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研究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实质是减少碳排放,因而需要厘清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通过测算中国1979-2008年碳排放的省际数据,建立P-VAR模型研究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地区碳排放量、地区金融发展深度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碳减排具有自我激励的性质;金融发展的深化、金融发展集中度的变化均对碳减排具有重要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深化对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发展集中度的变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十分复杂,其变化若不能促进金融发展深度的提高,则可能阻碍碳减排。     

基于共同前沿生产理论的中国建筑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2000—2020年

建筑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户”，识别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与驱动因素，有助于厘清近年来中国建筑业低碳发展过程中政策的适用性。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中国建筑业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共同前沿生产理论分解分析方法，并将空间异质性和规模报酬变化纳入分析框架，揭示多维技术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内建筑业碳排放表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其中，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的进步是抑制建筑业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间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差距均有所缩小、建筑业管理效率小幅度提高，对碳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建筑业规模效率的降低又是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2)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在技术层面与东部地区形成追赶效应，这种追赶效应成为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减排因素。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建筑业规模效率不断下降，成为碳排放呈现总体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能源导向型规模效率得到提升，而产出导向型规模效率又有所下降，对该区域建筑业碳排放形成对冲效应。整体来看，不同区域间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未来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建筑业碳...     

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与碳排放: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

相较于一般水平的低碳技术创新,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能够更好地满足低碳转型要求,避免路径锁定。本文在界定并量化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利用2004—2013年中国30个省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SDM)实证检验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中国的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活动尚不活跃,主要集中在东部少数几个经济发达省份,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空间集聚性,且其空间相关性主要由地理位置和经济关联予以体现;碳排放则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对邻近地区的警示效应,且其空间相关性主要由地理位置和地理距离予以体现。②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均呈现出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对邻近地区碳排放的作用不显著,说明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的碳减排作用仍局限于本地。另外,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长期作用未增强,说明中国现有技术与生产体系还不能容纳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阻碍了其作用的完整发挥。③经济发展水平对本地和邻近地区碳排放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均显著为正,表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还未实现脱钩;本地对外开放程度加强不仅显著增加了本地碳排放,还会激化邻近地区招商引资竞争致使其碳排放增加。因此,政府应更加聚焦于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的科技、产业、金融与财税等系统性政策支持,同时通过构建区域间行政与市场的协调机制,促使突破性低碳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得以发挥,进而推动低碳转型与经济绿色增长。     

绿色信贷能发挥碳减排效应吗？

绿色信贷是推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然而其碳减排效应及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检验。该研究在厘清绿色信贷影响碳减排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固定效应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00—2019年中国156个城市的全要素碳生产率，从生产率、强度和总量三个维度实证检验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及作用渠道和调节机制。研究发现：(1)绿色信贷具有碳减排效应，主要表现为显著提高全要素碳生产率和降低碳排放强度，但对碳排放总量的平均影响并不显著。以上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2)绿色信贷的碳减排效应因区域位置、资源禀赋和金融效率差异而具有异质性。在中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高的城市，绿色信贷在碳生产率和碳强度维度上均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但东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和金融效率较低的城市，绿色信贷仅能降低碳强度。(3)激励绿色创新和降低能源强度是绿色信贷发挥碳减排效应的有效渠道，而结构转化渠道的中介效应尚不显著。在绿色创新渠道中，绿色信贷对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程度更高，且产生了正外溢性；在能源强度渠道中，绿色信贷提高了碳排放效率，但对低碳技术的支持作用有待提升。(4)...     

数字经济是否有效促进了节能和碳减排?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国,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然而,数字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为探析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该研究以中国2011—2019年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熵值法测析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双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间存在的正“U”型或倒“U”型关系。结果表明:①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省际和区域差距,广东和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高,青海和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最低;②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均存在显著正“U”型关系,而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结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效率均显著存在倒“U”型关系,数字经济发展的节能效应大于碳减排效应;③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数字经济与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和数字经济与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间的非线性关系存在异质性;④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环境、数字用户规模及数字产业规模对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存在差异,对碳排放规模、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亦存在差异。据此,从缩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制定数字经济发展政策、改善数字创新环境,增加数字用户规模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兼顾节能减排效应提供实证支撑和理论依据,助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经济增长压力下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双碳”目标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集聚是金融业的发展趋势和显著特征,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文章首先构建包含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的两部门产出密度模型,从理论机理上分析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其次以2005—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和SBM‑DEA模型测度省级碳排放效率,基于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非线性影响;最后构建调节效应模型考察经济增长压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①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平滑转移效应。金融集聚处于较低水平时会抑制碳排放效率;随着金融集聚水平逐渐提高,会转而促进碳排放效率。②经济增长压力对金融集聚和碳排放效率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适度的经济增长压力正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提前;过度的经济增长压力负向调节金融集聚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且使得金融集聚的阈值延后。以上结论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变换估计方法、考虑受限变量、剔除直辖市样本及考虑内生性采用IV‑Tobit模型再估计之后均成立。基于此提出:合理配置金融资源,积极发挥金融集聚的辐射作用,稳步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和效率;革新官员考核标准,做好经济增长目标的预期管理,引导形成契合地方发展现状的经济预期。     

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的碳减排目标设计

当前,在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下,跨区域产业转移已成为中国区域政策中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如何根据中国各区域碳排放的差异性,合理设计有差别的碳减排目标,促进区域产业有序转移与协调发展,是当前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本文首先采用工业部门市场份额指标来反映地区产业转移状况,并按产业转移情况和工业化水平把中国划分为净转入、净转出和其他中西部三类区域;然后运用改进的LMDI模型,从碳排放系数、碳排放强度、经济结构及经济规模四个方面对不同区域碳排放效应进行分解,明确了不同区域碳排放的差异特征。在此基础上,根据未来中国区域碳减排政策应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建立了新的区域碳减排指标分配框架,即对净转入、净转出和其他中西部三类区域分别实行以结构调整为主的强制减排、以降低能源强度为主的强制减排和发展减排的差异化目标,促进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与中西部地区跨越式绿色发展。     

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中国CO2排放量变化

基于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特点，采用对数平均的Divisa方法对我国1990~2007年的CO2排放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效应是我国CO2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CO2排放的主要原因，人口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分地区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效应对CO2排放量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口效应使东部地区碳排放增加，使中西部地区碳排放降低，能源利用结构变化对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因此，要降低我国的CO2排放，需要针对地区特点制定不同的政策，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进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中西部地区需要逐步改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和技术含量高的低能耗制造业。     

金融发展影响中国能源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绿色发展理念,如何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在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维持能源的可持续利用是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金融发展对一国能源消费也产生重要影响,在绿色发展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本文考虑到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的非线性关系,根据1997—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不同经济增长水平下金融发展对中国能源消费的不同影响,并检验金融发展影响能源消费的渠道。研究表明:(1)金融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信贷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证券市场融资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呈现为单门槛效应;(2)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上升,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与能源消费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证券市场融资规模会降低能源消费水平,FDI规模与能源消费之间始终为正相关;(3)从影响渠道看,在中高速增长及所有的增长阶段,经济增长分别增强了信贷规模、金融业竞争程度对能源消费的影响,但技术创新渠道并不畅通。研究最后建议,政府制定能源发展政策时,加强金融政策与节能减排规划的融合,政策着力点因地区经济发展差异而有所不同,逐渐消除技术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障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     

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与低碳发展策略

为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需要，借助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4年间相关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及区域间的碳排放、能源强度、碳吸收进行测算，并探讨长江经济带未来低碳发展策略，分析 “高碳情景”与“低碳情景”下2030年各区域的碳减排潜力。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碳排放聚集度较高且整体增速趋缓。东部区域碳排放均值最大，西部区域最小。中部区域碳排放增速最快，东部区域最慢。西部区域能源强度最高，东部区域最低；但中部区域能源强度降幅最大，东部区域降幅最小。西部区域碳汇能力最强，东部区域最弱。基于以上发现，从碳减排责任划分、低碳消费、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优化以及区域生态质量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关策略，力图实现碳源面的直接碳减排与碳汇面的相对碳减排。最后,经预测可知：2030年，长江经济带“低碳情景”比“高碳情景”减少碳排放约12亿t，中部区域将成为碳排放主要来源地     

中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空间计量

本文基于至强有效前沿的最小距离法测算了我国1998-2011年的省际CO2排放效率,这种方法的优点是效率达到生产前沿后在投入或产出方面所做出的改动最小。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性以及空间相关性,最后运用199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我国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我国省际碳排放效率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差异性,东部沿海省份的平均碳排放效率显著高于内陆省份。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走势相对平稳,全国及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则呈现出"U"型曲线的走势,并且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效率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空间自相关Moran’s I检验显示,省际碳排放效率在空间上存在着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具有明显的集群趋势,而空间LISA图则表明省际碳排放效率不仅具有空间依赖性的特征,同时也有空间异质性的表现;经济规模、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碳排放效率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对外开放、企业所有制结构以及政府干预对碳排放效率有正向影响,而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对于将来中国提高碳排放效率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着重调整工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同时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的质量,加强政府的碳减排工作力度。     

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门槛效应分析

在绿色发展的过程中,金融作为现代经济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一般的理论认知和实践而言,可从金融的深化和广化两个角度来看待金融发展。相对金融广化而言,金融深化更能体现金融对于资本的配置功能和金融体系不断完善的过程,它通过引导投资边际收益率促进绿色发展的效率,进而影响整个绿色经济系统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通过构建一个经济内生增长模型来检验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以2003—2014年中国280个地级单元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其内在作用的非对称性。结果表明:(1)模型推导发现,金融深化作用在不同生产部门所占份额的配置未达到最优时,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即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作用存在可能的非对称性;否则,二者以近似对数函数的关系相互作用。(2)实证发现,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中国地级层面存在一重门槛效应,似然比检验结果表明该门槛效应在1%的临界值下显著,并且其门槛值大小为0.635 5,门限回归结果显示金融深化对绿色发展在门限值前后的偏效应系数分别为-0.056 8和0.129 9,说明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呈现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形形状。(3)稳健性检验发现,控制变量对金融深化导致的绿色发展门槛效应的扰动仅体现在P值的变化范围之内且变化幅度较小,门限值的大小及置信区间不会发生明显变化,反映中国金融深化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结构依然稳健。显然,应当大力推进金融深化过程,突破"门槛效应"的制约,充分发挥金融深化对资本的配置效应,从而推动中国绿色发展进程。     

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驱动效应

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为实现区域经济与碳排放增长的脱钩发展,基于绿色经济发展的理念构建了碳经济绩效概念。利用1997—2015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通过建立聚类稳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一步系统广义矩估计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驱动效应。基于全国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财政配置能力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负向变动关系,而外资参与程度与碳经济绩效呈现显著的正向变动关系,且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对碳经济绩效的共同影响效应上存在互补关系,该结论为"竞争到底假说"和"污染光环假说"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另外地方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推进碳经济绩效改革进程中起到的抑制效应超过了外资参与程度的促进效应,侧面反映了政府行为在促进碳经济绩效进程中的主导性。基于区域异质性分样本数据研究发现,在东部地区和高绩效区域,外资参与程度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区域环境治理,能够显著地促进碳经济绩效的提升,有助于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的"协同效应";而在中西部地区和低绩效区域,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同时忽视了区域环境治理,不利于碳经济绩效的提升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建议发挥政府财政配置能力和外资参与程度在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环境优化进程中的"互补效应"和地方政府对于区域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效应",共同搭建"螺旋式"碳经济绩效良性循环发展机制。长期忽视财政资源配置对碳经济绩效提升的引导作用,容易陷入区域经济发展滞后与环境持续恶化的"二元"发展困境。     

空间溢出、门槛特征与能源效率的经济增长效应

能源效率的改进能缓解经济增长过程中日益紧张的能源供需矛盾,然而空间异质性使得传统整体分析难以解释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为了考察我国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空间联系,本文以我国1995-2009年省份面板数据,首先通过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我国各地区的能源效率及时空特征。接着,综合采用空间面板回归和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对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进行空间异质性检验,研究表明: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合理解释了能源效率与经济增长的空间非均衡分布。同时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存在门槛效应,能源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弹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但随着能源效率的提高而降低。本文政策含义明显:在制定能源的空间布局政策时应当加大对邻省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且能源效率较低省份的能源支出并努力提升这些省份的能源效率;而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且能源效率较高的省份,不宜从改进能源效率的思路来追求过快的经济增长。     

基于城镇化门槛模型的中国OFDI的碳排放效应研究

由于以城镇化为重点的经济发展被视为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且城镇化、跨国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在现有文献中已被证实,构建包含以上三者的一体化分析框架是本文的主要目标。在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研究如何更好通过"走出去"来实现城镇碳减排和经济集约化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探讨各城镇化阶段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碳排放发生机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城镇化面板门槛模型和碳排放拓展模型,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阶段性差异及其产生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存在城镇化率门槛值的制约,处于中高城镇化阶段的地区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降低城镇碳排放水平的效果较之于处于低城镇化阶段的地区更为显著。具体看来,在中游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过剩产能输出和产业链升级,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在高度城镇化率区段,对外直接投资能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输出和技术溢出,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则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的传导路径。进一步对城镇化集聚成本门槛效应分析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分别是高度城镇化人口拥挤成本、竞争加剧成本和环境治理成本阶段的碳排放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这意味着,要想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对碳减排的作用,城镇化率较高的地区尤其需要"因势利导"加快传统产业资本输出,优化资源配置和推动结构升级,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城镇化率较低的地区则应在工业化过程中,注意避免沦为高碳产业资本的污染"避难所"。     

中国省域碳排放及其驱动因子的时空异质性研究

本文选取30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单位作为基本空间单元,依据2003-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ESDA)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八年间碳排放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的时空分布,揭示我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其驱动因子的时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在2003-2010年间,碳减排潜力相对较大区域主要集中在中东部地区,并有向四周扩展的趋势;全国省域碳排放存在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相关性的总体趋势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空间格局,表明在碳减排的进程中,全国碳排放量的总体空间差异在逐步缩小;碳排放的驱动因子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如GDP驱动因子在不同省域影响程度不同,而且2006年的GDP驱动因子的回归系数普遍高于2003年,人口影响因子也存在省域的异质性,2010年人口回归系数高于2003年;GDP对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影响显著的区域从2003年西部转移到中东部,2010年又移回西部,这进一步说明碳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复杂关系,意味着碳减排和经济发展并重需要优化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数字经济之于城市碳排放：“加速器”抑或“减速带”？

在“双碳”目标引领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和数字经济新时代全面到来的背景下，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已成为当前一项重要议题。该研究选取2011—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基于熵权TOPSIS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具有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特征，即前期具有“加速器”效果，后期表现为“减速带”作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成立。(2)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影响能源消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对碳排放表现出先增加后减少的非线性影响。(3)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行政等级的不同而表现出显著性差异。(4)中国城市间的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数字经济对经济与地理邻近城市碳排放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该研究从学理上揭示了数字经济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果和作用机制。据此提出，各地区在强化数字经济赋能传统行业节能减排的同时，须提升自身能源利用效率，打造更具生态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通过产业...     

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协整与因果关系分析

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目前热点问题。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有助于实现中国2020年碳减排目标。选取1953～2008年中国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及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协整关系)，GDP增加1%，碳排放将增加036%，即碳排放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弹性为036；在短期内，两者存在着动态调整机制，非均衡误差项的存在，保证了两者之间长期均衡关系的存在。误差修正系数(-0669 4)为负，调整方向符合误差修正机制，并且误差修正模型的拟合效果比较理想。Granger因果关系研究表明：总体来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双向因果关系。针对研究结果，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提高能源效率和发展非化石能源”的策略，减少能源消费和降低碳排放，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相对脱钩     

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及效果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迅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可能对碳排放产生影响。文章首先梳理了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可能途径,并以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数字金融和能源消耗,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引入二氧化碳存量等方法,构建并阐释了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经济学原理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的发展将通过影响居民消费理念和行为、企业生产活动方式与创新效率等方面影响碳排放,并在总体上呈倒“U”型关系,其中碳排放拐点所需的数字金融能力主要取决于能源现存消耗情况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其次,基于中国省域数据对上述倒“U”型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①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可分解为增产效应和节能效应。②在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碳排放将随着数字金融发展先增多后减少,且这一倒“U”型关系通过了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③数字金融的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碳排放的最终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④此外,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还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缓解了企业融资需求压力,传统生产方式下的生产规模由此得以扩大并增加了碳排放,即数字金融发展广度带来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产值扩大的碳排放上升(增产效应);但后期随着数字金融深度和数字化作用的累积发挥,促进企业研发以及节能型技术专利带来的创新减排效应将显著增加,进而通过降低单位碳减排后最终导致碳排放减少(节能效应)。基于此,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应尽快从量转向质,加大对企业低碳节能转型与数字化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精准支持力度,并积极探索数字化碳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     

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及门槛效应

旅游业是信息密集型行业，与数字经济具有天然适配性。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下，提升旅游业碳排放效率问题日益紧迫，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提升提供了新契机。科学评价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效应，有助于依托数字经济赋能旅游业节能减排，为旅游业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该研究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利用地理加权回归和双重门槛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全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整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在研究期内呈现出显著上升趋势，且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中部均衡”的格局。(2)数字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GWR模型结论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有利于旅游业实现低碳绿色转型。(3)数字经济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提升存在双重门槛，且表现出倒“U”型非线性关系。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小于第一门槛值时，旅游发展显著正向促进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当该值处于第一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这种正向促进影响变小；当该值大于第二门槛值时，则为负向影响。因此，该研究建议：应加大数字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