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耕地集约化利用评价2010—2016

针对现有研究未明确集约和粗放的具体界限、初始依赖性强和横向可比性差、未区分耕地初级利用和次级利用等缺陷,本文综合采用增长核算方法和集约化度测算方法,开展针对动态过程的耕地集约化利用评价。在对农业生产增长来源进行核算分解的基础上,构建了耕地利用的初级、次级和综合集约化度测算模型,实证评价了全国2010—2016年的耕地集约化利用情况。研究指出,集约化度等于0. 5是耕地集约化利用与粗放化利用的具体界限,依据集约化度大小可将耕地利用归属为完全粗放化、高度粗放化、粗放化优势、集约化优势、高度集约化、完全集约化等不同模式。研究发现:2010—2016年整体而言,全国耕地利用综合集约化度大小为1. 11,初级集约化度(0. 35)小于次级集约化度(0. 76),表明全国农业产出(粮食产量)的增长整体上是在耕地投入数量下降情况下完全依靠耕地复种生产率提高而实现,且是以耕地单种生产率提高为主要途径、以耕地复种指数提高为次要途径。分年度来看,全国耕地利用综合集约化度大小基本呈现出连续下降态势,初级和次级集约化度都存在较大幅度年际波动,反映出全国耕地利用综合集约化动力在持续减弱,初级和次级集约化进程都不够稳定。横向比较来说,浙江、上海和北京的耕地综合利用均属于粗放化模式,而青海、贵州、宁夏和甘肃的耕地综合利用都处于完全集约化进程,表明发达地区的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并不一定高,不发达地区的耕地集约化利用程度并不一定低。     

基于安徽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度效应分析

为揭示地形因素与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的关系,以安徽省2000年、2005年以及2010年Landsat TM影像和DEM数据为数据源,利用坡向、地形起伏度、坡度变率和地形位指数多种地形因子,并结合地学信息图谱分析理论从综合角度系统研究土地利用结构时空分异格局在地形梯度上的变化特点及其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是耕地和林地,其次是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且建设用地面积逐期增加趋势显著。2)2000~2010年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地形梯度区间的分异规律存在明显差异。低地形梯度范围是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优势分布区;中地形梯度范围是草地的集中分布区;林地的优势分布区集中在高地形梯度范围。3)2000~201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图谱以稳定型和后期变化型为主,低地形梯度和高地形梯度是稳定型图谱的集中分布区,中低、中高和高地形梯度范围是后期变化型图谱的优势分布区。2000~2005年林地的优势分布区有向较低地形位梯度扩张的趋势,其中,耕地是主要的转入来源。2005~2010年耕地的优势分布区有向较高地形位梯度扩张的趋势,变化模式主要为:"林地–耕地"、"未利用地–耕地"和"草地–耕地"。     

1995～2015年中国乡村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特征与耦合协调演变分析

土地是支撑乡村发展的资源载体，以乡村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土地利用功能转型是实现乡村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必然要求。利用1995～2015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定量分析了中国及东中西乡村土地利用功能转型与耦合协调演变特征，并讨论了我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结果显示：时间上，1995～2015年全国乡村土地利用社会与生态功能降低，其中社会功能缘于空间承载和就业支撑的持续弱化，生态功能缘于环境净化功能持续弱化；空间上，东中西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呈现明显的空间优弱势差异，具体指东部的就业支撑、环境净化，中部的经济产出、空间承载和西部的食物供给等相较其他地域空间同一功能呈现相对弱势；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功能转型呈现权衡关系，子功能两组(即“食物供给、经济产出、民生保障和生态维持”功能组与“空间承载、就业支撑和环境净化”功能组)呈现组内协同、组间权衡关系；目前，乡村土地利用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之间耦合协调度主要处在初级协调阶段，整体上向更高耦合协调程度递进式演化。可通过采用多功能协同转型提升模式，具体可选择动力内生型、环境友好型等路径全面发展中国乡村。     

汉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及空间格局分析

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的显著表现形式,已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重要内容。基于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利用三期Landsat TM图像的解译成果,分析了安康市1985～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的结构特征及其空间差异格局。研究表明,近15年来,安康市土地利用转移量主要发生在耕地、林地、草地和水域之间．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的转移趋势不明显。三个时段内各土地利用类型的净变化量差异比较明显。1985～1995年．耕地变化以转入为主,其中由草地转入的比重最大,占耕地总转入量的96．02％。1995～2000年,耕地以大量转出为主,共有1503．21hm2的耕地转为其它用地,其中转向林地和草地的量占耕地总转移量的比例分别是15．46％和78．77％。在行政区尺度上各种用地类型的净变化量分布比较均衡,而在垂直带空间尺度上耕地、林地和草地的净变化随海拔高度的分异较为明显。大致以1600m为界,耕地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递减,林地、草地随海拔高度升高而递增．     

川东平行岭谷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

川东平行岭谷地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研究其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1986、2000和2007年的Landsat TM影像，辅以10 m分辨率的SPOT影像和野外调查，结合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应指数探讨了平行岭谷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空间格局和变化轨迹及其相应的生态效应。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受地形空间分异明显控制；1986~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总体特征是建设用地、水体增加，耕地减少，耕地 耕地 建设用地变化迹线占1986~2007年建设用地变化量的6647%，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以2000年后的耕地转入为主；邻近主城所在地的岭谷条带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增加快于相隔较远的其它各区；总的说来，土地利用效应的增加和强化大于恢复和减少。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主城区的通道效应、岭谷区交通线的节点效应和河流廊道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进一步的研究应揭示平行岭谷地区通道驱动效应和低山阻隔效应综合作用下土地利用演变过程和景观生态多样性的维持机制，模拟通道驱动效应与生态安全双重约束下的土地利用优化格局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用地结构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梁平县为例

根据1999～2007年土地利用统计、社会经济资料，借助信息熵原理及马尔科夫转移矩阵模型对梁平县土地利用结构动态演变进行了实例分析。结果表明，梁平县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H经历了3个阶段：1999～2002年持续上升阶段、2002～2003年急速回落阶段及 2003～2007年波动阶段，土地利用结构无序程度发展态势不明显，均衡度变化与信息熵相似。用地类型主要由耕地转向林地、交通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定性分析了影响该县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的政治经济政策，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经济社会主要驱动因子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得出影响该县用地结构动态演变的主要驱动力为：政治经济政策、经济发展。最后依据分析结果对梁平县未来发展做出定位：特色农业县--重点发展农林产品加工及文化生态旅游。     

上海城市土地利用形成、变化及其空间作用机制

基于多时段TM遥感影象资料,对上海地区近10年来城市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形成过程和相关空间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①农业用地是全区近10年来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来源;②灌草丛与弃耕地作为一类独特的“中间过渡”土地利用类型,其数量、分布在一定程度上指示着新开发区形成、扩展的强度和方位;③具有较大面积、较少转变次数的土地利用变化类型,其空间格局强度最为显著,空间凝集度和亲和性也最强,构成区域城市化扩展的主体骨架。在此基础上,以具有较大规模的多个扩展核（常构成城市的CBD）为核心的“多核扩展”和以卫星城、交通干线周围为主的“点—轴扩展”模式,成为本区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形态组建和扩展的主要形式;④上海中心城区及其他主要城镇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利用效率和集约化程度较高,以中、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扩展过程则往往经历了较多的土地利用转变方式及其过程,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集约化使用程度低,城市化土地利用扩展过程显得零散,规律性、可解释性较差。     

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研究的进展与趋势

农村转型发展是推进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就业与消费方式转变,以及城乡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文章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农村转型发展的研究历程,总结了各发展阶段的特点和研究内容,讨论了农村转型发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经历了1949-1978年制度转型背景下以生产力为重心的农村转型,1979-1993年体制转型背景下以经济为中心的农村波动发展,1994年以后发展理念和经济环境演变下的农村转型发展等三个阶段.由于各阶段农村发展的内外部条件不断发生着变化,因此,同一阶段内农村发展的研究重点也有所侧重.最后,从农村发展的宏观战略与理论及方法,农村耕地保护、占用补偿和粮食安全,农村工业化、城乡转型与统筹发展及功能区划分,现代农业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特色优势农业培育,新农村建设机制与模式等方面进行了展望.     

番禺近30年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研究

根据1980年、1995年、2010年3期的TM遥感影像的土地利用分类结果,结合社会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土地利用变化幅度、转移矩阵和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番禺1980-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从1980年到2010年,耕地和城镇用地是番禺面积变化最大的两种土地类型,耕地呈递减的趋势,向其他地类的转化以农村用地和城镇用地为主;城镇用地呈递增趋势,其迅速增加的来源以耕地和农村用地的转入为主。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城镇和耕地面积比例与社会经济因素中的地均GDP、第一产业、第三产业、人口密度、城镇人口、农业人口相关性显著。     

贵州省大坝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选取贵州省万亩（1亩=1/15 hm2）以上的坝子为研究对象，以GIS为技术支撑，通过空间叠加分析，提取研究区10 a来的土地利用/覆被信息，并结合相应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进一步分析引起变化的驱动力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2000~2005年、2005~2010年两个时段，耕地面积一直在持续减少，第二时段的变化比第一时段更剧烈；林地、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水域、道路在两个时段都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在第二时段比第一时段增加的速度更快，其它3种地类增加的速度有所减缓；灌木总体变化是出现先减后增的趋势；（2）耕地在2000~2005年的流向主要是林地，在2005~2010年流向主要是居民点和城镇建设用地；（3）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受人口、经济效益、政策的影响     

基于“三生”功能的江苏省国土空间特征及分区调控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利用方式进入转型期,深入分析土地利用多宜性可为科学土地利用布局提供理论支持。以江苏省55个县域为研究对象,从生产-生活-生态3个维度构建国土空间"三生"功能识别体系,借助GIS空间分析、空间计量模型探析江苏省县域"三生"功能的空间格局特征,结合地理探测器和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关联性,并根据主导功能差异提出优化对策。结果表明:(1)江苏省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用地空间分异明显,呈现以南京、苏州、无锡为主导的生产空间,环洪泽湖、沿海、依山的生态空间和以城镇为中心的生活空间集聚特征;(2)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承载能力、生态因素共同驱动"三生"功能空间格局,各因素间存在明显的强度差异和空间异质性,经济发展-生活承载驱动、生态保育-生活提升驱动、农业生产-生活发展制约、经济发展-生活承载制约4种类型机理各异并呈现自东南向西北渐变特征;(3)依据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维度功能在不同空间的强弱主次特征确定了生产-生活主导功能区、生产功能主导辅以生活功能提升区、生态功能为主导限制生产功能区、生产功能主导生态功能培育区四类功能区,并以强化生产生活功能凝聚力及保育生态功能为逻辑主线,分析总结其对应的土地利用策略。研究结果不仅可明确江苏省各县域单元的土地利用功能定位,也是优化主体功能区划及合理调控区域功能结构的理论补充和实践参考,为提升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生”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功能变化及调控路径——以长沙市为例

认知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城市空间生产、生活和生态功能的变化规律既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城市国土空间开发及其格局优化的内在依据。以长沙都市区为实证区，以遥感影像、城市土地利用调查数据等为主要数据源，选取2000、2009、2016年为研究时间节点，基于土地主体功能的差异构建“三生”功能评价体系，采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和样带分析等方法，探究长沙市“三生”功能的变化特征并提出调控路径。结果表明：（1）长沙都市区整体的生产、生活功能持续强化，但生态功能有所减弱；（2）长沙都市区内部“三生”功能强弱亦发生变化，不同功能空间重组，“三生” 功能的均衡性提高；（3）长沙都市区“三生”综合功能水平持续提升，高水平区域逐渐向城市中心集聚，呈现单核集聚→单核集聚-多核分散→网络均衡化的城市功能空间结构发展模式，但“三生”功能空间单元变化模式各异；（4）应从“三生”功能用地结构的“质”与“量”两方面对长沙都市区空间格局进行综合调控。     

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边界演化识别方法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城乡空间边界识别是区分城乡地域、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的科学基础，城乡边界动态演化方法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南京市1985~2016年土地利用、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数据为基础，选取景观紊乱度和建设用地占比为形态指标，二三产业增加值和人口密度为功能指标，从形态和功能两个维度构建城乡空间边界识别的指标体系，利用公里网格对各个指标进行切分后依据距离衰减理论和“断裂点”分析方法来识别南京市的不同阶段城乡边界及其演化过程。结果表明：(1)1985~2000年南京城市扩张以内部填充为主，城乡边界变化较为缓慢；2000~2016年城镇建设用地迅速扩张，城乡边界变化幅度较大；(2)南京市城乡空间边界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扩张特点，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城市国有经济和乡村工业化阶段城乡边界变化较慢，快速城市化和开放型经济阶段城乡边界变化较快；(3)南京作为特大城市，城镇化及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较高，以南京为例检验城乡边界演化识别方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也有利于为其他大都市区城乡空间边界识别提供参考借鉴。     

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面源污染、碳排放双重视角

科学剖析农用地生态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机制,对实现农用地利用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以及制定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将农用地面源污染、碳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农用地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借助SBM-Undesirable模型对1990～2017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时空差异特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Tobit模型探讨相关因素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1990～2017年间江西省农用地生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均值为0.749,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2)各设区市农用地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变轨迹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扁平"U"型特征,高效率地区由"连片"分布向"点状"分布再向"连片"分布变化,空间格局趋于非均衡化发展;(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复种指数、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和劳均播种面积对农用地生态效率产生显著正影响,城乡收入差距则产生显著负影响。最后,从优化资源要素配置、加强农业科技创新应用、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摒弃过度依赖资源要素投入与环境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走"精耕细作"和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等方面提出了提高农用地生态效率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目标，系统分析该地带土地生态安全问题是关键。通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DPSIR模型，对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土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土地生态安全状况逐渐改善；空间上，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从东向西逐渐递减，但其空间差异正逐步缩小；区域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增长热点区，并向城市群外围逐步扩散。(2)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存在着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土地生态安全高值（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地区，低值（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二省的部分地区。(3)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保护力度、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化水平为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影响因素，但不同区域的主导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改善土地生态安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     

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时空分异研究——基于SE-SBM与ML指数法

长江经济带作为全球最大的内河流域经济带,是我国"新常态"经济发展的重要新引擎。为确保以"黄金水道"为依托的长江经济带健康发展,应着力打造沿江绿色发展轴,重视生态保护及污染治理,尤其是水资源利用的可持续化。将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经济-环境-社会可持续绿色发展的理念建立SE-SBM模型,定量分析2002～2016年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时空变化,并利用ML指数方法探讨绿色水资源效率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随时间出现轻微下降趋势,区域性差异明显,上、下游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效率值下降,中游稳定于较低水平,形成水资源效率"上游下游中游"的格局;(2)重庆、贵州、上海3个地区平均水资源利用率达到DEA有效,浙江、江西、湖北效率值处于较低水平,江苏、云南水资源利用效率波动明显;(3)技术进步指数是影响水资源效率的主要因素。基于以上研究结果,从打造区域系统性开发,实现经济协调发展;提高技术效率,加大节水技术改造;实施"三水共治",强化水资源管理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旨在促进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后寨河流域岩溶含水层脆弱性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响应

由于强烈的溶蚀作用,岩溶地区溶蚀裂隙、管道等高度发育,并相互贯通,形成岩溶区特有的地下、地表“双层空间”结构体系,地下空间成为地下水存储和运移的重要场所。岩溶地区由于土层浅薄或缺失,并且溶蚀裂隙、管道、落水洞、竖井等高度发育,使含水层更易受地表状况的影响,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地下水的水质、水量,岩溶水质的变化能集中反映人类活动胁迫下岩溶含水层脆弱性程度的增加。以典型岩溶单元--贵州普定后寨河流域为例,分析了流域水文地质背景下的岩溶含水层本质脆弱性,结合流域地下河水近20年的水化学资料,分析了含水层脆弱性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响应。结果显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农业活动、城镇建设及居民活动都对地下水质变化有明显影响。因此,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恢复岩溶植被,改善生态环境是保护和改善岩溶水资源的重要途径。     

汉江流域1956~2016年汛期降水时空演变格局

基于汉江流域96个雨量站点1956~2016年长系列降水数据，采用数理统计法诊断了汉江流域汛期降水时空演变特征。研究发现汉江流域汛期面平均降水历年总体变化趋势不显著，但在1989年存在较强跳跃性，并伴随有22 a、8 a和3 a主周期震荡；受流域气候及地形影响，流域汛期降水空间分布不均。流域上游西南区和汉江下游等地常成降水中心，易形成“辐射型”、“南北型”和“东北-西南型”3种空间分布模态，方差贡献率分别为41.1%、12.4%和7.6%；近年来流域西南部汉中、安康、神农架地区及汉江下游天门、仙桃一带局地降水显著上升，流域东北部商州、凤镇一带及唐白河流域局地降水显著下降，汛期降水“东北-西南型”分布模态日渐走强。流域降水时空分布及演变特性直接关系到流域水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进一步加深了对汉江流域降水要素变化规律的认识，研究成果对流域洪涝灾害应对、雨洪资源利用及水资源优化配置具有参考借鉴价值。     

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乡村转型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深入开展连片特困地区乡村转型发展研究对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构建乡村转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均方差决策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06～2016年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1）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度整体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乡村转型度较高的县域数量不断增加，乡村转型度较低的县域数量不断减少。（2）乡村转型度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武陵源区、鹤城区、吉首市、冷水江市等县（市、区），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片区的东南部和西北部，总体呈现出“中部高、西北-东南低”的空间格局特征。（3）湖南武陵山片区乡村转型空间分异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均GDP、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是主导因素，其次是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人均储蓄存款；各影响因子之间的交互作用对乡村转型空间分异作用力更强。不同区域应合理有序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从而实现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的有机衔接。     

小尺度上蜜蜂传粉服务与耕地利用集约水平之间权衡关系研究

传粉作为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之一,对维持野生植物群落和粮食生产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全球农业投入迅速增加,耕地利用集约化程度大幅提高,昆虫传粉能力受到严重影响。由于全世界约2/3的主要粮食作物依赖传粉服务,因此传粉服务的下降将威胁着全球粮食安全。然而,传粉服务与耕地利用集约水平的相互关系有待在全球各地区进行进一步验证,尤其在中国这种农业大国。以鄱阳湖滨湖区典型村落为研究对象,基于高精度土地利用数据、传粉蜜蜂生物物理数据、区域社会经济以及实地调研数据,采用InVEST模型、GIS分析工具、数理统计和回归分析方法。定量揭示小尺度上耕地集约利用与蜜蜂传粉服务之间的权衡关系。结果显示:(1)研究村落2000年和2013年蜜蜂传粉服务丰度平均值分别为0. 127和0. 108,期间下降幅度为15. 50%。总体上,研究村落蜜蜂传粉服务有较明显的削弱。(2)受退耕还林、退田还湖以及耕地撂荒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研究村落耕地利用区域减少了37. 66 hm~2,约占村落土地总面积的13. 55%。但由于农药、化肥、机械以及劳动力等投入的增加,该村各耕地利用类型的集约度分值均有大幅度提高,增幅均高达2倍以上。(3)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与蜜蜂传粉服务变化回归系数为-0. 164,两者呈负相关关系,也即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权衡关系。研究村落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削弱了蜜蜂传粉服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