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多样性保护与自然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生物多样性保护已是当今人们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物资源是有限度的。实践表明,为保护物种栖息地而划定和管理的各种区域,对保护生物多样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我国自然保护区被视为最典型和最有代表性的区域,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基地。自然保护区保护着国家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拯救了濒危物种,保护了典型的生态环境,建设自然保护区是自然保护行之有效的手段。     

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向纵深发展

5月2 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我国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10年来,不断完善保护和管理体制,扩大自然保护区面积,生物多样性保护日益向纵深发展。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的主题是“生物多样性:全人类食物、水和健康的保障”,旨在强调在确保粮食安全和适当供水方面,以及在保护基于世界生物宝藏的众多传统药物和现代药品方面,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到2 0 0 3年底,全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区1999个,占国土面积的14 .4%,初步形成了全国性的保护区网络。目前我国70 %的陆地生态系统种类、80 %的野生动物和60 %的高等植物,特别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稀濒危动植…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

基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总结分析,初步提出了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的对策。气候变化对生物物候、分布、迁移活动、群落结构、栖息地质量、生态系统和景观多样性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未来将产生更深刻的影响。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适应气候变化需要从物种有效保护、自然保护区规划与管理、灾害防御等方面进行。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计量研究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一直缺乏保护成本计量的研究。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成本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成本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投入进行了成本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投入方面,总货币量约29.72亿元人民币,其中直接保护成本为2.59亿元;间接保护成本为2.00亿元;与周边区域密切相关的机会成本为25.13亿元。其中,机会成本的计量模型多样化,在学术界存在较多争议,但是,最终每种模型都能反映出机会成本的内涵的货币量,可以表达出我国政府为建立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而付出的无形代价。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研究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了经济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总生态效益约88.16亿元/a,其中涵养水源效益为31.77亿元;水土保持效益为17.85亿元;固碳制氧效益为3.41亿元;净化环境效益为7.56亿元;调节区域气候效益为5.32亿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为22.25亿元.本研究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长江流域的自然保护区发展与生态环境建设

长江流域的自然保护区占全流域面积的5．74％，比我国自然保护区 占国土面积的比例低1．9个百分点。保护区数量在80年代增幅最大，面积在90年代增幅最大，这种不同步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保护区经营管理更加注重建立较多的大保护区，保护较大的生态系统。本流域的各类自然保护区的数量和面积与流域内自然生态系统类型的丰富性和珍稀特种的多样性直接相关。生态系统类的自然保护区多分布在长江一线以南，形成4个明显的集中分布地带。野生生物类自然保护区在川西高原、川黔湘接壤带和鄱阳湖附近比较集中。川西南滇西北、川西高山峡谷区、川鄂湘黔接壤区、南岭山地北部等6个区域成为长江流域自然保护的关键区域。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建设中必须注意资源植物的持续利用、防护林的质量和生态平衡等问题。     

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保护对策分析

地处西部荒漠和戈壁中的敦煌阳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作为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和栖息地,是一个天然的动植物博物馆和基因库。保护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下的多样的生物对我国西部极干旱地区生物多样性方面的科学研究具有一定价值。然而,随着生态环境逐渐恶化,该地区生物多样性受到了如栖息地逐渐缩小和破碎、掠夺式过度利用等人为因素及自然因素的威胁和限制。本文分析了该保护区内生物多样性现状及多样性保护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以期对今后保护区的物种多样性保护工作具有一定的作用。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计量研究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一直缺乏其社会效益计量的研究.该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初步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包括:社会文明进步、人类健康和社会生产生活改善3种类型11项指标.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进行了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每年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总货币量约11.68亿元人民币,与周边区域密切相关的社会文明进步效益为1.68亿元;人类健康效益为1.62亿元;社会生产生活改善效益为8.37亿元.该研究的社会效益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可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社会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试论自然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摘编）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自然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自然保护区建设得到迅速发展，并且在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然保护区建设面临着许多问题，诸如...     

江汉-洞庭湖平原湿地的历史变迁与可持续利用

2200aBP以前，江汉－洞庭湖平原是一个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其湿地空间逐渐由平原边缘向腹心萎缩，水陆交错型湿地之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早于水体型湿地之生物多样性的破坏，耕地转化是湿地空间萎缩和湿地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因，从湿地历史变迁看，江汉一洞庭湖平原现有湿地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必须：调整传统的“国家粮仓”的区域战略定位，实施湿地生态大农业和湿地生态旅游发展战略，加强湿地效益和宣传教育，提高湿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政府决策能力和公众参与水平；协调耕地保护与湿地保护关系，推行湿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优化湿地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将退田还湖作为区域发展的一项长期战略，扩大湿地自然保护区面积，恢复和增强湿地的景观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国外先进的成功管理湿地的经验。     

中国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村地区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主要保留地,同时也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分布区。农村地区的机会成本作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主要成本,是影响保护区空间分布的潜在驱动因素。该研究从县级政府视角剖析了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决策机制,利用2005—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分布的影响,并按照保护区所在区域和级别进行分类讨论,探讨机会成本对保护区个体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机会成本是决定保护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机会成本和保护区面积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机会成本每增加1%,该地区保护区面积将减少0.679%。(2)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面积影响不显著。(3)机会成本对地方级保护区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国家级保护区面积影响不显著。(4)随着机会成本的提高,自然保护区个体规模有缩小趋势,能够缓解机会成本的压力,但保护区生境面临破碎化风险,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因此,中国在进一步优化保护区布局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村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建立和管理的影响,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多功能自然保护地体系,严格审批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与功能区调整,将生态保护价值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对象纳入保护体系;同时,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保护地生态补偿机制,以缓解保护区建设与周边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我国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数量达到21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 (简称MAB计划 )始于 1971年 ,是针对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发起的一项政府间的国际科学研究计划。 1992年后 ,人与生物圈计划的重点集中于通过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建设 ,来研究和保护生物多样性 ,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自 1979年起 ,我国的一批著名自然保护区 ,如长白山、神农架、九寨沟、西双版纳等 ,陆续被认定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这不仅提高了我国自然保护区在国际上的地位 ,也加强了中国自然保护事业与国际上的交流和联系。2 0 0 0至 2 0 0 1年 ,我国新一批保护区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甘…     

基于DEA方法的重庆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产出效率研究

生物多样性保护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就重庆市的现状来看，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并不显著。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方面，为了分析重庆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产出整体效率较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相关政策改进的建议，以综合提高重庆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产出效率，选取4年作为决策单元，利用其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和产出指标构建模型，然后利用DEA的C2R模型,对重庆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评价,并根据实际情况对计算结果做出分析,得出重庆市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的使用整体是相对有效的，但配置效率仍然有待提高。因此，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法规，完善管理以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产出使用效率。〖     

国外保护区投资现状分析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 ,向人类提供基本的食、衣、住等生活必须品以及木材、纤维、油料、橡胶等许多重要的工业原材料和药材 ,在维系自然界能量的流动、净化环境、改良土壤、涵养水源、调节小气候以及维持生物进化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ＩＵＣＮ)的分类标准 ,保护区分为严格自然保护区 /荒野地、国家公园、自然纪念地、生境 /物种管理区、保护性陆地 /海洋景观区、资源经营管理保护区。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是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主要措施 ,对生态保护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赤水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现状和对策

基于对赤水河流域生物多样性的综合调研,分析了赤水河流域生物多样性的主要特征、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状、面临的机遇和潜在的压力,探讨了赤水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本对策。提出赤水河流域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在国家政策框架内,在流域综合管理理念指导下兼顾重点区域保护和生态廊道建设,探索流域尺度上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流域社会经济协调有序发展的新型管理模式。     

陇南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态补偿区域空间选择

基于生态重要性,以重要物种空间分布种数为参数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评价模型,以陇南市为例,乡镇为研究单元,基于模型对全市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性进行评价,基于评价结果将研究区分为优先补偿区、次级优先补偿区、次级补偿区和潜在补偿区,对各等级补偿区的特征分析结果表明:①各类补偿区分布相对集中,优先补偿区主要分布在陇南市南部,集中分布在文县。②各等级补偿区由高到低在补偿面积、补偿乡镇数量和补偿人口方面不断增加。③优先补偿区范围相对较小,而次级优先补偿区和次级补偿区范围相对较大,潜在补偿区占很大的比例。④优先补偿区与自然保护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大多数优先补偿乡镇位于自然保护区内。     

长江中游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威胁和压力

长江中游地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淡水生态区之一,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长江中游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威胁与压力,认为生境破碎萎缩、资源不合理开发利用、水环境污染、外来物种入侵等是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威胁,而传统方式下的经济增长、土地利用粗放、人口增长与贫困、政策与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的主要压力。     

基于资源承载力的珠峰自然保护区社区草场资源利用研究

草场资源作为西藏地区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当地畜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农牧民增收的物质保障。本文以资源承载力为研究视角,将社区人口、经济和草场资源的协调程度作为资源承载力的评价依据,运用P-E-R模型对珠穆朗玛峰自然保护区内181个社区的草场资源承载力进行计算。得出珠峰自然保护区社区草场资源承载力整体较高,社区草场资源保护良好,却也不容乐观的结论。以此为基础,结合珠峰自然保护区社区草场资源利用现状,对上述结果进行一定讨论。探究影响珠峰自然保护区社区草场资源利用的多种因素,希望对珠峰自然保护区社区,合理开发和利用草场资源、促进社区发展、保护生态环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及一体化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以稳步提高农产品供给的农业发展模式在迅速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给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危及可持续农业发展，因此，农业需要寻求新的发展模式。本文对农业发展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论证了生物多样性对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支持作用，提出了用生态农业改造传统农业，从而实现农业发展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双赢。     

自然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建立保护区是应对生物多样性锐减的主要措施,然而保护区内部及其周边社区则受到保护区管理工作不同程度的影响。针对这个问题,本文以海南铜鼓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主要采用发放问卷的方式,调查了与该保护区相邻的9个自然村内的172位当地农民。结果表明,54.8%的被调查者认为保护区对其家庭和生活的正面影响大于负面影响,正面影响主要包括增加就业机会、发展旅游业提高收入和保护生态环境,而负面影响主要包括限制资源的利用、忽视其生存利益和野生动物的严重破坏。因此,建议保护区的社区管理工作应加强以下几方面:将旅游收益按照贡献量合理分配给当地社区,为当地社区开发新的替代性经济来源,加强对周边社区在管理政策、具体措施、生态服务功能等方面的环保教育,建立社区共管制度,最终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社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