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Resource Satellite's Application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troducing the principle of path analysis, this paper positively analyz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cultivated land change from 1978 to 2002 in Hubei Provi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fluence factors and cultivated land change is studied by means of the path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struction rearrangement of agriculture, grain security and market mechanism are the main factors that decide the cultivated land change.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investment, urbanization and benefit gap among the different utilizing ways also leads to the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The result means that though some factors have less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their indirect influence is significant or vice versa.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运用逐步回归和通径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湖北省1990年至2008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上稳中有升；农产品价格、耕地质量和财政支农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主要因素；农产品价格、耕地质量和财政支农政策既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直接原因，又是其他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的间接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耕地利用行为表现出市场化的趋势。因此，应稳定并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保障土地整理实施的质量，改善耕地质量，并加大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从而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和耕地利用集约度、提升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Quantitative Change of Cultivated Land Based on the Current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which include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fixed asset investments. The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which is the deep cause affecting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n China is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From the quantitative and mechanism analysis,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affected by the current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in both a positive and passive manner. As a whole, it is negative as far as protection of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is concerned. The result of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verifies that the current finance and taxation system has an effect on the quantitative change i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The article presents some suggestions: add financial budget revenu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distribute the land transfer rent reasonably, and make use of the land transfer rent to improve people's standard of living,     

基于DEA方法的耕地利用效率分析

引入了数据包络分析（DEA）测度1997~2004年我国耕地利用效率,该方法可以使用多项投入和多项产出指标,弥补了当前对耕地利用效率测度只考虑单项投入和产出指标的不足;并将耕地利用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剖析耕地生产效率变化的源泉;最后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了影响耕地利用效率变化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97~2004年我国耕地利用效率存在着一定的波动性,平均综合技术效率为0732,耕地利用效率整体不高;从综合技术效率的构成来看,综合技术效率的变化趋势和纯技术效率基本一致,这表明耕地利用效率的变化主要是由纯技术效率的变化引起的;同时各个行政区间的耕地利用效率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影响耕地利用效率的因素很多,按照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是：耕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条件。     

三峡库区土地利用变化与影响因子分析

利用1995、2000和2005年的Landsat TM遥感数据解译结果分析了三峡库区的土地利用格局，三峡库区建设用地总量上升，各类建设用地的增长率不一致，库区水面在增加；运用单一土地利用动态度分析了相关地类的变化速度和分布，各地类的动态度与变化速度存在空间上的差异；采用景观生态学的方法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的景观特征，景观的多样性在增加，而景观的破碎度有一个先减小后增加的趋势，同时景观优势度的变化不大，耕地景观的优势逐渐被多样性景观特征所替代。然后采用典型相关分析的方法，计算典型载荷，找出各典型变量在分析过程中的作用，借此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与社会经济影响因子之间的关系。     

新疆和田地区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定量分析

选取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比较典型的西部欠发达贫困地区-新疆和田地区作为研究区域,借助国内外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关系方面的理论和研究成果,分析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相关关系及城市化进程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与耕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和未利用地间有显著的相关性,表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是造成农业用地减少和建设用地增加的主要原因.同时,耕地与未利用地等两种土地类型和城市化间的负相关关系说明,两种地类的减少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体现了和田地区城市建设和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影晌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有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要原因.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耕地变化较为显著，研究该地区耕地变化的趋势与驱动机制，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绍兴市作为典型案例，探寻该市耕地数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将主成分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相结合，揭示该市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绍兴市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特征显著，耕地呈现逐年减少的总体趋势；耕地减少以建设占用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结构调整为主，以基本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和人们生活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主要动因。研究结果可为绍兴市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促进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并为进一步研究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耕地变化提供借鉴。     

基于CLUE-S模型的重庆市主城区土地利用情景模拟

以重庆市主城区为研究区,采用120m×120m栅格大小的数据为模拟基准,借助CLUE-S模型、情景分析法、SPSS软件及ArcGIS10.1软件建立了数量变化和空间分布变化相结合的不同情景下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动态模拟模型,并对研究区不同情景下的土地利用/覆盖动态变化进行了模拟,模型综合考虑各种宏观驱动因子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关系,较全面地考虑了多种土地利用/覆盖变化驱动因子,并利用SPSS软件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了各因子的回归模型,提高了模拟结果的精度,通过对已有数据的模拟及精度分析,整体模拟精度达86%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模型在研究高分辨率土地利用/覆盖变化方面有很好的适应性,对土地利用/覆盖变化的复杂性研究和相关部门对土地布局、规划方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模拟结果表明:到2030年湿地、人工用地、林地将增加,耕地和其它用地减少,草地在不同的情景下均有稍微的增加,耕地和人工用地是变化最大的两种类型,随着时间的推移耕地和林地面积不断接近甚至持平,研究区西部及西南部变化比较明显。     

泰安市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特征及驱动力研究

研究耕地资源动态变化特征及其原因。对合理利用耕地资源、控制耕地资源的快速减少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根据泰安市1997—2004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对该区域耕地资源的动态变化进行了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泰安市耕地减少的四大驱动因子：农民人均住房面积、第一产业GDP、非农业人口和公路里程。并针对不同驱动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耕地数量的动态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以绍兴市为例

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耕地变化较为显著,研究该地区耕地变化的趋势与驱动机制,对促进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绍兴市作为典型案例,探寻该市耕地数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并将主成分分析和多元逐步回归分析相结合,揭示该市耕地数量变化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绍兴市耕地数量变化的时空特征显著,耕地呈现逐年减少的总体趋势;耕地减少以建设占用和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业结构调整为主,以基本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和人们生活收入水平的提高为主要动因.研究结果可为绍兴市合理开发利用有限的耕地资源,促进区域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并为进一步研究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耕地变化提供借鉴.     

中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与农业周期性增长分析

农业增长除受到基本投入要素的影响,还受制度因素的影响。对于制度因素对农业增长的影响的研究,大多文献是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方法,通过对1978-2007年总体和不同阶段农业增长与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探讨制度变迁对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的推动作用。文章通过分析发现,我国农业在要素投入并没有周期性变化的情况下,农业总产值增长率却呈现一定的周期性。为了探究农业周期性增长的原因,本文结合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路径和农业总产值指数变化的特点,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增长分为三个阶段进行分析,同时根据Griliches生产函数构造计量分析模型。通过分析发现,正是由于不同阶段农村土地制度、价格制度、财政制度和税费制度的变迁,导致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周期性起伏。因此,制度变迁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内在决定性因素。     

基于GIS的耕地定级方法及其应用

根据模糊数学和多元统计分析原理,建立了一个定量的耕地定级方法,并以湖北省鄂州市进行了实例说明,从而为该地区耕地的合理利用与管理提供依据,有利于实现耕地资源的信息共享和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的建立。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筛选定级因子,层次分析法确定相应的权系数;矢量化相关图层并提取农贸中心和道路作缓冲区分析后,采用多边形法确定耕地评价单元;通过采用不同的分值函数对因子属性值进行标准化;最后采用综合指数模型计算定级指数并根据聚类分析法将鄂州市耕地划分为5级,利用ArcGIS实现定级结果图的输出。定级结果表明：鄂州市耕地质量中等偏上,以二、三级地为主,共占74.78 %,该评价结果基本符合实际,同时利用GIS引入缓冲区分析方法来获取部分评价因子数据,提高了评价结果的准确性。     

中国经济增长与耕地资源数量变化阶段性特征研究——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

利用Eviews 6.0软件,基于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协调耕地保护和经济发展的矛盾。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我国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自195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经历了3个阶段,具体表现为:(1)互为因果(1952～1978年),这一阶段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耕地的产出在经济增长中占据较大的份额;(2)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1978～1992年),此阶段耕地资源投入量顺应了经济增长的要求,发挥了自己应有的作用;(3)后者是前者的Granger原因(1992～2008年),耕地资源作为要素投入支撑了经济的低质量增长,由此产生了重复建设、土地低效利用等问题。因此,关注经济增长和耕地资源数量变化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均衡关系,发现其中的规律,掌握其中的因果变化趋势,适时调整土地政策以适应经济增长的要求是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     

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影响差异分析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耕地资源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资源数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以1990~2005年江苏省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分析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影响的差异。结果表明，耕地数量变动率、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均呈非平稳变动趋势，但工业化、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的作用方向不同，工业化对耕地数量变动率产生负效应，城市化则产生正效应。同时，城市化对耕地数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工业化带来的影响，并且城市化的影响比工业化的影响更为持久。这意味着，〖JP2〗江苏省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首要原因。因此，在当前江苏省工业化与城市化非平衡发展的情况下，合理控制城市化进程，提高城市化质量，对于耕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的影响——以沪苏皖农户调查为例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农村市场化与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关系越发紧密。为揭示农村市场化对农户耕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围绕农产品销售市场和土地流转市场两方面，运用农户调查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分析。结果显示：耕地流转费用和农产品销售价值的高低决定着农户土地预期及农业效益的实现程度，对耕地流转概率和流转面积产生了显著影响。同一要素对流入和流出的推拉作用往往是相反的。农户特征、耕地资源和地区差异等要素对耕地流转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与流转动因相一致。由于目前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尚不健全，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推进规模经营，规范土地流转，有助于改善农户福利，优化农业土地利用结构     

耕地面积变化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关分析--以江苏十三个市为例

通过对江苏省13个市（1978－1996年）耕地面积变化和经济增长过程的分析,阐述了耕地面积变化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量之间的相关性,并且根据耕地面积减少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关系分析,将13个市划分为三种具体类型：（1）经济增长超前,耕地减少滞后;（2）经济增长滞后,耕地减少超前;（3）经济增长与耕地减少同步变化。由上述分析发现,耕在面积大量减少与经济过热增长阶段基本同步,江苏的经济增长模式仍属于资源消耗型。在13个市中,国内生产总值变化量与耕地面积变化量比值的差别较大,说明被挪作他用的那部分耕地的利用效益在各个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最后,提出了正确处理耕地减少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对策建议：（1）提高耕地非农化的成本;（2）降低农业生产成本;（3）强化耕地的法律保护;（4）发展节地型经济增长技术;（4（5）加强土地复垦和土地整理。     

基于SD模型的三峡库区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利用模拟研究

对引起耕地变化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有利于解决当下人口、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耕地资源的矛盾。基于对耕地变化相关因素的线性分析，提出改进基于时间序列对耕地变化驱动力静态研究的模式，利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从动态的耕地变化仿真模拟过程中对长寿区耕地变化趋势进行预测研究,为快速城镇化地区耕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提供借鉴。结果表明：（1）长寿区耕地面积25 a间共减少 9 535 hm2，在数量上总体呈现波动下降趋势；（2）长寿区耕地变化的主要驱动力与社会经济发展、人口与城市发展、农业结构调整与科技进步密切相关；（3）利用SD模型在不同情景设定下的模拟发现，区内城镇化率对耕地面积的影响＞GDP对耕地面积的影响＞人口增长对耕地面积的影响；（4）耕地利用变化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下的差异较大，而GDP和城镇化率的缓速增长发展模式最为理想，对区内耕地资源保护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由此可以得出，为减轻未来长寿区耕地保护工作压力，必须转变以牺牲耕地作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通过集约节约用地、积极开展农村建设用地复垦等工作来协调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盾。 关键词： 耕地变化；驱动力；耕地非农化；系统动力学；城镇化；三峡库区     

江西省耕地变化及保护策略

江西省人均耕地已触及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人均耕地警戒线,且近年来耕地流失的趋势还在加快。耕地减少主要集中在国家基建占地、退耕还林、退耕还塘以及灾害毁地等几个方面。近10年来,江西各地区表现出不同的耕地流失特征。人均GDP较高的地区,耕地减少率反而低。这主要是因为各地区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水平相对较高的传统工业城市正处于产业转型期,占用耕地较少,而相对落后的几个城市的工业正在起步,表现出占用耕地较多。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出江西省耕地减少的四大驱动因素,分别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自然灾害、退耕政策以及农业技术进步。控制人口数量,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积极开垦、复垦土地,改善生态环境等是当前保护耕地的基本策 略。     

基于CLUE-S模型的重庆市渝北区土地利用变化动态模拟

以重庆市渝北区为研究区域,运用CLUE-S模型,结合Logistic回归分析,分别以2007年和2009年为基期,对渝北区2013年土地利用情况进行模拟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渝北区2013~2020年3种不同情景的土地利用变化模式,模拟了3种情景模式下渝北区在2020年的土地利用空间分布格局。结果表明:(1)两期模拟的正确率分别达到了92.26%和94%,Kappa系数值分别为90.32%和92.5%,均取得了较好的模拟效果,说明CLUE-S模型适用于渝北区的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模拟研究,具有较好的模拟区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的能力;(2)地形、国道、省道、高速公路等主要道路、河流、城镇和村庄是影响渝北区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3)在3种情景模式中,主要的用地格局变化均发生在两江新区,区内建设用地总体呈现向东北部扩张的趋势,表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对用地类型的变化具有较大的影响;(4)从促进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和保护耕地的区域发展目标而言,情景模式2为较为合理的发展模式。研究结果可为决策部门在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土地管理方面提供参考依据。     

高度城市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演化与驱动因素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分析高度城市化区域土地利用结构演化以及驱动因素，可为优化区域未来的土地利用结构、促进土地资源的保护和高效利用提供科学依据。采用1998～2008年苏州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运用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程度变化和空间变化等指标测算模型分析土地利用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998～2008年，苏州市耕地面积显著减少，农业结构调整明显；居民点及独立工矿用地面积急剧增加，与耕地减少呈显著负相关；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逐年提升；苏州全域耕地、园地、城市用地相对变化率最大的均为昆山市，建制镇和独立工矿用地相对变化率最大的分别是张家港市和吴江市；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土地利用结构演化的人文因素进行了分析，得出驱动因素主要为：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走集约型城市化道路，实现“效率型”土地利用模式，注重社会、经济、生态效益相结合是今后土地利用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