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环境库兹涅次曲线: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2002-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模型,选取工业用水的绝对指标和相对指标,分别对我国31个省份进行全国以及地区分组研究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①工业用水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和所选指标与区域分组密切相关,工业用水的绝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分别呈现"N"型、倒"U"型、"N"型和单调递增形态,工业用水的相对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分别呈现倒"N"型、倒"N"型、"U"型和倒"N"型形态;②当前,就工业用水绝对指标而言,只有东部组别中的北京、天津和上海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下降的"双赢";就工业用水相对指标而言,全国组别中的北京、天津和上海,东部组别的全部省份以及西部组别中的内蒙古获得了经济增长与工业用水强度下降的"双赢"。因此,各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要注意产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等,提高工业用水效率。其次,要有效地缩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差距,获得工业用水下降与经济增长的"双赢"。最后,给我们提供一个积极的信号:工业用水不会一直增加,在跨过某个转折点后,会出现停止增长,甚至下降的趋势。     

安徽省用水网络管理与关键区域界定

基于2005~2016年安徽省16个城市的用水量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方法刻画了区域用水空间关联的网络结构特征，并进一步对水资源管理重点区域进行了筛选。研究发现：安徽省域内的用水联系紧密，不存在孤立的城市节点，样本考察期内，区域用水空间关联的网络密度有所下降，但呈现为等级森严的网络结构；个体网络特征表现出明显的“极化效应”和“马太效应”，合肥、马鞍山和芜湖具有较高的度数中心度、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主导着关联网络中水资源的流动和溢出；目前安徽省区域用水网络处于多核心阶段，且由初期的合肥和马鞍山-芜湖-铜陵双核驱动模式逐步演变成以阜阳、合肥和马鞍山-芜湖-铜陵为三大增长极的空间稳定格局。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效应分析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离不开水资源的支撑,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约束力将成为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关键因素。基于资源约束理论,本文以空间溢出作为研究视角,在进行严格假设检验的基础上选取合适的空间计量方法,构建城镇化进程的水资源约束模型,并利用1998—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强度进行测算。结果表明:水资源对长江经济带的约束效应较为明显,由于水资源的约束,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进程的速度比没有水资源约束时下降0.6%。依据各地区的测算结果,可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分为无约束型、中约束型和强约束型三类。其中上海和浙江城镇化发展进程没有受到水资源的约束;江苏、重庆和云南的约束强度大于0.5%,属于强约束型地区;剩余地区的约束强度位于0~0.5%之间,属于中约束型地区。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区呈现为水资源中约束型特征,且集中分布在上中游地带,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此外,不考虑空间自相关性的普通面板计量模型估计出的水资源约束强度略高,说明遗漏空间效应会导致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水资源约束效应判断出现较大的偏误,同时反映出通过引导区域间的区域协调发展能够降低水资源对城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研究进一步认为,即使在水资源禀赋优良的长江经济带地区,城镇化进程也受到水资源约束,这种现象值得其他地区警惕和防范。因此,在制定节水政策时,要充分发挥区域间的空间联动效应和统一协作能力,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缓解水资源对城镇化进程的约束效应。     

地区差异下城镇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但是在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城镇化进程也给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文章利用非线性门槛模型分别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中各相关因素对于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进行分析,发现城镇化对环境影响具有区域阶段性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环境与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经济等因素间存在多种非线性关系。建议中、西部地区在发展中可借鉴城镇化过程较完备的东部地区,因地制宜,合理调控产业结构,重视生态环境状况,做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陆域产业结构演进对海洋环境的动态影响研究——以长江流域与东海沿岸地区为例

以往研究已经证明海洋经济发展中产生的污染对海洋环境质量的变化没有显著性影响,海洋污染物的主要来源是陆地,海洋环境与陆域经济之间存在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关于陆域产业结构演进对海洋环境影响的研究非常少见,加深该研究对推动海洋环境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VAR模型和Tapio脱钩模型,研究2001～2017年间长江流域和东海沿岸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东海海域的海洋环境的动态冲击,借助它们的脱钩状态证实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陆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有利于海洋环境改善,其原因包括产业间优势地位的更替和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陆域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发展存在波动性,导致它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不够显著;一部分海洋污染物可以通过海水自身的净化能力而消解,残存污染给海洋环境带来了不利影响。(2)在2002～2017年,东海的海洋环境与长江流域和东海沿岸地区的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分别表现为"大幅变化-稳步变化-脱钩持续"、"剧烈变化-起伏波动-脱钩持续"的脱钩变化规律,该脱钩分析结果证实了陆域产业结构演进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城镇化进程中用水量增长的门槛效应与动态作用机制分析

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21世纪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各方面的转变,成为拉动用水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收入、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变化,使得城镇化并非表现为线性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用水量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增长特征。本文首先对我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进行统计分析,从地区层面直观描述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的变化特征,然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城镇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人力资本、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用水量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影响的门槛点并分析阶段性变化特征,最后结合PVAR模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门槛回归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别以城镇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越门槛点后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弹性系数分别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和先降后升的正"U"型变化趋势;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化量,城镇化对用水量的拉动作用则不断减弱。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城镇化对用水量具有长期且稳定的正向冲击,而居民收入和人口年龄结构对用水量的正向冲击则逐渐收敛于零,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对用水量均具有负向冲击,且人口密度的负效应不断增强,而人力资本的负效应不断减弱。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用水量的增长受自身的影响较大,除年龄结构外,人口密度、居民收入、人力资本和城镇化也具有小规模的贡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