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

社会多元化与公民社会的快速发展,促使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和应急响应的诉求与能力日益加强,驱动着政府职能变革和区域治理方式创新。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依据情景态势调整策略,影响其他主体的治理收益和策略选择,形成复杂的动态博弈关系。本文把握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动态博弈行为特征,确定区域合作治理的博弈支付矩阵与复制动态方程,构建区域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模型。分析得出5个可能的均衡点,通过雅可比矩阵分析均衡点的稳定性,可知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治理进化博弈的长期稳定策略集为{(合作,合作),(不合作,不合作)}。模型结果分析表明,合作收益直接影响着博弈稳定策略的进化方向,收益大于成本是政府与社会组织选择合作策略的必要条件,任一方的合作收益小于成本,选择独立行动是双方的占优策略,最终的策略选择与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所获取的超额收益、支付成本及合作水平密切相关。合作超额收益增加或合作水平提升时,博弈系统向(合作,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合作成本增加时,博弈系统向(不合作,不合作)演化的概率加大。制度规范不健全、组织信任缺失、社会组织力量薄弱等因素影响进化均衡结果,社会组织创新发展氛围尚未形成、自组织性和自律性内生动力不足,是制约社会组织参与合作治理的关键问题。基于此,提出社会组织参与区域合作治理的协调机制及培育机制,具体策略包括:明确权责关系、畅通参与渠道、创新合作形式,以及优化管理制度、让渡成长空间和树立社会公信。     

低碳模式下政府参与国际环境合作机制研究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再次引起了世界对低碳模式的关注,低碳经济的效率与国际环境合作密切相关。政府是国际环境合作的主体。本文通过分析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报告与统计资料,指出低碳模式下政府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存在多种形式,如在国内成立专门处理国际环境合作问题的机构、发起全球性环境会议,谈判具体实施细则、与国际组织和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展合作、签署国际环境条约等。在对各种形式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国际环境合作目前存在参与、执行、核实和签约模式等方面存在缺陷,因此影响了低碳模式的效率。     

基于“过程-结构”视角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比较与选择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是当代中国公共治理中极为紧迫而又突出的薄弱环节。围绕着如何打破"公地悲剧"和实现环境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学界提出了科层型、契约型和网络型三种合作治理模式。在总结三种模式基本特点的基础上,文章从"过程-结构"的视角出发,通过阅读大量文本案例和结合一定的实地研究,精选出太湖流域的河长制治理、库布齐沙漠的修复治理以及三江源曲麻莱县巴干乡的虫草与垃圾治理等三个现阶段环境合作治理的代表性案例,深入分析了三种环境合作治理模式在具体实践情境中的选择和运行机理、比较优势和局限,并讨论了特定情境下环境问题与治理模式的契合性。研究表明,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选择是既定制度(政策)、结构与作为能动者的组织、个人互动的结果,对环境合作治理模式优劣的评价不能脱离特定的情境和场域,每一具体的合作治理模式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局限与适用条件。研究同时表明,环境合作治理模式的选择必须适应特定环境问题的物理、生物和社会属性,必须和需要解决的问题及所具备的资源禀赋相匹配。最后,文章从政府的"元治理"、互信契约、利益共享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环境合作治理模式所"共享"的增进合作的规则及条件,认为环境问题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摒弃以自身为单一主体的环境治理模式,并积极推动各种适用于不同情境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以积累更多的推动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社会资本和提高整体性治理能力。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诱发绿色创新吗?——基于ENGOs视角的验证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治理双赢的关键所在,以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2008年两家环境非政府组织——IPE和NRDC联合公示中国113个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作为准自然实验,并采取DID和DID-PSM识别方法评估非正式环境规制绿色创新的"净作用",得到了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确诱发了城市绿色创新,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检验、DID-PSM回归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之后,结果仍具有稳健性。(2)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分析,东部和西部地区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PITI的发布响应更加积极,而中部地区则受到冲击效果较弱。基于时间趋势视角分析,非正式环境规制诱发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策实施第一年最为强烈,随后整体上呈现逐年弱化的趋势。(3)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越高的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绿色创新效应。相较于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而言,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受到环境信息公开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4)在剔除同时期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五省八市"的碳试点、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等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活动的其他环境政策冲击之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依然存在。     

非政府组织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研究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基本推动力量,由于组织目标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相对政府先天具有道义优势,但现有研究少有对其公益目标实现的定量研究。生态与环境保护是非政府组织的传统优势领域,该文在国内首次对非政府组织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开展了定量研究。利用系统广义矩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基于网络数据搜集、整理形成的分地区非政府组织数据库,对2002-2013年我国省际层面非政府组织组织数量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证实:在省际之间,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相邻省份同高或同低;在省份内部,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显著的时间惯性。还定量证实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效改善区域的环境规制水平,非政府组织组织数量1%的增长在1%统计显著水平可以提升0.5%的环境规制强度。控制变量方面,以财政分权度衡量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意愿会显著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以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的区域开放度则会显著提升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缺乏事实依据,参与国际贸易会显著降低中国的环境污染;单位产出能耗会显著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且弹性系数大于2。该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不同定义关键变量的回归结果方向一致。该研究从经验上证实非政府组织的发育确实推动了区域环境规制的进步。     

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

事实再次证明,单纯由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已无法满足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消费需求。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中出现的政府公权和市场私权的"双重失灵",迫切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本文通过深度访问和问卷调查的形式,基于主成分分析方法将影响食品行业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指标融合为互不相关的综合指标,并由此构建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影响食品行业的社会组织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社会组织的公信力、与政府的关系、政府支持力度、社会组织的信息公开程度、专职人员的数量与质量等因素与其参与治理能力存在较强的正相关;社会组织法定代表人年龄、现职国家机关公务人员在组织内担任职务的比例与其参与治理的能力存在较高的负相关。因此,社会组织在食品安全的风险治理中是否能发挥自身独有的优势,弥补政府和市场在食品安全风险中的双重失灵,内在地取决于社会组织的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结构与内部管理水平。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体系亟需逐步完善社会组织的立法,明确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确保社会组织在法律框架下按照各自的章程自主性地开展的各种活动,政府在法律框架下履行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职能力度;同时优化内部人员结构,建设具有数量充足、能力结构基本完备的工作人员队伍,并依据改革要求,优化法定代表人的结构,建立诚信信息服务平台,提升自身的社会公信度,由此保障社会组织在参与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的独立性,发挥自身专业性、自治性等优势。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构建

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是21世纪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甚至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公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21世纪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也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日趋严重的生活垃圾问题和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产量,仅凭政府的力量无法保障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管理目标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借助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力量的加入。该文基于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关系的现实基础分析,剖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的演变及特征,分析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各个阶段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并衍生到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收集、运营及处理的三大环节。同时,根据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不同程度以及政府管制程度的强弱,构建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三种模型,即公众诱导式参与模型、公众合作式参与模型和公众自主式参与模型,分析了三种模型的特点、优缺点及各利益主体的职责,以梳理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问题中政府和公众的职责,推动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合作,改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促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的实现。     

中国低碳城市发展的必要性和治理模式分析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以降低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碳足迹为目标的低碳发展模式得到各方重视.世界多个城市的政府以及诸多国际组织都在积极推进低碳城市的建设.在我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发展低碳城市是开拓新型城市发展理论和规划理论的有利契机,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低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激发城市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契机.本文从低碳城市概念发展的脉络入手,结合国内外低碳城市的实践和我国的发展特点,提出了低碳城市的概念辨析,分析低碳城市建设的原则和特点,并着重讨论建设低碳城市所必需的治理模式和制度建设模式,提出了基于城市历史传承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的政府、市场、公民三方协作互动模型,为我国低碳城市发展提供了概念基础和理论铺垫.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环杭州湾"葡萄串"式组合城市研究

环杭州湾上海、杭州、宁波等六城市，城市之间社会、经济相互联系密切，交通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特别是杭州湾大桥的建设，形成了沪、杭、甬之间的两小时交通“金三角”区，当今世界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在各地兴起，杭州湾地区完全有可能形成环杭州湾“葡萄串”式组合城市。本文在分析杭州湾城市发展现状和城市组合重要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环杭州湾组合城市空间布局的设想。     

环杭州湾“葡萄串”式组合城市研究

环杭州湾上海、杭州、宁波等六城市 ,城市之间社会、经济相互联系密切 ,交通等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特别是杭州湾大桥的建设 ,形成了沪、杭、甬之间的两小时交通“金三角”区。当今世界城市群、城市带、城市圈在各地兴起 ,杭州湾地区完全有可能形成环杭州湾“葡萄串”式组合城市。本文在分析杭州湾城市发展现状和城市组合重要作用的基础上 ,提出了环杭州湾组合城市空间布局的设想。     

城市创新能够驱散雾霾吗?--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检验

中国多城市群大范围持续遭遇雾霾等空气环境问题,不仅严重影响着人民生活健康,同时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创新驱动作为引领发展的重要源泉,是治理城市雾霾的重要手段。因此,本文利用2004—2016年中国地级市PM_2.5浓度、创新等数据,基于STIRPAT模型,通过空间计量方法在同时考虑空间横向维度及时间纵向维度下就中国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进一步从城市创新对雾霾的动态效应、作用距离阈值等多个角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雾霾污染呈现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和高排放俱乐部集聚特征。②中国城市创新具有积极的减霾作用。从横向空间维度来看表现为积极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存在一定的有效距离阈值。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减霾效应整体存在边际递减态势。③交通便利化及能源效率的提高有效抑制了城市雾霾污染的加剧,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仍是城市雾霾污染加剧的一大诱因。基于上述事实,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国在城市雾霾治理过程中应实施科学规划,布局联防联控。防止城市"单边"治霾努力成果被周边城市的"泄漏效应"所削减;聚集创新要素,打造创新型城市引擎。在城市群内部形成创新竞争、合作机制,创新重塑城市群发展模式以缓解城市雾霾污染;考虑到城市创新对于雾霾治理红利存在边际递减态势,除上述减霾渠道外,治霾政策仍需坚持从源头着手,优化产业、能源结构,促进能效、路效提高,最终成就美丽城市。     

智慧城市建设的理论思考与战略选择

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是信息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是城市转型与经济发展的转换器。发展智慧城市有助于促进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缓解"大城市病",提高城镇化质量。从城市信息化发展阶段看,我国许多信息化先行城市已经初步具备建设智慧城市的信息基础、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同时,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体系也为智慧城市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我国智慧城市建设还存在缺乏统一规划、技术标准和法律规范不健全、资金瓶颈等诸多问题。为此,要深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必须正确处理好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关系,实现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两轮驱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保障信息集成共享和互联互通,重视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在典型示范积累经验基础上全面整体推进。     

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农村环境善治的逻辑重塑——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

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是我国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五位一体重大战略的突出矛盾,也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本研究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法,对我国农村环境治理失灵的内在机理进行理论解释,认为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造成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的现实困境。分析发现:正是政府层面重视经济发展,轻视监管职责;企业层面重视经济利润,轻视社会责任;农民层面重视生计诉求、轻视安全需求;城市层面突破政府管制,转嫁污染成本;环保组织力量资源有限,难以提供环保功能以及科研院校重视环保技术研发,轻视科技推广,才导致了现阶段农村环境污染愈演愈烈。因此,只有明确政府、企业、城市、村民、环保组织、科研院校等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好各自的环保功能,真正构建起农村环境的共同治理体系,才能克服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和相互博弈状态,进而实现农村环境善治的目标。研究结论表明:农村环境善治的内涵体现为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参与、共同治理乡村环境问题.其主要特征为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回应性、有效性,其实质是在乡村环境治理中,构建起强国家和强社会的"双强"模式。通过构建这种"双强"模式使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达成利益均衡共识,彼此协同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环境的善治之道,以此彻底改变现在的乡村污染面貌,最终实现十八届五中全会倡导的生态良好农村战略构想。     

城市群环境合作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3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跨区域传播的性质,国家通过《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提出以城市群为地理空间尺度在区域层面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在此背景下,科学评价城市群环境合作效果,并考察合作效果的影响因素,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基于组织间活动强度衡量城市群内府际环境合作效果,并结合协作治理理论提炼五项环境合作的影响因素,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13个案例进行分析,以探求影响环境合作效果的必要条件及组合情况。研究发现,城市群内府际横向协调和地方政府领导力是构成高强度环境合作行为的必要条件,而纵向干预、环境治理能力差异和环境状况差异可视为充分条件。两种因素组合情况可以带来较好的环境合作效果:一是具备横向协调、领导力和水平相当的环境治理能力;二是具备横向协调、领导力,然而环境状况差异较大且不存在纵向干预。四种因素组合情况可以导致薄弱的环境合作。与以往区域环境治理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中央政府部门的纵向干预对促进城市间持续的环境合作作用有限,反而是城市间自觉的组织协调和领导人沟通构成了环境合作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想要达到较好的环境合作效果,国家纵向干预措施的使用应视城市群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已有较高水平横向协调和领导力的城市群,国家不宜使用纵向干预措施。对于缺乏横向协调和领导力的城市群,国家应在合作初期使用纵向干预措施,目的在于培养府际信任,创建城市间合作基础和协商规则,一旦城市学习掌握了合作策略,纵向干预措施应撤销,目的在于培养城市间自觉的、长期的、可持续的合作意识。     

上海城市与创意产业园区协调发展研究

城市化一方面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一系列的城市问题，影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创意产业是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有力组合、文化的思想性与知识的技术性的有机融合、产业组织区域集群化与企业组织小型化的有效结合，是缓解一系列城市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创意产业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旧城空间秩序，能够有效地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探讨创意产业对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基础上，简述创意产业集聚上海城市空间的历程，以上海卢湾区“8号桥”创意产业园区为个案，分析其企业组织与结构，指出创意产业推动了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稳定进步和文脉的延续，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基于演化博弈的京津冀雾霾治理环境规制政策研究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博弈是当前中国转型发展的必然表现,政府作为环境保护主体行为的博弈性是现阶段中国式分权的必然结果。本文以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源雾霾治理为研究对象,提出中国式分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框架下雾霾治理的基本假设,尝试从环境规制执行视角对中央指导、地方响应和企业执行的理想化"合作"博弈提出解决方案。以此构建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实现理想演化博弈均衡的政策工具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查行政管制、"奖优罚劣"的专项转移支付、环保履责不力的政治处罚和环境保护税收留地,这些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能够解决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在雾霾治理集体行动中存在的目标不一致性问题。具体来看,中央环保督查强化了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在专项转移支付和环境税收收入"奖优罚劣"的规制刚性。三种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使得污染企业走向执行减排的演化稳定策略,而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是不监管。将环保履责不力的政治损失纳入地方政府效用函数,震慑于中央政府政治处罚,监管成为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而环境保护税收收入全部留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摊薄地方政府政治损失。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治理成本的预期是地方政府和污染企业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治理决策的重要依据。因此,为了实现雾霾治理理想演化稳定均衡的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需要增强中央环境管理集权,避免地方环境规制失灵;扩大中央环保支出范围,建立地方减排补偿机制;强化地方政府环保履责,提高环境税征收标准;支持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引导公众第三方监管。     

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巴黎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确立了"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有助于增强各类行为体的参与动力,而后续的巴黎进程更适用于建立以跨国气候伙伴关系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主要施动者是地方政府和包括气候NGO、市民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他们不仅在议程设定、透明度、监督执行和代表利益攸关方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擅长短期本土化项目管理等优势。本文从国际关系的跨国行为体视角出发,对这类伙伴关系的兴起及其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分析,所获得的基本结论为:(1)各国达成《巴黎协定》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跨国伙伴关系发挥作用;(2)当前跨国气候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呈现不断制度化的趋势;(3)跨国伙伴关系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具有一定特殊性;(4)非国家行为体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逐渐交叉,更易形成联盟且相关的观念外溢也更为便利。这一新兴治理关系对中国的启示包括:(1)重新审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2)评估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跨国伙伴关系,并适当鼓励国内相关机构和组织参与全球进程;(3)在国内层面,以渐进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参与、建立一些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城市与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能力;(4)在国际合作中,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优势推动中国所提出的南南气候合作倡议及相关项目的落实,进一步提升中国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并弥补资金、技术及能力建设上的不足。     

中国政府区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组态与路径研究

中国政府区域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异质性,如何打破线性思维把握环境治理要素与模式成为亟须解决的问题。该研究基于中国环境治理概念模型,构建了涵盖主体行为（政府主导、公民参与、政社协同）、主体关系优化（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以及规则对主体间关系影响（政策压力）的影响因素框架,采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对48个政府区域环境治理案例进行单因素变量分析和条件组合分析。结果发现：(1)中国区域环境治理成效是多要素联合驱动作用的结果,要素间以联动匹配的方式形成制度创新、协同治理、技术创新三种环境治理模式,且有各自的要素差异及共性、适用范围、促发机制与特征,并存在联动耦合、互相促进和共同进化关系。(2)在制度创新模式中,政府主导发挥核心驱动作用,通过创新环境治理体系、治理工具等,与社会建立了良性合作治理关系,共同推进制度作用发挥。(3)在协同治理模式中,政府主导、政社协同、公民参与是核心条件,该模式由区域政府主导组织形成良性合作,或者由公民个人或社会团体参与博弈形成合作。(4)在技术创新模式中,技术创新为核心条件,政府主导为补充条件,该模式往往是由政府通过项目建设资助或推动的,依托大数据、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