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地下水超采区休耕补偿标准研究

休耕制度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落实"藏粮于地"、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研究休耕补偿标准对于完善休耕制度具有重要意义。通过2018年河北省衡水市330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意愿调查法,对地下水超采区休耕补偿标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具有较强的节水意识,对休耕政策的认知水平和接受程度都在逐步提升,对休耕政策的节水效果非常认可。休耕政策在"节水"和"养地"两大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生态效益。②2015—2018年农户对休耕政策的受偿意愿整体呈下降趋势,跟农户对休耕政策的认知水平提升、接受程度提升以及近两年样本区域小麦产量有所下降等因素相关。③2018年农户对休耕政策的受偿意愿的估算结果为544. 69元/667 m~2·a,略高于当前的补偿标准500元/667 m~2·a,说明现有的休耕补偿标准比较合理但略有偏低;略低于冬小麦的亩均纯收益,因为休耕政策能够解放部分农业劳动力和增加农户的闲暇时间,使得农户愿意接受低于冬小麦的单位平均纯收益的补偿标准。④农户的受偿意愿受到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认知特征的影响,主要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支出、节水培训、休耕认知和节水政策等因素。在综合考虑生态效益和粮食安全的情况下,在深层地下水严重超采区合理扩大休耕规模。为了改进地下水超采区休耕政策,应当加强对休耕政策的宣传,适当提高休耕的补偿标准,充分考虑农户异质性和尊重农户的参与意愿,可以"集中连片"但并非一定"整村推进"。     

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基于甘肃、内蒙典型灌区的实证研究

由于农业的高用水份额和低使用价值,水市场发展的核心是农业用水向其他用水目标的转移;尽管水市场收益被大肆渲染,即使在西方国家,水市场的成功只是停留在政治和理论层面上,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水市场政策探索的核心问题。本文利用甘肃、内蒙2省典型灌区432个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农户灌溉用水效率与农业水权转移的内在逻辑关系进行系统分析,以探索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农业水权转移的条件。研究发现:尽管2个灌区农户灌溉用水效率低下,但马营河灌区灌溉用水效率的改善为农业水权转移奠定了基础;但农户用水效率改善只是农业水权转移的必要条件,水权和水价机制的建立、用水者协会的发展和灌区管理体制改革,降低了水权转移的交易成本,是农业水权转移的充分条件。需求即可以是行为的起因,也可以是行为的结果。农户灌溉用水效率差异是不同灌区农业水权转移的基础和结果。     

农业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量影响的经济分析

本文目标是定量评估农业灌溉水价对农户用水量的影响。以往研究只考虑灌溉水价对于农户某种节水行为的影响,本文充分考虑在不同的价格水平阶段,农户会在多种节水行为中进行选择,引起用水需求弹性变化,并改变用水量,从而更全面更真实地反应价格水平与农户用水量之间的关系。在农村水价市场健全以及农户理性经济人假设前提下,本文通过建立局部均衡模型进行费用效益分析,研究农户节水行为随着价格水平而发生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水价与节水量的关系。本文还结合实证研究的方法,以黑龙江省境内某农场为研究对象,开展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在案例地区,当灌溉水价达到0.04元/m3的时候,水价具备了发挥作用的条件;水价在0.04-0.065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减少灌溉用水,节水量为135-203 m3/hm2;水价在0.065-0.08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采用当地的浅湿灌溉的节水技术,节水量为1 400 m3/hm2;水价在0.08-0.1元/m3之间的时候,农户开始采用地下水,节水量为1 400-6 309 m3/hm2;当水价高于0.1元/m3时,农户有水改旱的倾向,节水量为6 390-14 000 m3/hm2。本文所建立的分析方法和框架,不仅适用于案例地区,也为其他灌区的水价和用水量关系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参与式灌溉管理对农户用水行为的影响

参与式灌溉管理的核心在于保障农业高效、公平用水和农业灌溉的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对甘肃省张掖灌区用水户协会参与灌溉管理制度对农户用水行为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用水户协会的成立、排灌系统的完善、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和水权市场的建立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户灌溉水的利用效率,缓解了张掖灌区水资源短缺的局面.然而,由于当前用水者协会"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导致用水户在灌溉管理中并不具有真正的发言权和决策权,用水户对灌溉管理的民主参与并没有达到节约用水的目标.为此,我国应建立完善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的激励机制和灌溉管理中的民主决策机制,使协会成员真正参与到灌溉工程的建管、灌溉水价的制定和剩余水权的流转和分配中来,保证农户通过参与灌溉管理获得更为可观的效益,是我国未来用水户协会灌溉管理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流域内农业水费的分担模式

阐释了建立流域内农业水费分担模式的必要性及内在要求,针对当前几种典型的分担模式进行了经济学的对比分析,进而通过综合考虑农业用水供需双方的经济利益,建立起灌区供水单位与农民用水户的节水激励模型并对其进行数理分析,考察了基于节水激励的农业水费分担模式,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流域内农业水费分担模式的运作流程。研究得出,财政直接补贴农户的方式增加了消费者福利的同时,可以避免间接补贴方式下"鼓励浪费"现象的发生,相比之下较为有效。然而,目前过低的农业水价大大限制了市场的调节功能,为此适当提高现行水价,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政府对农户的直接财政补贴,不仅能够减轻现阶段农民水费负担,而且可以对农业用水的供需双方产生节水激励,有助于缓解我国水资源的短缺与发展节水农业。在具体操作流程中,应采取补贴农户与补贴灌区相结合的方式。     

石家庄市主要农作物灌溉节水潜力研究

利用田间作物灌溉试验数据，对作物单产产量与需水量的关系进行了模拟，并据此以县域为单元，计算了1984～2001年石家庄市主要农作物冬小麦、夏玉米和棉花获得逐年实际产量的理论总需水量、理论灌溉总需水量、实际灌溉用水量，测算了3种作物灌溉节水的空间。结果表明，1984～2001a。按照节水高效试验所得的产量需水模式。获得石家庄市3种主要作物产量的理论需水总量为23-29亿m^3／a，理论灌溉需水总量为8．8-13．8亿m^3／a，实际灌溉用水量平均约为17亿m^3／a，农业年均超采地下水5．67亿m^3／a。按照目前的种植结构和产量水平，石家庄市今后作物灌溉节水的理论上限为9亿m^3／a。即使加大节水投入，实现最大节水潜力的一半。仍不能弥补目前地下水的超采量。在2010年实现南水北调，部分城市用水归还农业用水，且实现最大节水潜力的一半的情况下，水资源方能勉强维持平衡。因此，石家庄市今后应一方面加大农业节水投入和管理。另一方面，也应根据水资源承载力适当减少高耗水的冬小麦播种面积，同时全面建设节水型社会，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研究:基于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

提高农业用水效率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考虑降雨量中绿水资源对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性,将绿水资源纳入农业用水总量,全面分析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变动趋势。基于1998~2011年长江流域1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DEA和Tobit模型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影响因素的检验。研究发现:(1)在研究期间内,长江流域农业用水效率呈现出波段式上升态势;流域各区段的用水效率呈下游、上游、中游依次递减的区域分布格局。(2)灌溉费、节水灌溉技术和农业对外开放度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人均水资源量和年降水量均对流域农业用水效率有负向关系,但只有降水量在统计上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应当提高长江流域,尤其是中上游水资源禀赋较高地区的农业用水效率;在农业节水的具体政策方面,调整农业灌溉水价、加强农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扩大农业经济对外开放程度能够取得较为显著的节水效应。     

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对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在全面践行"节水优先"治水方针和大力推进国家节水行动背景下,尤其是水资源治理领域正式引入市场机制以来,科学测算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水平,客观分析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对于完善水资源治理工具和提升水资源治理能力具有决策参考价值。基于投入产出生产函数思想,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方法,以固定资产投资、总用水量、劳动力为投入指标,以地区生产总值为输出指标,对中国30个省份(西藏和港澳台地区除外)自2006—2016年间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及评价。通过与其他非试点省份进行参照对比,重点研究水权交易试点地区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变化趋势,从而探究水权交易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①总体上来说,水权交易对水资源利用效率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各试点地区在水权交易市场运行后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基本都得到了提高,效率排名也均明显有所上升,同时,水权试点省份中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省份比例远高于非试点省份。②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反映的动态变化来看,技术进步变化对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有明显的影响,技术进步有利于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应在水权交易试点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全面推进水权交易市场建设,加大节水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依靠市场机制,激励用水主体的节水行为,从而深入践行"节水优先"治水方针和推行国家节水行动。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生活用水研究

目前,我国有关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系统研究相当缺乏。对地处上海市浦东快速城市化区域的8个村庄进行随机入户调查。在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系统研究当地农民的生活用水行为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被访农民普遍认为自来水价格过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决定被访农民对水价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2）自来水价格主要对农户的洗衣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认为自来水价格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用井水洗衣。（3）影响农户自来水用水量的显著变量包括：农户家庭常住人口、自来水价格、洗衣水源和洗澡方式。（4）被访农民普遍具有节水意识,但大都局限于“节约使用自来水,减少自来水水费”这个层面。提高农民的水污染控制和水资源保护意识,正确引导其井水抽取和生活污水排放行为,促进农村污水收集和治理项目的普及和正常运行,以及完善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是现阶段当地保障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的工作重点     

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治理模式无法充分适应农业分户经营需求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是实现小农水有效供给的重要方式,也是提升其管护绩效的关键路径。利用黄河灌区中上游的内蒙古和宁夏两个省份(自治区)772户微观农户调研数据,引入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绩效。在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的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选取农户农业收入水平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的社会资本和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组织支持对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组织支持影响程度较大;社会资本、组织支持和农户管护行为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组织支持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管护行为,最后为社会资本;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显著正向影响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多群组分析表明,农业收入水平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绩效。其中,中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社会资本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中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对其参与管护行为影响程度最大,低农业收入农户获得的组织支持最有利于其社会资本的积累,而高农业收入农户的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提升作用最明显。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积极推行小农水的村民自治模式,并为农户提供必要的情感和工具支持,促进农户的相互交流和合作,激发农户参与小农水管护的积极性,进而提升小农水管护绩效。     

美国的水权体系:原则、调适及中国借鉴

水权是现代水治理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合理的水权制度有助于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我国旧有的水资源管理模式中水权不明晰、水权制度尚未建立健全,因而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水资源高效可持续利用的需要。美国的水权制度与其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其经验可资借鉴。美国的水资源治理实践表明,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的水权制度,对于水资源的高效配置和可持续利用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水资源财产权的明晰界定是美国水权制度的基石;水权的取得及其权责范围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并受法律保护。在保护私有水权的同时,美国水权制度兼顾联邦和地方利益,同时避免外部性产生。各州对水权的确权和管理因各自人文和自然状况的差异而异,但对水资源"合理有益的使用"是各州共有的理念。美国的水治理理念正从偏重水资源的经济价值转向日渐重视水的环境及人文价值。社会公平、效率的增进、交易成本的降低是美国水权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化,美国的水权管理体系已日臻成熟,但依旧存在不同层面的水权冲突,因此仍然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调适。我国应学习借鉴美国水治理的有益经验,并积极探索美国经验的中国转化。本文对美国现行水权体系中水权的取得、水权的范围以及水权的变更与中止进行了系统总结,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的水权制度建设提出构想,包括:以立法确立和保障水权、建立市场导向的水价形成机制、运用水价杠杆实施有效的水资源需求管理、培育水权交易市场、构建区域性水权管理规范等。     

山东省水资源状况及解决缺水的对策

本文从地下水超采、水质污染、水资源浪费、水利工程老化等几个方面简要分析了山东水资源危机的原因,着重提出了解决水资源问题法规、政策、行政管理方面以及“开源节流”的对策和措施.     

从人水和谐看我国的节水研究与实践

大力节水和建设节水型社会是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根据人水和谐的理念,节水不仅仅是节约用水量,还包括有关水资源立法、水价、管理体制等一系列行政管理措施;真实的节水是尽量减少不可回收水量,具有相当的潜力,应当予以重视;节水与水资源高效利用是不等价的,二者在研究范围、层次、对象、方法及评价指标都是有所区别的;广义上的节水不仅包括节约用水,也包括涵养水源,二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节水并非越多越好,还必须与生态环境效应相结合,否则就会顾此失彼,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水和谐。     

菏泽市水资源开发利用及供水安全保障规划研究

优质水资源的短缺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在深入分析菏泽市水资源禀赋、供水水源、供水结构、用水现状与用水结构的基础上,辨识现状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远期生活与城市需水预测,提出相应的生活供水水源保障与远期城市发展供水水源安全保障的保护对策: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高效利用跨流域调水,禁止使用深层地下水,合理利用浅层地下水,扩大使用再生水,同时进行城市节水建设,实现城市水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可持续。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农户出资行为研究——基于交易效用理论的实证分析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是目前后期管护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探索农户在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的出资行为,为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问题提供借鉴。交易效用理论被广泛用于不同领域解释消费者购买和投资行为,但将交易效用理论用来解释消费者对准公共物品投资行为的相关报道比较罕见。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交易效用理论"提出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行为的假说,并以湖北省部分县市342份农户问卷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出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研究结果: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额受到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农户集资、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的了解程度等因素显著的正影响,受到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的满意度、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的负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等因素对农户出资额也产生正向影响,而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政府补贴对农户出资额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如下:①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匮乏的真正出路,政府和农户都应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主体;②交易效用的感知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原因,合理确定政府和农户的出资配比有利于农户感知交易效用;③农业长期增产增效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内在动机,着眼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农地整理项目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热情;④对农地整理的认知是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前提,加强有关农地整理政策和农地整理项目的宣传力度,有利于提高农户的认知度;⑤提高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是减轻农户出资负担的重要保证,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施工建设的监管制度和长效机制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汉江流域基于模糊物元评价和数据包络分析的水资源用水效率评价

结合当前水利部在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过程中对用水效率控制的要求,构建了涵盖工业、农业、生活、生态的用水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采用基于熵权的模糊物元评价法和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汉江流域各行政区2010、2012和2014年的用水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两种方法所得结果一致,即汉江流域各行政区2014年的用水效率均有大幅度提高,主要集中在较高和中等水平;除武汉市用水效率达到最佳水平之外,其他各行政区均为DEA无效,且规模收益均为规模递增,说明汉江流域各地区已经采取措施来提高用水效率,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仍存在很大的节水潜力,需通过节水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来提高用水效率。此研究结果可为汉江流域水资源利用和节水措施提供参考和依据。     

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下的水权理论框架探析

在我国水资源贫乏、供需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建立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水权制度,已成为践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和解决日趋复杂水问题的切实需要。本文首先从我国水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历程和未来需求出发,探讨了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与水权制度两者的内在联系,指出水权制度建设对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意义;接着,从行政管理视角提出了有关水权划分的两级分类体系,重点解析了使用权与"三条红线"之间的对应关系;最后,从水权制度建设的主体内容出发,构建了由"基于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的取水权初始分配"、"基于用水效率控制红线的用水权交易"和"基于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的排污权交易"三部分组成的水权理论框架。在取水权分配方面,以和谐论思想为指导,以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红线为硬性约束,提出由和谐分配原则确定、和谐状态指标选取、区域总和谐度计算、和谐目标优化模型、取水权和谐分配方案优选等构成的取水权初始分配工作流程。在用水权交易方面,以用水效率控制红线为硬性约束,运用优化决策理论,提出由用水计划制定、节水潜力分析、水量折算系数计算、可交易用水权计算、用水权交易方案优选等构成的用水权交易工作流程。在排污权交易方面,以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为硬性约束,提出由污染物入河量预测、控制断面水质预报、减排潜力分析、可交易排污权计算、排污权交易方案优选等构成的排污权交易工作流程。该理论框架的提出可为我国水权理论研究提供参考。     

政府强互惠激励下跨界流域一级水权分散优化配置模型

我国跨界流域水资源冲突问题较严重,一级水权集中配置方案因其过于理想化而实施效率低下,难以应对冲突。提出应在规划和决策的前期给予各类主体充分的利益表达机会,创新一级水权配置模式,构建政府强互惠激励政策协调下的多用水主体分散优化配置模型。首先将分散优化与集中优化进行对比,分析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分散优化协调机制对提高跨界流域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和配置方案的可操作性的作用;基于分散优化的基本模型,加入政府强互惠节水激励政策,通过节水激励水价这一因子代替原分散优化模型的自利因子,构建一般的一级水权分散优化模型和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一级水权分散优化模型;以漳河流域为例,对模型进行计算及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一般分散优化配置模式中,主体的自利性使得流域整体利益受损,尤其是在来水极少的年份;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分散优化配置模式能够兼顾流域宏观和微观的利益。来水量对于跨界流域一级水权配置模式有重要影响,来水量充裕时,政府可放手用水主体进行自主治理,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来水量短缺时,政府必须注意改变管理模式,对不同用水主体实施差异化政策激励,加强主体的节水动力;来水量越少,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分散优化配置模式优势越明显。由于既充分考虑各用水主体的利益又能体现流域统一管理理念,因此,政府强互惠激励下的跨界流域一级水权分散优化配置模式在当前流域统一管理和区域分块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下避免了权力冲突。     

基于粮食安全的河南省农业用水分析及其保障对策

对河南省1995-2010年粮食产量和农业用水现状进行分析,预测未来粮食产量以及农业用水的供需态势,提出河南省粮食安全的农业用水保障对策。结果表明,河南省近几年粮食产量的增加仍然依靠农业用水量的增长而获得,未来如果不采取节水措施,农业用水难以满足6500万t粮食产量的需求,在本文假设的两种情景下,届时缺口分别为23.9亿m3和44.7亿m3,保障程度分别为84.0和79.1%。同时,随外调粮食输出的水量约38.3亿m3,粮食外调加剧了河南省水资源的紧缺程度。为此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农业用水效率、设定农业用水红线、给予农业水资源适当的补偿、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等。按照本文的初步估算,建议的农业用水红线为125亿m3。     

成都城市居民累进阶梯式水价结构与政策效果分析

水价改革是近年来政策变革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由于水资源本身兼具资源产品、民生产品和普通商品的特征,居民水价改革需要兼顾资源配置效率和居民的水费承受能力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以及节水效应。本研究针对成都市拟议中的累进阶梯式水价改革,基于全社会成本定价原则,通过设计不同的全社会成本水平和对应模拟不同的阶梯式水价结构,选取能够刻画居民用水需求特征的二次近似完美的需求体系,并利用相关计量经济学方法,实证分析价格结构的差异性设计对不同政策方面的影响。首先,横向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总体而言,累进阶梯式定价有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但不同的价格结构会影响到收入分配效果和节水效应。两阶梯价格水平差越大,收入群组间的交叉补贴相应越大。阶梯价格差越大的设计反映出的结果是,通过对高收入群组奢侈性部分用水征收更高的费用,从而使得所有居民能以更低的费用满足生存性的用水需求,即实际上体现为基本和奢侈性需求这两部分用水的成本在收入群组间不同的分担比例形式。同时,不同价格结构下的人均用水量也有所不同。这些差异的客观存在,表明阶梯式水价政策改革需对各种可能方案进行评估,以确保在各种政策效果间进行合理的权衡。此外,当较高收入群组的奢侈性用水量较大时,可考虑三阶梯甚至更多阶梯数的结构设计。阶梯数设计越多,可以对不同奢侈性用水制定不同的价格,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分担奢侈性用水的成本。但需要注意的是,更多阶梯数的设计可能会导致更大的交易成本(例如居民对价格结构的认知成本、计费的会计成本等)。该结论同样提示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不同阶梯数设计的利弊以做选择。其次,针对不同水平的全社会成本所进行的纵向比较发现,当全社会成本水平越高,不仅表明水价综合水平的提高,同时也需要设计更多阶梯以及奢侈性用水阶梯需要设计更高价格水平的要求,该结论表明阶梯定价水平和价格结构都必须根据全社会成本水平的变化进行适时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