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旅游的可持续性评价模型研究——以九寨沟景区为例

在生态环境脆弱区域开展旅游活动，其发展目标必须是可持续的。而生态旅游可持续性的标准因不同旅游区（点）或处在不同的时间段会产生差异，使用评价指标体系的方法可以反映出并弥补这种差异给可持续性评价带来的影响。以位于岷江上游的世界自然遗产地九寨沟景区为例，使用主观方法分析资源、社区和旅游三大利益相关者在生态旅游可持续性中的关系，建立生态旅游地可持续性评价模型的框架。使用德尔菲法确定相应的评价指标；通过对当地居民和旅游管理部门的访谈和旅游者问卷调查来探察利益相关者间的关系；根据访谈和调查结果对模型评价结果进行验证。研究以九寨沟景区为案例，评价模型的构建为生态旅游地的可持续性管理提供了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评价工具，并可以推广到其他景区。     

中国城市能源系统可持续性评价体系实证研究

为明确城市能源系统状况,需对城市能源体系进行全面而细致的了解,本文在全面分析城市能源系统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能源系统能源流动图,并对其进行简化建立适合建模的简化模型。进而对城市能源系统进行研究,归纳出城市能源系统的影响指标。然后利用层次分析法筛选出其中对评价对象辨别能力较强的关键因素,结合相应环境因素,建立了能够全面反映城市能源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文首次将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引入到能源评价体系权重确定中来,建立了多级城市能源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模糊综合评价模型。通过对北京市2000-2007年相关能源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所建评价体系能够根据优化权重结果找出评价对象问题所在,加大评价对象的差异性,放大评价对象间的对比程度,使得评价结果更加明显;同时和等权重计算结果比较分析发现,优化后的评价结果更加合理,并更加接近城市能源的实际状况,能够为城市能源系统规划提供合理的量化依据。     

人的全面发展评价模型及实证分析

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通过社会发展环境、生活质量及人口素质等六个评价准则构建了人的全面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客观赋权法和主观赋权法赋权的基础上,通过相对熵优化理论对四种权重进行组合赋权的方式确定最优权重,建立了人的全面发展综合评价模型,并对中国典型的10个副省级城市进行实证分析。     

基于林农视角的赣江源公益林生态补偿满意度评价研究

以赣江源区林农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入户随机调查了135份有效样本,构建了林农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和专家赋权法组合方式确定指标体系的权重系数,以模糊数学原理为基础构建林农满意度的综合评价模型。林农对生态公益林的生态效益满意度最高、对公益林区管护人员护林效果满意程度最低,40%的林农对公益林补偿标准不满意。并提出优化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建议,为完善自然保护区及水源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提供参考。     

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评价

本文从可持续发展概念出发，建立了城市的发展持续度、发展协调度和发展水平综合评价的指标体系，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对乌鲁木齐市、新疆、全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定量评价，并确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伍，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理论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     

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研究假设与评价分析

目前,企业应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这一理论虽已得到理论家和企业界的普遍认可,但实践中企业社会责任的绩效并不尽人意。本文运用研究假设与定量分析的方法,从企业相关者利益角度出发,构建了一个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的三维空间理论模型,并在对企业社会绩效静态评价基础之上,对企业社会绩效进行了协调性评价,以探求在利益相关者利益不均衡、不同向发展下的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即企业社会综合绩效构成与评价,旨在为企业社会绩效研究提供一种思路。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绩效有较多的影响因素,且各影响因素之间时有碰撞、对抗或不统一性,从而导致各维度上的社会绩效存在着非同向发展情形。因此,要实现企业社会绩效的最大化,必须考虑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的综合绩效,即企业社会最优绩效,并且引入企业社会绩效综合评价体系进行评价。只有从企业社会最优绩效点出发,才能促进企业更好与更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进而实现企业社会绩效最大化目标。     

城市发展质量的综合评价--以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为例

在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依据一定的规则确定各评价指标的目标值,根据综合评价方法,对江苏省13个省辖市2000-2002年各城市发展质量进行综合分析.提出测算城市质量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的一般计量模型,根据此模型及城市发展质量综合评价的结论,分别研究了13个城市在近三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质量系统发展的协调性.     

基于属性层次-识别模型的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系统健康评价

从复合生态系统的角度,构建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属性层次-识别模型建立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属性综合评价体系。以重庆市南岸区为例,运用该模型和方法对重庆市南岸区的城市生态系统进行评价,结果表明重庆市南岸区的生态系统属于亚健康类。并根据评价的结果,对影响重庆市南岸区生态系统健康属性的指标进行分析,表明南岸区的城市生态系统正处于过渡阶段,正是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而且其城市生态健康有诸多限制性因素,必须要依靠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实施方法才能引导城市生态系统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为了改善其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的状况,从长远的考虑,提出了相应的调控措施和方法。     

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评价实证研究——基于黑匣子理论与层次分析法

本文基于黑匣子理论和层次分析法研究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方法。首先,运用黑匣子理论筛选出系列表征技术及其应用性能的指标。其次,利用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重要性分析和排序。保留比较重要且能够描述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评价指标,最终形成包含技术水平、实用程度和效益预期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德费尔法和层次分析法相结合的评价指标权重确定方法,建立多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量化评价模型。通过对5 MW并网屋顶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应用项目进行实证研究,评价结果与技术应用实际情况吻合,表明该评价体系构建方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可以作为开展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评价的技术依据。     

再生资源价值回收率分析

目前国内关于再生资源利用水平评价方法的研究仍较少,本文着眼于构建一种再生资源有效价值利用水平的评价方法,并用于实例分析。首先从再生资源利用总量的角度,提出了衡量再生资源利用水平的评价指标及其计算方法;然后基于再生资源加工利用过程中的价值变化,定义了以原生资源生产的零部件或产品的价值为基准价值的回收指标,将再生资源整体价值回收率作为评价再生资源利用水平的新指标,并结合价值回收流程构建了以再生资源不同用途下的利用量和价值回收率为变量的计算模型;最后选取某再生资源园区,计算其近期和中远期的废旧物资价值回收率,说明在资源化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通过提高再利用率和再制造率可提升再生资源的价值回收率。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in adaptation decision-making: a flood case study in Finland

Decision-making for the purpose of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typically involves multiple stakeholders, regions and sectors as well as multiple objectives related to the use of resources and perceived benefits. Standard cost–benefit analysis can be argued to take into account easily monetised effects only.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MCDA) embedded in participatory processes can therefor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efining the decision context and exploring stakeholders’ preferences. In this paper, a case study on flood protection of the Kokemäki river running through the city of Pori in West Finland was conducted. The study was realised as a MCDA workshop involving the key stakeholders of the region. The analysis produced a robust ranking of the considered flood protection alternatives. According to the stakeholders, the approach was useful as an exploratory way of gaining a deeper and shared understanding of the flood protection. It was shown that MCDA is well suited for decision-making in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enhanced extreme events.     

土地利用规划在风景名胜保护中的应用研究

探讨了土地利用规划与风景名胜保护的关系，并以武汉市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将武汉市土地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分为极度、重度、中度、轻度和非敏感区5个等级。并提出了相应的保护对策。为该市的土地利用规划修编提供科学依据。     

可再生资源非线性收获的策略研究

本文运用非线性理论建立了可再生资源二次非线性收获的动力摸式。研究结果表明：为了保证可再生资源的可持缓利用、收获，必须把收获强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我们因此可以得到持续的最大产量。我们发现虽然对可再生资源的收获策略有线性和非线性之分，但是得到的可再生资源的最大持续收获量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必须采用合理的可再生资源收获策略。避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利用和枯竭。我国可再生资源十分短缺，需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可再生资源保护之问的关系，保护好我国珍贵的可再生资源对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变动趋势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寻我国资源再生利用的产业化发展道路,选用产业集中度、区位熵、Gini系数、Hoover系数以及EG系数,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总体水平上对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变动趋势进行了测度,并通过对2004-2009年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各个因素对产业聚集的影响。研究表明:①我国再生资源产业聚集度从2004年开始就处于较高水平,由极高寡占转变为中度寡占市场,趋向合理化发展态势;②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产业聚集度较高,属于再生资源产业高水平专业化地区,而湖南省以外的其他内陆地区发展水平均较低;③新古典经济、新经济地理和政策制度三方面因素分别对产业聚集有显著的影响,其中企业规模、对外开放度均与再生资源产业集聚水平正相关,是近期影响产业聚集的关键性因素,企业规模的扩大和对外开放度的提高,都将有利于产业聚集。最后,针对这一结果提出了增强我国资源再生产业聚集的建议。     

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评价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以下简称“两规”）编制成果是指导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的重要依据,两者的协调对于“两规”的协调编制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两规”的内在联系,基于“两规”编制成果,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4个方面构建了“两规”编制成果的协调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先计算了“两规”规划目标年和基期年的指标计算增长率,再采用协调度模型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的协调值,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个因子的权重,最后采用指标加权求和法进行综合计算;并进一步通过ArcGIS软件空间叠加分析确定“两规”空间布局的差异。以南京市为例,计算了该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程度分值和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差异。评价结果表明：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协调分值为9158,协调类型为中级协调;指标准则层中经济与资源相关因子的协调程度较好,但社会与环境相关因子协调程度有待提高,其主要原因是“两规”土地利用数据率与规划率及基期年存在差异;因此南京市“两规”编制成果在实施和修编中应进一步加强基础数据库与规划年限的统一     

生态规划实效性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太仓生态市建设规划》实效性评价为例

首先提出了生态城市规划实效性的内涵，包含规划目标实现程度、规划效益、公众主观感受和规划实施过程合理性等4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建立包括规划编制过程、规划实施过程和规划实施结果3个阶段，涵盖政府、企业和公众等不同主体行为和利益特征的“从过程到结果”，具有复合价值观的规划实效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太仓生态市建设规划实效性评价案例研究做了进一步论证：①生态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是规划实效评价的主要推动者；②“从过程到结果”的评价思路和评价指标具有可操作性和灵活性；③规划过程评价方法的不成熟使其受到的关注有所降低。最后提出了若干规划编制和管理建议，以促进生态规划长效管理机制的形成。〖     

基于改进熵值法的城市“精明增长”综合测度——以长江三角洲16市为例

“精明增长”是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城市可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该理论的中国化与适应性研究至关重要。将理论内涵与中国城市增长实际需求相结合，构建包含城市规模、城市福利、城市空间和城市消耗四增长维度的城市“精明增长”综合测评模型，并运用改进熵值算法，对1999~2008年长江三角洲地区从时序变动与截面比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16市在考察期内增长逐年更为精明；上海、南京、杭州城市增长更为精明，其余城市熵值评分考察期内波动较大，且空间分布有两极分化的趋势；四增长维度影响综合评价的权重由高至低分别为福利维度、规模维度、消耗维度与空间维度，城市福利和规模增长是影响城市增长精明程度的主要方面，两维度中反映城市环境、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的指标贡献较大；城市消耗和空间维度权重较低，其中反映土地与生活能源消耗的指标作用明显，需要加大城市消耗的控制和内涵空间增长的拓展     

Circular supplier selection using interval-valued intuitionistic fuzzy sets

Environment,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 In attempts to foster sustainability, where the effectiv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renewable energy is important, the problem of circular supplier...     

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的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以渔业资源为例

自然资源由于其较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而使其因代际问题所导致的私有市场失灵比一般的产品严重,原因是自然资源代际利用中当代人都倾向于最大限度使用资源,从而引发自然资源“公地悲剧”问题比一般产品严重。再生自然资源虽然在代际利用中的利益冲突比非再生自然资源低,但代际问题所带来的市场失灵依然存在。因此,再生自然资源的代际可持续利用需要政府依据其经济特性进行一定的规制,制订出合理的使用制度。以渔业资源为例,在沙发尔（Schaefer）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成本——效益的经济学分析法,分析了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利用中的成本与收益,提出再生自然资源代际可持续使用的制度安排和优化措施,包括边际成本动态规制、明确界分所有权、实施可交易配额和公共补偿性规制。     

Sustainability issues for biodiversity business

Biodiversity is acknowledg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resources that helps to sustain life’s processes. Additionally, it is also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of livelihood for different kinds of stakeholders at various levels of resource markets—local, domestic, or international. With globalization and increasing sophistication in the methods of commercial trade in biological resources, various issues arise related to the sustenance of resources, of ecological balances, and equity in transactions. All of these are concerns to be addressed to achieve a state of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prescribes to the definition of ‘sustainability’ as the capacity to maintain a certain process or stat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human life while living withi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supporting eco-systems” (IUCN/UNEP/WWF, in Caring for the Earth: a strategy for sustainable living. Gland, Switzerland, 1991). This goes beyond ensuring inter- and intragenerational equity in access to resources and includes several other parameters, including equity among stakeholders to returns from biological resources, related knowledge, trade-offs, and ethical business practices related to these resources. Through the prism of an examination of a simplistic supply route(s) and value addition chain of biodiversity resources for commercial use, this paper reviews and highlights issues related to ‘sustainability’ at each stage. Evidence points to shortcomings in the sustainable use of biological resources at each stage of value addition, calling for focused and specific measures to address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