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事故树的三峡库区水体污染公共安全事件诱因分析

三峡库区蓄水后对长江水体自净能力的极大削弱，沿江聚集的各类生产、生活活动对长江水质的多渠道污染极易引发库区各类水体污染公共安全事件。结合对库区水体污染公共安全事件多维度诱发因素的调研结果，运用事故树的分析方法对三峡库区水体污染公共安全事件的逐级诱发过程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存在13条诱发库区水体污染公共安全事件的路径以及3条防治水体污染公共安全事件的路径；在不考虑诱因发生概率的情况下，排污因素是诱发库区水体污染公共安全事件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促成库区水体自净能力下降的回水区变长，水流紊动减弱和水位抬升三方面因素是次重要的诱发因素。只有对不同的诱因施行不同的监测和控制策略，才能对库区水体污染公共安全事件开展有效预警、预控.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了扩展，选取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6类环境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及控制变量间的计量模型，并运用Eviews软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4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另外2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正U形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大体上已经进入U形曲线的右半段，但由于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各地进入曲线右半段的时间不同；控制变量的加入不仅改变了转折点出现的时间，而且改变了某些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U形曲线关系；贸易开放并不一定造成环境的恶化，“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不成立；产业结构变动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引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能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快速的经济增长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     

天津港区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评估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区域环境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各类污染事件频发,社会危害和环境影响明显加大。特别是部分高风险企业聚集区域的不断增多,更增加了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因此有必要针对该类型区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评估。本文以天津港区域为具体研究对象,在总结现有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等级评估方法的基础上,利用指数法结合遥感技术的手段,对天津港区域进行风险等级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保障环境安全提供技术支撑,也为类似区域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     

金华旱涝趋势统计分析

根据对旱涝自身变化及其与太阳黑子活动，厄尔尼诺事件关系的分析，，得出了金华旱涝趋势的几点认识：（1）在未来的十几年之内，金华站将从涝年占优势的阶段转入旱年占优势的阶段；（2）在太阳黑子活动22年的磁周期转变年前后，金华站3年平均年降水量明显偏多；（3）在春季型厄尔尼诺事件的当年和夏季型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金华站年降水量偏多；（4）厄尔尼诺事件的结束时间若超过5月1日，那么次年金华站年降水量偏多；（5）厄尔尼诺事件的强度越大，对金华站年降水量的影响也越大；（6）在太阳黑子活动22年磁周期转变年前后的厄尔尼诺事件的次年，金华站年降水量明显偏多。这些认识对长期及超长期的旱涝趋势预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EFDC和WASP模型的突发水污染事故影响的预测预警

近年来，我国突发水污染事故频发。长江作为我国最重要的水源地，其水质安全受到沿江众多化工企业可能突发污染事故的威胁。因此，开展南京化工园突发水污染事故影响的预测预警研究意义重大。基于EFDC和WASP模型，建立了南京化工园突发水污染事故影响的预测模型，并以龙翔甲苯罐区泄漏为例进行了事故情景模拟。研究表明：所建的预测模型能够对南京化工园突发水污染事故后污染物的水环境行为进行快速的模拟和预测，并且能够在地理信息系统的图层上以动画的形式实时展示事故影响的范围和程度，可以为南京化工园突发水污染事故的预警应急提供决策依据；基于EFDC构建的二维水动力模型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研究区的水动力情况；事故情景中排放的甲苯在研究江段能够较快地稀释扩散，挥发作用对甲苯的衰减过程影响显著，平水期比枯水期更有利于水体中甲苯的衰减     

跨国界污染案例对处理松花江污染事件的启示

跨国界污染事件的处理或赔偿涉及国家责任、赔偿范围和赔偿主体等问题。本文介绍了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公约的法律，并对影响较大的几起跨境污染案例作了分析，就处理此次松花江事故污染事件以及跨国污染赔偿等提出相关建议。     

黄浦江上游地区水环境污染负荷特征

通过调查黄浦江上游地区的水环境污染来源、污染负荷及其特征，为管理部门控制污染、提高上游地区水环境质量提供科学依据。调查中了解到污染源种类主要有4类：工业、事业、生活和畜禽污染源；水源保护区内年用水量为22196万t．污水量为17755万t／a，其中工业污染源352个，排放量占46．3％，事业污染源4108个。排放量占22．3％，生活污水排放量占30．6％．畜禽污水排放量占0．8％；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污染源排放去向主要分4种：直排河道（占40．4％），进入市政泵站后排出（占3．9％）。经污水处理厂处理后排出（占20．5％），通过合流污水收集系统排出（占35．3％）。根据黄浦江上游地区水环境污染负荷特征，建议黄浦江上游区域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构建利于水源保护的区域发展模式和格局；通过采取污染控制和生态环境建设并重的一系列措施，有效抑制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促进黄浦江上游上游水环境质量的改善。确保上海市的饮用水安全。     

生态用地的环境功能及空间整合——以南京市为例

研究快速城市化与工业化地区的生态用地不仅要关注环境污染与生境退化的影响，而且还应重视生态用地对区域环境质量的调节与改善效应。南京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重要中心城市，生态用地保护对维护其“山水林城”的环境特色具有重要意义。采用TM卫星遥感影像解译与空间分析等方法，得出全市生态用地占土地面积的15%，按功能的适宜性与相近性，归并划分出水源涵养、河湖湿地、风景名胜和地质遗迹4个类型区，且前两个类型具有较强的空间优势；选取表征环境功能重要性的12个指标，评价得到极重要区占全市生态用地19%，较重要区占56%，重要区占25%；综合考虑生态用地对城市化与工业化空间发〖JP2〗展的环境调控作用与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保护的协调，构建包含11个环境源强的4个生态环境调控组团，提出了禁止、限制各类活动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的对策     

中国环境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的时空聚集性研究——突发环境事件与食源性疾病的交互

深入研究食品安全问题,必须充分挖掘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人体健康之间内在联系,从时空尺度共同对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人体健康防范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调配。本文分别以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突发环境事件作为分析我国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情况的替代指标,利用空间统计方法,针对2007-2013年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食源性疾病暴发和突发环境两类事件展开空间格局和时空聚集性分析。研究发现,六年间我国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的空间分布中心主要位于湖南省与湖北省交界区域,并呈现缓慢向东部移动态势。其空间格局主要位于我国"胡焕庸线"东南部,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且主趋势方向不断向北靠拢同时,空间分布也向西北—东南范围扩张,东—西方向空间格局差异更为明显。另外,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表明我国环境污染空间格局主要位于"胡焕庸线"的东部,其分布范围应更偏向于东部沿海地区。利用Crimestat3.0的Knox指数和Mantel指数进一步分析两类事件的时空聚集性,Knox指数显示,两类事件具有时空交互性,而Mantel指数表明,食源性疾病暴发和环境突发事件的空间聚集差值的均值分别为300km和450km,两类事件在较大空间尺度并不具有时空交互。突发环境事件和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在大、小不同空间尺度呈现差异化的时空聚集性。为实现地方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治模式,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合理配置生态环境保护、食品安全治理和人体健康防范的社会资源提供了方向。     

环境违法成本视角下的上市公司股价对污染事件响应特征研究

上市公司披露环境污染事件后的股价响应,反映了投资者对环境事件负面影响的预期。对环境违法企业的处罚力度是决定企业经济损失大小的主要因素之一。由于上市公司环境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企业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和巨大损失,因此从环境污染事件的违法成本视角解释上市公司股价波动,有助于理解行政处罚等环境管理手段与资本市场表现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加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监管、改善环境信息披露提供实证依据。本文以2000年~2015年间我国90起上市公司环境污染事件为样本,基于有效市场理论,利用事件研究法和多元回归分析,考查多个违法成本测度对股价波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所有样本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在环境污染事件信息披露前后均呈现明显的低谷曲线。信息披露后的累计平均异常收益率下滑并伴有3个交易日左右的滞后期,但整体股价对环境事件的负面响应并不持久。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发现,与上市公司属性变量相比,违法成本变量对环境事件发生后股价波动的解释力更强。罚款占固定资产比例越高,股价向下波动程度越大,而行政处罚金额及其占年净利润比重过低是造成股价难以持续响应的重要原因。要想通过市场力量对上市公司环境治理形成倒逼机制,就需要加大环境处罚力度,提高环境处罚标准,增加企业的环境违法成本。同时,完善上市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确保环境信息披露的时效性和真实性,打破环境信息壁垒,是促进二级市场股价对环境污染事件产生持久响应的必要条件。     

我国电能-环境系统协调度综合评价研究及应用

目前,我国面临着经济高速增长的巨大能源需求。电力产业作为重要的能源部门之一,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起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是巨大的；但其中发电行业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给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尤以火力发电厂的污染排放所占份额最多。因此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火力发电厂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文中的电能系统指的是我国的火力发电系统。为了客观评价我国目前电能-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状况．根据可持续发展理论思想．构建电能-环境系统的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相结合的协调度综合评价方法对我国1995-2005年电能-环境协调发展状况进行定量分析。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的结栗。就我国电能-环境的未来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上海农业生产中的自身污染与对策

上海市郊农业生产中的自身污染，目前主要有农药、化肥、畜禽粪尿和农用塑料薄膜。７０年代以前，上海曾施用过有机汞、有机氯等农药，对环境的影响较大。８０年代以来，影响较大的农药主要是有机磷和菊酯类；化肥主要是氮肥施用过多，导致蔬菜硝酸盐含量过高；畜禽粪尿已成为郊区突出的新污染源，造成水体的严重污染；各类农用塑料薄膜也是必须重视的新潜在污染物。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测算及成因探析

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测算了1989 -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利用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数据,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基础性原因,并且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仍有扩大的趋势,至今尚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迹象.然后,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效率角度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结构性成因.研究认为,高污染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过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方面的成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和高耗能产品增长过快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能源结构成因；能源效率低下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技术性成因；资源能源价格长期偏低和法律法规滞后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制度性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出技术创新、健全市场机制、完善环境法规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中国的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98%的经济持续增长举世瞩目，然而对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却存在着诸多争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是对环境 收入关系研究的经典表述，可以直观地展现环境与收入变化的关系。在前人研究EKC时运用单一或多个单一指标测量污染程度存在缺陷的基础上，基于 1982～2006年中国6类环境污染物，用改进的熵值法计算出代表我国整体环境污染状况的环境污染指数，利用协整检验来研究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性及其“本土化”特征，发现与一般发达国家和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不同，中国综合环境污染模型呈“正U”型，以21世纪初为分界点，之前环境污染水平不断下降，之后环境污染又开始有所恶化；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考察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发现经济增长在追溯期内对环境污染均为正向影响，而环境污染仅在短期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这一研究旨在为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环境、经济政策，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云南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主要环境问题

云南省矿产资源丰富，随着矿产资源开发规模的增大，所引起的环境污染、环境资源破坏和矿山地质灾害日益突出。环境污染多出现在岩溶地区，以水污染为主；环境资源的破坏以露采区最为严重，对土地资源、植被、地貌景观有较大的影响，甚至对地质灾害的发生都有深刻影响；矿山地质灾害的发生，地质地貌背景是诱发的潜在因素，不合理的开采方法是诱发的主导因素，降雨和水文条件是激发灾难发生的直接原因。云南矿产资源开发中最常见的地质灾害主要有滑坡、泥石流和地面塌陷、地裂缝等，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比较突出。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在使用露天开采和地下开采不同采矿方法的矿山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也不尽相同。采用实例来阐述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主要环境问题，对云南矿山地质灾害的现状进行分析。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 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管理碎片化及整体性治理研究

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双重扰动使超大城市面临着难以规避的环境风险,碎片化的突发环境事件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应对超大城市环境风险来源多样化、风险因素复杂化和破坏程度规模化带来的挑战。整体性治理在扬弃韦伯式官僚制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过程中,主张重塑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价值和责任,通过对治理层级、功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以及信息系统的碎片化进行整合,以跨界、协调与合作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无缝隙且非分离的整体性服务高度契合了超大城市危机治理对政府管理公共性、责任性,协同和整合的需要,是对碎片化危机治理体制的一个有力回应。文章梳理了突发事件治理和整体性治理的国内外文献,试图通过整体性治理理论和"天津港8·12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解剖中国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各种碎片化问题。研究发现,现行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碎片化主要表现为:在治理理念上,预防意识不强,公共利益和公共责任观念淡薄;在治理主体上,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不足,政府一元化治理色彩突出;在治理信息上,信息危机放大危机事件的社会风险;在治理机制上,政府部门职责不清,协调沟通不畅。从整体性治理理论和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的碎片化的现实出发,文章提出超大城市突发环境事件治理必须进行整体性改革和创新,从培育危机文化,强化危机预防和政府公共责任意识;完善社会资本,加强社会参与;建立统一的治理信息中心及推进组织结构调整与改革等方面构建突发环境事件整体性治理模式。     

中国FDI环境效应的再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涌入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并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然而,随着康菲石油渤海漏油事故、江苏启东王子造纸排污和阿玛尼污染投诉等涉外污染事件报道频出,学术界对于FDI涌入可能带来的负面环境效应表现出一定担忧。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整体层面的FDI环境效应检验,而对其区域差异及原因产生机制的系统探究并不多见。为此,本文从理论判断和命题推演出发,利用2003—2014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改进熵值法拟合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并构建普通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FDI流入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总体而言,"污染光环"假说在中国基本成立,即FDI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国环境质量,但不同地区FDI的环境效应有所不同,其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陆地区FDI具有显著的"污染光环"效应,且前者强于后者,而沿边地区FDI具有不明显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造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系统考察了FDI对中国环境污染影响的4种主要吸收能力因素的门槛效应。门槛回归结果表明,FDI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显著存在基于经济发展、环境规制、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双门槛效应。经济发展、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FDI的"污染光环"效应越明显,而适度的环境规制才更有利于FDI环境技术溢出的发挥。基于此,本文建议应进一步全方位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一如既往地积极引进并监督FDI;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认清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取差异化的引资政策。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及其波动机理研究——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

文章基于最优契约设计视角,剖析了地方政府的最优环境规制及其波动,并讨论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引入的作用。首先,利用委托代理模型构建了以地方政府效益最大化为目标并满足地方政府和企业激励约束条件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该契约表明当保持地方政府高环境规制水平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处于同等地位,根据各自的收益分配来决定责任分担的比例,并与二者各自获得的中央政府的奖励比例一致,同时地方政府对企业的生产活动和环境保护活动都不进行经济激励。其次,讨论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在中央政府强力介入、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和影响完全消失三个典型时期的周期循环波动及其机理,结果表明当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时,由于中央政府的强力介入,地方政府选择高水平的环境规制,这时企业生产努力水平和产量都较低,但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概率也最低;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减弱时,地方政府即使无法获得额外收益,也会通过相对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来增加企业产量,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随之增加;当环境污染事故影响完全消失后,地方政府为获得额外收益和完成中央政府的经济考核,会选择低水平环境规制,企业的产量达到最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的概率也最大,直至环境污染事故再次发生,进入下一轮的环境规制波动周期循环。再次,将当地居民作为第三方规制引入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中,得到包含第三方监管的最优环境规制契约,最优契约的关键就是地方政府要确定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对当地居民的收买成本,第三方规制的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烫平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波动。最后,从解除地方环境规制部门与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以保持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部门独立性、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以保持企业独立性和建立包含当地居民或者社会团体的第三方环境监管组织三个方面提出减小中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波动、实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最优契约的政策建议。     

论中国溢油污染索赔机制的完善——从索赔康菲案展开

随着海洋石油资源的不断开发及海上运输业的蓬勃发展,海上溢油污染的风险不断加大,2011年6月,我国发生的康菲溢油事故,其造成的海洋污染范围之广、程度之深不亚于甚至超过去年美国发生的墨西哥湾溢油事故。面对渤海湾生态系统的破坏和渔民、渔业的巨大经济损失,众多的受害人如果求告无门,权利得不到及时救济将把受害人推向绝境。本文通过对康菲漏油事件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索赔处理过程的比较,分析了我国溢油污染索赔制度的建设在立法层面、司法层面均十分薄弱。通过对康菲索赔诉讼类型化分析,发现溢油污染的索赔往往是环境侵权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并存,对两种诉讼关系、运作特点和价值缺乏深入的研究,成为阻碍我国私益诉讼与公益诉讼共生的环境权益司法保护模式建立的深层原因。本文建议理论上明确环境侵权诉讼与环境公益诉讼异同的前提下,区分不同情况,确立环保行政机关作为支持起诉人参加诉讼和环保部门和公民、法人作为共同原告提起环境诉讼两种制度。同时,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借鉴美国和解集团诉讼制度,以提高纠纷的解决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