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贫困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环境拐点

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环境问题常常与不平等、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环境贫困绝非环境质量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不足,而是环境质量的恶化或者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会通过影响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和其他要素资源配置而影响甚至拖累发展,加剧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本文进一步拓展为"环境贫困陷阱",结合中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分解,并提出四类典型事实。将考虑财富异质性的OLG模型与预期寿命和环境相互决定的OLG模型有机结合,综述性分析和考察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条件下,个体或经济体是如何陷入"环境贫困陷阱"之中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库兹涅茨基曲线的轨迹,进而从理论上验证上述典型事实的经验判断。在政策干预上,通过环境政策来降低陷入贫困环境陷阱中经济体的排放并非易事,这是因为需要容忍短期内的低收入,在长期内也不确定是否会提高收入。一旦经济体陷入贫困环境陷阱,在环境政策上达成共识将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政策会暂时性的恶化收入和福利。此外,当政策干预有效性不足时,长期贫困也会加剧。但是,充分有力的环境政策会产生非常不同含义,一旦,有力的环境政策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并保持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关系的拐点出现时,"环境贫困陷阱"会永久性的得到解决。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基于Stackelberg博弈的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研究

为揭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内在发展机制,本文基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特征建立了闭环产业链模型,利用企业间的Stackelberg博弈分析了消费者、企业和政府间的利益关联以及三大主体最优决策对闭环产业链的影响方式.研究结论表明,消费者的环境偏好越低,政府的环境税标准越低,且环境税的制定空间越小,企业收益越难实现从传统产业链到循环产业链的转移,消费者以新产品的消费弥补环境效用的损失；在政府的全局最优税收情况下,传统产业链的企业在横向企业竞争中仍具有先动优势,并不随环境税增加而改变；政府经济最优废弃物循环率能够保证循环产业链的回收资源供给,但只是在消费者容忍的范围内实现了消费者效用最大化和生产总收益最大化.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废弃物循环率达到生态最优,这需要政府舍弃部分经济利益,实施更严厉的环境税政策约束传统产业链的发展规模,同时结合参与性政策提高公众的环境偏好,以保证循环经济闭环产业链的顺利运行.     

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倒U”影响效应——理论机制与中日韩比较研究

中日韩三国是东亚典型的人口老龄化国家,日本老龄化程度最高,韩国老龄化速度最快,中国老龄化人口规模最大,人口老龄化对三国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利用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对中日韩三国197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投资的关系以及各国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程度,发现三国的拟合图形呈现"倒U型",即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先正后负,转折的临界点在10%左右。当跨过临界点后,随着老龄化水平的不断加深,人力资本投资减少的速度将加快,当老龄化水平达到30%左右时,老龄化水平每提高1%,人力资本投资水平就会减少1%。同时,由于三国在公共教育支出规模、支出结构、区域分布等个体特征的差异,中国、韩国和日本分别处于倒U型的上升阶段、平稳阶段及下降阶段。日韩两国人口老龄化对公共教育支出发展呈现近似"倒U型"的趋势验证了公共资源存在代际竞争的结论。为了缓解老龄化对公共支出的挤出效应,两国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多年来形成了完善的政策制度体系。两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丰富,但也存在许多教训。日韩两国老龄化对人力资本投资影响态势预示着中国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中国应借鉴日韩两国经验,在控制老龄化快速发展的同时,构建完善的老年人法律保护体系,维护老年人权益,协调公共资源分配,改善教育投入结构。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应对人口老龄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投资趋向的可能改变,实现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论提高健康投资效率的最优选择

我国目前正处在健康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把有限的健康资金用于初级健康保障领域，还是继续投入到大病统筹医疗保险．将决定未来我国健康体制的投资绩效。在现行健康保障制度下．我国公共卫生支出规模小、投入结构不合理加重了城乡居民的健康负担；医疗服务可及性低、公平性差导致居民健康产出水平低、医疗服务满意度差。并造成巨大的人力资本损耗和经济损失。在我国现有财力水平下．作为卫生领域的主要参与主体，政府应该逐步提高公共卫生支出规模、改变现有卫生筹资模式．将公共健康资金更多的投入于具有广覆盖、低投入、高产出的初级健康服务领域。这是实现健康公平性、减轻民众健康负担和提高健康投资效率、提高民众健康产出的有效途径。     

基于多行业DSGE模型的中国碳减排政策效应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低碳减排进入新的阶段,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包括各个行业的行业政策都在推行各种低碳减排政策,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动态分析碳减排政策的效应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为此,构建一个包含环境外部性和碳减排政策的多行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许可证交易和碳税两种政策情景下,行业技术冲击、税收政策和减排政策调整冲击对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排放的动态效应。模拟发现:许可证交易政策情景下,行业技术冲击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效应,覆盖行业企业减排率上升,排放下降,而未覆盖行业排放随产出上升而上升,而在碳税政策情景下,这种差异并不明显。政府采用盯住总排放波动的碳减排政策能够有效地减少冲击带来的福利损失,提高对维持排放水平的关注程度能够减少相应的福利损失。建议政府有效地权衡经济增长和改善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造成大的负面经济影响的前提下,加大减排政策力度,推广和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尽快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市场。制定碳减排政策时,考虑碳减排政策收入的返还机制,配以减税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缓和减排政策的负面影响。政府应根据排放水平顺周期地动态调整碳减排政策的强度,适当提高对维持排放水平的关注程度。     

基于多行业DSGE模型的中国碳减排政策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低碳减排进入新的阶段,从国家层面的宏观政策包括各个行业的行业政策都在推行各种低碳减排政策,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动态分析碳减排政策的效应具有重要的学术和实践意义。为此,构建一个包含环境外部性和碳减排政策的多行业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许可证交易和碳税两种政策情景下,行业技术冲击、税收政策和减排政策调整冲击对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排放的动态效应。模拟发现:许可证交易政策情景下,行业技术冲击具有明显的结构性效应,覆盖行业企业减排率上升,排放下降,而未覆盖行业排放随产出上升而上升,而在碳税政策情景下,这种差异并不明显。政府采用盯住总排放波动的碳减排政策能够有效地减少冲击带来的福利损失,提高对维持排放水平的关注程度能够减少相应的福利损失。建议政府有效地权衡经济增长和改善环境二者之间的关系,在不造成大的负面经济影响的前提下,加大减排政策力度,推广和扩大碳交易试点范围,尽快在全国建立统一的碳市场。制定碳减排政策时,考虑碳减排政策收入的返还机制,配以减税的财政政策以刺激经济,缓和减排政策的负面影响。政府应根据排放水平顺周期地动态调整碳减排政策的强度,适当提高对维持排放水平的关注程度。     

收入增长、大气污染与公众健康——基于CHNS的微观证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严峻环境污染及其对公众健康的损害,受到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家庭调查数据(CHNS),结合相应地区环境污染物与经济发展数据,本文试图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层面探讨家庭收入提高对健康的正向效应能否缓解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家庭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减缓工业粉尘对健康损害,但并未能抵消工业氮化物(NOX)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理论机制发现,收入对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减缓效应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环境支付意愿,"南低北高"的地区污染特征客观上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差异,北方地区家庭收入提高抵消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表现较南方地区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显现出环境支付意愿的差异,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群更倾向于将家庭收入转换为减轻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参与行为,在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大而环境污染自解决机制欠缺的背景下,公众环境参与或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却少有研究。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及文献梳理构建了公众环境参与理论框架,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以及政府环境规制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公众来信正相关,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与来信负相关,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加剧环境问题,而个人经济状况好转有利于改善环境,二者都促进公众环境参与;在环境污染状况方面,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明显高于工业废气以及固体废物污染,说明人们对于水资源污染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两者;在政府规制方面,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数对来访和"两会"提案都呈现出负相关,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对人大建议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推行的环境政策较成功,对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能够减缓环境质量恶化速度;另外,来信比来访更易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说明便捷、经济的公众环境参与方式更易接受。以高中生为指标的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不具备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对良好环境质量的偏好越强,选择环境质量更好的社区居住而对环境问题敏感度降低。促进我国公众环境参与需在政策的引导下,提高公众经济水平,增加参与的便利性,并考虑民间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减少环境污染排放的机制与控制政策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逐步恶化,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落实科学发展观,减少和控制环境污染排放,必须剖析影响环境污染排放的主要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在分析经济发展和环保制度安排对环境污染排放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用1999～2004年全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的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导致我国现阶段环境污染恶化的主要因素。初步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活动水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加剧了环境的污染,而环保投资和公众参与、规章制度及政府环境管理制度则是减少环境污染的重要变量。最后,提出运用综合管理手段、加快产业结构与布局调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环保制度创新等控制环境污染的政策建议。〖     

财政自主与环境善治:环境税法实施中的法域协调

生态文明建设表现为环境善治的塑造过程,离不开政策理性设计和环境合作共治的善政引导。环境税是国家创新环境政策和重构环境伙伴关系的制度产物,其实效效果取决于税制的科学设计、税权的自主实施和税政的环境优化。我国环境税法设计以践行税收法定和地方自主双重原则为出发点,赋予了地方较大的征管自主权和完全的收益自主权,但在后续实施阶段,存在着如何将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力与环境善治目标严密契合的问题。以地方的现实运作来看,一方面地方在具体税额确定、环保标准设定以及应税污染物项目数增加等方面享有自主决定权,但该项权力行使要么处于静默状态,要么潜藏隐性风险。如在具体税额确定问题上,一些地方根据本地实际要么对特定污染物加以从重征收,要么实行区域内分类、分档征收,要么采取渐进性加重征收的模式,难以规避地方之间的邻避政策效应。另一方面,环境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但大部分省级政府仍保留一定的环境税收入,呈现出倾斜共享、平均分配以及纯地方所有三种收入划分模式,而且现有的环境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模式也存在一定弊端。本文认为,良好的环境税制度应秉承"环境善治"而非"财政增收"的立税初心,遵从环境税的税收机理和税权效能。高效的环境税实施机制应协调好"规制自主"与"财政自主"的功能向度,处理好"地方自主"与"中央集权"的关系,促成自主权能充分的地方与监管协调有力的中央的合作治理。优质的环境税外联环境应明确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促成整体税制的生态化转型,在法域范围内实现财税体制与生态体制二元改革的协同化和整合性。     

主体功能区建设中财政支出的资源环境偏向研究

构建政府异质性偏好的理论模型,选取广东省为样本进行研究,测算不同主体功能定位下政府财政支出偏向,结果发现:优化开发区域公共财政支出偏向于经济建设领域,重点开发区域公共财政支出侧重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低碳发展模式,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公共财政支出则以资源环境保护为重点,这是由于:对国土资源空间划分不同类型的功能区域,决定不同功能区域所承担的职能也不尽相同,政府在公共财政资金支出偏好选择上相应有所侧重,因而也造成各功能区财政支出偏向的不同。应该指出的是,各类主体功能区政府要在"经济建设偏好"和"资源环境偏好"之间寻找平衡点,通过优化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提升公共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国家的主体功能区战略。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区域差异研究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且随着社会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使得在经济活动对环境变化产生影响的同时,环境变化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采用构建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方法,使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考察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境污染变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方程估计.实证结果为三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但各地区的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估计结果则存在人口,资本投资,进出口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环保投资等方面的差异.表明:①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双向作用:②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南京市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南京市1991～2003年经济与环境数据，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计量模型，进而评价了南京市的环境保护政策。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南京市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遏制，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这主要归功于南京市政府近年来有效的环境政策和巨额的环境投资。     

协调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研究——基于环境退化成本的分析

选取我国1990-2009年相关数据,首先对环境遥化成本进行估计,发现我国环境退化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水污染、空气污染是导致环境退化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以环境退化成本作为污染指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并以能否有效地将污染指标降低到相对较低的水平,作为政策路径选择的标准,分析协调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端,经济持续增长有可能导致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多项环境治理政策的同步实施,致使个别政策出现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在当前产出水平条件下,既要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又要降低环境退化成本,政策路径的选择首先应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当保持第二产业比重,但在发展第三产业的过程中,应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与治理,其次是调整国际贸易进出口比例,积极扩大出口,而采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大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均不能有效降低环境退化成本.     

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     

环境外部性对出口结构和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高耗能产业的证据

出口贸易在促进技术和资金快速积累的同时引入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出口优势和贸易政策设计需要新的定义和依据。为此,首先结合理论机制,利用市场供需和中央-地方政府博弈等框架从环境排放输入国的角度分析环境成本对一国出口结构和政策倾斜的影响,并探讨具有显著环境外部性的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和现实特征。其次,使用1997—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从增加值和环境污染两方面测算高耗能产业出口的隐含社会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会刺激高耗能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阻碍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全球金融危机后高耗能产业出口对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及劳动岗位创造的带动作用持续减弱,而隐含成本却不断增加,造成了约3%的福利损失。若将这部分成本内部化于比较优势衡量体系中,高耗能产业出口的净经济效益将明显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同时,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也会影响环境规制的力度,导致政策设计中"明降暗补"现象的出现。相比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较低的环境标准会导致对环境损失的低估,从而影响贸易政策的精准制定。基于主要结论,在优化出口结构和设计贸易政策时,通过调整环境税和碳市场的方式提高环境成本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与社会效率的偏离;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调控并针对不同产业特点实施过渡性政策有助于向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结构转型;重建贸易优势判断标准能够引导"污染天堂"的关闭。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于经济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选择之一。     

城镇化中的城市污染、失业与经济发展政策的效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城镇化的发展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推进城市化、工业化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显示出了令人瞩目的"生态问题",因此,环境保护、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成为当今的热门话题。发展经济学中的哈里斯-托达罗(Harris-Todaro)模型解析了城镇化中的劳动力移动等问题,该模型认为城乡劳动力移动的动因是劳动者的收入差别,其中还未考虑到环境问题,如今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越来越深刻,尤其近两年在中国境内大面积出现雾霾天气,大气污染程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环境的恶化,使得一些人迁出大城市甚至移民国外,即所谓的"环境移民",考虑到城市污染会影响消费者的效用,从城乡效用的差别角度分析劳动力移动则是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一个新的扩展方向。本文拟在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框架内导入环境污染并考虑环境污染对劳动者的负效应,利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分析城镇化中的环境保护政策、最低工资制度和关税保护政策的经济效应,比较静态学的计算结果表明:①保护环境的政策虽然会使城市失业增加但对全民的福利增加是积极的;②利用关税保护重污染行业虽然可能减少失业但却会恶化环境,对全社会福利的提高是消极的;③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水平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改善。因此本文认为,城镇化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应该以增加全民福利为目标,污染削减技术的改善和城市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是积极的绿色发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