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研究

农业产业扶贫是激发贫困地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农户稳定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多维贫困分析,建立一个"精准识别-农户参与-影响效果"的多维贫困瞄准分析框架,并提出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在此框架下,可首先使用多维贫困方法进行贫困农户识别,在多维贫困农户分组基础上分析农户参与状况,并分析参与层面的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然后基于多维贫困农户分组,使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评估扶贫政策或项目对不同组农户的影响效果差异。在分析框架应用中,使用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四省(直辖市)贫困地区989个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研究发现:(1)在农户参与层面,多维贫困农户与非多维贫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扶贫的比例相近,但非多维贫困农户户均获得补贴金额总体上高于多维贫困农户;(2)随着维度临界值逐渐增大,农业产业扶贫的一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变小,二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增大,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3)在影响效果层面,农业产业扶贫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农户种植业投入和收入的增加,但其影响仍存在异质性,深度贫困户参加农业产业扶贫并没有明显促进其种植业总收入和种植业纯收入的增加。为提升农业产业扶贫的效果,针对贫困维度数量较少农户,应加强农业技术服务,提供农业产业扶贫贷款,合理选择产业,发展农业保险。针对深度贫困农户,应探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农村集体的组织联系作用,探索要素入股方式,改善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     

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该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理论延伸到农户生计系统的研究中,利用在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获得的900多个调研样本,借助系统工程学中的空间向量法从普遍恢复力、特定恢复力两个维度对农户生计系统的恢复力进行量化分析。采用A-F方法从教育、健康以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测度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应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1)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0.207 5)显著低于本地户(0.255 9),处于生计重建过程中的搬迁户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2)提升生计多样化程度成为贫困地区农户抵御风险的重要策略,但同时伴随有生计转型风险。(3)生计恢复力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但其边际效用会随着生计恢复力跨越阈值而进入"瓶颈期"。普遍恢复力的减贫弹性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而特定恢复力在跨越阈值前会削弱普遍恢复力的减贫效用,对多维贫困呈现出正向影响。需要通过正向干预手段避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4)尽管易地扶贫搬迁的帮扶措施在生计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搬迁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的门槛值(0.247 6)较本地户(0.321 5)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建议:充分认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在消灭社会环境不公、完善社会保障、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造多元就业机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农户生计内卷化的"魔咒",从根本上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     

农村人口动态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

能力贫困、动态贫困、多维贫困更符合贫困的本质和走向,本文利用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农村平衡面板数据,运用Biprobit模型基于个人层面可行能力和主观福利感受分析农村人口多维贫困状态持续与转变。结果表明:农村人口年龄、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受教育程度、绝对收入、社会地位及相对收入等均对农村人口持续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从事农业活动时间、区域差异、年龄、相对收入、户籍和绝对收入均对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产生显著影响。农村人口从事农业活动的时间越长,持续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高,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东部、中部、西部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较高,而东部、西部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较低。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越高,农村人口发生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越低。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相对收入较低的农村人口易于陷入多维贫困,然而相对收入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的作用不明显。社会地位对农村人口持续性多维贫困产生消极作用,却对陷入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显著。主要研究结论:打破"持续多维贫困"恶性循环应从"小处"着手,以"输血"为主,"走进去"识贫,"走出来"脱贫;防范农村人口陷入多维贫困应从"大局"着眼,把发展和消除不平等作为解决多维贫困的根本途径,引导"脱贫"和防范"返贫",提能力避返贫,新思路促扶贫。精准扶贫机制要建立在契合贫困本质的贫困标准上,找准"贫根",寻共性扶贫,诊特性脱贫。     

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农户脱贫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而恢复力概念为贫困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利用抽样调查的321户家庭问卷数据,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体系,从农户家庭结构分类出发,采用探索性统计和主成分分析判定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缓冲力资本、贫困恢复力差异,运用多层次模型探究农户家庭因素(生计、人口)与贫困恢复力内在结构效应。研究主要结论:1研究区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资本积累水平低;2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个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劳动力、交通条件、社会资源等;3高质量劳动力人口结构以及合理多样化收入方式的生计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才具有正向效应。最后,针对研究区农户家庭结构贫困恢复力差异和关键影响因子,提出相关恢复力建设对策。     

基于3D理论与SEM的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的耦合机制

为获取连片特困地区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程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运用路网-栅格集成法的加权时间成本距离模型对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进行测算，构建了基于“3D”理论的空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获取了二者的空间耦合机制，并以滇西边境山区为例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滇西边境山区各贫困县（区）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且邻近效应突出，骨干路网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困县域的县外可达性水平；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发生率呈现中心发散、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贫困程度的改善与地均GDP、市场距离、产业距离、交通分割、贫困分割呈正向相关，与地均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区域空间贫困程度与交通可达性的耦合强度为023，呈显著负向影响。通过提升可达性水平和县域间通达程度，可为扶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脆弱性能够更为全面反映贫困地区农户的福利状态。采用预期贫困的脆弱性测量方法,在1 274元和2 300元两条贫困线下,首次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农村贫困监测调查53 271个农户微观数据对贫困地区农户脆弱性进行测量,描述了脆弱农户的家庭特征和社区特征,分析了不同地形之下汉族和少数民族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1 274元和2 300元贫困线下,农户陷入未来贫困的平均可能性分别为15.20%、49.49%。脆弱性测量和贫困测量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随贫困线标准提高,脆弱性测量与贫困测量的不一致程度增大。高度脆弱农户具有较大家庭规模、人力资本不足、病人数量多、抚养比高、资产价值少的家庭特征,且更可能分布在山区、革命老区县、陆地边境县和少数民族聚居村等特殊类型贫困地区。不同类型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但冲击性事件是主要影响因素。当年有建房或买房、有婚丧嫁娶大事、有子女上大学、有大病治疗情况、旱灾等冲击性事件是各个地区农户脆弱性的共性影响因素,家庭规模、人力资本状况和房屋价值也是影响农户脆弱程度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第一,应将贫困测量和脆弱性测量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贫困瞄准;第二,未来扶贫政策制定中更应关注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的农户;第三,在贫困标准提高的情况下,减贫的同时还应注重降低农户的脆弱性,重点是减小冲击性事件对贫困农户福利的影响。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边疆农村贫困

区域贫困是世界各国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在我国农村贫困现象主要表现在连片特困区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边疆地区农村贫困在地理和人口的分布上更加突出,就其产生的维度而言主要体现在社会发展落后与地理条件恶劣两大方面,边疆地区特别是与外界接壤区域社会、经济、人口等背景尤其复杂,使得边疆农村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贫困发生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当前统筹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时代特征密切相连。当前中外研究区域农村贫困的文献较多,从内容角度来看更多的是割裂区域社会发展与地理条件之间的联系,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偏重于整体定量分析,本文通过2006-2012年新疆边境贫困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面板数据,采取面板分位数条件回归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边境县市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贫困发生,研究结果显示:1模型整体分析表明,一线居民守边、农业产值比重等社会发展因素对农民增收和减贫都有显著作用,教育年限、扶贫资金因素显著减缓农村的贫困。平均海拔、人均林地和矿产资源等地理条件因素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和农村贫困,但作用方向不完全一致。2不同分位数点回归分析表明,不同分位数点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譬如扶贫资金在0.75,0.9高分位点对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对贫困减少的作用更大,以及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减贫效应更显著。3从社会发展和地理条件两大维度结合上分析,社会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消除区域不利地理条件的贫困效应。为此本文提出边疆农村的脱贫工作要因地制宜和有针对性,避免盲目性和一刀切,从而跳出"扶贫陷阱"的怪圈。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易地扶贫搬迁减少了贫困脆弱性吗?——基于8省16县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研究的PSM-DID分析

易地扶贫搬迁将生存环境差、生态环境脆弱、不具备基本发展条件区域里的贫困人口搬迁至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方,以期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居住在不适宜生存发展区域的农民通常面临着较高的脆弱性,未来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而难以脱贫。由于易地扶贫搬迁不具备短期增收的效果,那么从脆弱性的视角关注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既是贫困静态研究向动态研究转变的一次尝试,也有助于合理评估易地扶贫搬迁的政策效果。为此,本文基于8省16个贫困县的易地扶贫搬迁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采用1 688个两轮微观农户调查的面板数据,利用PSM-DID实证检验了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易地扶贫搬迁降低了农户的贫困脆弱性,这意味着易地扶贫搬迁是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自然禀赋所导致的贫困。本文进一步分析了易地扶贫搬迁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机制:(1)易地扶贫搬迁将农户搬离恶劣的自然禀赋区域,并改善与农户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条件,使农户积累足够的生计资本,并改善其生计资本结构。(2)易地扶贫搬迁使生计方式发生转变,一方面实现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增加了住房和生活成本,并重构了社会网络关系。研究结论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也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1)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区域需要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力度,从根本上破解自然禀赋的束缚。(2)强化搬迁的配套政策,保障搬迁农户生计得以改善,从而实现稳定脱贫。     

易地扶贫搬迁户的识别:多维贫困测度及分解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贫主要实现途径"五个一批"工程中的重要举措之一,有效识别易地扶贫搬迁户及其特征既是贫困研究的基础理论问题,也是扶贫实践中精准帮扶的重要依据。但由于识别方法欠缺和工作偏差问题,有效识别搬迁户成为现实难题。本文从家庭禀赋、生态环境、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这三个维度构建了易地扶贫搬迁户识别的多维指标体系,根据扶贫搬迁户的特征差异,将搬迁农户分为家庭保障型、环境生存型和自我发展型三个类型,利用8省16县2 185户已纳入搬迁计划的农户样本,检验了多维指标体系下的扶贫搬迁户的识别情况,并采用回归分解方法分析了不同指标对识别准确率的贡献度。研究发现:(1)搬迁对象的识别存在一定比例的漏进,其中陕西、四川和云南三省搬迁农户的识别漏进比率最高,漏进的类型主要是自我发展型;(2)学校可及性、集市可及性、地理条件、医院可及性、人均耕地面积是对准确识别搬迁户的贡献度最大的五项指标。(3)现行搬迁目标并非完全由于生态恶劣而"非搬不可",部分农户受制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条件的不足而被纳入了搬迁群体。本文所构建的扶贫搬迁户识别的多维指标体系,既为提高扶贫搬迁的瞄准效率和实施有针对性的配套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也为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效果评估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化的视角。相关研究结论为后续扶贫搬迁工作提供了一些启示,扶贫搬迁项目需要重视搬迁对象的识别工作,并注意在部分自然条件尚可的区域,可以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的途径替代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中国西部地区生态扶贫策略研究

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也是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但与东中部地区的收入差距却在不断的扩大.同时,随着全国贫困人口绝对规模的减少,贫困人口的分布进一步向西部地区集中,生态环境在诸多致贫因素中越来越突出.文章从西部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空间分布的关联性以及地区贫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等方面深入解析了西部地区贫困和生态环境互为因果的耦合机理;分析了当前西部地区扶贫开发面临的生态环境、资金、人力资本、管理体制等方面的严峻挑战;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概念和基本内涵,即:生态建设与扶贫开发同步进行,生态恢复与脱贫致富相互协调;设计了原地扶贫和离地扶贫两大生态扶贫模式,并提出了不同生态扶贫模式的特点、实施范围和基本内容.原地扶贫通过创造生态管护就业岗位,发展当地特色生态绿色产业体系,实现贫困人口在当地就业,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同时,通过拓展整村推进和本地教育工程,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能力.离地扶贫则以生态移民为主,并结合城镇化战略,引导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城镇和东部沿海地区转移,通过异地就业、生活实现脱贫.最后,提出了实施生态扶贫战略的相关政策建议,包括以教育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开发,以特色农副产品开发、特色生态旅游和绿色品牌建设为核心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以及以生态移民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为核心的制度建设创新等.     

中国农村贫困的测度与模拟:1995-2003

本文介绍了基予GQ Lorenz曲线的参数方法测度贫困的基本原理，测算了1995—2003年中国农村贫困状况，重点对贫困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不同贫困线的模拟分析表明：各贫困指标对贫困线较小的移动具有较商的敏感性，其政策涵义是扶贫不应当只注意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且也应当注意陷入贫困风险商的家庭。贫困分解的模拟分析表明：不仅收入与贫困发生率有关，而且分配不合理却增加了贫困的深度和强度，其政策涵义是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应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贫困人口的收入及其分配上。     

浅析五大发展新理念下的连片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路径

本文解读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新理念的内涵,从如何调动脱贫攻坚积极性、统筹平衡扶贫资源、筑牢脱贫攻坚的生态屏障、拓展精准扶贫资金渠道、释放扶贫成果红利等方面分析了精准扶贫与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契合性,以秦巴边片特困地区为例,从重视制度创新、注重多元关系、强化生态保护、拓展脱贫空间、促进红利释放五个方面阐述了五大新发展理念下指导下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路径。     

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与农户贫困脆弱性

运用陕西省秦巴山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基于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内生转换回归模型,解决了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异质性等问题,对农户的社会资本、收入多样化和农户贫困脆弱性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在反事实假设的基础上估计了收入多样化和收入专业化对贫困脆弱性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收入多样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贫困脆弱性有显著负向影响,社会资本每增加一个单位,贫困脆弱性下降7. 95%。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其中,当收入多样化农户选择采用收入专业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下降0. 135 9,当专业化农户选择收入多样化时,贫困脆弱性将上升0. 114 8。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社会资本能够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因此在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精准扶贫时,应注重农户社会资本培育,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民日常生活娱乐,充分重视非正规风险承担网络有效降低贫困脆弱性的作用。(2)正规风险制度的不完善会促使农民选取收入多样化来抵御风险,但就长期来讲收入多样化并不能帮助农民有效脱贫。因此,政府应加强正规风险制度的培育和建设,注重提升农户抵御风险的能力,降低收入多样化在贫困地区的保险功能。(3)相较于收入多样化,收入专业化有助于降低未来发生贫困的可能性。政府应针对当地资源经济特征,落实和推进"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逐步形成专业化生产格局,建立起产业扶贫的长效机制。通过加强农户技术培训,提升农户技能型人力资本,使其持久性地融入产业化扶贫项目中,提高内生性生计能力,实现永久性脱贫目标。本文的研究对于帮助农户有效脱贫,实现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     

秦巴山区农户贫困动因识别及精准扶贫满意度调查

精准扶贫对广大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苦生活、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文章通过采用问卷调查法对陕西南部两贫困县农户的贫困动因,及其对于精准扶贫的满意度状况进行了调研。研究发现:导致两地农户贫困的主要外因是经济模式单一、产业增收渠道不够广,首要致贫内因是缺乏一技之长。两县贫困农户对于政府精准扶贫工作在识别、帮扶等方面的满意度较高,但对于目前的精准扶贫监督情况不甚认同,参与度较低。两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扶贫合力不足、农户参与度低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上述发现,从优化乡村环境、完善工作机制、深化产业创新、增进农户参与四个方面提出推进精准脱贫工作的建议。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基于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2020年后,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彻底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且覆盖范围和贫困维度更广,致贫因素更复杂,将影响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文章基于多维相对贫困理论,从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视角出发,以贵州省天柱县5 502户样本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尝试划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识别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深度剖析致贫原因及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较深,差异性较大,其中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低,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2)运用Dagum基尼系数验证了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中位数的60%识别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更具合理性,其中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达到56.00%,其次是传统务农型和兼业型农户,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低,仅为2.46%。(3)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外源滞后型为主,外出务工型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滞后型为主,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外源滞后型为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构建“一个中心三个着力点”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双核心双动力”外出务工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N+1”兼业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和“三管齐下”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     

中国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是我国精准扶贫的重点攻坚对象,推动该区农民增收与稳步脱贫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重大。基于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测度指标,综合运用空间分类与空间滞后、误差模型分析2000—2014年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667个县域农民收入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得到以下结论:(1)2000—2014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民收入不断增加,但各个片区间的差距明显,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更是差距显著。总结而言,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较,其绝对收入差距逐渐增加,而相对收入差距表现出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2)从其空间特征来看,2000—2014年农民收入的空间分异与其贫困县集中连片分布形态的相似度较高,总体呈现出以低收入与较低收入水平区连片集中分布,较高收入与高收入水平区呈零星分布的分布特征,且随时间变化很小。长江上游贫困片区与环首都周边的贫困县农民收入较低且集中,在当下推进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两大战略稳步实施的形势下,促进这些区域经济的稳步发展会直接影响到两大战略的成效。(3)从参数估计的结果来看,耕地资源基础、粮食产出效益是影响片区内农民收入的主要因素;中心城市综合实力较弱与交通落后,导致其对贫困县的经济带动作用有限;提高城镇化水平,加快城镇化进程对农民收入产生重要的正向作用;加强高素质人才队伍的引进,发挥其经济创造价值对贫困县农民的增收有比较重要的促进作用;人口迁移因子对农民收入的作用也比较显著,推动部分环境恶劣的片区农民整体外迁是减贫的一条重要途径。     

IFAD中国项目精准脱贫绩效评价:基于农民人均收入视角

基于课题组在7省区1 356农户的调查问卷数据,采用双差分析模型对IFAD项目的扶贫绩效进行了测度;选用人均纯收入作为贫困代理指标,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项目干预的净效应进行了分析,分别采用核匹配和半径匹配(0.001)方法测算了项目的干预效果,定量评价了联合国IFAD中国项目对项目区受益人精准脱贫的实际贡献。研究结果显示:1IFAD项目脱贫效果显著:IFAD项目的实施对项目区贫困农户脱贫率的净贡献为18.71%,由于IFAD项目实施而摆脱贫困的受益人总数达到80.746万人,其中直接受益人46.113 7万人,间接受益人为34.632 3万人;2从收入结构来看,IFAD项目干预对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增长的影响最大:采用Di D、包含控制变量的Di D、加权最小二乘Di D和PSM方法分析的结果显示,IFAD项目实施使项目受益人的种植业收入人均增长了1 031.15元,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3从家庭特征来看,市场便捷程度和户主学历对IFAD项目干预效果的影响最大。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旨在提高IFAD中国项目脱贫绩效的政策建议:1应充分发挥联合国IFAD项目精准脱贫的示范效应;2加快贫困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以优化贫困户的收入结构;3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道路和教育等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