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R&D投入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格局演变

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研究单元,以RD强度为测度指标,采用传统统计分析方法,结合马尔可夫链和ESDA,分析了2001~2011年中国RD投入的区域差异及时空格局演变。结果表明:中国省域RD投入的绝对差距在扩大而相对差距在缩小,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东西部之间RD投入的空间差异有所扩大并呈两极分化的态势,投入重心正在向东南部偏移。RD投入增长也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并形成了以长三角和鲁皖赣为核心向中西部地区梯度推进的圈层结构。增长热点区由分散格局转为集中连片格局,增长冷点区在大幅减少,全部集中在西部地区。RD投入时空差异的形成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科技投入力度、产业结构的变化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多个因素的影响。     

中国省域能源消费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能源消费对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针对目前相关研究大多采用时间序列分析、很少进行截面数据分析及特别缺乏空间计量经济分析的现状。以省域为空间样本。应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了2002-2005年中国省域的能源消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我国省域能源消费在空间上存在依赖性，能源消费行为受到本地能源消费和相邻省域的能源消费的共同影响，经济增长对省域能源消费的弹性系数显著为正，人口增长的正向作用也不容忽视，但是能源价格对能源消费未能起到应有的调节作用（弹性系数不显著为正）．政府决策部门在制定能源消费政策和价格调控措施时，必须考虑到空间作用机制对能源消费的差异化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与中国区域能源效率

在内生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溢出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国内RD资本、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RD溢出和地区能源效率的分析框架,运用1995-2007年中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将外商直接投资引致的国外RD溢出分为两个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和外商直接投资企业通过进口贸易渠道传递的国际RD溢出。并将29个省市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实证研究外商直接投资的RD溢出对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RD溢出对中国能源效率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FDI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带来的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的能源效率有正的影响,而对西部能源效率没有显著影响。FDI企业通过进口贸易带来的国际RD溢出对东部和中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不显著,对西部地区的能源效率有显著负影响。各个地区不同的经济基础、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水平可能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     

“十二五”时期中国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分析

以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为例，以2010年为基准年，在ESTDA的框架下，运用ESDA、LISA时间路径和LISA时空跃迁等方法分析了2011~2015年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的时空动态特征，同时，利用空间误差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了中国省域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省域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和空间自相关性；(2）东部地区具有相对稳定的局部空间结构；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北京稳定性最强，新疆波动性最大；(3）中国省域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空间格局演化的整合性较弱，稳定性较强，协同高增长省域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协同低增长省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4)影响中国省域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的重要因素是产业结构、能源强度、能源自给度和能源消费结构。 关键词： 碳排放强度累积目标完成率；时空动态；LISA时间路径；LISA时空跃迁；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及其空间计量分析

当今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效率的提高,对区域生态效率水平进行准确评价、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基于2010年中国各省域资源环境及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基于熵值赋权的灰色综合评价法对我国省域生态效率的优劣做出了评价;然后运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误差模型对我国省域生态效率水平的空间关联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我国区域生态效率呈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2）利用外资、人力资源、产业结构3因素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下简称环污投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4）排污收费制度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2)积极有效利用外资;(3)加大教育科研投入,提高人口素质和科技水平;(4)加强环污投资资金的管理和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管工作;（5）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多角度、全方位统筹考虑     

中国省际能源强度的分布动态演进及其成因

采用加权的分布动态方法研究了1986—2014年中国30个省区能源强度的分布动态及其收敛性,并采用条件分布分析方法分析了空间区位、资本密集度和收入水平等对省区能源强度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的变异系数存在增大的趋势,即趋向发散。就稳态分布来看,在1986—2005年期间,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由单峰分布趋向非对称的二元俱乐部收敛,由于受2005年之后节能减排政策的影响,在2005—2014年期间趋向三元俱乐部收敛。经济和人口规模对省区能源强度的分布有重要影响,且其影响随时间的推进更加显著,忽略经济和人口规模的影响会导致对中国省区能源强度收敛性估计的偏误。条件分布分析表明,在1986—2014年期间,资本密集度对长期稳态分布的影响最大,收入水平影响次之,空间区位因素影响最小。但在2005—2014年期间,资本密集度对省区能源强度长期稳态分布中三峰分布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空间区位也有显著的影响,但收入水平影响不明显。这一时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对省区能源强度俱乐部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的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省区能源强度发散表明促进区域间能源利用技术的溢出可以显著提高我国整体能源利用效率;区域发展战略与节能减排政策的结合能够更加有效地促进省区能源强度的收敛;由于人口和生产活动流向高能源效率的省区,因此促进要素流动有利于中国省区能源效率的提高。     

全要素能源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收敛性——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能源效率是促进经济增长、减少能源消费的关键政策参数,研究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收敛性关系,对于揭示能源效率在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指导能源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选取1995-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样本,运用DEA方法测算全要素能源效率,发现全国以及区域能源效率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中国省域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显著,但总体上各省份之间的差异呈现缩小趋势;将能源效率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运用IV、DIFF-GMM和SYS-GMM方法证明中国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存在,能源效率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能源效率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和收敛;运用纠偏LSDV估计方法分区域开展实证检验,研究认为,能源效率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由此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发达地区作用更为显著。基于此,国家能源效率提升战略重点应放在东中部能源消费集中地区,从而通过节能技术"溢出"效应促进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提升,以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环境目标约束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

加快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鉴于中国资源禀赋的特殊性和区域能源分布差异,各地区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有很大差别。煤炭资源依赖程度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差异性影响值得高度关注。为系统评估环境目标约束对煤炭资源依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的内在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增长压力和绿色金融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环境目标约束制度为准自然实验,中国30个省份2003—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并讨论了经济增长压力与绿色金融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目标约束制度实施后,相比非煤炭资源依赖地区,煤炭资源依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受阻,说明存在“绿色悖论”效应。该结论在考虑相关政策影响、运用合成工具变量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在煤炭资源依赖地区,地方政府在环境目标约束和经济增长目标“双目标”压力下,更有动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受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洗绿”行为影响,绿色金融加剧了煤炭资源依...     

相对地位变化对中国省际能源消耗的影响机制

由于在现有政治晋升体制中,各省在经济增长和节能降耗过程中对竞争地位的追求,导致各省的相对地位在能源消耗决策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基于中国省际政府官员考核和晋升机制现实背景,从相对身份效应理论的角度构建了省际能源消耗的理论模型,探讨了相对地位、地位变化对省际能源消耗的影响机制,具体表现为各省能源消耗的当期和上一期相对地位对能源强度具有行为理论上决策作用机制,当期人均GDP增速与上一期人均GDP绝对水平对能源强度具有行为意义上的理论解释机制,省际能源消耗具有的动态自适应机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实证检验了省际能源消耗的相对身份效应理论,实证结果表明:(1)各省在当期能耗排名上竞争对节能具有积极作用,上一期能耗排名越靠后的省份在当期节能降耗的动机比排名靠前的省份更强烈,从而使得当期能耗下降。此外,在不同的考核时期和不同节能任务要求下,能耗排序对节能的影响存在差异,该影响也因各省所处相对位置高、低而不同。(2)当期经济增长与当期能源消耗呈现出同向变化的互补机制,上期经济增长与当期能源消耗呈现出反向变化的替代机制。(3)上一期能源强度下降会降低当期能源强度,省际能源强度存在着逐渐下降的动态自适应机制。基于此,我国对地方政府节能降耗的政策设计应当实施多节能目标、多奖惩措施的差异化模式,从而实现不同类别省份的有效节能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快速转型。     

能源转型下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

能源转型和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是现阶段各国重要的能源战略。那么,能源转型是否牺牲经济增长?增加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该影响的方向或大小在国家或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其背后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本文以可再生能源发展较为领先、面板数据较为完整的欧盟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1)能源转型具有经济代价,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的非线性影响。(2)可再生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当可再生能源补贴高于门槛值、能源消费强度高于门槛值以及人均GDP低于门槛值时,推动可再生能源消费的经济代价更大。(3)目前欧盟推动可再生能源消费具有合适的能源消费强度和经济水平条件,但可再生能源补贴过大,具有一定经济代价。(4)根据门槛值将国家分为低补贴组和高补贴组,两组国家在1990—2014年期间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并没出现显著差异。其中,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位居第一和第二的英国与比利时,可再生能源补贴较低且始终没有跨过门槛值;而一直处于高补贴组的荷兰,可再生能源消费年均增速并没超过一直处于低补贴组的比利时、爱尔兰、波兰与英国。可见,具有较高经济代价的补贴并不是推进可再生能源消费的唯一有效手段。     

中国省际碳排放强度的空间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

供给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适时提出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思路,调整以往过多的行政配置资源带来的要素扭曲,研究同一个国家不同省份之间资源要素协同问题的方法可以为提出有效的节能减排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基于此,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面板数据进行测算,提出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框架,运用GeoDa软件刻画我国省际碳排放强度时空关联及其局部空间差异的波动性,将STIRPAT模型和EKC模型相结合检验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特性,揭示我国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的一般规律。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与分异并存的时空分布特征,碳排放强度水平相近的省区均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强的空间集聚现象,我国省际碳排放强度存在俱乐部收敛的演进特征。我国省际碳排放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性特征,我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分异与跃迁的形成与演变是各地区资源禀赋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进一步提出分区域、有重点的区域协同减排措施,提升区域碳排放协同治理的效率。     

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与收敛性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份2000~2012年共13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时空格局,并引入空间效应对其收敛性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的变化趋势是发散的,中、西部地区在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过程中,其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土地资源消耗的基础上的;2从时空格局看,城市土地消耗强度有收敛的可能,但随时间序列的移动,收敛迹象逐渐模糊;3空间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城市土地消耗强度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某省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下降受到其他省份城市土地消耗强度下降的影响;同时其空间自相关性受到未被观测的解释变量的冲击,从侧面反映出除土地要素投入外,资本、劳动力和科技等要素投入,对提高单位建设用地的经济效益同样具有明显的影响。研究成果为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AHP 熵权法、马尔科夫链和ESDA方法，在GIS技术支持下，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产业31个空间单元2000、2005和2010年3个时间断面的数据，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的时序演变中各省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差距在2000~2005与2005~2010年两时期中均不断扩大，尤以前一时期更甚，数据说明高水平的省份发展速度快于低水平省份，高水平省份才是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主动力。省区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虽然整体上均在不断发展，但是区域间的差异不断扩大，出现强者愈强，弱者恒弱的“马太效应”；(2)发展水平指数处于高水平、较高水平省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水平省区向中西部除陕西以外的省区集聚的趋势增强，地域范围不断扩大，空间相关性较强，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3)基础、经济、政策等传统因子在初期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明显，随着产业逐步向更高层次发展，及政策环境的完善，传统因素的影响逐渐扁平化，而集聚、人力资本等新兴因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不断加强，区位因素的作用一直很明显，与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征相吻合     

环境约束下中国地区能源全要素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当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以节约能源消费和减少CO2排放作为主要目标的经济结构转型压力。在能源约束条件下如何提高能源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能源效率问题作为研究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必要的且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Metafrontier GML指数方法,构建动态综合的污染强度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测算中国地区2004—2013年28个省份的绿色能源效率,进而对中国区域之间与区域内部技术效应进行分解,并对其收敛性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技术赶超、创新和领先效应是显著的,东部地区辽宁省技术"领先效应"并不明显,导致该地区能源效率并未有提高;中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应不明显,但能源效率均有明显提高;而西部地区只存在技术创新效应,此地区的技术前沿与全国范围的共同技术前沿差距较大,特别是此地资源型地区的技术改进效率不高。其次,通过对能源效率的σ收敛和β收敛进行检验,发现中国地区能源效率在2004—2013年存在σ收敛但是不存在绝对β收敛。再次,对影响能源效率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技术"赶超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均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提高存在促进作用,但是增强环境规制强度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这就意味着提高能源效率,对于不同地区需要"因地制宜",特别是对于资源型地区,需加大促进技术创新政策力度,缩小地区技术前沿与全国技术前沿的距离,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进而促进能源效率的提高。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western regions in 2000–2014

In this study, we measur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western China in 2000–2014 by the super-efficiency slacks-based measure model which considers the undesirable outpu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western China is low and rank behind in the national level.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is lower than the traditional efficiency which reflects that the economic growth in 2000–2014 has paid high environmental cos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aditional efficiency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experienced “inverted U”-type trend chang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presented differentiated developing trend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western provinces were enlarging.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not only lower than that in the eastern regions with a big gap but also low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regions. Through the convergence test, we found that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gap between the western and the eastern regions was gradually expanding; meanwhile,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gap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western regions was narrowing.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by the tobit model and then addresses.     

Effects of investment on energy intensity: evidence from China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ffects of investment upon energy intensity by applying a unique panel data of China’s 27 provinces between 2004 and 2013. In addition, it also particularly studies other factors, such as energy price, economic structure, and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based on four econometric regression model results, suggest that in general, the indigenous investment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s a more powerful tool to decrease China’s energy intensity regardless of region disparity.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a prominent but not persistent effect on energy intensity. However, the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has not shown its significant impact on energy intensity. At the level of an aggregate economy and China’s eastern reg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FDI improves energy efficiency significantly.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FDI does not support the similar conclusion.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present the corresponding regional policies for policymakers.     

Carbon productivity convergence club and its initial conditions: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

A three-stage method is proposed to study the convergence clubs for the dynamic total factor carbon productivity (DCP) and the initial conditions. The first stage is to measure the DCP that reflects the initial difference. The second stage is to identify the convergence club of DCP. The last stage is to examine the initial factors that may affect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vergence club. Construction industry data from 30 provinces in mainland China from 2005 to 2016 were adopted to conduct an empirical stud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arithmetic mean value of China’s provincial DCP showed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showed an expanding trend. (2) There are five convergence clubs, but 13 provinces failed to converge to any club. (3)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construction industry marketization in 2005, the greater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provinces belong to a club with higher DCP. To improve the DCP, the effective diffusion of low-carb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ies and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state-owned construction companies should be promoted. The three-stage method can also be applied to study different industri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省际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差异及空间收敛性研究

将中国30个省市分为八大区域,基于2007～2017年省际物流业面板数据,构建考虑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uper-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运用ESDA和空间收敛模型进行时空差异和空间收敛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剔除了管理无效率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后,全国GTFP均值下降至0.985,南部沿海、北部沿海、西北、东部沿海区域的GTFP值上升,长江中游、东北、西南、黄河中游区域的GTFP值下降;(2)在时间差异上GTFP指数分三个时段,2007～2012年,GTFP指数大于1,2012～2014年,GTFP指数小于1,2014～2017年,GTFP指数大于1,总体呈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3)全国各省市间物流业GTFP全局空间相关性逐渐增强,东北、北部沿海、黄河中游、长江中游、西南区域体现出了正相关拉动作用,北京、天津、山东始终是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带动地区。全国物流业发展不平衡,各地区间发展差异大,两极分化现象严重;(4)我国物流业GTFP水平呈现"M型"波动变化,最后逐渐趋于收敛态势。八大区域可分为两类,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部沿海、长江中游区域趋于收敛态势;黄河中游、东北、西南、西北区域趋于发散态势。     

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

在经济服务化与低碳化的双重背景下,研究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演变轨迹,区域差异及空间收敛特征,对于推动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对服务业碳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对其演变轨迹与区域差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的空间收敛性。研究表明:①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在整体上呈逐年增长态势,且呈现从东到西逐次递减的格局。②中国服务业碳生产率存在正向空间自相关关系,并且空间自相关程度表现出波动上升趋势。③全国与西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均不存在σ收敛,即服务业碳生产率的地区差异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东、中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则在整体上呈现σ收敛特征。全国以及东、中、西部服务业碳生产率均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服务业碳生产率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存在"追赶效应",各地区服务业碳生产率最终向自身的稳态水平趋同;空间效应加快了全国与东部服务业碳生产率的β收敛速度。④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增长速度、部门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对服务业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人力资本则对服务业碳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本文的政策启示如下:①重视服务业碳排放问题,构建服务业低碳绩效评估体系。②探索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加强服务业低碳技术的跨区域交流合作。③完善基础设施,促进要素空间互动和优化重组。④调整服务业能源结构与部门结构,推进人力资本积累和服务业稳增长。     

A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on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Convergence in Energy Intensity Gap and Its Economic Mechanism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have empirically analyzed the convergence in per capita GDP gap and the convergence in the variation of energy intensity with respect to the change of per capita GDP between China and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Then, the authors run a regression on the impact of decisive factors of economic growth on energy intensity and its change, so as to find out the economic mechanism of energy intensity gap changing with respect to the vari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First, there is a convergence in per capita GDP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With the convergence in per capita GDP gap, the energy intensity gap between China and eight different countries also converge, and the convergence rate of the latter is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former, i.e. if the per capita GDP gap between China and the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decreases by 1%, the energy intensity gap between them will correspondingly decrease by 1.552%. Second, the energy intensity decreases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rising of energy prices, the advances of techn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and it slightly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FDI. Third, the energy intensity gap between China and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narrows with the lessening of the difference in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energy prices,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between China and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yet increases with the narrowing of the difference in FDI, and has no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with the difference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Fourth, the narrowing of difference in per capita GDP between China and the eight developed countries can result in the lessening of energy intensity gap, whose economic mechanism is that the decisive factors, such as difference in investment, technology, and the competition mechanism of prices, which can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 in economic growth, can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energy intensity 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