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环境库兹湮茨曲线假说提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大量研究试图得到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具体关系。找到环境破坏逆转的拐点；但该理论仅仅是从经验出发得到的．是否具有普遍性并未得到证实。我国近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了严重环境污染问题。采用全国的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处于环境污染恶化阶段。没有证据点示我国已经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现象，但也不排除目前我国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上升阶段的可能。只有通过积极的环境政策干预才可以使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协调。     

空间依赖、碳排放与人均收入的空间计量研究

本文采用较为前沿的空间计量方法研究我国29个省区2000-2008年间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我国人均碳排放和人均收入均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群特征,特别是人均收入的空间依赖性表现出加强的趋势。②人均碳排放与人均收入呈"倒U"型曲线关系,拐点为人均收入16 953元。并进一步计算了我国各省区的人均碳排放拐点,发现各地区人均碳排放拐点在时间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性,东部地区的多数省区较早地到达拐点,而中西部地区则要经历较长时间。③城市化水平、就业人员比重和技术进步是导致我国人均碳排放量增长的重要因素。④对外贸易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均碳排放。因此,提出了大力倡导低碳生活方式、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开发低碳技术、转变贸易结构以及将地区的空间依赖性纳入到碳排放的政策制定中等政策建议。     

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活垃圾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一直持续增长下去?还是会存在着拐点?文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检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S”型,两个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6 890元和107 450元。(2)北京、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都已越过或接近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3)内陆地区除甘肃外,其余地区均已越过第一个拐点,但尚未越过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4)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75 720元,中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4 500元;西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181 795元。总体来看,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较强,政府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果较好;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还有待提高,政府应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以及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特别是西部地区环保意识还很薄弱。由此,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改变垃圾计费方式,有助于加速WKC曲线“拐点”的来临。(2)对不同地区应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3)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     

南京市经济增长与工业“三废”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选取南京市1985～2004年的经济与环境数据，运用SPSS和EXCEL软件，分析了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模拟经济因子与环境因子之间动态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南京市工业废水排放量和人均GDP具有一般相关性，并不呈现库兹涅茨曲线倒“U”模型，而是呈三次曲线的“N”型，两个拐点分别在9 000元和29 000元，这可能与产业结构转变较快有关。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与人均GDP存在显著相关性， 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模型，拐点分别在30 000元和38 000元,均提前实现拐点。此外环境政策与科技对工业废水排放量影响也较大。经济结构是影响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固体废物产量的主要因素，同时，南京市有利的环保科技政策使这两个环境指标提前实现拐点。     

山东省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污染负荷输出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1-2010年山东省环渤海4市的废水、COD、氨氮排放量3项废水污染负荷输出数据,通过与人均GDP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对山东省环渤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污染负荷输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山东省环渤海沿海地区的水污染负荷输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本符合典型的倒"U"型的EKC曲线关系。各市COD和氨氮排放曲线出现拐点的情况表明,"十五"和"十一五"期间山东省采取的一系列水环境保护政策对EKC曲线拐点的出现甚至提前出现起到积极作用。     

辽宁省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与水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辽宁省环渤海地区1999年-2010年经济和环境数据,运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原理和模型,建立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辽宁省环渤海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环渤海地区水环境污染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但其EKC曲线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主要呈显著的三次曲线特点,即工业COD曲线为"倒N"型、工业氨氮曲线为"U"型、生活COD曲线为"U"型、生活氨氮曲线为"N型";此外,生活污水排放量与人均GDP关系呈线性关系。由此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发生。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建议。     

新环境库兹涅次曲线: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2002-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模型,选取工业用水的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分别对我国31个省份进行全国以及地区分组研究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所选指标与区域分组密切相关,工业用水的绝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分别呈现"N"型、倒"U"型、"N"型和单调递增形态,工业用水的相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分别呈现倒"N"型、倒"N"型、"U"型和倒"N"型形态;②当前,就工业用水绝对指标而言,只有东部组别中的北京、天津和上海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双赢";就工业用水相对指标而言,全国组别中的北京、天津和上海,东部组别的全部省份以及西部组别中的内蒙古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强度下降的"双赢"。因此,各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等,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其次,要有效地缩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获得工业用水下降与经济增长的"双赢"。最后,给我们提供一个积极的信号:工业用水不会一直增加,在跨过某个转折点后,会出现停止增长,甚至下降的趋势。     

经济增长是否能自动解决环境问题——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内生机制结果还是外部控制结果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环境污染情况呈现先加剧后减轻的趋势。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能够内生性地自动解决环境问题,把倒U型EKC出现逆转趋势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本身,认为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环境问题能够得到自动解决。本文使用2001-2010年的数据构造了综合污染指数CPI对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先使用实际污染物排放量和处理后污染物排放量作为对比,发现在不考虑污染物处理因素的情况下,使用实际排放量得出的结果全部是线性增加的,使用处理后排放量的计量结果显示CPI与人均GDP的关系呈倒U型。然后引入产业结构、居民素质、技术进步、政府行为、外商投资、产业集中度、人口密度七个变量对传统的EKC进行补充解释,找出了哪些是主要影响因素,哪些是次要影响因素,并对东部、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和解释。结果表明,环境和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不是经济增长内生机制所致,而是诸多外部控制措施作用的结果,环境污染很难随着经济增长而自动减轻,改善环境质量要从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入手,综合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才是根本途径。     

上海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

该研究以上海市为实例，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设。分析了影响EKC路径的驱动因子。旨在为其它地区设计适当的发展战略提供参考。以便尽早跨越EKC拐点。研究采用上海市1981-2005年期间的序列数据。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解析了全市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和全市SO2排放量等4项环境污染排放量指标的演变轨迹和阶段特征。结果表明：这4项环境指标同人均GDP的拟合曲线呈现典型EKC特征，即倒U形。上海市在人均GDP5700元跨越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COD排放量这2项指标的拐点。在人均GDP11300元跨越了S02排放量的拐点（人均GDP值均为1990年不变价），烟尘排放量的拐点更低。研究还利用压力-状态-响应（PSR）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环保投资和环境管理的变化趋势。探讨了上海市EKC演变的驱动因子。结论建议：各地应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本地区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决策和环境决策，争取尽早跨越EKC拐点，实现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解耦。     

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城镇化进入加速阶段、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时期,准确把握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对于更好地解决城乡不平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城乡二元经济模型和已有相关研究,从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倒U型"关系理论假设出发,进一步理清城镇化进程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机制。为验证这一假设,以我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为例,基于2000—2018年城市尺度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城镇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空间效应分析发现,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存在较强空间溢出效应,且在核心区与边缘区均显著存在。(2)城镇化率、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财政状况、交通设施和对外开放等,都是城乡收入差距演变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基于"核心-边缘"的对比发现,不同因素效应存在差异,如交通状况在核心区效应的不显著与边缘区的显著等。(3)总体上,长江三角洲城镇化率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直接效应为"U型"、间接效应为"倒U型",且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0.842、0.648,这可能与研究期较高的城镇化率有直接联系。对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距的不同区域对比看,较为发达的核心区二者之间始终呈现"U型"关系、边缘区则为"倒U型",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的城镇化率拐点分别为0.843、0.877与0.481、0.673,但均处于城镇化率推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阶段。据此,提出进一步推动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但在此过程中应注重强化城市之间的协调,特别是消除边界壁垒以提升要素流动便捷度。     

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计量分析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描述。典型的EKC一般量倒U形。本文选取1988-2002年的山东省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横型和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与分析。通过单位GDP污染负荷模型分析发现。单位GDP的污染负荷量下降态势。这说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已产生明显成效。通过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发现．山东省的EKC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呈显着的三次曲线特点。其中,工业废水曲线为“U＋倒U”形．两个转折点的理论计算值分别为3416元和9975元。废气与固废曲线近似于倒U形EKC的左半部分．尚来到达转折点。由此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发生。除了收入因素。影响山东省EKC的因素还有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政策、工业化进程等。     

城市大气污染物排放与产业发展关系研究——基于杭州市EKC曲线的实证分析

以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为基础,选取杭州市1995-2012年环境和经济数据,构建大气环境与经济发展库兹涅茨模型,分析杭州市大气环境和经济发展的曲线特征。结果表明,1995-2012年杭州市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与人均GDP之间呈"倒U"型关系,工业二氧化硫与人均GDP呈"倒N"型关系,产业结构调整、环保资金投入和环境管理的加强使杭州市大气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趋于缓和。     

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测算及成因探析

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测算了1989 -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利用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数据,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基础性原因,并且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仍有扩大的趋势,至今尚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迹象.然后,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效率角度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结构性成因.研究认为,高污染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过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方面的成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和高耗能产品增长过快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能源结构成因；能源效率低下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技术性成因；资源能源价格长期偏低和法律法规滞后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制度性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出技术创新、健全市场机制、完善环境法规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     

动态演进的倒“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刻画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工具,然而学者们基于样本的客观异质性,对于EKC的倒"U"型假说仍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为了在异质性条件下探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EKC的形态差异,并在深入挖掘异化根源的基础上,以动态视角审视EKC的趋同属性,本文主要从传统EKC模型入手,研究不同发展程度经济体的EKC动态演进的趋势,以把握我国环境与经济联动的内在关系。文章采用30个经济体1991—2015年间易扩散污染物的数据,使用变异系数法构建了综合大气污染指标,并从发展水平和发展结构两个维度构建了经济体的发展度指数;在明确了低发展度国家传统EKC形态线性递增的基础上,将异质性因素引入模型并基于随机前沿成本模型分阶段检验了不同发展度经济体污染物排放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动态变化关系以及异质性因素对于不同经济体的作用效果。结果显示:①尽管不同发展度国家不同时期EKC的形状仍有差异,但都呈现出倒"U"形态,表明倒"U"型EKC的普遍存在性;②样本期内,虽然不同经济体EKC的拐点差异较大,但都表现出随时间由右上向左下移动的动态趋同趋势;③不同的外部因素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差异较大,甚至同一因素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作用程度也存在着显著差异。这表明低发展度国家EKC具备改进的潜力,也说明环境改善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多重客观异质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目前应当根据自身特点,从升级产业结构、创新绿色技术、转变能源结构、提升开放质量、建设绿色城镇等角度促进减排,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     

政府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再检验

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的主体,致力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协调。将环境规制作为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不仅决定了计量方法的选择,甚至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影响机制和实际规制效果。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基于2006—2014年中国287个地级城市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废水各项指标为例,分别选择城市废水排放总量、单位工业产值的废水排放量与工业污水集中处理率作为环境规制指标,考察了中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规制指标均具有显著内生性,且不同指标呈现不同的内生影响机制。总量排放规制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线性正相关,而单位工业产值污染排放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原因在于,就城市层面而言,单纯的总量约束仍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迁移或改变对生产要素的选择;而对单位产值排放和集中处理率的约束则是直接指向企业的技术改进。环境规制的内生性及不同的影响机制为城市优化环境规制策略提供了思路。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注重规制措施的传导机制并加强经济和环境政策的相互配合,不同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在总量污染与单位产值污染规制间做出选择。已跨越拐点的东部发达城市,其经济产出的增加不再单纯依靠高排放,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着重控制总量污染;未跨越拐点的中西部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产出增加依靠各种要素的投入,应该着力于尽可能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提高生产的绿色化程度。     

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基于广东省1995-2013年的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验证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EKC"倒U型"曲线,并运用VAR模型进一步考察它们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结果表明:广东省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经济增长确实存在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进入转折期;而VAR实证结果则验证了EKC结果,并发现面源污染对经济发展具正向影响,而负向效应较滞后。因此,要重视农业面源污染对经济增长的负作用,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宣传和治理力度,提高农户生态环保意识。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区域差异研究

由于经济增长导致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且随着社会对环境质量要求的提高,环境已经成为经济社会的重要稀缺资源,使得在经济活动对环境变化产生影响的同时,环境变化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采用构建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方法,使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6类环境指标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来考察国内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环境污染变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方程估计.实证结果为三地区的人均收入与环境污染变量之间均存在协整关系,但各地区的产出方程与污染方程的估计结果则存在人口,资本投资,进出口贸易额,外商直接投资,环保投资等方面的差异.表明:①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存在双向作用:②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存在着显著的区域差异.     

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4-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通过熵值法计算得到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环境投入产出模型对中国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从地区角度来看,意味着我国财政分权度高的东部地区拥有充足的环境治理资金,从而可以有效控制并减少环境污染。此外,随着东部地区大部分污染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环境污染排放量进一步减少。与此同时,财政分权度较低的中西地区财政资金相对匮乏,企图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发展经济会因为高负荷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而难以实现。从环境污染性质来看,研究发现前一期污染排放与当期污染排放呈正相关,即环境污染是一个连续、累积的过程,而合理的财政分权可以促使当地政府及时治理当期污染,从而避免环境污染的"棘轮效应",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也相应影响了环境污染排放。研究表明,扩大出口会加速环境污染排放,而增加进口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排放。因此,引进国外先进的最终产品不仅可以替代国内生产的污染,而且其带来的技术效应与示范效应会加快出口部门转型,推动绿色生产。研究还发现,消费并不会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增加,因此不能"因噎废食"地抑制消费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此外,资本存量的增加将促进环境污染排放,并且资本投入比重变化的速率与环境污染呈倒U型关系,地方政府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资本增长速度。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     

中国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脱钩的异质性及产业转型

根据现有文献,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需要将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测算,然后进行比较。本文选取了工业污染的三大来源——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每种污染源对应着一类环境密集型产业。这三种产业密集排放的污染物的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借鉴Tapio弹性分析模型构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之间的脱钩状态的分析模型,并对脱钩状态和程度的判定标准做了规定。随后,对2001-2009年四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集中排放的污染物的量之间的脱钩指数进行了测算,同时测算了各产业污染的工业产值弹性及其工业产值的GDP弹性,并对脱钩状态和程度做了判定。结果表明:三类产业的脱钩程度各不相同,其动力机制与发展前景也有所不同,因而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规制和治理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