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异质性下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基于黄土高原3省6县的实证

利用黄土高原山西、陕西和甘肃3省的1 23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采用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空间差异，运用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研究了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1）农户所采用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在3省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山西省农户秸秆还田技术和深松耕技术采用率较高，陕西省农户对少免耕和沟垄种植技术采用率相对较高，甘肃省农户采用较多的技术分别为秸秆还田、残茬覆盖、地膜覆盖和深松耕技术。（2）家庭收入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和采用程度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农收入占比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养殖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3）降水量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地块类型对山西和陕西两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采用和采用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甘肃省的农户影响不显著。（4）社会网络对3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技术推广促进了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政府补贴对山西和甘肃两省的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陕西省农户水土保持耕作技术的采用程度影响不显著。     

媒介使用对农民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陕甘宁115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模型,以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作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了媒介使用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不仅通过媒介获取生态信息,还获得了生态知识,形成了一定的生态风险感知;(2)媒介使用不仅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同时可以通过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3)其中,传统媒介和新媒介都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在其中分别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新媒介的作用大于传统媒介.因此,需要重视媒介对农户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教育功能,从而促进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     

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实证

本文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分为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声望、社会参与四个维度,利用6省区600户农户的调查资料,运用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有积极作用。社会资本不同维度中,除社会声望对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外,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农户的合作供给实现应该充分利用社会资本。此外,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意愿还受其他因素影响,其中合作认知和灌溉面积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供给的合作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收入、是否偷水和用水纠纷对合作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提出应通过培育农户社会资本、规范社区用水环境、提高合作认知程度等措施,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积极性的政策建议。     

社会嵌入视角下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研究——基于冀、皖、鄂3省668份农户调查数据

基于冀、皖、鄂3省5个市（县）22个村的668份农户调查数据，通过社会嵌入理论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的嵌入因素。结果表明: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和社会资本网络3个维度9个变量的“嵌入因素”对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政策宣传、项目扶持，农户生态、社会、经济价值认知，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互惠规范和农户参与网络正向影响农户保护性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对此，政府应提高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重视程度，加大对保护性耕作技术的宣传力度，因地制宜构建有利于保护性耕作技术推广的社会嵌入环境，以有效促进农户积极采用保护性耕作技术。     

基于多层次非线性Tobit模型的集体行动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的影响研究

利用黄土高原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运用多层次非线性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集体行动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之间关系的主效应和生态补偿对集体行动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集体行动对任何一种类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生态补偿对集体行动与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程度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但不同类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其调节作用的方向不一致，对于劳动密集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对于资本密集型的水土保持技术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增强农户的集体行动参与能力和规模、细化补偿金额和年限的标准、制定技术属性差异化的生态补偿政策等。     

邻里效应与农技推广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影响分析——互补效应与替代效应

稻虾共养生态农业技术可以带来良好的经济、生态和社会效应,但由于有效技术来源不足、较高的技术与经济风险给农户采纳带来多重约束。以稻虾共养技术为例,利用湖北省与江苏省605份农户调研数据,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了邻里效应与农技推广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影响及二者的互补与替代效应。研究发现:(1)邻里观察性学习、交流感受均显著正向促进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2)通过农资企业的经营性农技推广显著正向影响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3)对农户稻虾共养技术采纳的影响上,观察性学习、社会规范均与农技推广存在部分替代效应,邻里农户交流感受与农技推广存在部分替代与互补效应。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该文认为应该有效结合邻里效应与农技推广的互补与替代效应,提高各农技推广主体的运行效率和实际影响力,进而提高农户的采纳规范性和效率。     

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615个农户的调查数据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利用湖北省615个农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网络嵌入与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其群组差异。研究发现：（1）当前采用绿色耕作技术的农户比例相对较小，其中以秸秆还田覆盖技术采用率相对较高，而深松、有机肥、生物农药等采用率略低；（2）网络嵌入和风险感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风险感知在结构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3）相比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年收入，家庭实际经营土地面积在网络嵌入对农户绿色耕作技术采纳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更为明显。鉴于此，建议应积极推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并鼓励建立内嵌于当地农技推广站、以种植大户为先导的绿色适用技术推广与讨论网络，确保绿色耕作技术落到田间地头。同时，政府应加强灾害预警与田间学校建设，通过宣传教育与培训指导，强化农户绿色生产意识，引导农户推行绿色生产方式。     

效益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不同生产环节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数理推导建立了农户绿色生产技术效益认知与采纳行为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7年8月在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获取的946份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构建的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效益认知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不同效益认知对其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存在不同影响效应.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采纳程度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2)农户对不同生产环节绿色生产的技术采纳行为受到不同效益认知的影响.产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产中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产后环节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则受到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研究认为政府农技推广部门在进行绿色生产技术宣传及培训时,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     

网络嵌入与声誉激励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和声誉机制,利用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560个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网络嵌入与声誉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其群组差异,并运用变量替换和多元统计回归分析检验了结构方程模型的稳健性.结果 表明:(1)网络嵌入和声誉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声誉在结构嵌入、认知嵌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在关系嵌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2)在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采纳程度中,认知嵌入大于结构嵌入大于关系嵌入(3)家庭实际种植面积在网络嵌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农户家庭实际种植面积增强声誉激励的中介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应重视种植大户的声誉机制构建,引导种植大户亲环境行为,为小规模农户提供示范效应.同时,政府还应为农户提供学习、合作平台.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经营规模、地权稳定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基于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

以湖北和山东两省的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实证分析经营规模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地权稳定性的调节作用以及经营规模影响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内在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经营规模对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地权稳定对经营规模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的作用效果存在调节效应；(3)经营规模通过影响农户有机肥施用的行为态度和能力，正向激励农户有机肥施用；(4)有机肥施用行为能力的中介效应强于行为态度。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经济偏好的理论解释，并对有效激励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的对策措施提供了参考与建议。     

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视角下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参与行为研究

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是实现准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方式,同时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也是众多单个农户行为选择的结果。理论研究发现,极其复杂多变的个体决策行为可以通过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同质性假设——运用个体异质性来表征。本文将农户异质性概念引入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问题研究,探索农户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社区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互动关系及影响机理,试图解决农村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中集体行动的实现问题。首先,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将社会资本归纳为社会声望、社会参与、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四个不同维度。在此基础上,利用陕西省关中地区393户农户调查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多维异质性对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信任维度、参与维度和网络维度社会资本是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参与行为的重要促进因素,而声望维度社会资本则降低了农户的参与行为。反映出社会资本的多维异质性将导致集体行动结果的不确定性。某一维度的社会资本促进合作供给的产生,而另一维度的社会资本则对合作供给起到抑制作用,而且各维度交互作用可能使社会资本对合作供给影响结果产生不同结果。此外,农户参与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农户受教育程度、水利对农业重要性的认知、水利设施维修情况以及用水纠纷对农户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种植面积对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参与行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该通过培育农户多维度的社会资本,强化社会资本的正向影响,促进小型水利设施的合作供给;此外,通过加强组织服务功能、提高农户合作认知等,提高农户小型水利设施合作供给的参与行为。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决策研究

推进农户应用清洁能源对于促进农村生态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将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视为是一个"外部情境因素-内部心理因素-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过程,基于环境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构建出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利用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户购买行为和使用行为两个维度,研究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情境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以农户感知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从众心理、行为便利性直接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生态价值观和感知因素在经济激励政策与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行为便利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相对于经济激励政策,农户自愿活动对提升农户生态价值观会更有效;在影响农户感知的四个情景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中,自愿活动对农户感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激励政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行为便利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要扩大清洁能源产品补贴的范围,加大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加强清洁能源知识、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完善农村清洁能源应用服务体系,提升农户应用清洁能源的易用性感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示范村的辐射效应,增强农户应用清洁能源有用性感知;引导基层村干部、党员或环保意识强的农户率先应用清洁能源,在从众心理作用下,促使更多的农户应用清洁能源。     

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

全面改善耕地质量,充分释放耕地社会生态效益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内在要求。小农经营下,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是实现耕地质量全面改善的可行路径,但往往因缺乏动力和"搭便车"行为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从集体行动视角出发,结合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分别以非市场价值认知和社会资本表征自主因素和嵌入因素,理论上分析了两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张掖市718户农户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自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和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水平越高,其耕地保护合作意愿越强。②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嵌入因素,通过信息传递、信任机制和规范约束等改变农户选择决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人际信任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但制度信任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均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且强连接网络的边际效用大于弱连接网络。③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相对于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而言,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更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开展社会化的耕地非市场价值教育以提高农民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以营造良好的集体行动环境,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分批有序引导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等政策建议。     

资本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价值认知的影响——以黄土高原区为例

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价值认知，不仅反映了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主观认识和接受程度，而且影响到水土流失治理的成效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进程。鉴于此，基于黄土高原区1 152户农户调研数据、采用Heckman Selection Model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的价值认知以及认知程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水土保持技术的增产价值、增收价值、生态价值认知程度较高的农民比例分别为13.89%、12.5%、19.01%，农民对水土保持技术的价值认知不高。（2）影响农民对水土保持技术增产价值认知程度的因素主要有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房屋类型、耕地面积、村干部、相互信任、相互帮忙；影响增收价值认知程度的因素主要有房屋类型、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劳动力数量、房屋类型、相互信任、相互帮忙、信息渠道等变量则显著影响了农民对生态价值认知程度。     

市场与政府一定能促进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吗——以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技术为例

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所在.市场与政府是影响农户采纳行为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作用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该研究基于湖北、湖南、安徽共925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两个方面探究市场收益与政府激励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济效应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波动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不同激励政策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技术补贴政策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宣传政策仅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采纳行为;(3)从交互效应来看,经济效应会显著增强技术补贴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而收入波动会显著减弱技术补贴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的关键因素,因此,未来技术推广中应重视市场收益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 ——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     

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基于黄河灌区五省数据的验证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供给是实现小农水供需平衡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份1558户微观农户数据,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首先,运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量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其中农户的合作能力影响程度较大,农户的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次之;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参与供给意愿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农户的参与供给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最后为农户的社会信任;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行为。其中,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参与供给意愿转化为行为;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引导农户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促进小农水供需平衡的实现。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资本禀赋对农户耕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分析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主动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有效手段,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不仅影响补偿政策的可持续性,更决定污染治理的效果。本文将农户对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的受偿意愿分为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基于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建立资本禀赋(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模型和研究假说,利用秦巴生态功能区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采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农户两阶段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愿意参与耕地面源污染生态补偿的农户占所有样本的86.69%,农户受偿额度的均值是6 444.37元/hm~2·a。(2)耕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亲戚朋友信任程度、邻里信任程度、村干部信任程度和借钱人数等变量均对农户的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均与农户补偿参与意愿正相关,意味着资本禀赋越高的农户,参与耕地面源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政策的概率越大。(3)家庭收入、耕地面积、参加农业培训的次数、借钱人数和是否贫困县等变量均对农户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亲戚朋友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表明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越丰富,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越高,而社会资本对农户生态补偿接受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具体表现为信任程度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网络具有正向影响。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将农户参与纳入耕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制定环节、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