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SVAR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

脱贫人口返贫率偏高是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应该仔细考察农村贫困发生率、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对政府干预行为的跨期响应,从而动态地而不是静态地评价政府减贫行为绩效.本文将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与扶贫政策一起纳入减贫分析框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模型,以弥补现有文献用多变量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单方程模型回归分析的局限,从SVAR模型中获得结构冲击响应函数,动态地评价政府行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表明,目前的政府行为,无论是普惠式的农村农业发展政策,还是瞄准贫困人口的扶贫政策,对农村贫困的政策干预都没有形成持久的影响,冲击响应衰减很快.为了降低脱贫人口返贫率,政府减贫政策的目标应定位于提升贫困人口的自身发展能力,扩展贫困人口参与经济增长的机会,使经济增长成为他们获取稳定收益的源泉.     

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及能力建设研究

在扶贫开发新阶段背景下,用多维贫困测度法更能刻画贫困家庭状况,符合现阶段精准识别和精准扶贫的要求。基于云南省四大连片特困区家庭入户调查数据,利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质量和社会资源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测度,并从政府社区内部项目资源管理能力、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三个方面对连片特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个片区均在很高程度上存在教育贫困,基本义务教育得不到保障,由教育问题也带来了社会资源获得方面的能力不足,受传统思想束缚,接受新事物和新发展模式的难度大,随着贫困维度的提高,健康问题逐渐替代教育问题,成为农村家庭陷入深度贫困的主要原因;四个片区的贫困发生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升高而下降,中等维度上的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滇西边境片区和迪庆藏区贫困主要发生在中低维度,石漠化片区和乌蒙山区在中高维度的贫困指数较高。此外,研究发现多维贫困指数与其贡献率并不相符,这是因为贫困人口数量不同所致,滇西边境片区是四个片区中贫困人口最多的片区,虽然不是贫困最为深度的地区,但是在扶贫资源分配上,也要综合考虑人口权重这一指标。从影响多维贫困发生的因素研究中发现农户扶贫项目参与能力和政府资源项目管理能力的提升可以显著降低多维贫困发生率;农户自我发展能力中,家庭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越多、家庭人口中少数民族人数越多,农户越容易陷入多维贫困,而家庭中初中以上人口数和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农户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越小。根据研究结论,从提高农户能力建设、社区能力建设和政府能力建设三方面为农村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提供政策参考。     

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1998-2011北大核心CSSCI

该项研究目的在于探究退耕还林背景下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相对贫困的动态变化趋势、原因及其解决办法。以人均总资产作为农户年收入和资源禀赋拥有状况的代表指标,以贫困发生率H,贫困缺口指数I,Sen指数,FGT2指数作为贫困状况分析的指标体系对吴起县农户1998-2011年的人均总资产以及相对贫困状况进行了分析和测算,并通过考察贫困群体内部特征以及吴起农村整体和贫困群体的基尼系数对相对贫困动态变化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了探究。研究发现:退耕还林实施前后,吴起农户人均总资产持续增加、农村产业结构正在改进、农民资产偏好正由持有储蓄转向持有固定资产变化;而吴起农户相对贫困的动态演化呈现先减少后增加的"U"型变化趋势,相对贫困的广度、强度和深度也都呈现类似变化;贫困的主要表现形式为贫困群体相对人均固定资产产值较低;贫困动态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吴起农村整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而贫困群体内部人均总资产水平过于平均,缺乏发展动力是贫困群体经济难以改善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文章给出了应该适当加大贫困群体内部收入差距,分阶段实施扶贫计划,提高贫困农户自身能力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政策建议。     

中国相对贫困测度与城乡差异

中国在2020年完成现行贫困标准下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然而,以发展差距为特征的相对贫困问题依然存在,通过降低不平等、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来治理相对贫困问题,对推动中国城乡融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该研究研究地区发展差异和不平等对中国弱相对贫困标准构建的影响,并对不同地区层次和不同贫困标准下的中国相对贫困分布状况进行测算和比较分析,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相对贫困标准构建框架,最终使用Shapley分解和Fairlie分解两种方法对中国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相对贫困与不平等密切相关,但最终决定于各地区具体的收入分布形态。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对相对贫困线的设定和相对贫困的分布都具有显著影响。中国农村地区相对贫困和不平等程度均高于城镇地区,不论是使用全国统一的还是城乡分设的相对贫困线,农村地区将依然是中国未来扶贫的主战场。收入、工作、生活质量、户主教育和省份是城乡相对贫困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其中,收入和工作解释了2018年城乡相对贫困差异的49.88%,生活质量和户主教育分别解释了10.41%和9.28%。但是不平等和生活成...     

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研究

农业产业扶贫是激发贫困地区农户内生发展动力、实现农户稳定脱贫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多维贫困分析,建立一个"精准识别-农户参与-影响效果"的多维贫困瞄准分析框架,并提出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的概念和测量方法。在此框架下,可首先使用多维贫困方法进行贫困农户识别,在多维贫困农户分组基础上分析农户参与状况,并分析参与层面的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然后基于多维贫困农户分组,使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评估扶贫政策或项目对不同组农户的影响效果差异。在分析框架应用中,使用湖南、湖北、重庆和贵州四省(直辖市)贫困地区989个农户调研数据分析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研究发现:(1)在农户参与层面,多维贫困农户与非多维贫困农户参与农业产业扶贫的比例相近,但非多维贫困农户户均获得补贴金额总体上高于多维贫困农户;(2)随着维度临界值逐渐增大,农业产业扶贫的一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变小,二类瞄准数量缺口逐渐增大,多维贫困瞄准数量缺口总体呈现下降趋势;(3)在影响效果层面,农业产业扶贫总体上显著促进了农户种植业投入和收入的增加,但其影响仍存在异质性,深度贫困户参加农业产业扶贫并没有明显促进其种植业总收入和种植业纯收入的增加。为提升农业产业扶贫的效果,针对贫困维度数量较少农户,应加强农业技术服务,提供农业产业扶贫贷款,合理选择产业,发展农业保险。针对深度贫困农户,应探索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发挥农村集体的组织联系作用,探索要素入股方式,改善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效果。     

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动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要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扶贫任务依然艰巨。在传统扶贫政策的效力日渐式微的情况下,我们亟需探讨扶贫政策的新方式,也需要更深入挖掘政策能有效作用于贫困人口的传导机制和途径。本文认为,邻里效应是一种通过影响贫困者行为进而影响贫困动态的传导机制之一。基于此,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91-2011年共8年的面板数据,使用非线性的两阶段面板Probit模型,研究邻里效应作用下的人口流动与中国农村贫困的动态变迁。结论显示,邻里效应对个体的流动决策与贫困的动态变迁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力,即村中人口流动状况对个体决定是否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只有当村流动人口比例超过某个临界值时,个体才会选择流出,且人口流动会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村级或家户的贫困程度越高,个体流出的可能性越低。进而,邻里效应传导作用下的低人口流动和高贫困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了地区贫困的持久性与贫困聚集现象。因此,政府在实施传统扶贫政策时,需要充分利用邻里效应的作用,将贫困者行为选择纳入到一个正向的循环加强机制中,使得个体走出持久性贫困和地区跳出贫困陷阱。     

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边疆农村贫困

区域贫困是世界各国贫困问题的新特征,在我国农村贫困现象主要表现在连片特困区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边疆地区农村贫困在地理和人口的分布上更加突出,就其产生的维度而言主要体现在社会发展落后与地理条件恶劣两大方面,边疆地区特别是与外界接壤区域社会、经济、人口等背景尤其复杂,使得边疆农村社会发展、地理条件与贫困发生的理论研究和我国当前统筹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时代特征密切相连。当前中外研究区域农村贫困的文献较多,从内容角度来看更多的是割裂区域社会发展与地理条件之间的联系,从研究方法上看主要偏重于整体定量分析,本文通过2006-2012年新疆边境贫困县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条件的面板数据,采取面板分位数条件回归方法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地理因素如何影响边境县市农民收入水平和农村贫困发生,研究结果显示:1模型整体分析表明,一线居民守边、农业产值比重等社会发展因素对农民增收和减贫都有显著作用,教育年限、扶贫资金因素显著减缓农村的贫困。平均海拔、人均林地和矿产资源等地理条件因素显著影响农民收入和农村贫困,但作用方向不完全一致。2不同分位数点回归分析表明,不同分位数点各因素作用的力度不同,譬如扶贫资金在0.75,0.9高分位点对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对贫困减少的作用更大,以及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减贫效应更显著。3从社会发展和地理条件两大维度结合上分析,社会发展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甚至消除区域不利地理条件的贫困效应。为此本文提出边疆农村的脱贫工作要因地制宜和有针对性,避免盲目性和一刀切,从而跳出"扶贫陷阱"的怪圈。     

基于不同生计类型的农户多维相对贫困测度与影响机理北大核心CSCDCSSCI

2020年后,中国农村绝对贫困彻底消除,但相对贫困问题仍将长期存在,且覆盖范围和贫困维度更广,致贫因素更复杂,将影响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文章基于多维相对贫困理论,从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视角出发,以贵州省天柱县5 502户样本农户为研究对象,运用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和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尝试划定多维相对贫困标准,识别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深度剖析致贫原因及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程度较深,差异性较大,其中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低,政府兜底型农户相对贫困程度较高。(2)运用Dagum基尼系数验证了以多维相对贫困指数中位数的60%识别研究区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更具合理性,其中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发生率较高,达到56.00%,其次是传统务农型和兼业型农户,外出务工型农户相对贫困发生率较低,仅为2.46%。(3)不同生计类型相对贫困户影响因素差异较大,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外源滞后型为主,外出务工型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滞后型为主,而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主要以内生外源滞后型为主。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文章提出构建“一个中心三个着力点”传统务农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双核心双动力”外出务工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N+1”兼业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和“三管齐下”政府兜底型相对贫困户治理模式。     

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精准扶贫效果偏离的内在机理及实证分析

通过引入不对称信息动态博弈模型中的经典信号博弈模型,研究在信息不对称的扶贫攻坚过程中,"普惠式"扶贫开发机制如何诱发贫困户机会主义行为。利用深度贫困的南疆四地州、六个县813户贫困家庭档案及调研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论证贫困户内生动力在扶贫开发中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证明:①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主体和客体存在信息不对称,效用最大化的追逐诱发贫困户产生机会主义行为,使其更专注于贫困户身份的认定,不利于精准脱贫的可持续;②"短、平、快"的扶贫机制虽然能够快速帮助贫困户脱贫,但其保留效用较小,"益贫性"较低,导致贫困户对直接补贴产生持续依赖,进而失去主动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脱贫质量更低;③敏感性差异分析显示,长期受益于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陷阱"现象更为严峻,其扶贫开发对贫困户"扶志"的需求更为紧迫。以上发现是边疆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的难点,也是贫困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关键点。新时代精准扶贫必须转变传统"输血式"扶贫模式,把兜底工作与直接财政支持区别开来,对具有一定劳动能力的家庭,坚持以"益贫式"发展为主,提高精准扶贫的保留效用。通过基础教育、国语教育、技能培训、外出就业指导服务等方式,分层次、多渠道、精准到村到户,充分激发贫困家庭劳动热情,持续提高其自我发展、主动脱贫的意识,彻底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基于安徽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自然灾害的发生对农业生产会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经济落后的不发达地区由于本身的抗灾救灾能力弱．受到的自然灾害影响也更加严重。甚至会导致贫困的发生。目前虽然已经有学者定性地研究过农业自然灾害对农村贫困的影响．但是缺乏定量的分析。本文旨在弥补以前定量研究的空白，选择安徽省的59个县（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建立模型实证分析。发现农业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重与农村贫困发生率量负相关关系．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不同。文章的最后．依据实证结果对正确认识农业自然灾害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构建农村自然灾害舫御体系．增强贫困地区农民的抗灾能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

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定性分析方法,借鉴社会学与人类学相关理论,探讨失地农民的贫困问题,总结失地农民贫困的类型,分析失地农民的贫困原因,并提出治理对策。结果发现:部分失地农民在城市中面临着贫困问题,经济贫困、文化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是主要贫困类型。导致失地农民贫困的因素主要有体制与制度设置不合理、城市社会的剥夺与排斥、城乡文化的冲突与非物质文化变迁滞后以及失地农民个人能力缺失等。治理失地农民贫困问题必须从宏观层面强化制度与政策的保障作用,从微观层面加强失地农民的自身能力建设。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与致贫因素分析

消除贫困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目前,中国脱贫攻坚进入关键的决战决胜阶段,精准脱贫成为实现乡村振兴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贫困突出的江西革命老区为例,采用ESDA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其空间贫困分异特征、陷阱形成机制及影响因素,发现:①从时间维度看,2000—2016年,受国家贫困标准线大幅调整影响,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呈现三个断点下降时期,总体脱贫进程加快。②从空间维度看,江西革命老区各县(市、区)的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明显减少,贫困分异特征表现为高贫困地区集聚于南部的集中连片区或国家级贫困县,低贫困地区主要集聚于北部的非贫困区。③进一步通过空间检验发现,江西革命老区贫困以"高-高"集聚模式为主,并形成"空间贫困陷阱",均属于集中连片特困区或国家级贫困县;少数地区的贫困还存在"低-低"集聚模式,形成"脱贫溢出效应",均属于非贫困区。④实证结果表明,城乡收入之比和中学教师负担学生数显著加剧了江西革命老区贫困水平;而农民人均纯收入、卫生技术人员比例和农业机械化水平对减贫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贫困空间滞后项的显著为正也再次验证了江西革命老区"空间贫困陷阱"及"脱贫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相邻地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和卫生技术人员比例的减贫效果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为此,本文提出实现江西革命老区精准脱贫建议。     

资源,生存空间与扶贫战略

本文在对资源和人类生存空间的讨论中,提出了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概念以及人类生存空间的地理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并从资源和人类生存空间的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资源贫乏及社会空间狭小是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从资源的整体性出发,开发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源、扩展生存的社会空间是制定扶贫战略的重点。     

三峡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扶贫成效的显现,老区、山区、民族地区和移民库区等集中连片的特殊贫困区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精准扶贫的主战场。由于面临生产资料匮乏、生态环境恶化和地质灾害频发等恶劣环境,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已成为新时期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骨头"。因此,开展库区移民贫困致因的精准识别与减贫路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对库区移民贫困现状的扎根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分析农户生计的新框架。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三峡库区26个县(区)为研究对象,随机抽取4县(区)796户移民作为样本,首先,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和熵权法对库区移民主要致贫因子进行挖掘;接着,采用PLS-SEM模型分析影响库区移民生计状况的关键因子和关键路径。研究表明:(1)三峡库区移民贫困现象仍很严重,患病、劳动能力弱和失地是移民致贫的三大主因。三峡库区仍有175.94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三大致贫原因依次是:因病致贫26.49%、因劳动能力弱致贫22.10%和失地致贫21.65%。(2)心理资本可有效促进移民其他资本效能的发挥,对生计状况存在着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3)在影响生计状况的四类资本中,人力资本对库区移民生计状况影响最大。基于以上发现,本文提出了实现库区移民精准脱贫的政策建议:(1)国家应高度重视三峡库区移民贫困问题,大力开展精准扶贫;(2)增加心理干预措施以提高移民心理资本存量,帮助移民摆脱心理贫困;(3)开展劳动力技能培训,提高库区移民人力资本水平。     

广西喀斯特山区贫困化综合评价及空间分布特征

根据贫困的基本内涵,参考国务院扶贫办确定贫豳村的方法,以及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国务院扶贫办测度贫困方法,采用因子分析法,建立由资源、经济、人口、社会4个指标类、42项具体指标,综合评价广西喀斯特地区49个贫困县市贫困化程度和地域分异规律.结粜表明,广西喀斯特山区49个贫困县贫困程度差异较大,各县贫困化程度整体上呈现南北、东西差异;贫困度分布基本与岩溶地貌组合形态相一致,呈现出石山环境区→准石山环境区→全石山环境区递增的规律:贫困度分布与区位相关性大,城镇交通对贫困度辐射带动作用较强.     

中国消除贫困的战略研究

贫困问题总是与贫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紧密相连,自然生态环境退化已成为贫困的根源。本文分析了我国贫困地区的特点和原因,总结了我国摆脱贫困的努力和面临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目标和措施 指出不消除贫困难以持续发展,同时不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困。     

新疆于田县人口变化与持续发展

从多角度分析新疆于田县50多年来的人口变化状况，其变动由3个波峰和3个波谷组成。增长率最高峰为1984年的34．13‰。最低峰是1964年的-2．29‰。两者相差36．42‰。形成人口高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是社会稳定、医疗条件改善、文化大革命及政策；而瘟疫流行、自然灾害、人口惯性及政策控制了其增长。同时，由于宽松的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其人口控制和变化比发达地区滞盾一个时段．并亵现出偏远、自给自足地区受外界干扰少——一种典型封闭系统的人口变化特征。各类人口模式的变化都表明于田县人口变化已趋于一个较为合理的增长。为该县的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客观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