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视角下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参与行为研究

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是实现准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方式,同时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也是众多单个农户行为选择的结果。理论研究发现,极其复杂多变的个体决策行为可以通过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运用个体异质性来表征。本文将农户异质性概念引入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问题研究,探索农户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互动关系及影响机理,试图解决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中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首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将社会资本归纳为社会声望、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四个不同维度。在此基础上,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393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信任维度、参与维度和网络维度社会资本是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参与行为的重要促进因素,而声望维度社会资本则降低了农户的参与行为。反映出社会资本的多维异质性将导致集体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某一维度的社会资本促进合作供给的产生,而另一维度的社会资本则对合作供给起到抑制作用,而且各维度交互作用可能使社会资本对合作供给影响结果产生不同结果。此外,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水利对农业重要性的认知、水利设施维修情况以及用水纠纷对农户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种植面积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参与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该通过培育农户多维度的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促进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供给;此外,通过加强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农户合作认知等,提高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参与行为。     

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基于黄河灌区五省数据的验证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供给是实现小农水供需平衡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份1558户微观农户数据,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首先,运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量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其中农户的合作能力影响程度较大,农户的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次之;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参与供给意愿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农户的参与供给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最后为农户的社会信任;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行为。其中,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参与供给意愿转化为行为;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引导农户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促进小农水供需平衡的实现。     

社会资本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基于技术认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利用黄土高原1 2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以少免耕技术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5个维度对黄土高原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的影响，并检验了技术便利性认知、技术效果认知和技术风险认知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技术认知对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山西省农户的社会信任、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农户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参与、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在社会声望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信任、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陕西省农户的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在社会信任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甘肃省农户的社会网络、社会声望和社会规范对少免耕技术采用有直接的正向影响；技术便利性认知在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风险认知在社会网络和社会规范对技术采用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效应；技术效果认知为完全中介。     

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

全面改善耕地质量,充分释放耕地社会生态效益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内在要求。小农经营下,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是实现耕地质量全面改善的可行路径,但往往因缺乏动力和"搭便车"行为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从集体行动视角出发,结合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分别以非市场价值认知和社会资本表征自主因素和嵌入因素,理论上分析了两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张掖市718户农户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自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和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水平越高,其耕地保护合作意愿越强。②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嵌入因素,通过信息传递、信任机制和规范约束等改变农户选择决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人际信任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但制度信任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均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且强连接网络的边际效用大于弱连接网络。③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相对于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而言,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更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开展社会化的耕地非市场价值教育以提高农民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以营造良好的集体行动环境,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分批有序引导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等政策建议。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社会嵌入视角下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基于冀、皖、鄂3省668份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冀、皖、鄂3省5个市（县）22个村的668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社会嵌入理论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的嵌入因素。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和社会资本网络3个维度9个变量的“嵌入因素”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政策宣传、项目扶持，农户生态、社会、经济价值认知，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互惠规范和农户参与网络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对此，政府应提高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重视程度，加大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宣传力度，因地制宜构建有利于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社会嵌入环境，以有效促进农户积极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藏族地区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分析——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社会资本是继"人力资本"后另一个解释经济、社会发展差异的重要工具。为了深入解析社会资本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需要研究不同民族地区的社会资本及其影响因素。本文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基于入户调查资料,运用因子分析法,测算了该区农户的社会资本存量,分析了农户的社会资本特征,并解析了影响农户社会资本的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资本总量为3.42;②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农户社会资本得分最高的是信任维度,最低的是社团参与维度;③影响信任维度的主要因素有区内农户的财富差异、区内农户的异质性和户主受教育程度;影响社团参与维度的因素主要有户主受教育程度;④在影响社会资本的因素里,宗教信仰对社会凝聚力维度、政治赋权维度和网络维度有重要影响。     

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主动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不仅影响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决定污染治理的效果。本文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的受偿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建立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说,利用秦巴生态功能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两阶段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86.69%,农户受偿额度的均值是6 444.37元/hm~2·a。(2)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亲戚朋友信任程度、邻里信任程度、村干部信任程度和借钱人数等变量均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与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正相关,意味着资本禀赋越高的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的概率越大。(3)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借钱人数和是否贫困县等变量均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丰富,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的政策建议。     

社会资本、流转契约与土地长期投资

本文从种粮大户多维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探讨社会资本、土地经营权稳定性与农户土地长期投资间的关系及其影响机理。论文采用问卷调查法、Tobit和Probit模型分析法,研究结果如下:(1)大户社会网络关系、农户参与互相帮工、参与村庄集体事务对土地流转年限显著正向影响;信任水平、参与联合帮助困难村民、互相帮工对流转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有显著负向的影响,表明网络、信任、团结、集体维度的社会资本均对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有显著影响。(2)土地流转年限对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期限内经营权纠纷事件发生对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显著负向影响。(3)网络关系、互相帮工频率、帮助困难村民频率与土地流转年限的交互项对大户土地长期投资有负向影响,其中只有网络与土地流转年限的交互项通过显著性检验;网络关系、参与组织、信任水平、互相帮工、帮助困难村民与经营权纠纷事件交互项对大户长期投资有正向影响,其中只有帮助困难村民与经营权纠纷事件交互项通过显著性检验。主要结论: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是种粮大户土地长期投资决策的重要考量因素;社会资本能够通过增强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促进大户长期投资;在社会资本的作用下,当期土地流转经营权稳定性对种粮大户长期投资的制约被减弱,但总体减弱效果不显著。     

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

社会资本在反贫困领域的重要作用已被理论和实践所证实。在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有效发挥社会资本的周急济贫功能,缓解乃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已成为当前反贫困战略推进中亟待探讨的问题。研究整合了四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0、2012、2014、2016)个体家庭和村庄的嵌套数据,建立了“认知型”和“结构型”两种类型以及“个体家庭”和“村庄”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框架,并基于探索性因子分析构建了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集体参与以及公共服务6个社会资本变量。研究利用HLM软件构建了多层广义线性模型(HGLM),通过四阶段的空模型、截距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完整模型分析了绝对贫困背景下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个体社会资本总量与贫困代际传递呈显著负相关。②在个体家庭层面,社会网络、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社会信任和地方信任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并不显著。③在村庄层面,公共服务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负向影响,集体参与对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共服务水平对社会网络和贫困代际传递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提出要大力培植贫困群体和乡村两个层级的社会资本以缓解农村贫困代际传递趋势:①要通过协调“乡政”与“村治”以形成良性的乡村治理格局。②要促进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紧密衔接,在保障个体脱贫的同时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③须提振贫困群体脱贫信心,增强村级自治与集体参与的水平和能力。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乡村旅游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研究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背景下,乡村旅游在发展农村经济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促进乡村旅游的健康发展和乡村农户生计的持续改善是当前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表明,可持续生计框架中客观环境影响作用是可持续旅游生计研究的热点方向,但可持续生计框架外其他主观因素对生计策略转变影响的动态定量考量却较为空缺。本研究在乡村旅游背景下探讨政府信任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影响机制,引入居民参与度、居民支持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山东省乡村旅游地进行定量分析,并对特定路径间中介作用进行比较。实证研究结果显示:①政府信任度对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具有正向影响,居民支持度正向影响居民参与度。②居民参与度和居民支持度均正向影响生活满意度。③生活满意度对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在居民支持度、居民参与度和生活满意度多重链式中介作用下,政府信任度对生计策略转变意愿具有间接影响。因此,为了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旅游和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应发挥政府作用,从政策实施、旅游市场监控、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高政府信任度,培养农户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农户融入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强农户生计策略转变意愿。     

资本禀赋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关系 ——基于城镇近郊区与城镇远郊区的对比分析

在对资本禀赋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研究假说的基础上，基于武汉“1+8”城市圈483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order 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有33.5%的农户愿意每月支付20元左右资金来保护耕地，整体水平偏低；城镇远郊区农户有更强的耕地生计依赖，相比于城镇近郊区，支付意愿更强。（2）从各个模型中的显著型变量来看，除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总收入外，其余资本禀赋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整体上，相比于经济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效应更强。（4）城镇近郊区和城镇远郊区农户资本禀赋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城镇远郊区，除与亲朋邻里关系状况外，城镇近郊区其余农户资本影响效应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总收入、家庭劳动力总人数以及社会资本中在群众会议中的发言情况只对城镇近郊区农户影响效应显著；对村集体信任程度等村庄型和与亲朋邻里关系程度邻里型社会资本都对城镇远郊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产生重要影响，而城镇近郊区仅是与亲朋邻里关系程度邻里型社会资本产生效应。应积极组建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升农户储蓄水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集体活动组织以加强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交流；尤其加强城镇远郊区农村集体组织建设等来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进一步加强农户农业生产补贴；以此增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促进更好的保护耕地。     

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9市10个乡镇16个行政村483名农户的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深化,其影响效果逐步加强;(2)城镇住房居住效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财富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总效应为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住房对不同分化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农户转型过程中,城镇住房促进作用逐步加强,但在部分特征样本群中其影响效果存在"瓶颈期".鉴于此,为促进农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应继续推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同时将住房保障政策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长期有效匹配,在通过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为农户家庭提供非农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条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和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on farmer household income gap: total effect and structural effect

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f typical villages in Shaanxi Province, China, the effect of social capital on the income gap of farmers’ households was analyzed using the Shapley value of the total amount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social capital structure. The results show the following: first, social capital can expand the household income gap, and the effect of this index on the household income gap is 7.54%. Second, the indexes of the social capital dimension can expand the household income gap, and the structural effects of the household income gap on social networks, social trust,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are 3.17%, 3.64%, and 0.65%, respectively. Third, no dimension of the path is the same as the effect on the household income gap.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 ——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