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后重建的产业集群调整分析

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三个维度对灾区资源承载力变迁进行分析与评估;就灾区产业集群现状,给出产业集群的内外聚集评价与分析;从网络设施、环境发展、集群计划、外部平台四个层面思考灾区产业集群调整战略,从过程和布局两大部分探讨灾区产业集群解决思路,从实施原则、集群涅黎、外包服务和支持体系四个方面研究灾区产业集群调整的实施框架,从工业产业现代化、集群工业园区化、企业 基地 农户农业产业集群化、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化、区域特色 地震纪念五个方位讨论灾区产业集群调整的有效途径,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国家集体与个人利益、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政策性集聚效应与非政策性集聚效应四个角度阐述灾区产业集群调整的统筹兼顾,在此基础上构建灾区新型的产业集群.     

基于外部性的中小企业集群可持续竞争力内在机制研究

理论界对企业集群竞争力的解释与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对集群的积极效应的论证，基于负外部性的中小企业集群可持续性竞争力是一个尚未引起重视的研究领域。本文借鉴有关集群竞争力理论，提出了外部性是中小企业集群可持续竞争力内在源泉的观点。从外部性角度对中小企业集群可持续竞争力的内在机理进行挖掘。对中小企业集群外部性的主要形式及其效应进行了分析。本文还根据基于外部性的中小企业集群可持续竞争力产生机理模型，由集群的负外部性（成本）、正外部性（收益）曲线变化出发，研讨外部性、集群生命周期与集群竞争力变动的关系。提出了旨在提升中小企业集群可持续竞争力的“负外部性”规避对策。     

基于生态理论的旅游产业集群发展特征研究

旅游产业集群的生态属性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的热点。当前利用生态理论研究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律．对我国旅游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生态理论。从旅游产业集群的发展特征出发，认为旅游生态资源潜力、集群生态成长机制、集群生态外部环境等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据此选择集群生态资源潜力、集群生态结构、集群外部环境等指标。将旅游产业集群生命周期分为旅游产业集群形成、发展、成熟、衰退——转型等四个阶段，并分析了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最后提出开拓旅游产业集群生态营养源泉、构建旅游产业集群与其生态环境的和谐互动机制、维护旅游产业集群内部生态平衡等相关的建议。     

集群中的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研究——以电子制造的无铅化为例

以我国电子企业在欧盟指令的压力下，引入无铅焊接工艺过程为例，考察了集群中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文章回顾了全球无铅技术发展的历程，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与扩散的特点，结合实证案例研究，指出在无铅化工艺的扩散过程中，领导企业的供应链管理、OEM厂商的制造技术能力、无铅元器件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及专业化的检验检测机构是推动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而地理集群为这些因素之间的密切配合提供了可能，但促使集群合作创新的动力却来自集群之外。     

基于复杂网络演化博弈的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研究

为了探究低碳经济情境下潜在技术创新采纳企业的微观决策互动机制涌现的企业集群宏观扩散现象,利用复杂网络演化博弈方法,将无标度网络视为扩散载体,通过建立市场机制和政府规制下潜在采纳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采纳决策及扩散模型,运用Matlab软件仿真研究微观层面因素对宏观扩散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机制下只有当企业采纳低碳技术创新增加的收益大于投入时,网络才能演化至扩散深度为100%的稳定状态,实现企业集群内低碳技术创新的完全扩散;网络规模对扩散速度有显著影响,规模越大扩散速度越慢;实施碳税、投入补贴和惩罚措施三种规制手段均能有效提高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深度;网络规模越大碳税的推动作用越显著,相反,规模越小的网络对补贴力度的敏感性越强,而不同规模的网络对罚款力度的敏感性无明显差异。研究对推进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及政府部门的环境规制有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企业间的策略学习对企业集群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有重要影响,在企业集群中应培养核心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观念,使其作为"意见领袖"影响其它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采纳策略;第二,政府作为低碳技术创新扩散的推动者及环境监管的权利部门应为采纳低碳技术创新的企业提供补贴、依据碳排放量收缴碳税及惩罚不实施低碳生产企业等规制措施;第三,政府部门应根据发展阶段把握规制方式和力度,初期以补贴措施为主,随着低碳技术创新扩散深度逐渐增大降低补贴力度,同时提高碳税税率,另惩罚措施应在推进低碳技术创新扩散全过程中广泛实施。     

基于复合区位熵的中国油气资源产业集群识别

油气产业集群识别为完善区域油气产业发展规划和明确不同区域油气产业集群发育程度差异提供科学依据。本文油气产业集群识别包括产业集群地理边界确定和产业集群辨认,选择行政区划省(直辖市或自治区)作为油气产业集群识别的地理边界;基于企业数量区位熵、产业产值区位熵和就业区位熵提出复合区位熵概念CLQ,并据此将我国12个油气资源富集省区依油气产业集群发育程度辨认(识别)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包括新疆、黑龙江、辽宁、天津、山东、甘肃6省区,油气产业上、下游均不同程度地发育产业集群;第二梯队包括陕西、吉林、河北、四川、青海5省区,油气产业上、下游并非均发育产业集群;第三梯队为河南,油气产业上、下游均不发育产业集群;进一步计算12省区油气产业上、下游的CLQ差值,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这12个油气资源富集省区油气产业下游相对于上游发育不足,油气产业链出现"上游大,下游小"的畸形格局。     

集群内资源型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关键影响因素的识别研究

企业作出绿色行为决策进而实施生态化的绿色行为对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走出中国式低碳之路、实现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本文通过对湖北宜昌、荆门、河南郑州资源型产业集群中30家企业的调查,采用熵权决策模型对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辨识,并进一步横向比较分析关键因素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在置信水平λ=0.99下,企业预期收益、环境规制、生态环境、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以及企业社会责任是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关键因素,其关键度分别为0.999 8、0.998 2、0.997 7、0.996 3和0.994 8;2企业的性质未能影响其对关键影响因素的整体把握,但五项关键影响因素的关键度会因为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中,预期收益驱动与环境规制约束是影响企业绿色行为决策的两类根源,不同性质的企业面对的环境规制约束相同,追求预期收益具有一致性,预期收益与环境规制对不同性质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非常接近;相较于私营企业,国有企业进行绿色行为决策时,更多的是基于生态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量,企业社会责任、生态环境对国有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高于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产业集群网络是企业获取外部资源的重要载体,国有企业在我国资源型产业集群中通常占主导地位,更多的是影响集群中其他企业的绿色行为决策,而私营企业由于规模较小,其经营方式灵活性高,更容易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的影响,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对私营企业绿色行为决策影响的关键度更高。本文最后对研究的理论涵义进行了总结,并主要针对五项关键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产业集聚与生态工业园的建设

区域经济发展靠产业集群的支撑。在我国的压缩型工业化进程中，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维持其可持续性的空间愈来愈小。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生态化趋向是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依托．而产业集聚为产业生态化创造了条件。加强生态工业园的建设能够为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保证。以“3R”为原则．根据资源条件和产业特点，运用循环经济发展方式引导产业集聚。在重、化工产业优先创建生态工业园．按照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的功能引入企业和集聚产业，构成资源循环链．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改造原有的特色工业园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促使其向生态化层次升华．引导新的产业集聚．实现产业集群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资源开发型产业．推行保护性开发。产业集聚与生态园建设并举．形成优势产业集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分析

资源型产业集群是以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加工为主体.以资源产韭为核心的众多相互合作和竞争的企业或组织集聚在资源产地两形成的网络群体.资源型产业集群处于复杂的外部环境当中,本文在综合学者研究和广泛的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模型,认为影响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政府行为、金融环境、行业技术进步、相关产业的发展变化、市场需求、对外开放、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以及公众意识.本文采用DEMATEL方法对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进行分析,通过对相关专家进行的问卷调查,确定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之闻的直接影响关系,在计算出各因素在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外部环境因素模型中的综合影响关系的基础上,认为政府可以在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过程中发挥关键的作用.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提高政府对资源型产业集群演化的促进作用.     

绿色技术的扩散:中国三大电子产业集群比较研究

基于对北京、上海-苏州和深圳-东莞三地的电子制造企业的调查,本文对比考察了无铅焊接技术在中国三大电子产业集群生产者中的扩散.无铅焊接技术的采纳是应欧盟两项电子废物指令要求而开展的,对全球电子产业供应链产生一定程度的技术震荡.我们发现中国三大电子产业集群在技术转换的过程中,扩散速率明显不同,深圳-东莞的扩散速率最大,上海-苏州次之,北京最小.该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进一步分析了影响企业绿色技术采纳决策的因素,重点考察了影响跨国绿色技术扩散的主要因素--目标市场、地理集群、投资来源地和企业自身的一些特性.结果显示,在外部因素中,目标市场和地理集群是显著的解释变量,而投资来源地因素虽有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与研究假设不符.在企业自身特性中,企业在生产链中的位置及其环境管理能力具有显著影响,而我们特别关注的一系列技术创新性指标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影响.该研究反映出在此项技术扩散中,目标市场的环境管制标准的确发挥出了较强的跨国影响,地方产业集群的特点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影响,但中国企业普遍局限于被动应对,产品的环境属性尚未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     

国家高新区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作用机制与效果识别--基于双重差分法的检验

绿色创新作为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有机整合的发展战略,是当前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一剂良方,实践中,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成为政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国家高新区是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然而关于国家高新区设立是否对城市绿色创新发展起作用仍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利用中国285个地级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现双重差分的目的,识别国家高新区建立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并评估高新区驱动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净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国家高新区显著提高了城市绿色创新效率,这一结果在经过了反事实检验和多项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②从理论上构建了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影响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甄别出了高新区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提升的创新驱动机制和结构驱动机制,而未通过集聚驱动机制,"形聚而神不聚"的现象仍广泛存在。③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高新区对东部区域的绿色创新效率驱动效果明显,而对中西部区域效果不明显。④高新区驱动绿色创新效率提升还存在着城市等级的差异,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边际递减规律",相比于省会城市,副省会城市、较大的市和一般的市从高新区设立当中获得的政策效益更大。为了进一步提升高新区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驱动作用,文章据此从发挥集聚推动效应、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发展高新区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A Study on Theoretical Model and Applied Evaluation of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Zone in Urban Fringe： A Case Study 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onstructing innovative cities.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innovative strategy. However, most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s have many problems in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such as efficiency of land use, weakness of oriented function and lack of land intensive.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the authors of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land use performance and established the theoretical model to assess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s. The model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three-dimensional parts： land use benefit,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innovative function. Based on this theory model, an index system which was composed of three secondary indictors, eight tertiary indictors and 37 fourth-grade indictors was set up to evaluate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zone. To avoid the defects of plus model and function model, the authors brought out a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to examine the index of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s, which equals to th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of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high-tech zone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The authors examined the land use performance of five different high-tech industrial parks 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City.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dicator system performs better in the aspect of evaluating land use benefit,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function of the high-tech industrial zone compared with other models.     

基于资源-技术-环境的高技术城市矿产战略性筛选

城市矿产中蕴含大量的高技术矿产,它们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原材料。本文从中国国情出发,界定了涵盖新能源技术、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电池、电器电子产品等5大类共计27种高技术城市矿产,从资源、技术、环境三个维度设计了11项指标,对高技术城市矿产进行战略性筛选;并通过半定量化不确定性分析方法确定研究结果的可靠性。结果显示:(1)从资源-技术两维度看,电器电子产品用电池资源指数高,且技术相对成熟;动力汽车电池资源指数值略低,但未来开发潜力大。(2)从资源-环境两维度看,电池是拆解处置重点。(3)从资源-技术-环境三维度来看,高技术城市矿产可以分为四个梯队:高资源指数、高技术指数、高环境指数的"三高"梯队,包括EEE用镍氢电池、EEE用镍镉电池、EEE用锂离子电池;中高资源指数、中高技术指数、中高环境指数的"三中高"梯队,包括手机和动力汽车电池;低资源指数、低技术指数、中高环境指数的"二低一中高"梯队,包括风涡轮机、荧光灯、动力汽车永磁电机和电话机;资源指数、技术指数、环境指数都相对较低的"三低"梯队,包括电器电子产品和光伏电板。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筛选结果会发生动态变化,因此高技术城市矿产的战略性筛选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评估过程,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开发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的动态管理系统。基于研究结论,本文从高技术城市矿产的基础数据库建立、重点开发目录制定与调整、在线回收与交易平台构建、拆解技术储备以及可持续供应体系建立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企业发展的"环境-资源"平衡战略

本文分析了关于企业发展的两种观点：企业环境决定论和企业资源决定论；提出了实现企业发展的“环境-资源”平衡战略的理念；为了达到企业环境与资源两者的整合和平衡，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企业应以创新为核心，确立核心业务，重视组织的学习，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资源，企业家精神和能力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上海市奉贤县21个乡镇（工业企业）环境经济评价

利用有关的环境、经济指标体系，对上海市奉贤县２１个乡镇有污染工业企业１９９２年的环境，经济效益进行了综合评价，探明了各乡镇工业企业环境经济效益的总体状况以及在全县乃至全市所处的水平，找出了他们具有的优势，存在的缺点和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提高环境经济效益的措施。     

高科技污染问题及驱动力模型研究

高科技产生的污染包括产品生产、消费过程中及废弃时产生的污染。这些特点又加重了高科技的污染程度。高科技污染的各种特点，包括扩散快、产品回收难、污染类型多及隐蔽性强等。以江苏省高科技企业为例，研究企业隶属、资产组成以及经营能力和科技水平等企业性质指标与企业有毒有害原辅料消耗量的相关性，并做出高科技企业污染的驱动模型。根据所得研究结果，分析总结影响高科技企业有毒有害原辅料消耗量的主要因素，认为企业的性质间接作用于企业，最终形成了高科技污染。并据此提出治理高科技污染的建议，即完善污染治理法律体系、探索废旧产品回收途径、发展清洁生产技术、探索针对高科技企业的环境管理模式。     

人力资本积累、企业创新与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虽未改变,但2010年以来经济增速不断回落,一些阻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因素不断积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有所上升。揭示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显然对于政府形成规避中等收入陷阱的有效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根据社会再生产理论,建立了"世代交叠"模型,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产生机制作出理论解释,并运用中国1998—2014年各地区经济数据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积累和企业创新会在不同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二者存在协同效应;(2)上中等层次人力资本积累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可以带动经济增长;(3)下中等层次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这意味着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不仅应注重人力资本量的积累,更要保证质的提升。基于此,应从下三个方面着手推动中国经济实现中高速增长:(1)着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科学构建产权保护法律体系,促进形成企业家倡导企业科研创新的机制,激发企业创新的主观能动性,维护创新企业对于运用和转让科研成果的合法权益;(2)着力培育高素质人才的教育体系,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和办学质量,鼓励教育培训机构适度创新,推动培训方式项目化,针对岗位需求扩充劳动者知识和技术储备;(3)着力降低初中及以下人口的规模与比例,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鼓励优质教育资源向不发达地区适度转移,关注偏远地区贫困人群的入学情况,努力为穷人提供公平发展的机会。     

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生态化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是以高技术成果产业化、产业集聚化、集聚生态化为目标建立起来的特定经济区域。生态化高科技园区将是高新区发展的第三代工业园区的主要发展模式。高科技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具有与传统产业不同的特点，决定了高科技园区的生态化发展具有自身的规律性，需要通过对现有企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应用ISO14000标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和重构环境法规的绿色导向机制等措施来保证生态化的实现。     

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合作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

在梳理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与合作现状及问题的基础上,认为长江经济带区际产业发展的互补特征鲜明,下游地区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中上游地区特色产业突出;但也存在市场化程度发育偏低、要素流动不畅、行政区经济严重制约、中心城市产业高度偏低、区域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还根据未来长江经济带产业分工合作的基本思路,提出应发挥下游优势产业的引领带动作用、打造行业龙头骨干企业的辐射结盟作用、加强产业园区的创新示范作用等若干对策建议。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及区域互动的三大关键问题

在我国加入WTO、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长江三角洲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发展，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建成为我国区域功能完善、产业布局合理、城乡关系协调、生态与环境优良的现代化示范区，更重要的是在长江流域和全国发挥经济带动作用，提高服务功能，成为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竞争的基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农业基地和支援西部大开发并提供知识经济服务的基地。但是长期的计划体制造成的地区分割与部门分割不利于产业的合理布局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协调，也不利于共同进行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从区域互动的角度就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布局、以港口为主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协调、水土资源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