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机理与实证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工业化进程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在以资源能源消耗与要素投入增加为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在带动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国内的资源环境形势。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对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中国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首先从经济规模扩张、产业结构转型以及技术水平增进等三个视角,构建起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环境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相应研究假说。随后,基于中介效应法,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在核算各省综合污染指数基础上,结合省级面板数据与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究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的基本影响,并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识别与分析。多个角度开展的稳健性检验依然表明实证结果是稳健的。研究结论如下:一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推动母国经济规模扩张,导致其污染物排放增加;二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促进母国产业结构朝向服务化转型,有利于减少其污染物排放;三是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引致反向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母国污染物排放减少;四是综合来看,当前中国推动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减少母国污染物排放。最后,本文从优化国际投资结构、强化技术领域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促进中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建议。     

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中国OFDI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由于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发展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且城镇化、跨国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在现有文献中已被证实,构建包含以上三者的一体化分析框架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研究如何更好通过"走出去"来实现城镇碳减排和经济集约化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探讨各城镇化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碳排放发生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镇化面板门槛模型和碳排放拓展模型,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阶段性差异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存在城镇化率门槛值的制约,处于中高城镇化阶段的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降低城镇碳排放水平的效果较之于处于低城镇化阶段的地区更为显著。具体看来,在中游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过剩产能输出和产业链升级,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在高度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输出和技术溢出,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则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进一步对城镇化集聚成本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分别是高度城镇化人口拥挤成本、竞争加剧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阶段的碳排放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要想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碳减排的作用,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尤其需要"因势利导"加快传统产业资本输出,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结构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则应在工业化过程中,注意避免沦为高碳产业资本的污染"避难所"。     

就业创造还是就业替代——OFDI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新途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随着时间和地区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存在着区域非均衡性,使得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中部地区两种效应大体相当,二者相抵后表现出不确定效应。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时,应该更为注重区域的分类和细化,引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发展,以改善区域就业结构。     

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

基于传导机制,该文构建了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污染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利用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的面板数据,使用联立方程和情景模拟的估计方法,分析了该传导机制及其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规模、结构和技术效应的直接传导机制以及收入和政策效应的间接传导机制对工业污染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往往会促使工业污染减少:此外,工业外资在中国区位选择时的确将污染排放量视为重要的要素禀赋,这与"污染避难所"假说相符,但现实中,外资技术溢出效应是存在的,外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水平往往高于内资工业企业,较高的新技术研发水平与较低的污染排放强度是对应的,这意味着外资企业"污染密集型逆转"现象是存在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及传导机制——基于多重中介模型的实证

已有关于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母国碳排放的研究多集中于对二者净影响的分析,对OFDI促成碳排放真正诱导机制的探讨则关注甚少。基于此,文章选取2004—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探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碳排放的关系及其影响机制,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分别采用偏差矫正的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法和逐步回归法,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升级、绿色技术创新、要素市场扭曲及经济规模扩张对OFDI影响碳排放的传导机制,并分析二元梯度下OFDI对碳排放的不同作用路径。研究发现:(1)OFDI对母国碳排放的影响表现出多维性关系,既存在加剧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也有通过中介变量抑制碳排放的间接效应;(2)OFDI主要通过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要素市场扭曲三条路径对母国碳排放产生间接抑制效应,而通过经济规模扩张反而加剧了碳排放;(3)将OFDI划分为二元梯度的分样本讨论中,顺梯度投资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缓解要素市场扭曲对碳排放产生抑制效果,而逆梯度投资则通过提升企业绿色技术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间接降低了碳排放;(4)对外投资还可通过与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等变量交互影响对OFDI与碳排放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据此,从提升海外投资规模、优化海外投资结构、引导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以及推动国际产能合作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当前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兼顾碳排放治理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     

要素市场扭曲与双向FDI的碳排放规模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2004—2015年30个省份的数据,首先从规模效应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视角阐述了双向FDI影响地区碳排放的作用机制,进而利用KAYA恒等式对碳排放进行分解,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全样本和分样本情况下要素市场扭曲与双向FDI影响碳排放的规模效应。结果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促进地区碳排放增加,且要素市场扭曲和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而加剧这一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分样本情况下依旧成立。(2)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规模效应显著抑制地区碳排放,且要素市场扭曲会显著促进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但其对低经济发展水平组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样,外商直接投资也会通过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而增强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但在分样本情况下这一作用机制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资会显著抑制高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但会促进低经济发展水平组的对外直接投资。(3)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会加剧地区要素市场扭曲程度,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则会显著抑制要素市场扭曲,这一结论在分样本情况下仍然成立。因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注重对外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市场净化效应,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促进母国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抑制碳排放。(2)制定以获取绿色环保技术为目的的引资政策,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结构,进而抑制碳排放。(3)积极引导双向FDI的合理布局,促进双向FDI互动协调发展,重视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合理调整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形成各区域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效应,最终抑制碳排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环境污染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和资源环境约束趋紧背景下,开放经济的环境效应备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随着"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入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日益扩大,迅速增长的OFDI究竟会对母国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倡导绿色发展双重语境下,中国应如何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质量和水平以推动国内绿色发展?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现有文献多侧重利用线性模型实证解读OFDI的母国环境效应,较少涉及非线性模型,研究母国金融发展在OFDI影响母国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及门槛效应的文献则更为少见。为此,作者基于机理论证和命题推演,运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甄选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排放量及工业固废产生量指标,借助改进熵值法拟合中国30个省域环境污染综合指数,构造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中国OFDI影响母国环境的金融发展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考察期内,中国OFDI对母国环境影响显著存在基于母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当中国金融发展水平低于第一个门槛值时,中国OFDI对母国环境污染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当中国金融发展水平跨越第一个门槛值且未超过第二个门槛值时,中国OFDI对母国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显著增强;当中国金融发展水平高于第二个门槛值时,中国OFDI对母国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则进一步增强。(2)样本期内,中国多数省份的金融发展水平不高,只有极少数高金融发展水平省份的OFDI对母国环境污染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且OFDI与金融发展耦合协调度较高的省份倾向具有较低的环境污染水平。据此,建议优化OFDI的金融服务环境,提高OFDI的绿色技术含量,强化绿色技术原始创新和再创新能力。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的当下,科学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及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ML指数)测算了2003—2015年中国29个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及逆向技术溢出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②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能够通过促进本地区技术能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提升产生积极作用;③总体上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也能够通过空间溢出机制,显著提高周边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④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省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对东部、中部省份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于西部省份和欠发达地区,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外直接投资,鼓励企业投资海外高科技产业,特别是扩大对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同时,加快吸收和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绿色生产技术、生产工艺和管理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本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的绿色转型。     

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

过去30年中,GDP年均增长9.81%的中国经济奇迹已为世界所见证,然而,繁荣背后的能源与环境问题却往往被轻视.本研究基于1992-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模型,对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协调路径作了实证分析与情景模拟.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虽然也会通过技术溢出等机制对我国能源与环境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基于规模效应的主导作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仍将促使我国能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的总量增加.在现有国情下,开放经济与节能减排的主要协调路径应在于:以优化能源结构为目标,推进能源价格改革;强化市场换技术战略,提升外资技术效率;因地制宜,促进工业结构优化;保障环境政策的有效性,强化市场机制;加强宣传,树立节能减排的全民意识等.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Environmental aspects and health risks of leather tanning industry: a study in the Hazaribag area

The tannery industry in Hazaribag,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olluted areas in Dhaka City, produces a huge quantity of wastes every day. Without treatment, these are discharged into the Buriganga River and pollute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impacts of tannery wastes on workers’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at particular area. As part of the methodology,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in order to obtain quantitative data and 112 respondents were interviewed using purposive sampling.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at tannery wastes affect the environment severely, causing ecological imbalance and the spreading of different kinds of fatal and contagious disease among the tannery workers and other individuals. Moreover, the current waste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Hazaribag tannery industries is very suspect due to outdated technology, defective drainage systems, lack of financial input, and the exploitative attitude of their owners. The findings also indicate that tannery workers are unaware of the effects of tannery waste as they choose not to wear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in the workplace. This empirical study helps policy makers implement appropriate measures to raise awareness, among both owners and workers, that can influence changes in the public’s attitude and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o a great extent. Although considerable research has been undertaken focusing on tannery waste impact assessment,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issue of workers’ health. Therefore, both governments and policy makers can benefit from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失真问题分析与建议

在对“十五”期间中国环保投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重点研究环保投资结构与环保投资的重点。结果表明，环保投资口径偏大、投资方向与需求不匹配、投资结构不合理是影响环境效益的重要因素。若以最直接相关的污水处理投资和垃圾处理投资替代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口径．将使同期全国环境保护投资缩水50％左右。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总量的迅速增加和环保投资口径的虚化。已经掩盖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不足的严峻现实，环保投资的失真现象严重。为确保投资效益与环境效益相协调。建议明确环保投资概念．修改现有的环保投资口径。在进一步加大环保投资力度的同时。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以强化污染治理效果。     

环境分权、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

环境规制是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减排的重要手段,而科学合理地划分环境管理权力是夯实环境规制减排绩效的制度基础。厘清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优化环境管理体制和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鉴于此,文章将环境规制、环境分权和农业面源污染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2005—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考察了环境分权、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显示:①环境规制是抑制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手段;环境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环境行政分权对农业面源污染则表现为负向作用。②环境事务管理权力的下放将恶化环境规制的农业面源污染减排效应,引发“绿色悖论”效应,其中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的影响尤为突出。③从区域层面来看,中西部地区环境事务管理权力下放引发的“绿色悖论”效应显著,而东部地区则不显著。④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随环境分权程度的变化呈现出门槛特征。伴随环境分权程度的提高,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由“援助之手”转为“攫取之手”。因此,为解决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应制定差异化的环境分权策略。一方面,环境行政权力应适当下放,而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权力要逐步上移;另一方面,进一步压缩中西部地区环境政策自由裁量空间,加大农业环境考核与监督力度。同时,建立长期动态农业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形成联防联控治理格局。     

跨国界污染案例对处理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启示

跨国界污染事件的处理或赔偿涉及国家责任、赔偿范围和赔偿主体等问题。本文介绍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法律，并对影响较大的几起跨境污染案例作了分析，就处理此次松花江事故污染事件以及跨国污染赔偿等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污染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展迅猛。但由于管理体系不畅、资金来源不足、扶持措施不力、治理模式不适，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趋突出。建议“十一五”期间统筹“生产发展、生活改善、生态良好”目标，在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的同时充分引入市场机制，并采取以下措施：点上治理和面上规划并重。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基础体系建设，采用多种手段扶持有关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行，在工农业生产中贯彻循环经济理念并倡导污染集中治理模式。     

Variation in the Anatomical Characters of Needles and Their Resistance to Technogenic and Climatic Stress in Scotch Pine

Russian Journal of Ecology -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981-2007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对我国EKC进行实证研究,说明建立EKC模型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弥补EKC模型中环境不影响经济的假设与变量难以量化的不足,运用VAR模型研究二者的动态关系。EKC研究结果表明:EKC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与人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污染物更有可能出现EKC特征。VAR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动态分析结果与二者相互作用机理相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因素影响环境;一方面随着人们环境质量需求弹性的增加,政府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环境对企业生产行为的约束机制正逐步形成,但可能由于人们通过自身消费影响产出的作用有限和环境政策实施存在滞后性等原因,这种机制的形成存在一定滞后。     

差异性区域网格化环境管理初探

差异性区域网格化环境管理是在环境状况存在明显分异区域进行环境管理的有效的方式。依托网格化管理在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事方面的优势．探讨在环境状况差异明显区域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的目标、步骤与管理思路。以上海市宝山区的实践为例．根据区内环境现状差异明显的特征。将全区划分为150个网格．从中选取环境矛盾较为突出的网格．开展区域环境综合整治与环境建设．逐年逐块提升区域网格环境状况．实现区域环境网格等级的提升．初步达成区域生态、生产、生活的协调。实践表明．差异性区域网格化管理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种有效的环境管理手段。     

江苏省环境污染及影响因素区域差异比较研究

江苏省不同区域的环境污染状况差异显著。首先对江苏省三大地区间的环境污染差异进行了简要分析，然后重点对各地区环境污染的经济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苏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及规模、产业结构、制度及环保科技水平等方面与苏中和苏北地区间差别明显，而且这种差异表现出对环境污染作用机理相反的方向，主要是由江苏省特殊的发展阶段所致，即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呈现恶化趋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了环保政策创新的途径，以缩小江苏省环境污染区域差异，在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条件下，使区域环境恶化的局面得到有效控制。     

试论环境保护投资与环保产业的发展

本文针对国内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在环境保护产业投资和环境保护投资方面的模糊认识,明确区分了环保投资与环保产业投资,阐释了狭义的环保投资概念和环保投资与环保产业市场化的关系,论述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市场化的作用,并强调只有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环保产业才能健康发展,本文还论述了在拓展市场业务的过程中,受需求牵引,环保产业必然会由以末端治理服务为主转向为企业生产全过程的服务为主,最终融于生产过程而转化为清洁生产行为或产品生命周期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