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针对"资源诅咒"研究中自然资源度量指标选取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利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解释变量。首先,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测度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计算公式,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层面的数据,量化1999—2013年间资源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其排名情况和分布格局。研究显示:我国有15个省(区、市)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这些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以北,且均为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其次,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选取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省(区、市)作为样本空间,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符合"资源诅咒"的基本假设。2在模型分步估计中,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和制造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关系;物质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当地经济主体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导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增益效应小于其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效应,进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政府干涉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应明确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导向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强化行业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匹配,逐步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加快地区经济转型,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提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

由于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长期滞后,加之国有经济占比高,资源型产业普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供给与需求错配严重,难以适应工业4.0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的需要。目前,受经济周期和矿业周期叠加的共同影响,20世纪头十年全球矿业发展黄金期告一段落,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低位波动,总体需求持续低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资源性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加快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更好地满足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要求。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分析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因及其面临的障碍,指出经济下行导致资源领域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在国家继续严格实行强制性节能减排的情况下,主要能源和矿产品消费规模有可能提前达峰,这有助于实现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标的承诺。同时,由于在资源型产业"去产能"过程中,僵尸企业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方面的障碍和制约因素,资源领域淘汰落后产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会出现多轮反弹,进一步增加了行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阻力和风险。在以上结论基础上,本文设计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路径,提出加快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推动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融合发展的转型路径。本着"有进有退、以退促进"的原则,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加兼容,建立完善进入衰退阶段的资源型产业有序退出的机制,切实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社会成本。     

供给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机制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消除过剩产能,提高有效供给,是经济新常态下维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仅面临着传统"城市病"的威胁,还面临着"资源诅咒"的困境,制度保障不足、产业刚性严重、要素创新低下已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大瓶颈。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提升供给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解城市转型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全面提升供给质量的角度,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新思路。文章首先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的整体分析思路,从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要素供给三个层面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效用,有助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产业结构体系和要素创新体系。其次,界定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因子,主要包括:行政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制度等5个制度供给因子;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环境、区域产业差异等4个产业供给因子;人力资源水平、科技创新、资源供给、生态环境、资金供给等5个要素供给因子。最后,以制度改革为保障,要素创新为手段,产业转型为核心,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综合机制,调控不同生命周期下不同层面影响因子的协同主导作用,实现制度、产业、要素三方供给要素的良性互动,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城市三位一体的转型,为顺利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要素错配:解开资源型城市转型困境之谜北大核心CSCDCSSCI

促进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解决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扩大及生态资源破坏严重的困境,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该研究从要素错配的新视角,探讨了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问题。理论上,构建了描述资源型城市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型,考察了要素错配对城市产出效率、环境效率及能源效率的影响机制。实证方面,基于2005—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改进后的方向距离函数(DDF),分别从劳动、资本、能源投入、期望产出和非期望产出五个维度对全国114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加以测算,进而检验了要素错配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确切影响。结果表明,无论是配置过度还是配置不足,要素错配对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效率均存在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劳动错配的抑制作用尤为明显;在处理内生性问题、更换分析样本、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回归方法后,研究结论依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在产出增长、能源消耗和环境友好三个方向上将转型效率进一步分解,研究发现各要素错配均会阻碍能源效率和环境效率的提升,但是不同于劳动错配和能源错配,资本错配对产出效率的负面影响并不显著。按资源型城市所处的不同地理区域进行分类,研究发现要素错配对转型效率的影响会因地理区域不同而产生明显差异。该研究根据资源型城市转型中的问题,从国家、城市和产业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并强调要注重提高劳动要素的配置效率。该研究不仅能够为解释资源型城市面临的转型困境提供一个新思路,而且为新时期推动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制定和政策调整提供有益参考。     

民族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效率研究——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资源诅咒"现象是伴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带来的新问题。本文基于200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探讨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讨论"资源诅咒"效应的差异性,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构建经济增长效率模型,探讨"资源诅咒"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从单个变量看,能源产业依赖度抑制了云南、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却加剧了内蒙古和宁夏的"资源诅咒"效应,而能源产业丰裕度和能源开发强度能够缓解青海、宁夏、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加剧了内蒙古、云南、广西、贵州的"资源诅咒"效应;从省际层面看,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明显,其他省区表现相对较弱。由面板模型的结果可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变量是技术创新投入、能源开发强度、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的变量是能源产业依赖度和能源产业丰裕度。从各省区煤炭、天然气、石油产量变化情况看,"资源诅咒"现象的来源主要是煤炭,除了煤炭之外,青海对石油、宁夏对天然气、新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也很大。从2000-2012年间经济增长效率值的动态变化来看,内蒙古、云南、广西、青海、宁夏"资源诅咒"现象明显,时间拐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2006年、2003年、2001年、2003年;新疆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离散情况虽然比较严重,但总体来看呈现下降趋势;贵州的"资源诅咒"现象前期表现明显,但在2006年以后"资源诅咒"效应得以消除。民族地区要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应当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度,由资源依赖型产业向非资源型经济转移,扩大就业及经济增长空间;从技术创新投入入手,加强科技和教育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能源开发效率。     

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太原市创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示范区为例

推进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城市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中国城市中有超过200个资源型城市,这些城市的产业、能源结构单一,随着城市资源的日渐枯竭,普遍面临着产业转型难,接续替代产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面临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多重挑战。文章构建了综合评估模型,通过厘清城市"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系统之间多元互动反馈关系,构建可持续发展综合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估模型,并以太原市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为案例进行研究。研究结论表明,通过发展理念、关键技术、政策体制、服务体系等方面的创新,可驱动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转型。同时提出了"增长、生态、低碳、宜居、幸福"的五维太原市可持续发展路径。     

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测算与方向选择

在绿色增长理念和“分类引导、特色发展”的指导原则下,如何科学地识别资源型城市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压力,从而确定未来转型升级方向,是引导资源型城市摆脱传统发展模式的关键。本文在绿色增长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能源节约、附加值提升和环境友好三维空间,从方向向量内生化、引入相对距离和外生权重三个方面对方向距离函数加以改进,提出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的测算方法,讨论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选择问题,进而以2008—2016年中国283个城市(包括115个资源型城市和168个非资源型城市)为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①资源型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0.4~0.5区间内,明显低于非资源型城市;②根据修正后的转型升级压力测算结果,考虑能源和环境因素后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压力巨大,80%以上处于中效区和低效区,49个城市选择单向转型,53个城市选择多向转型;③来自不同地理区位和成长阶段的测算结果表明,东部资源型城市的绿色生产率水平最高,东北地区要致力于附加值提升和节约能源,衰退型资源型城市应选择多向转型,不同主导资源型产业的城市则需因地制宜,选择差异化的转型升级策略。     

自然资源的库兹涅茨曲线: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运用1978-2011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省级层面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线性的,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动态演变关系。当使用其他资源丰裕度和经济增长的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这种强烈的非线性关系仍然存在。更进一步,对自然资源作用经济增长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期中丰裕的自然资源会通过降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对经济结构产生"诅咒";恶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阻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的完善等,从而对政治制度产生"诅咒"。     

西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除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发展的一般问题外。西部资源型城市还面临诸如交通条件差、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严酷、文化观念落后以及科技含量低和人才短缺等特殊的制约，但同时西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又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抢抓发展机遇。迎接挑战。发挥比较优势。建设两个生态环境。营造经济转型环境。积极主动地实施经济转型是西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资源型城市转型与旅游资源开发 --以铜川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的共性问题是产业结构重型化、经济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相对停滞，居民收入水平下降和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成为资源型城市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开发旅游资源、着力发展旅游业是资源型城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在分析旅游业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作用的基础上，以铜川市为例，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特色旅游业的对策。     

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与转型研究综述

资源型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为借鉴国外相关领域最新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促进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以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中引用率较高的文献作为主要参考,结合一些新近发表的相关论著,对国外资源型城市发展与转型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分析.结果表明:国外资源型城市研究经历了理论奠基与初步发展、理论规范性研究、转型研究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四个阶段,各阶段在研究背景、研究内容、理论基础、研究重点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点.进而开展国内外资源型城市研究的对比分析,发现它们在资源型城市的定义和范畴、城市特征、企业与城市关系,以及研究领域和研究传统、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联系与差异.最后提出应从完善研究内容、改进研究方法等方面出发,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资源型城市特征的资源型城市发展与转型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     

中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油气资源城市是我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高速、稳定的发展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开展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有助于为其经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本文以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为切入点,重新定义"资源诅咒"假说,根据相关文献的回顾评述和历史数据的统计观察,提出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两个假说,选取1997-2012年10座典型油气资源城市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依赖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依赖度的参数估计值先正后负,说明我国油气资源城市存在"资源诅咒"效应,资源产业依赖对其经济增长存在先促进后抑制的关联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2在模型分布估计中,物质资本的投入会影响资源产业依赖度对经济增长参数估计的显著性,而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发展和较高的对外开放程度会使资源产业依赖的抑制作用变得不显著,说明资源产业依赖度对油气资源城市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是间接的、可弱化的,其中物质资本投资是"资源诅咒"效应产生的主要诱因,而个体与私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规避"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根据研究结果,优化配置油气资源城市物质资本投入、完善城市动态混合所有制结构、合理设定城市对外开放程度是破解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有效方式。     

论城市建设对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的引导作用

能否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是我国资源型城市普遍面临的重大命题。以往的理论和实践,大多只关注经济转型对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而较少关注城市建设对经济转型的引导效应。本文从一个新的视角,阐述城市建设在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过程中所能发挥的引导作用,并由此提出进一步加强城市建设顶层设计,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的基本途径和必须处理好的重大关系。     

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的理论探讨

科学发展观要求资源型城市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实现绿色转型.本文构建了绿色转型三维结构模型,在比较分析一般经济转型与绿色转型差异的基础上,对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内涵进行了初步探讨.分析表明:绿色转型在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企业、产业、政府七方面与一般经济转型存在显著不同.相较而言,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强调绿色经济的实现而非仅为避免"矿竭城衰";强调产业内劳动力质量的挖掘提升而非产业间劳动力数量的转移安置;强调资源的高效利用而非脱资源化发展;强调生产过程对环境的保护而非生产过后对污染的治理;绿色转型注重企业绿色运营制度和绿色创新体系的构建;注重资源型产业的绿色改造及产业体系整体的绿色重构;注重转型过程中政府角色的转换及其自身的绿色约束和监管.总之,绿色转型明确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目标及方向,是更加切合实际的先进转型模式,值得我国资源型城市参考并推广.     

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与实证

目前中国资源型产业行业和地区分割严重,产业链短,资源和环境破坏严重,劳动生产率较低,面临转型升级的困境,集群化发展是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本文试图探求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机理,分析现阶段中国资源型产业集群的主要动因和发展模式,为推动集群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依据。通过文献回顾,依据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产业集群理论,结合国家战略,构建包含形成基础、形成诱因和形成路径三维度的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机理模型假说;测算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分析其集群规模和趋势,依据模型假说选取表征指标,基于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回归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中国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动因,验证形成机理模型并揭示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的主要模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资源型产业集群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集聚程度在波动性上升。集群的形成基础为矿产资源储量,影响系数为0.555;形成诱因为产业平均规模,影响系数为0.672;形成路径主要依托国家资本,相关系数为0.137;提出"资源禀赋为基础—规模经济为诱因—政府培育为路径"的资源型产业集群形成模式。研究结果同时显示出资源型产业集群专业化分工的加强、创新能力的上升、集体效率的提高和竞争优势的培养等尚未成为集群化发展的主导因素,出现资源型产业发展的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因此需要提升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市场化程度,推动集群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为支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政府行为,财政偏袒是否会导致地区陷入低经济增长陷阱尚未得以揭示。本文借助中央政府划定资源枯竭型城市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识别了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针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财力性转移支付会引发"激励陷阱"问题,从而导致城市经济增长放缓,这一结论在考虑了DID识别假设条件、PSM-DID及安慰剂检验、外生事件冲击后依然稳健。②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激励陷阱"的出现与政策引致型扭曲、制度环境以及资源路径依赖有关。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引发了地方财政支出的粘蝇纸效应、劳动市场价格扭曲的配置效应、产业结构偏离度加深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下降的结构效应。但是如果能改善制度环境和摆脱资源路径依赖,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对经济增长的阻碍问题将会得到解决。③财政偏袒性政策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异质性。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会阻碍煤炭城市和有色金属城市的经济增长,但对森工城市没有明显的影响;人力资本水平高、财政压力小、金融发展程度高和互联网普及程度高的城市能够减轻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的负面效应。据此本文认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完善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加强软环境建设、重视人力资本积累是帮助资源型城市跨越财政偏袒"激励陷阱"的有效举措。     

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与资源诅咒——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资源诅咒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而这一条件在我国仍需要检验,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显著特征,因此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性质需要在考虑政府作用条件下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因此资源诅咒性质的区域内外是否一致是政府主导经济是否显著的重要表现,基于此本文区分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利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统计关系来判定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率分解并作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同时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采用采矿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度量各省的资源丰裕度。控制经济区位后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分析表明: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自然资源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形成"资源福祉"现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区域性和政府之间经济角色的竞争关系性质,这种"资源福祉"被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域内。     

基于双标分类与要素演化的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情景模拟

随着区域转型创新战略的持续推进,如何实现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油气资源城市是中国资源型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承载了资源型城市转型创新重要任务,又面临资源枯竭、转型停滞等问题,需要用"进化"的思想做指引,秉持发展与稳定的统一,才能逐步破除城市发展已存在的"诅咒"陷阱,真正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主要运用情景分析方法,通过对中国油气资源城市特征分类分析,明确油气资源城市的发展环境与趋势,基于要素演化分类构建情景分析的计量回归模型,从高情景、标准情景和低情景出发,分析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水平、技术创新投入、制造业发展等中介要素演化对城市"资源诅咒"的影响。结果显示:①油气资源型城市所存在的"资源诅咒"并非普适性现象,仅存在于一高一低和一低一高型城市。②在上述两类城市中,通过提升物质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投入,调整制造业产业结构,增加居民储蓄等方式,可以有效抑制"资源诅咒"现象,为油气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创造条件。③关于人力资本水平这一要素,研究发现具有"资源诅咒"现象的两类城市均存在人力资本错配,从而可能致使资源的福音演变为资源的诅咒。通过分析提出破解中国油气资源城市"资源诅咒"、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建议:一是通过完善利益分配机制和人才培育机制,不断提升城市科技创新能力,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二是合理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打破油气资源产业的"挤出效应"。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