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msey模型及其改进的研究和启示

缺水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而对水价的制定到对水资源的利用效率起科十分关键的作用。本文通过对Ramsey模型及其改进的研究．得出如下启示．即实行阶梯水价既有利于实现杜会福利的优化，也可以起到节约水资源的效果。由于阶梯水价机制的设计可以为制度安排、资本进入和市场运行提供更大的弹性空间．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实施阶梯水价的背景下．政府只需对基量水价按边际成本的定价原则来严格规制．从而有效提升水务市场的运行效率。上述举措的优点在于：由于基量水价被严格规制．消费者的基本用水福利可以得到满足；超过基本用水量的水价和再生水价的相对放松规制会鼓励社会资本进入水务行业．使行业运营效率得到提高；国有资本退出水务行业使得政府财政负担减轻，同时．由于放松规制．政府的规制成本也得以降低。最终城市水务行业可以真正做到可持续的发展。     

最低收入人群承受能力下的城市生活用水价格调整策略研究——以天津市为例

以天津为例,采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分析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承受能力。结果显示:天津市最低收入人群实际生活用水支出与理论支出的差距越来越小,水价格已接近最低收入人群的最大可承受能力,水价调整必须考虑这部分人群的利益;适宜采用以基本用水量为基础的累进制阶梯水价和政府补贴,促进价格杠杆作用的发挥和节约用水。     

西北干旱区城市生活用水阶梯定价探析

基于水资源紧缺的形势,实行阶梯水价是节约用水的关键举措。本文在综述国内水价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从居民消费结构出发的ELES模型估计实行阶梯水价后的节水效果,并应用西北干旱区典型代表城市——兰州市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根据《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利用兰州市2012-2014年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组实际用水数量来估算阶梯水价和分级水量。结果表明,低水价和单一水价使兰州市居民生活用水浪费较大,高收入用水户奢侈性用水较多,实行阶梯水价具有良好的节水效果。最后,对于在西北干旱区推行阶梯水价给出政策建议。     

成都城市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结构与政策效果分析

水价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变革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兼具资源产品、民生产品和普通商品的特征,居民水价改革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的水费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节水效应。本研究针对成都市拟议中的累进阶梯式水价改革,基于全社会成本定价原则,通过设计不同的全社会成本水平和对应模拟不同的阶梯式水价结构,选取能够刻画居民用水需求特征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并利用相关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价格结构的差异性设计对不同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累进阶梯式定价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不同的价格结构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效果和节水效应。两阶梯价格水平差越大,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相应越大。阶梯价格差越大的设计反映出的结果是,通过对高收入群组奢侈性部分用水征收更高的费用,从而使得所有居民能以更低的费用满足生存性的用水需求,即实际上体现为基本和奢侈性需求这两部分用水的成本在收入群组间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同时,不同价格结构下的人均用水量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阶梯式水价政策改革需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以确保在各种政策效果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此外,当较高收入群组的奢侈性用水量较大时,可考虑三阶梯甚至更多阶梯数的结构设计。阶梯数设计越多,可以对不同奢侈性用水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分担奢侈性用水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多阶梯数的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居民对价格结构的认知成本、计费的会计成本等)。该结论同样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阶梯数设计的利弊以做选择。其次,针对不同水平的全社会成本所进行的纵向比较发现,当全社会成本水平越高,不仅表明水价综合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需要设计更多阶梯以及奢侈性用水阶梯需要设计更高价格水平的要求,该结论表明阶梯定价水平和价格结构都必须根据全社会成本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     

累进阶梯式水价下居民用水价格感知方式与选择分析

传统经济理论基于理性人的假设认为,在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情况下,理性消费者会依据商品的边际价格进行经济决策,即假设消费者可以敏锐地感知到边际价格及其变化。然而,本研究表明,由于"认知成本"和"习惯成本"的存在,在非线性价格结构下该假设有可能不再成立。在当前政府大力推动民生物品进行非线性的累进阶梯式价格改革的背景下,本研究以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为例,识别该价格结构下居民对价格的感知方式与行为选择。分析结果表明,收入最低的前两个群组对价格变化并不敏感,表明其用水消费具有刚性。对于第三至第五收入群组,感知价格类别介于平均和边际价格之间。进一步估算得到这三个收入群组的认知与习惯成本的最小值分别为5.6,5.2和4.3元/户·月。仅第六群组其感知价格为边际价格,以及价格变化并不能有效调节收入最高群组的用水行为。此外,如果居民对边际价格反应,则可能发生离散选择行为。本研究识别出第一阶梯用水支出占总用水支出的比例,阶梯价格差占第一阶梯价格水平等都是激励离散选择的显著影响因素。综上两方面的行为分析结果,由于大多数群组并没有依据边际价格决策,因此,力图通过不同阶梯间的价格差调整居民用水行为的价格政策作用将可能非常有限。同时,结合离散选择行为的估计系数,对比当前国内所实施的阶梯式水价,发现阶梯间的价格差普遍设计过小,有可能导致即使居民对边际价格感知,也无法激励跨阶梯的节水行为。这些分析结论有助于提示政策制定者须审慎进行累进阶梯式价格政策的改革与设计。     

基于要素成本核算的水资源管理研究

基于虚拟水理论,以玉米和小麦为例,运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水资源要素成本,结果显示:我国现行生产成本核算指标体系和方法低估了旱作粮食生产过程中的水资源投入,造成了水资源成本忽略,其中小麦亩均水资源忽略成本为23元,玉米为169元,;考虑虚拟水投入,小麦生产中水资源要素成本(32元/亩)远低于玉米(174元/亩),从资源利用的经济成本考虑,我国一方面可以通过贸易途径满足国内对玉米的需求缺口,另一方面可以用小麦替代饲用玉米;水资源要素成本忽略的空间差异较大,地表水资源相对丰富的长江、淮河和海河流域水资源要素成本忽略程度最高,导致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用水粗放,加剧了农业面源污染态势,不利于绿色农业发展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新疆等地表水资源较少的区域水资源利用成本高,间接地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因此,建议未来旱作粮食生产要素成本核算中充分考虑虚拟水含量及由此引起的水资源要素成本增加,有利于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方法与应用——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缺乏生活垃圾管理成本核算,各类隐性补贴使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被低估。本文将这一成本界定为社会因生活垃圾焚烧而承担的,以市场价核算的成本。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框架建立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将该成本分为补贴项目与外部成本。前者包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税收减免,采用直接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比较法计算;后者采用美国加州环保局热点分析计划建立的暴露途径分析方法,利用空气扩散模型(AERMOD)、空气扩散与风险评估工具(ADMRT)、"工资—风险"法计算二口恶英致癌健康损失。基于北京市运营的3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运营数据、排放参数、地形与气象参数对成本进行评估,结果表明:2015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20.4亿元,相当于1 088.5元/t;其中,补贴项目占比30%,相当于324.5元/t,健康损失占比70%,相当于752.8元/t;垃圾处理费和电价补贴分别占补贴项目的 50.2%、20%,是焚烧厂的主要收入;生活垃圾管理"收集—转运—焚烧"全过程社会成本为42.2亿元,相当于2 253元/t,远高于40—300元/t的处理费标准。生活垃圾焚烧代价巨大但被隐蔽,又缺乏专门的危险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与健康风险评估,垃圾焚烧社会成本存在失控风险。建议:建立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核算准则,实现成本显性化;明确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降低目标,以强制源头分类、计量收费政策降低垃圾清运量、焚烧量;建立危险空气污染物定量风险评估制度,实施二口恶英减排。     

榆林煤炭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支付意愿分析

运用榆林煤炭矿区居民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支付意愿(WTP)的调研资料,得出每户每年平均的支出金额介于229.56-347.92元之间,由此推断出榆林煤炭矿区每年因煤炭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损失大约在13 822.09万-20 948.69万元之间。通过运用D-H模型和Tobit模型对调研资料分别进行分析,发现,D-H模型对被调查者支付意愿影响因素的分析明显优于Tobit模型。D-H模型的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决定是否参与支付"与"决定支出多少金额"两个行为的影响因素不完全相同。被调查者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负向影响;反映被调查者所在行政区域对其"决定是否参与支付"呈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年收入、受教育状况、年龄、职业状况、对当地生态环境状况的满意程度均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被调查者的家庭人口数、对环境保护政策的了解程度对其"决定支出多少金额"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提出了提高当地居民参与生态环境改善活动积极性的一些措施。     

排水权交易定价方法及案例研究——以秦淮河流域为例

在城市扩张和资源稀缺的矛盾中,在水患灾害和经济发展的冲突下,明确排水权产权化,推进排水权交易市场化,保证排水权定价合理化是治理水患灾害的新思路.首次提出排水权交易的制度保障、四项排水权交易定价原则和两个层次的排水权定价理论.基于洪涝灾害的损失评估方法和防汛设施的建设成本来进行排水权成本的计算,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洪涝损失元模型,进一步形成了排水权成本模型,并在整体最优的约束条件下,提出了交易策略和定价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排水权交易对防汛排水效率提高的推动作用.最后应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空间展布方法,结合南京市、句容市2016年的社会经济数据和同年7月汛期的水文站点水位数据,计算出当时的句容市和南京市的排水权平均价格分别为5.97和18.30元/m3,证实了排水权交易在实践中的可行性.     

基于生命周期的高校用水方案优化及经济效益评价

在北京等水资源紧缺的大城市中,作为用水大户的高校实施有效的节水方案对缓解城市用水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师范大学为例,以净水入校到出校全过程为生命周期设计高校用水优化方案,识别主要用水节点,并进行优化方案的成本效益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高校用水节点主要为学生宿舍、食堂、教学楼等,其中学生宿舍存在较大节水潜力,优化方案施行10年内将产生净节水效益341.1万元,具有良好的节水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良好的可操作性和可推广性。     

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环境成本估算——基于调水区支付意愿调查

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水污染日趋严重,调水工程已不仅用以解决城市资源型缺水,也成为一些地区缓解水质型缺水问题的途径,但是这些耗资巨大的调水工程往往对周围自然生态环境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可能带来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以千岛湖配水工程为例,通过在调水地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基于意愿调查法(CVM)分析了建德市人民对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支付意愿,并以此估算该工程的环境成本。结果表明,调水地居民对恢复和改善可能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平均支付意愿约为每人每年377.6～542.1元,按照年配水量9.78亿 m³可以计算每吨水的环境成本约为0.15～0.21元。由此估算,工程期内千岛湖配水工程可能造成的环境成本总计约为5.80～8.28亿元,高于2014年公布的《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下文简称《报告书》)中对该工程的环境经济影响评价3.70亿元。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必须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监管;同时受水地也应积极加强污染治理和节约用水,共同解决城市水质型缺水问题。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研究——基于选择实验法的生态外溢视角

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是调整农田保护和农地发展之间利益关系的重要环境经济政策,对于实现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协调具有重要意义。以武汉城市圈为例证,基于生态外溢的视角,运用选择实验法计算基于市民支付意愿的农田生态补偿标准,并修正得到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介于683.10~6 169.60元/hm~2之间。进一步依据粮食安全法将武汉城市圈42个县(市、区)划分为17个支付区和25个受偿区,得到各县(市、区)的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最后依据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标准和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面积计算出武汉城市圈地方政府县(市、区)间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额度的绝对值总和为44.03亿元。研究结果可为农田生态补偿横向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的构建提供初步的政策建议。     

基于重置成本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研究——以小清河流域为例

流域生态补偿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我国流域水污染、流域生态与经济发展矛盾问题的有效手段。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和运行的关键为补偿标准的确定。文章采用综合水质标识指数(WQI)对流域水质进行评价,通过与协议水质指标的比较判断各区域的补受偿方向。随后考虑污染物不同浓度处理时的难易程度,以全国76家典型污水处理厂的直接处理成本数据为样本,构建了基于重置成本的差异化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并以小清河流域为例对各区域的补偿金额进行测算。结果表明:(1)污染物的去除难度随其浓度的降低而不断增加,在恢复至同一标准的前提下,单位COD和氨氮的处理成本分别与其进水浓度呈幂函数关系;(2)以COD和氨氮为评价指标,2016年小清河流域整体水生态环境质量较差,5个交界断面的水质均为Ⅴ类水质标准,负外部性明显,都需要对各自的下游进行补偿。其中上游济南段综合水质标识指数为5.822,污染最为严重;(3)综合流域各区域的保护和污染贡献,将上游的补偿额与支付给下游补偿额相加抵消后,2016年小清河流域各区域的最终补受偿数额分别为:济南需支付1 128.22万元,滨州邹平需支付2 784.48万元,淄博需支付1 703.68万元,滨州博兴需支付1 744.05万元,东营需支付149.77万元。补偿结果反映了小清河流域水质的真实状况,体现了补偿标准的差异性,为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计量提供了新的思路。基于重置成本的补偿金额可作为补偿标准的下限,实际应用时,可适当增加数额,进一步激发流域居民进行生态保护的积极性。     

中国城镇居民用水需求研究

中国超过60%的城市不同程度上存在水资源短缺问题,其中约一半的缺水城市严重缺水。城市水资源供给将成为制约部分城市人口承载力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11万户中国城镇家庭调查(UHS)的微观数据对城镇居民家庭的用水需求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的研究发现如下:①城镇居民家庭用水的价格弹性在-0. 4～-0. 5之间,收入弹性大约为0. 2～0. 3之间,为缺乏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意味着按照"拉姆齐"原理,开征水资源税是具有效率的。价格弹性的绝对值在总体上高于收入弹性,也意味着只要城镇用水价格的平均上调幅度不低于城镇居民家庭实际收入增长幅度,城市居民的平均直接用水量将不会提高。②城镇居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也是家庭水消费的重要影响因素,外出就餐和服务类支出比重显著降低家庭的直接用水量,家庭外出就餐每增加1%,会减少直接用水0. 3%左右,而家庭购买服务会减少直接用水0. 2～0. 3个百分点,意味着存在"虚拟水"转移现象。③异质性分析方面,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在不同的收入阶层之间并无统计上的显著差异,这意味着不同收入家庭用水的不平等性不受收入弹性值的差异影响,因此旨在促进家庭用水节约的政策设计上,可以不把家庭收入作为政策设定的参考变量。④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定性检验,通过逐步缩小样本范围,尽量确保进入回归的样本都是单一水价以及在当年未经历水价调整。其结果表明本文主要实证结果稳健可靠。本文的实证研究对未来城市居民家庭用水模式进行了定量评估,为未来城市水资源管理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积极性、体现生态系统服务改善价值、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内容.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以渭河流域为例,运用全成本法和选择实验法测算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进一步借助鲁宾斯坦议价模型核算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为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上游甘肃省的直接治理成本约为35021.27万元/a,间接成本约为107112.26万元/a,全成本约为142133.53万元/a;(2)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能够为中下游陕西省带来的收益为252912.96万元;(3)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成本收益明确的前提下,若上游地区在协商中具有完全耐心或中下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则上游获得全部净收益,补偿标准为252912.96万元/a;若上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且当中下游耐心程度(贴现因子)为0.5时,则双方将均分净收益,即补偿标准为197523.25万元/a.总的来看,研究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分析及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提供了可行思路,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设定议价双方贴现因子进行灵活处理.     

北京市第三产业用水特征及其发展策略

第三产业在北京市的产业格局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从水资源配置的视角探寻三产结构优化策略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采用LMDI分解方法,定量分析北京市第三产业用水结构变化驱动力特征,基于投入产出法计算各行业部门的用水系数,并进行用水特性和行业关联的聚类分析。结果表明,产业规模的快速增长是第三产业用水需求增长的决定性因素,2007-2013年间,累计使总用水量增加了34 476.24万m~3,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则对用水量的增加起抑制作用,两者分别使用水量减少2 861.29万m~3和21 908.17万m~3,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对用水的抑制作用不及经济产出效应对用水的拉动作用,最终导致用水量的增长。不同行业之间的用水系数有较大差异,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教育等行业的用水系数相对较大,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的用水系数相对较小,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等行业的用水乘数较大。第三产业中的高用水行业包括住宿和餐饮业等7个行业部门,潜在高用水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等6个行业;一般用水行业为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对于诸如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等感应度系数较大的行业,应优先保障水资源的供给,使用高配额、低水价的管理方式;对于文化体育业等感应度系数较小的行业,可使用低配额、高水价的管理方式,限制用水量;对于配额高且水耗低的产业,可采取水权转让手段,将富余的水权转让给水耗高且产出高的产业。最后,针对研究结果,提出水权交易、技术推广、政策管理与机制构建四方面建议,为第三产业经济增长与用水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规划管制下耕地保护空间外溢及区域财政转移——基于四川省的实证

规划管制致使区域间保护耕地资源多寡存在差异,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受到约束,带来相关利益群体机会及利益损失。基于耕地保护承载力角度,确定区域保护耕地资源空间外溢面积,利用机会成本核算单位面积保护耕地损失,在构建暴损程度系数基础上,核算区域间规划管制下耕地保护空间外溢量及区域间财政转移额度,为建立区域之间经济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1)四川省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赤字城市有成都、攀枝花和雅安,赤字量最大的是成都市,赤字量达到650.71 kha;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盈余的城市有14个,其中盈余量最大的城市是资阳,为219.98 kha;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平衡城市是内江。(2)运用机会成本法,测算出单位面积耕地保护机会损失为每公顷25.30万元。(3)通过暴损程度及经济调节系数的修正,计算出区域之间的空间外溢补偿额度,为减少财政压力,按照盈余区补偿量总和作为空间外溢赤字区的支付总额,最终成都支付额度为416 775.25万元,攀枝花市支付额度为125.10万元,雅安市支付额度为83.40万元,财政转移支付结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操作意义。     

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及支付意愿——以北京市居民为例

本文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了北京市居民对大气细颗粒物(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状况、行为选择及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182.5%的居民认为北京市空气污染较为严重,52.4%的居民知道雾霾天气是由PM2.5引起的并认为其会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影响,92%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责任。2在降低风险的行为中,能够节省生活成本、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的行为得到了最积极的响应,而会降低居民生活舒适性和增加生活成本的行为支持率相对较低。3在降低3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22.78元/月;在降低6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39.82元/月。而且,居民的个体特征、经济条件、居住位置、交通方式、认知水平及风险沟通等因素,都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北京市城市湿地价值评估

环境价值评估中广泛存在支付工具效应,经济学家发现,当采用"缴税"和"劳动"支付工具分别开展环境价值评估时,得到的评估结果往往存在显著差异,但现有研究仍未对支付工具效应形成的原因进行解释。该研究同时采用"缴税"和"劳动"两种支付工具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城市湿地价值进行评估,并检验两种支付工具的评估结果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首先基于时间分配理论比较了"缴税"和"劳动"支付工具在评估环境价值时存在的理论差异,并据此提出了研究假说。随后,课题组分别基于两种支付工具设计了两组选择实验,在2017年5月对北京市居民开展了网络调查,调查对象被随机分配到两组实验样本中。基于调查数据,该研究采用随机参数Logit模型和广义多元Logit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对湿地属性的偏好,并据此估算了湿地属性的边际价值。结果显示,北京市湿地面积每增加1 000 hm2、湿地Ⅱ类与Ⅲ类水质的占比每增加1%、湿地动植物种类每增加10种、湿地植被覆盖率每增加1%,基于"缴税"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支付意愿分别为每年23.254元、17.266元、5.559元和9.041元,基于"劳动"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劳动意愿分别为每年0.211 d、0.138 d、0.042 d和0.093 d。采用缴税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支付意愿约为采用劳动支付工具估算的边际劳动意愿与实际工资率乘积的50%,即支付工具效应得到证实。男性样本中的支付工具效应强于女性样本。而且,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越高,支付工具效应越强。该研究的分析结论可以为城市湿地的修复与保护提供必要的决策参考。后续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可以考虑利用支付工具效应设计环境政策,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     

社会产品价格对水价的敏感性——基于虚拟水贸易框架的分析

虚拟水贸易是缺水地区从社会经济系统层面解决水资源短缺问题的一种策略选择,但由于长期的低水价,致使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现实经济模式与虚拟水贸易战略的预期相悖.文章基于水资源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构建虚拟水贸易理论框架下的水价敏感性模型,分析水价上涨对各产业产品价格带来的影响.模型结果显示,区域水价提升对各产业产品价格的影响不仅在于该产业直接用水成本的上升,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其他产业成本上升带来的间接影响,并且这两种影响作用是累加的.宁夏数据的实证得出,水价上涨对农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最为强烈,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次之,对服务业产品价格的影响最弱.因此,可通过制定合理的水价调整策略,激励水资源极度缺乏的地区实施虚拟水贸易战略,避免过分强调传统的重农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向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转变,实现有限水资源更为合理的利用模式,达到经济发展与水生态的和谐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