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环境形势综合诊断研究

经济发展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经济环境形势综合诊断是基于环境指标分析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构建经济与环境形势诊断指标是判断经济环境发展趋势的关键,是宏观环境管理政策调整的基础.本文在分析经济环境系统关联的基础上,基于国家尺度宏观经济变化,从污染排放的空间、行业、增长速度等方面构建了包括三项集成指数的诊断指标,建立每项指标的支撑指标,并进行诊断标准划分.2005和2006年度COD和SO2的实证分析表明:污染排放的行业差异较大,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基于COD和SO2的经济环境形势不容乐观,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发展方式转变缓慢将进一步加大实现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的难度.应重点依靠提升产业技术水平来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及研究的批评综论

在综述国内外有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有关EKC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对该理论的质疑进行了梳理与总结.现有研究也存在诸多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模型设定中经济与环境单向性假定以及不同国家同质性假定不符实际;二,对存量外部性以及生态阈值的忽视;三、指标选取随意性以及计量方法存在问题.本文的结论是:第一,不存在适合所有地区、所有污染物的单一关系模式.这种"不同的数据、不同的模型会有不同的结果"现象暗示着环境和收入水平间EKC关系的脆弱性;第二,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笼统地把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污染程度相关联,是一种从外部考察"经济-环境"系统的"黑箱"方法,这种方法短干深刻性,难以揭示环境污染发生的内在根源与机制;第三,当前学界过于注重讨论EKC形状的及拐点,一定程度上使研究走向了歧途,割开经济-环境"黑箱"去探寻EKC曲线背后的作用机制才是更重要、更有实际意义的工作,EKC研究还有许多不可回避的探索方向.     

收入增长、大气污染与公众健康——基于CHNS的微观证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严峻环境污染及其对公众健康的损害,受到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家庭调查数据(CHNS),结合相应地区环境污染物与经济发展数据,本文试图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层面探讨家庭收入提高对健康的正向效应能否缓解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家庭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减缓工业粉尘对健康损害,但并未能抵消工业氮化物(NOX)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理论机制发现,收入对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减缓效应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环境支付意愿,"南低北高"的地区污染特征客观上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差异,北方地区家庭收入提高抵消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表现较南方地区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显现出环境支付意愿的差异,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群更倾向于将家庭收入转换为减轻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     

中国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脱钩的异质性及产业转型

根据现有文献,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需要将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测算,然后进行比较。本文选取了工业污染的三大来源——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每种污染源对应着一类环境密集型产业。这三种产业密集排放的污染物的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借鉴Tapio弹性分析模型构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之间的脱钩状态的分析模型,并对脱钩状态和程度的判定标准做了规定。随后,对2001-2009年四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集中排放的污染物的量之间的脱钩指数进行了测算,同时测算了各产业污染的工业产值弹性及其工业产值的GDP弹性,并对脱钩状态和程度做了判定。结果表明:三类产业的脱钩程度各不相同,其动力机制与发展前景也有所不同,因而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规制和治理措施。     

长株潭地区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变迁的实证研究

根据长株潭地区1990~2006年经济与工业污染数据,分析了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建立了二者之间的计量模型。研究表明：作为一个重化工业城市群,长株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其环境恶化程度逐步得到局部控制。其中,长沙市部分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而株洲市和湘潭市工业污染排放量与人均GDP呈“U”形特征,即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先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但随即有较大幅度的反弹。为了进一步促进长株潭地区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三地政府一方面应采取措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工业布局,另一方面,还应尝试实施"排污权交易"和"受益者支付"原则等积极的环保管理手段和政策。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区域差异研究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且随着社会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使得在经济活动对环境变化产生影响的同时,环境变化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采用构建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方法,使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考察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境污染变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方程估计.实证结果为三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但各地区的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估计结果则存在人口,资本投资,进出口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环保投资等方面的差异.表明:①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双向作用:②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分析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发展中期,经济发展模式也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向集约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但是,目前产业结构仍以能源消耗较大的工业为主。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到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脱钩,有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脱钩理论评价模式,基于脱钩指数分析目前我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1990-2007年历史数据为样本,得出结论:在一定阶段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处于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阶段。     

山东半岛城市群经济与污染重心演变特征分析

本文以山东半岛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采用2001-2010年山东半岛城市群人均GDP及污染物排放量等数据,以ArcGIS9.3为工作平台,利用区域重心模型,计算制作各指标经济重心及污染重心及其演变轨迹;多角度阐述和分析了经济与环境污染重心的时空过变化过程。结果表明:该城市群的环境污染、经济及其协调发展能力在空间上均不平衡,城市群西南城市环境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提高,应为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着力点。     

基于"脱钩"模式的低碳城市评价

由于历史及现状等诸多因素,以二氧化碳减排绝对量为基础的低碳城市评价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本研究从经济发展、物质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相互关系的视角,以"脱钩"模式为目标层,经济发展、碳排放、污染物排放与经济发展为准则层,CO2排放等8个具体指标为指标层建立低碳城市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单位GDP污染物排放降低的态势,进而表征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资源、环境变化的历史趋势并反映城市低碳建设现状.针对沈阳市的案例研究表明,沈阳市2001年至2008年总体的生态效率与资源利用效率呈现逐渐提高的态势,沈阳市现阶段的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处于"相对脱钩"阶段,与目前中国经济宏观发展态势相符合.本研究表明,"脱钩"评价模式可以避免基于污染物总量的评价模式中忽略经济发展因素而产生的片面性,可以表征中国当前经济高速发展前提下的城市低碳建设水平,为目前的"低碳城市"评价方法提供有益尝试.     

评估中国各省对环境规制策略互动的敏感性

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地方政府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及执行中存在较为普遍的策略互动。关于策略互动模式的考察已得到较多关注,但由于地区发展异质性,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权衡中的利益诉求不同,从而对邻近地区的环境规制变动表现出不同的敏感性,但该方面的研究还未得到足够重视。文章围绕经济增长、财政压力、就业压力以及产业结构等四方面异质性构建理论假说,选取实际GDP增长率、财政赤字率、失业率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值占GDP比重4种变化率指标进行实证设计。从静态和动态两个维度构建非对称空间计量模型,运用两阶段GMM方法对2004—2015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敏感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低经济增长率、低财政赤字率、高失业率或污染密集产值比重较高地区对邻近地区的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敏感性更高,且至少在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得到实证支持;在使用2SLS方法重新估计、调整敏感性指标分位数、更换环境规制指标后,结果依然稳健。环境规制策略互动模式以策略替代为主,"逐底竞争"和"逐顶竞争"均为局部现象;在同时存在"逐顶竞争"和"逐底竞争"的地区,"逐底竞争"强度大多高于"逐顶竞争";污染密集产值比重较高地区存在显著的"逐底竞争"行为,主要集中在边界邻接且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区。地区环境规制策略互动存在显著的动态变化,"十一五"期间和2014年是结构变化的重要节点,可能与中央绩效考核指标调整和环境规制强度提高相关。最后,进一步从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优化政绩考核指标,优化污染密集产业布局,推动环境治理的区域合作与联防联控、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等四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成为其招商引资的法宝。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某些优势,它们有时甚至不惜降低引资质量底线,从而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并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论文利用工业用地协议出让把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三者联系起来,并运用2004—2013年全国252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分析工业用地出让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回归来分析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引入投资项目的质量;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协议出让方式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及前期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地方财政收入、税收等均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地方政府若试图用协议出让方式增加工业用地出让面积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将得不偿失,在短期内虽然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会对地方经济和环境造成危害。为了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调整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综合当地环境状况和除经济增长外的其他社会性服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严格规范工业用地出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引资质量;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当地企业的监管,并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城市化与环境污染：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进行了扩展，选取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构建了6类环境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及控制变量间的计量模型，并运用Eviews软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4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另外2类污染物同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正U形曲线关系，目前中国大体上已经进入U形曲线的右半段，但由于地区发展差距的存在，各地进入曲线右半段的时间不同；控制变量的加入不仅改变了转折点出现的时间，而且改变了某些污染指标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U形曲线关系；贸易开放并不一定造成环境的恶化，“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不成立；产业结构变动是造成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技术进步引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能减轻环境污染压力；快速的经济增长将导致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     

中国区域污染与经济增长实证: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

考虑区域污染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双向作用机制,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8年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6类区域污染物指标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进行验证,探讨区域污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①仅工业粉尘、工业SO2与GDP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工业废水、工业固废与GDP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工业废水中污染物化学需氧量、工业烟尘与GDP存在负的线性关系,不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并非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区域污染问题就会得到全面解决。②人口规模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和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政府环保管制未能有效控制区域污染排放;加大贸易开放程度对污染排放影响有正有负;产业结构不合理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③工业烟尘、工业SO2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有反作用。现阶段,我国区域污染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反馈机制较弱,给我们敲醒了环保警钟。指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路子是我国今后的必然选择。     

湘江流域生态补偿系数定量分析

充分考虑生态补偿主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支付能力、对环境污染的贡献率,科学、公平、合理制定生态补偿标准是推动生态补偿机制实施的关键点之一。本文应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湘江流域内各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支付能力、环境污染的贡献率进行界定与定量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补偿系数,对统一的补偿标准进行修正,实现补偿标准的科学、客观、公平。     

作为我国循环经济测度的生态效率指标及其实证研究

尝试借鉴德国环境经济账户中的生态效率指标,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构建适合度量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生态效率指标。这套指标是基于GDP与建设用地、能源消耗、用水总量、原材料消耗等4个资源投入性指标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废水排放量、国内生产排放量等3个污染排放类指标生成的,包括土地产出率、能源产出率、用水产出率、原材料消耗产出率、二氧化硫排放产出率、废水排放产出率、国内生产排放产出率等7个指标。应用这套生态效率指标分析我国1990～2005年生态效率的发展趋势,发现1990～2005年各种自然输入要素的生态效率均呈现增长态势,但增长速度仅使自然输入要素与经济产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弱脱钩。其中,用水产出率增长最快,能源产出率增长最慢;用水产出率、国内生产排放产出率和土地产出率的增长速度高于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而二氧化硫排放产出率、废水排放产出率、原材料消耗产出率和能源消耗产出率的增长速度低于就业人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Estimate on spillover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etween peripheral areas

ABSTRACT

Intera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etween peripheral areas has become a central topic in the field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but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 actual impact on peripheral areas in the current literature. This paper sets out a simultaneous equation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etween China’s peripheral areas utilizing the panel data of 218 cities in China. Making use of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th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t identifies tha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between cities of China has a significant two-way spillover effect. After standardization of variables, it is found that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peripheral areas on urba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nnot be neglected. Nearly, a third of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level in a city is induced by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peripheral areas. If the indicator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peripheral areas is missing, wrong conclusions will be drawn. Therefore, government should shift the emphasi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from local to global,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rough 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regional environment.     

开展对环境无害的煤炭革命保护全球环境

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起始和发展阶段,煤炭的开发和利用逐年增多,这将造成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能源结构和能源利用方式一次新的战略变革,这种变革使资源消费型发展模式,转向资源节约模式。中国本着负责的态度,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始终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但限于发展中国家财力和技术条件有限,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建立保障环境安全和发展的国际资金机制,包括以优惠或非商业性条件转让环境保护有益的技术和提供足够的、新的和额外的资金以推动新技术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