的传导机制,这一结论在三线及以上城市中得以验证,四五线城市的传导机制不明显。(4)汽车共享出行的发展规模应与城市发展规模相适应,设计减排政策可以考虑从集聚的城市形态入手,减少城市的低效蔓延。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生态文明视域下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3年数据,使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绿色经济绩效进行了测度,并进行了分区域比较;依据经济空间权重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与分解。研究结论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和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低,而且具有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演变趋势。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并不存在。资源禀赋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示范效应有助于增强绿色经济绩效的区域间正向溢出。技术进步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但对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却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即区域内、区域间均存在"污染天堂假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充分发挥地区间、城市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努力提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绿色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协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