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大规模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必将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人口流动是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是发散还是收敛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均产出出发,以Barro and Sala-i-Martin国际人口迁移模型为理论基础,用数理分析方法推演出携带人力资本的人口流动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在稳态邻域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加快,同时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减慢,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相对发散。随后,本文借鉴DR模型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既能预测内生经济增长发散性,又可以预测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性。通过利用2005—2014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人口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2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3中国区域经济具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这意味着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矛盾,从而产生"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收敛谜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有政策效应、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收入转移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收敛谜题"告诉我们,要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矛盾,发挥新古典经济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收敛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提高国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解决好就业市场体制问题和流动人口福利待遇问题。     

城镇化率、要素禀赋对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的影响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运用产出距离函数建立以资本、劳动力和能源为投入要素,以GDP和CO2排放为产出要素的随机前沿模型,分别测度全国30个省区1995-2010年期间全要素CO2的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水平、要素禀赋、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因素等五个维度出发,运用Tobit面板模型对影响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的因素及其显著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城镇化率、资本深化程度与全要素碳减排效率均呈非线性影响关系,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资本的逐步深化,碳减排效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能源密集度本身对碳减排效率无显著作用,但对城镇化水平促进碳减排效率提高有放大效应;人口规模的减小、二产占比的下降与能源强度的降低均会促使碳减排更有效率,人口规模因素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49,略高于产业结构因素和技术因素,相关系数分别是0.030 6和0.014 2。进一步将全国样本按照要素禀赋异质性分为资本密集型省区、能源密集型省区、劳动密集型省区,对三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只有能源密集型省区的城镇化率与全要素碳减排效率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相关关系。由以上结论得到的启示是,政府面对国际碳减排和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双重压力下,要注意从不同省份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出发,通过建立碳市场等措施倒逼能源型省份控制城镇化进程;疏通资本密集型省区资源向节能资源研发部门流动的通道;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省区的人口红利作用和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挤出效应。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收敛性

传统单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指标,只是能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无法测度其他的投入要素组合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忽略了GDP产出是由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相互可替代的要素投入共同组合的结果,具有比较明显的缺陷。而DEA模型可以综合考虑能源、资本和劳动因素以测度我国能源效率。本文采用中国大陆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DEA模型,分析比较了1995-2006年各个省份、全国整体及三大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其结果表明我国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由西到东逐步提高,且全国和三大区域的能源效率在1999-2002年间有所波动,但总体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通过进一步对全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的分析,发现我国整体和东中部的能源效率呈现向一个稳态收敛的发展趋势,而西部则有微弱发散的趋势。     

中国技术进步实现路径及其时空分异规律

作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重要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的速率及其要素偏向类型均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的潜力乃至其发展方式。本文基于生产前沿分析框架,构建技术进步的综合评估模型,对1996—2014年期间中国技术进步速率、实现路径及要素偏向类型的时空分异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1)在整个样本期内,中国技术进步的平均速率高达3.05%,不仅抵消了由技术效率降低所导致的TFP损失部分,还促进整体的生产率实现了年均近2%的增长。纵观其阶段性变化特征:中国技术进步速率在2003年之前逐年下降,其数值由1996年的1.080降低到2003年的1.025;随后,该指数呈现波动状态,取值范围在1.006—1.030之间。(2)近20年来中国所实现的持续技术进步主要源自于中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约为86%);尽管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总体上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作用相对较小(仅为14%)。由此可见,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升,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我国总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尚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3)中国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整个样本期内总体表现为资本密集-劳动节约型、能源密集-劳动节约型特征;而对于资本、能源两种要素而言,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演化特征:1996—2001年期间,主要体现为资本密集-能源节约型;2002—2005年期间,能源密集-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逐渐盛行并占据主导地位;2006—2014年期间,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又重回资本密集-能源节约型。此外,受要素禀赋分布不均所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类型还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     

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0~2012年共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并引入空间效应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变化趋势是发散的,中、西部地区在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其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土地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2从时空格局看,城市土地消耗强度有收敛的可能,但随时间序列的移动,收敛迹象逐渐模糊;3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市土地消耗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某省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下降受到其他省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下降的影响;同时其空间自相关性受到未被观测的解释变量的冲击,从侧面反映出除土地要素投入外,资本、劳动力和科技等要素投入,对提高单位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同样具有明显的影响。研究成果为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农业劳动生产率区域差异与农业用能强度收敛性

农业能源的消耗及其增长长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作为农业大国,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同时,全面考察农业能源的利用效率,对于农业以及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β收敛模型的适当改进,构建了具有时滞因子的调整模型,分别考察了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和区域农业用能强度的收敛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农业用能强度随农业劳动生产率变化的收敛或发散情况。结果表明:第一,总体上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是收敛的,即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其中,中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最快,半生命周期最短,其次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收敛速度在三者中最慢;第二,我国区域农业用能强度也具有收敛性,即我国农业用能效率也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具体到不同类别,尽管煤、油、电使用效率都呈现出收敛性,但是电的使用效率最高,而油的使用效率最低,同时,我国农业用能效率主要体现在农业用电上;第三,我国区域农业用能效率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结果,并显示出个体属性差异、区域差异和结构特征。就政策建议而言,推动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增强农业用能的替代弹性,优化农业用能结构以及通过资本驱动农业发展和培育农业人力资本等途径是提高农业能源使用效率的适宜选择。     

基于技术扩散的全社会能源效率空间条件收敛分析

我国各地区能源效率存在明显的差距,如何缩小地区能源效率差距成为了能源经济领域的热点问题.本文依据2000-2010年中国30省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误差条件β收敛模型分析了技术扩散对全社会能源效率收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0年间,全社会能源效率呈现2000-2002、2002-2005和2005-2010的三阶段特征,经历上升、下降、再上升的变化过程,其中,2005-2010年提升速度最快,其经验值得借鉴;②全社会能源效率的绝对β收敛呈现由收敛至发散的三阶段变化过程;③全社会能源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滞后现象,其增长率的空间相依性不显著,但空间因素对全社会能源效率β收敛的正面影响有加强的趋势;④技术扩散从总体上使全社会能源效率的收敛速度提高1.8倍以上,且影响程度逐渐增强;⑤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提升全社会能源效率及其收敛速度;⑥不同时段的技术扩散对全社会能源效率的影响不同,且技术引进和国内技术市场技术流入对收敛的作用不显著.因此,引进外资是缩小地区间全社会能源效率差距的重要措施.     

中国省域能源强度趋同俱乐部存在性及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疆域广大,各地的资源禀赋、能源消耗状况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存在有着很大的差异,这也导致各地区之间的能源强度水平有着显著的区别。中国各地区之间这种差异很大的能源强度水平是否存在类似经济增长趋同的性质,是否也会呈现出一定的俱乐部趋同现象,这对于探索区域能源差异化政策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14年与能源强度水平有关的数据作为分析的基础,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中国能源强度水平的空间相关性,然后构建实证模型,对2000~2014年中国整体能源强度以及分省域能源强度趋同俱乐部的存在性展开实证研究与检验;对第二产业产值(SEN)、固定资产投资(TZ)、RD经费支出(RD)、外商直接投资(FDI)等对各省域能源强度趋同的作用效果做出预估。结果表明我国各省市间能源强度的差距逐步减小,且存在空间上的省域能源强度趋同俱乐部现象;各经济变量对各区域能源强度作用效果各不相同;所以,在制定与能源相关的政策时,要考虑不同地域的客观差别,有针对性实施差异化能源政策。     

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

在一个动态收敛框架下应用经典收敛理论分析了中国省际间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动态收敛的影响,通过横向对比发现:越是相对发达地区,其经济增长单纯受人口要素流动的影响越弱；越是相对落后地区,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越大.其次,由于相同时期的人口迁移所引致的不同经济集团到达各自的稳态存在时间差,从而加剧了不同集团间的增长不均衡,并最终造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总体差距的不断扩大.纵向的对比也发现,富裕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的影响不大,但是影响趋势却逐渐由促进收敛转向减缓收敛；中等发达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影响的趋势也是由促进收敛逐渐转移到减缓收敛甚至于增加发散,与富裕地区相比较,其影响的程度增强了；贫穷地区的经济受人口迁移的影响最大,并且人口迁移使贫穷地区的经济增长由最初的引致发散逐渐转向引致收敛.     

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俱乐部”收敛了吗?

近年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俱乐部"的收敛现象。作为经济发展重要推动力的人力资本是否也呈同样态势?对经济发展收敛性的研究,历经了绝对收敛、条件收敛和"俱乐部"收敛三个认识阶段,判定收敛的方法和标准也在不断发展,从分解泰尔指数的方法到在回归方程中加入地区虚拟变量的方法都有大量的研究成果。本文使用空间计量分析来判定是否存在"俱乐部"收敛的现象,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克服传统横截面回归判定中忽略各地区之间存在的空间关联性影响的问题。在借鉴空间计量分析对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收敛性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首先利用全局空间相关性分析工具Moran’s I进行全国范围的人力资本空间聚集性检验和聚集类型判断,然后利用局部空间相关性分析工具LISA对人力资本空间聚集的热点区域进行筛选。文章使用的人力资本数据,是本研究在参考国际标准,界定中国劳动人口年龄范围、经济活动范围和人口统计范围后,使用教育成就法测算得到全国及各省1990-2010年期间的人力资本水平。对数据的初步统计发现,20年间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幅度最大的是经济欠发达、原有水平较低的省份。使用空间计量工具,初步的全局空间分析显示人力资本水平的极化现象基本稳定,H-H型"俱乐部"省份数量最多且比重略有上升;进一步的局部空间分析对空间聚集热点进行了筛选后确认,中国存在低程度的人力资本水平正向聚集现象,即低水平聚集的现象并不显著,高水平聚集的"俱乐部"出现在华北和华中地区,并有逐渐向南扩展的趋势。这种低程度的人力资本地区"俱乐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经济发展"俱乐部"的形成。     

空间视角下中国农业生态效率的收敛性与分异特征

基于1978—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省际农业生态效率,在Kernel密度估计分析时空演变格局的基础上,将空间效应因素引入经典β收敛的检验过程中,建立空间计量模型估算其空间收敛性,并分区域、分时段讨论其分异特征。研究发现:①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呈现出在波动中稳定上升的"双峰"分布特征,且波峰高度的差距在缩小,但整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农业生态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部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增长较中西部地区更加明显;②中国农业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空间条件β收敛的速度为0. 105,条件收敛速度显著快于绝对收敛,空间因素对收敛趋势具有加速效应,使得地区间农业生态效率的空间差异随时间推移呈现出进一步缩小的态势;③不同地区、不同时段的农业生态效率空间收敛性同样显著,空间收敛速度呈现出东北、中部、西部、东部依次递减的分布格局,且不同地区间收敛速度均大于经典收敛,这与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农业技术条件、基础设施、资本流动性等各方面存在关联性,而除2004—2016年外,其他时段的空间收敛速度均高于经典收敛速度,且表现出逐步递减的变化过程。由于空间收敛性的存在,各地区应充分考虑到自身资源禀赋及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邻近地区之间应加强农业生产合作与交流,并建立完备的农业生态合作机制、生态政策联动机制。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针对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本文运用收敛理论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敛散性。传统上利用单位成本或产出的污染治理费用表示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存在有偏性,本文基于单位污染排放的污染治理费用测算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Theil指数和收敛检验模型,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收敛性质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1)一些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其污染强度未表现出相应的强关联性。(2)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M"型变化趋势,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3)泰尔指数及其分解还表明,污染行业内部的子行业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很大,且是造成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最主要来源。(4)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长时段的σ收敛和较短时长的俱乐部收敛的同时,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低规制行业向高规制行业看齐,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向各自的稳态水平靠近,此外,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收敛速度慢于清洁行业。(5)企业规模成长和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环境规制水平。(6)对收敛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提升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扩大,即两者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具有提升效应,但无促进其收敛的作用。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并为下一阶段实施更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支撑。     

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服务业碳排放强度是衡量服务业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重要标尺。首先,基于IPCC碳排放核算方法对1995—2018年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进行测算;其次,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探讨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的空间关联特征;最后,借助EKC曲线和IPAT模型,以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为解释变量,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 1995—2018年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均值由1.43 t/万元下降至0.22 t/万元,年均降幅为3.53%,1995—2000年为高速下降阶段,2000—2018年为缓慢下降阶段;空间上呈现出"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多数省份的服务业碳排放强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中国服务业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空间正向相关性,表现为先增强后减弱再增强的演变特征;空间关联类型以H-H型集聚和L-L型集聚为主,空间关联格局优化趋向显著,L-H型集聚和H-L型集聚的省份不断减少,L-L型集聚的省份不断增多。(3)各影响因素对服务业碳排放强度均存在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产生正向影响,人口集聚、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产生负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强到弱依次为技术水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因此,各级政府应通过自下而上落实各项节能减排举措、建立健全区域协作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途径谋求服务业低碳化发展。     

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的空间格局变化

本文以1996年、2000年2、003年、2006年中国29省(市、区)(上海市和西藏数据缺失)农村生活能源为研究对象,应用因子分析、聚类分析和回归分析,借助SPSS和ArcGIS软件,对中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空间格局及空间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结果表明:在1996-2006年间,我国农村生活能源消费水平的空间格局基本形成以华北-西南地区为轴线向两边逐渐递减的态势,且趋势愈加明显;华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高水平特点不断强化;轴线两侧区域差异不断扩大的同时,各自区域内的一致性趋向明显。经过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与能源消费水平的叠加显示:西北地区属于贫困型低消费地区,华北和西南地区属于人口规模型高消费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属于高效型低消费地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村生活能源消费空间格局变化的首要因素为能源消费强度,其次是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能源消费结构,其中前两者为负向影响,后者为正向影响。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能源全要素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以节约能源消费和减少CO2排放作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在能源约束条件下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效率问题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必要的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Metafrontier GML指数方法,构建动态综合的污染强度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地区2004—2013年28个省份的绿色能源效率,进而对中国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技术效应进行分解,并对其收敛性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技术赶超、创新和领先效应是显著的,东部地区辽宁省技术"领先效应"并不明显,导致该地区能源效率并未有提高;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明显,但能源效率均有明显提高;而西部地区只存在技术创新效应,此地区的技术前沿与全国范围的共同技术前沿差距较大,特别是此地资源型地区的技术改进效率不高。其次,通过对能源效率的σ收敛和β收敛进行检验,发现中国地区能源效率在2004—2013年存在σ收敛但是不存在绝对β收敛。再次,对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技术"赶超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均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促进作用,但是增强环境规制强度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提高能源效率,对于不同地区需要"因地制宜",特别是对于资源型地区,需加大促进技术创新政策力度,缩小地区技术前沿与全国技术前沿的距离,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     

基于BP结构突变的中国能源强度及因素分解研究

能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能源消耗量虽在逐年降低,但仍是世界上能源消耗量最大的国家。伴随常规能源的日益枯竭,能源安全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因此,降低能源强度迫在眉睫。系统研究中国能源强度下降原因并进行因素分解有助于深入把握能源变动规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文章运用BP结构突变模型对1980—2015年能源强度突变点检验,建立LMDI分解模型,将能源强度分解为部门能源强度、运输线路单位长度能耗、运输线路产出能耗、人均生活用能、城市化、人均收入效应、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八个因素,分析能源强度各阶段动因变化特征。计算结果表明,受经济发展及国家政策冲击,能源强度在1980—2015年样本期间存在1991年、2002年和2008年三次结构突变,形成四阶段不同增长趋势。能源强度在样本期间呈整体下降趋势,能源强度各阶段主要影响因素不同,但是部门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中国能源强度作用最大,人均生活用能、人均收入效应和产业结构中的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对能源强度影响显著;在样本期内,各影响因素作用方向转变导致能源强度阶段特征不同。针对中国能源强度的阶段特征,提出开发推广可再生能源技术以调整能源结构;促进应用低碳节能产品以降低生活用能;推动增加第三产业比重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加快建设运输节能技术以降低交通运输业能源强度等对策建议。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进及跃迁机制

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以及环境治理的复杂状况,对中国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的动态监测与预警治理的研究是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关键。文章测算1997—2015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特征及其时空跃迁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借助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嵌套模型,揭示在时间和空间推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强度的时空跃迁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30个省区的碳排放强度在时空分布上并不是完全随机状态,各个省区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会受到其相临近省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省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与"分异"并存的时空演进特征。(2)中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趋势增强,具有高度的凝固性和较低的流动性,10个高碳排放强度省区碳排放强度的稳定性将成为制约中国碳排放强度整体跃迁的重点省区,相关省区的跃迁性将成为驱动中国碳排放强度整体跃迁的关键省区。(3)各省区的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过程中存在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和制约模式,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的驱动机制,不同响应阶段的驱动因素的分位数与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类型之间具有很强的嵌套性。(4)根据各省区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及其跃迁机制的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出加强对关键省区碳排放强度的有效监测与治理,加大碳排放的约束力度等差异化的碳减排调控措施。     

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研究

本文以2007-2014年民族八省区的相关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的生产函数理论,将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发展过程概括为各类资源要素投入进而得到相应产出的过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计算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的评价指数,进一步分析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质量水平。研究结果显示:民族八省区的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数区域间差异性显著,在时间序列上大部分省区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云南、广西和贵州主要受资本和资源要素过度投入影响,近年来城镇化发展质量评价指数逐年下降;新疆和宁夏两省区主要受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口外流影响,导致第二三产业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缓慢,城镇化发展质量指数呈一定的下降趋势;通过优化路径分析,民族八省区城镇化发展的投入要素优化存在巨大空间。     

中国省区消费水平差异对资源环境影响的比较

从消费视角开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两者相互关系。为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文章借助单位人的概念、构建的消费模型以及系统聚类分析法研究2005年中国大陆31个省区消费水平差异对资源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口对资源环境作用强度可分为四类地区，多数处于单位人水平。北京和上海人口消费水平最高，人均资源环境影响强度相当于甘肃为单位人的2倍；浙江和广东人均影响强度介予1．5－2．0个单位人之间，是资源环境的次影响区；江苏、重庆、福建和天津人均影响强度介予1．0－1，5个单位人之间，是资源环境的第三层次影响区；其余23个省区人均影响强度大体在1.0个单位人左右，基本处于同一层次。资源环境影响强度较大的省区基本位于东部沿海地区。人口对资源环境作用总量大致分为四类地区，差异明显。广东人口众多且消费水平高，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占全国的10．627％；河北、湖南、河南、四川、江苏、浙江及山东，人口消费水平均高于1个单位人，对资源环境平均影响总量为5．74％；内蒙古、吉林、甘肃等17个省区人口数量和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对资源环境平均影响总量占2．676％；天津、新疆、青海、宁夏、海南及西藏，人口总量和消费水平普遍较低。对资源环境影响总量小，平均仅为0．616％。对资源环境影响总量较大的省区多位于东中部地区，广大的西部省区仍是资源环境消费或终端压力的弱影响地区。     

基于STIRPAT模型的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人口规模、收入水平、消费倾向、节能政策和技术等因素对中国城镇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运用2000~2013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对各影响因素的效应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城镇生活能源强度、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总人口、政策综合力度6个因素的增长率每变化1%,将会引起城镇生活能源消费量增长率0.9322%、0.8537%、(0.559 2+0.169 2 ln DI)%、0.599 8%、0.408 0%、-0.012 0%的变化,表明除节能政策外,其余5因素均正向促进城镇生活能耗增长。其中生活能源强度对城镇生活能耗影响最大,节能政策虽会抑制城镇生活能耗增长,但作用较为微弱。政府需继续加强节能政策综合实施力度,从而实现生活能源消费领域的节能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