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

交通基础设施通过乘数效应、旅行效应和外部效应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交通基础设施需求增加和规划建设的重要前提.使用中国1952 -2006年相关统计数据,以GDP衡量经济增长,以公路铁路运营里程和货运量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基于协整理论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得出交通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前者是后者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引入Cobb - 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模型,采用主成分回归法修正最小二乘回归模型易受多重共线性影响的缺点,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公路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显著大于铁路交通基础设施;以1978年为时间断点,运用虚拟变量法,检验样本期内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影响是否发生结构性变化,发现1978年前后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统计上相同.     

城市轨道交通减排治污效应评估

兴建轨道交通成为城市扩张过程中减排治污的重要举措。由于缺乏系统数据以及样本选择导致的内生性偏误,使得系统的跨城市估计轨道交通减排治污效应的文献相对匮乏。而系统评估轨道交通的外部性,对改进和优化线路规划、站点设置以及网络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断点回归(RD)评估了从2015年10月到2018年9月期间,全国省会城市新增线路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应,以此检验轨道交通的减排治污效果。回归结果表明:①新增轨道交通对空气质量(AQI)的治理并不显著,但却能使PM2. 5降低20. 03%,PM10降低20. 46%。②人口规模会对轨道交通的减排效果产生异质性影响,常驻人口不足600万时,新增轨道交通能减少17%～29%的机动车尾气污染;人口规模在1 200～1 500万时,对机动车尾气的减排治污效果在24%～77%之间不等,减排效果最明显。③随着线路数量的增加,轨道交通减排的规模效应递减。城市新增至第三条轨道交通线路时,减排治污效应最为明显;超过第7条之后,新增线路不再存在减排治污的规模效应,治理作用难以奏效。④减排治污的规模效应集中在累积里程数达到50～100 km以及每百万常住人口累积通车里程达到3～5 km,其余累积里程难以实现减排治污的项目初衷。⑤进一步分析表明,交通创造效应和交通分流效应是新增轨道交通减排效应呈现异质性的原因,也是导致减排治污规模效应递减的原因。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利用兴建轨道交通来实现减排治污效果须因地制宜,并非规划和开通越多线路,就越有利于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要以提升交通的分流效应为前提。     

中国建设用地增长驱动力研究

近年来我国建设用地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建设占用与耕地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国家提出运用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对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力的研究也成为学界的焦点。已有关于建设用地增长驱动力研究多基于城市经济学单中心模型进行城市建设用地的研究,缺乏全国层面建设用地增长驱动力研究。本文采用1996-2006年省级面板数据,对全国层面建设用地增长的驱动力进行分析。从经济、社会、政府、地理四类因素选择变量,通过模型的比较与择优,构建了建设用地增长的驱动力模型,并分析核心变量对建设用地变化的驱动作用。结果表明:①最终决定全国层面建设用地变化驱动力方程的有三个核心变量,即:人口、GDP和公路营运里程;②通过比较标准化系数发现三个变量对建设用地增长的作用表现为GDP公路营运里程人口;③在东中西地区,核心变量对建设用地的影响程度略有差异,即东部地区为GDP人口公路营运里程;中西部地区为GDP公路营运里程人口。     

轨道交通、BRT与空气质量——一个城市异质性的视角

兴建轨道交通、BRT被认为是改善城市空气质量的一项有效举措,但在中国缺乏经验证据。利用断点回归方法,分别考察了2014—2016年全国新开通的40条轨道交通线路与24条BRT线路对空气质量指数(AQI)的影响,结果表明:轨道交通、BRT的开通对空气质量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改善作用。进一步结合城市异质性、交通规模与模式特点发现:(1)当城市经济水平较低(人均GDP10万)且人口规模介于100万~500万时,开通轨道交通或者BRT均能缓解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当城市经济水平较发达(人均GDP≥10万)且人口规模介于500万~1000万时,开通轨道交通能显著地降低空气污染物浓度。(2)从交通规模效应出发,现有轨道交通的累积里程越长,新开通轨道交通线路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越强,而针对发挥BRT线路的环境正外部性,其里程的最优规模应保持在50~100 km范围内。(3)不同交通模式视角,BRT_subway模式的城市其新开通轨道交通线路能显著地改善空气质量,但对于subway_BRT模式的城市新开通BRT线路,这并不能带来明显的环保效应。因此,为了避免城市盲目发展轨道交通、BRT现象的发生,二线、三线城市从投入成本考虑,选择新建BRT不失为一项更为合理的措施;对于部分一线城市而言,新建轨道交通或者BRT均难以实现其环保效益。同时,我国的轨道交通规模尚未达到饱和状态,政府应进一步投入资源加以完善;而BRT环境正外部性的发挥要求城市应合理规划BRT里程建设,保证其经济与环境双重效益的实现。此外,对于目前同时拥有轨道交通与BRT设施的城市而言,在现有轨道交通基础上再开通BRT线路这一决策应进行充分的评估。     

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将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采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效应分析研究方法，利用长江经济带2003~2016年统计数据，考察了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不同时期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依赖特征，2008年之后空间依赖程度及其显著度逐渐下降。（2）不同类型的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存在明显区别。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地促进了全域经济增长，总效应为0.515；交通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显著拉动本地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67 8，间接效应不明显；水利环境基础设施资本存量抑制本地经济增长，拉动邻接地区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为 -0.047 3，间接效应为0.165。（3）在不同时期，随着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不断累积，其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发生了明显变化。在2003~2008年时间段和2009~2016年时间段，能源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由正转负，表明其存量已经越过了最佳投资规模，出现了规模不经济现象；交通和水利环境类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在两个时间段的对比表明其对于经济增长的空间效应随着投资量的增加逐渐加强。     

商洛市水资源供需分析及合理利用对策

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商洛市可利用的水资源已不能满足需水要求，供需矛盾更加尖锐。为了缓解商洛市水资源的供需紧张局面，在分析商洛市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的基础上，探讨了影响商洛市水资源开发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供水工程供水能力不足、水污染严重及水资源利用效率低等原因，致使地区水资源不能有效地利用；以2005年为现状年，以2010和2020年为规划年，采用定额法对商洛市供需水量进行了预测，并对商洛市水资源进行了供需平衡分析，得出供水能力的不足是制约商洛市水资源供需平衡的关键；针对各制约因素，提出加快新修水源工程和供水工程建设、发展高效节水农业、建设节水城市及加大污水资源化等实现水资源供需平衡的有效对策，为商洛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契机。     

“红三角”地区城镇体系结构分形研究

分形维数是刻画城镇体系结构的有效参数。将“红三角”地区分成韶关、郴州、赣州三个城镇体系，分别测算各个城镇体系的Hausdorff维数、空间关联维数及牛鸦维数比、随机集聚维数。测算结果表明:①赣州、郴州两市的中等位序城市较多，人口分布比较均衡，而韶关市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差异明显，人口分布差异程度较大，韶关市区人口规模大，具有较强的垄断性；②各城镇体系中的城镇有集中到某一地理线上的趋势，具有轴线特征，同时整个地区的交通网络比较完善，整体通达性好，但城镇体系空间关联程度不够紧密；③各城镇体系空间分布呈现集聚性特征。最后对“红三角”地区城镇体系建设提出了发展次级中心城镇、加强区域空间结构轴建设、适当调整行政区划和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建议。     

南京市2000~2014年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及驱动因子研究

基于土地利用模型测度2000~2014年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动态变化，再运用典型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及逐步回归分析组合的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对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驱动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2000~2014年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11.73%；（2）南京市用地结构信息熵呈波动下降趋势，城市建设用地系统结构性增强，但是用地扩展的综合效益趋降；（3）人口增长、道路扩展、投资水平提高及文化产业发展等能够较好的解释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增长，这4类因子对城市建设用地变化具有正向作用；（4）逐步线性回归结果表明，园林绿地面积的增加相对其他因子对南京市建设用地规模增长的作用最大，其次是道路长度和公路里程。     

大都市区人口空间配置优化方法研究——以无锡市区为例

大都市区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也是人口最为密集的区域，随着人口规模急剧增加，资源消耗、环境容量占用、污染排放均呈现出上升的态势，同时也引致交通拥挤、空间局促、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也成为制约大都市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此，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人口总量控制和区域调控政策，目的在于协调人口布局与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间的关系。在借鉴地理学传统分区方法基础上，综合考虑自然生态、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要素，从人居环境的约束性和适宜性两方面出发，构建人口空间布局适宜性分区评价的指标体系，探讨了单元划分、指标赋值和综合评价等方法，并采用修正矩阵向量模型计算各评价单元人口布局适宜性指数，在此基础上应用同比例关联法构建了人口总量指标空间配置优化模型。最后，以无锡市区为例对分区方法和空间配置优化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老城区人口密度过高，环境容量趋于饱和，需要疏解人口；外围的新城和开发区所在区域，人口密度较低，人口布局适宜性也较好，是未来人口集聚的重点区域；望虞河、直湖港沿线等生态敏感区、机场周边等地区不适合大规模人口布局，需要控制甚至迁出区内人口。在此基础上提出无锡市区人口空间布局优化方案，以期为制定差别化的人口引导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

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分析是完善空气污染与城市化互动机理研究框架的关键,亦是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参考。文章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反映城市化综合水平,并选取2013—2018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年均PM2.5浓度来衡量空气污染,探究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1)空气污染对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向反馈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是空气污染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两个重要作用机制。空气污染对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均存在显著的负面作用,进而对城市化产生负向反馈效应。(3)空气污染对城市化的反馈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空气污染对北方城市、中部与东北地区、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存在更为显著的负向反馈效应;此外,二者在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认为,污染气体减排仍是当前缓解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负向反馈效应的有效措施,而集约高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更是根本举措;实施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以创新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结构以缓解空气污染对城市化的负向反馈效应;此外,在对大中城市进行污染防治的同时,要警惕小城市的空气污染发展态势。     

北京市水资源人口承载力的动态模拟与分析

水资源是一个城市人口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资源,而且是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的资源,因此常常成为决定一个地区或者城市承载力的最"短板因素"而受到极大重视。北京市作为北方干旱缺水城市,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水资源紧张的问题日益显得突出。本文选择系统动力学方法对首都北京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进行了定量的动态的分析。模型中考虑了地表水、地下水、再生水以及南水北调水量等供水因素,同时考虑了工农业发展用水、生态用水和生活用水量的变动及其用水结构等变量以及它们的变化核相互作用对人口承载力的影响,并对上述因素未来的各种变化进行了模拟仿真。结果显示,如果按照目前的供水和用水标准以及用水结构,北京市水资源承载力将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下降;南水北调水量的进入虽然能够缓解水资源承载压力,并较大幅度提高北京市人口承载力,但是随着人口规模扩张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北京市的水资源人口承载力会再次出现下降,因此南水北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承载压力过大的问题。而提高水的综合利用率和改善用水结构将对北京市人口承载力的提高具有重大意义。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背景下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影响和需求分析

2015年底,我国全面放开了二孩政策,势必对我国的人口总量和增长态势产生深刻影响,进而影响我国的资源需求和环境压力。在采用队列元素法预测全面放开二孩后我国总人口及各省(市、自治区)人口的基础上,运用城乡人口比增长法预测未来城镇化水平,本文依据这两种预测结果系统探讨人口政策变动对我国资源消费、环境污染的定量预测和具体影响。假定未来的人均资源环境消耗量保持现状不变,按照预测的未来人口总量和增量,得出人口增长对我国资源环境的需求变动。通过计算新增的资源环境需求量,对比需求总量与我国的资源环境供给能力,进一步分析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各方面的压力大小。研究发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后,我国的粮食、生活用能源、生活用水、城乡建设用地的需求量和生活污染物排放量均逐年递增,但变化速率有所差异。为满足未来人口增长所产生的需求,粮食和能源的自给率明显降低,未来将需要更多地依赖进口。全国的供水能力和保障水平急需提高,其中北京、河南、江苏、青海、四川的现状供水能力与未来生活用水需求差距较大。各省建设用地需求差异明显,吉林、湖北、山东、四川、江苏、湖南、新疆、广东、黑龙江、贵州等省市的城市建设用地新增需求量将快速释放,但已有的建设用地储备无法满足预测需求。生活污染物的治理压力加大,环境保护与治理能力应该继续加强。     

北京市人口动态模拟与政策分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城市规模不断膨胀,超过1 000万的超大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规模过大、增长过快以及带来的城市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北京作为一个人口超过2 000万的超大城市,不仅具有超大城市的一般特征,而且具有首都所在城市的特点。本文在厘清北京人口增长机制的基础上,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通过政策模拟,考察不同政策导向对未来北京市人口增长趋势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1如果保持当前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按当前的生产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发展,未来北京人口规模将持续快速增长,到2030年将突破3 000万人,2050年将接近5 000万人,城市面临巨大的人口压力。2单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调控人口作用有限。3适当放缓经济增长速度以及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有效控制人口的快速增长,挤出大量的低端劳动力,人口调控效果明显。4户籍制度的适度放开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来人口规模,但对人口总量的减少并没有起到作用。5与单纯采用一种政策调整相比,多种调控政策并举调控人口的效果更佳。由此得到以下几点启示:首先,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功能定位,决不能搞"大而全"和千城一面,尤其不能将城市经济增长速度和总量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甚至唯一目标,不顾后果和不择手段地追求GDP。否则城市人口规模的无序扩大就很难避免,也很难治理。对于北京而言,发挥其政治、文化、国际交往以及科技创新中心的首都功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才有利于人口的有序发展。另外,政府在人口调控方面必须有所作为,但也不能对人口调控进行大包大揽,取代市场。政府要顺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律,顺势而为,出台相应的系列综合性调控政策。只有这样,才能对人口调控起到更好的效果。     

泰州市人口增长与空间分布优化研究

人口的优化分布不仅要考虑到生态保护、灾害规避、环境质量等，还要考虑经济实力、交通便利程度以及人口的发展现状。借鉴以往研究，结合案例区特点，从区域人口集聚的自然、社会经济资源要求出发选取评价指标，建立基于乡镇单元的评价体系，运用GIS工具综合分析泰州市域人居约束性和适宜性的空间分异特征，综合得到人居综合适宜性空间分布特征，据此进行泰州市域的人口增长与调控分区，将研究区域划分为5类人口增长类型区。研究认为：泰州人居适宜空间主要分布在县市城区、部分邻近乡镇以及戴南镇、苏陈镇、黄桥镇等地区，北部地区如大营镇、合陈镇、大邹镇等人口居住综合适宜性相对较低，应进行人口规模控制或调减，引导这些地区人口向周边生态约束性低、居住环境较为友好以及发展吸引力较大的城镇集聚。     

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

虽然在学界"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至今还没有取得共识,但在当今人口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人口规模与资源禀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显得尤为紧迫。我国是否存在"人口规模"假说和"资源诅咒"假说?本文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得出以下结论:两种假说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无论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状况如何,不同地区均可通过交易效率传导机制实现经济增长。具体来说,不同人口规模或资源禀赋的地区可以积极探索制度改革,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大幅改善交易效率,诱导不同类型的社会实验和组织创新,就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这些结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界存在的争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在政策层面上,由于人口规模、资源禀赋仅是经济增长的两种要素,交易效率才是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和动力源,所以政府应该更加重视如何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分工深化和提高交易效率。     

大型基础设施对地缘区人居环境的影响研究

基础设施的价值本源是对人的需求满足,通过与人居环境系统相互作用,表现为对良好人居环境的追求.以可持续的人居环境为目标,以系统思想分析大型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系统的作用机理,构建相互作用模型.即基础设施作为人居环境的承载体,通过能源动力、水资源、交通运输、邮电通讯、生态环境和防灾等子系统聚集,实现功能耦合,对自然、人类、社会、居住和支撑等子系统构成的人居环境系统产生相关作用.同时,人居环境系统的适应性促使其与基础设施影响反馈以构成闭环.以上海某典型交通枢纽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为例,设计了4个层次29个指标的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对地缘区人居环境影响度指标体系,基于GA-BP混合算法的影响度模型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大型基础设施与地缘区人居环境呈显著正向相关；社区配套设施完备程度是大型基础设施影响人居环境的主要传导途径；环境污染等指标反映出大型基础设施对人居环境的负面影响,是规划和建设的重点控制路径.     

江苏省交通运输业能源消费碳排放及脱钩效应

通过自上而下的计算方法，测算了江苏省1995～2010年交通运输行业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并结合行业自身发展特点，扩展了Kaya恒等式，运用LMDI分解法进行分解分析。同时，在上述基础上采用Tapio模型对江苏省交通碳排放与交通运输业经济发展的脱钩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江苏省交通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量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石油制品类能源消费碳排放表现突出;(2)正向驱动交通碳排放量增加的因素为经济产出、人口规模和产业结构，负向驱动因素为交通能源结构和交通能源强度。其中，拉动碳排放量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是经济产出规模的扩大，而促使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因素是交通能源强度的降低，相对于正向驱动因素，负向驱动因素抑制交通碳排放增加作用有限;(3)交通碳排放量变化与运输业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状态以扩张负连接、扩张负脱钩和弱脱钩为主，脱钩关系总体呈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但要完全实现两者的绝对脱钩，依然任重道远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空气污染

中国空气污染格局受到政策因素的深刻影响,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激励污染性产业发展进而加剧环境污染。政府层面的环境规制和企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则减少了单位产能污染排放。两种力量的相互制约塑造了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格局。本文基于2003—2013年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以综合污染指数刻画空气污染程度,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空气污染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在研究时段空气污染和污染性产业空间动态一致,均有向东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污染性产业的存量对污染的加剧作用比增量更为显著。(2)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显著增加本地和周边地区空气污染。环境规制是抑制空气污染的重要方式,但本地的高规制将造成周边地区污染加剧。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降低空气污染,且不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3)抑制空气污染的因素(环境规制、技术进步)比加剧污染的因素(地方政府竞争、污染性产业增长)作用效力更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污染产业发展的同时空气污染程度降低的现象。文章启示调整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贯彻环境规制的科学制定与严格执行,促成企业创新驱动是减轻空气污染的重要途径。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