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区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加剧污染还是促进治理?

从中国的发展实践来看,产业集聚在助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预知的外部性。本文试图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就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业集聚对污染和治理两个维度的影响进行系统考察。作为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试验田,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实质就是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本文利用2003—2017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将开发区设立视为一种准自然实验,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模型(PSM-DID)考察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产业集聚产生的环境效应是加剧了污染还是促进了治理。研究发现:总体上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设立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绩效,开发区产业集聚在初始所形成的污染集中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但后期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和示范效应则能有效提升环境治理水平。进一步对样本对象的空间、时间和资源禀赋的异质性考察表明,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聚对中西部地区环境绩效的提升要优于东部地区,尤其是环境治理水平方面;设立时间较晚的开发区对当地环境绩效的提升要显著优于早期设立的开发区;与非资源型城市相比,资源型城市的国家级开发区产业集聚能更有效降低排污规模,提升环境治理效率。并且上述结论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仍然成立。开发区设立的产业集聚政策先天具有"自上而下"的导向性,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地方政府应基于自身条件,建设符合当地区位导向的开发区,结合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主导产业,营造合乎地区自身禀赋基础的制度环境,分层次完善国家级经济开发区,加强产业集聚对环境治理的助推作用,从而实现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绿色联动。     

产业集聚向心力和扩散离心力的变化过程——以改革开放以来苏锡常地区制造业聚散为例

整合新经济地理学、现代经济地理学强调的地方化因素，构建了一个包含初始因素、增强因素和扩散因素在内的非均质空间产业集聚的分析框架，采用历史归纳分析方法，深入剖析了影响苏锡常地区制造业集聚、扩散的向心力和离心力及其变化过程。认为，自然条件和地理区位优势、历史积累的地方化因素、接近外部市场是苏锡常地区产业集聚初始向心力；地方政府的作用、集群和网络效应成为外资快速集聚的增强因素；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要素价格上涨、区域开发重点转移导致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微妙变化，导致近年来苏锡常地区部分产业呈现扩散趋势，并使得苏锡常地区制造业步入产业升级重要阶段     

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

研究尝试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主要表征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纳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评估框架,评估低碳城市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以及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共同影响机制。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集2005—2018年中国22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这一效应在不同地区呈现出典型异质性;在东部试点城市显著为正,而在中、西部试点城市显著为负。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城市绿色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技术效率和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作用均较为显著。分地区检验后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东部试点城市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不明显;对中部试点城市的绿色技术进步影响显著为正,而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对西部试点城市的技术效率影响显著为负,而对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不显著。分批检验发现,三批试点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三批试点成效呈现为先增大后降低的"倒U型"特征。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等产业集聚与低碳试点政策的协同或交互,均在不同程度上显著促进了试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在理论上有助于丰富或完善中国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绩效评估框架,克服以往大多研究单纯强调碳减排效应而淡化经济增长效率的思维路径依赖;在实践上也有助于回应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主张,为调整或完善低碳试点城市环境保护与保增长的协同政策框架提供经验证据。     

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驱动机制研究

随着资源环境约束条件日益严峻,降低工业污染排放,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主流趋势。作为国家战略支撑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发展对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绿色技术创新、绿色红利外溢、绿色政策供给等维度阐述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内在机理,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全局超效率SBM模型及泰尔指数分析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时空演变规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SDM探究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提升的空间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呈上升态势,年均增长2. 95%,工业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著增强;②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发展差异显著,呈梯度递减格局,下游地区城市产业结构迈向服务化,城市工业绿色发展重心逐渐向中上游地区转移;③经济发展、环境规制、工业化、对外开放是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直接驱动力;④产业集聚、城镇化、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直接推动作用有限,以高耗能型产业集聚为主,城市建设空间利用效率不高,绿色技术创新支撑效应有待加强;⑤环境规制、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提高环境标准导致污染型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粗放城镇化模式加剧城市间生产要素的恶性竞争;⑥产业集聚、工业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明显,污染型产业发展模式的警示效应较强,各城市竞相布局绿色先进制造业。基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应加快构建统一的环境预警机制,强化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撑作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集约式新型城镇化,绿色承接产业转移。     

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

中国能源分布存在显著的非均衡性,随着能源的不断开采及国家能源布局的调整,能源产能快速呈现出空间集聚的态势。在世界能源格局巨变和全球环境恶化的背景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能够为中国制定相关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提供有益指导。文章利用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测度模型、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影响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研究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区域能源效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东、中、西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呈收敛态势。其中,东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减小,西部地区集聚度逐渐增大,中部地区集聚度先增后减。(2)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差异明显,整体表现为东部中部西部的态势。(3)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从全国看,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分区域看,东部地区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对能源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而对中、西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4)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是能源产能空间集聚影响能源效率的重要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文章提出了贯彻落实"抑制东部、控制中部、发展西部"的煤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新能源发展,扩大碳交易机制范围,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大力推进中西部地区节能技术创新和节能产业发展,加大能源效率考核力度等政策建议。     

基于城市环境的人才集聚研究

城市要想提高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需要增强城市人才吸引力,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才集聚的环境.将影响人才集聚的城市环境因素划分为人口环境、经济环境、自然地理环境、生活环境和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根据勒温的动力场理论分析了人才集聚的环境动力,探讨了城市环境与人才集聚的互动关系,表明城市环境通过城市人口环境、经济环境、生活环境、自然环境和制度环境成为人才聚集形成的基础,同时产生"人才集聚效应",体现为"放大效应"、"羊群行为"、"马太效应"和"辐射效应".城市环境与人才集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形成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城市人才环境磁场,形成一个循环,成为城市发展中一对不可分割的复合体.最后从城市经济结构调整、自然和社会生活环境改善、政府制度环境优化和对人才集聚效应的把握等方面提出促进人才集聚的城市环境优化策略.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     

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够提高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吗?

高新技术产业在降能提效、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方面具有极大优势,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适度产业集聚能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影响,推动绿色发展。本文首先分析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及其不同集聚模式对绿色经济效率作用机制。其次以生产函数为出发点,构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间的动态面板计量模型,使用Super SBM-DEA模型和区位熵分别测算中国各省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和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最后,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SGMM)识别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等解释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方向与影响程度、对绿色经济效率分解项的影响效果,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1)2005—2015年,只有北京、上海和广东三省市绿色经济效率大于1,处于效率前沿面,而其他地区较低。总体来看,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水平呈递减趋势,这一分布状态也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在区域上分布情形一致。(2)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主要通过对绿色规模效率和绿色纯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实现。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呈现"U"型曲线关系,其主要通过对绿色纯技术效率的影响来实现。(3)高新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提高,而多样化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4)环境规制和城镇化能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外商投资水平显著促进绿色纯技术效率,但抑制了绿色经济效率和绿色规模效率。政策启示在于:(1)以高新技术产业作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的突破口。(2)有效利用作为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的高新技术园区在推动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中的作用,积极引导多元高新技术企业集聚于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多样化集聚。(3)避免集聚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同质化恶性竞争现象,优化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结构,将集聚区打造成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高地。     

产业集聚与城市用水强度:降低还是提升——基于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分析

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GMM方法和面板门限回归模型探究产业集聚形态对城市用水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分别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就业密度作为门限变量检验集聚形态与用水强度的阶段性特征。研究发现:专业化产业集聚能够实现正向技术溢出并降低城市用水强度;多样化产业集聚同样对城市水资源利用发挥节约效应。不同产业集聚形态与城市用水间的关系在城市规模的调节下,均呈现出明显的区制转换特征;随着经济规模扩张,产业集群渐进饱和,水资源争夺态势加剧,水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当城市基础设施有限时,过度集聚超越区域承载能力,引致企业对公共基础设施恶性竞争,产业集聚对城市水资源配置正向溢出效应难以发挥;当就业密度进一步提升时,专业化产业聚集的路径依赖机制可能诱发技术锁定效应;由于多元化的知识基础,多样化产业集聚的劳动力池效应更明显,协同学习能力提升将催生绿色技术进步并发挥节水效应。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差距时空演变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人口经济增长弹性、重心、地理集中度和不一致指数等方法,在研究2000～2015年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协同演变规律基础上,从人口与经济协同演变的角度,采用空间计量方法探究不同时期区域发展差距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在发展环境与政策演变影响下,区域人口与经济集聚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二者重心距离的缩小表征了总体发展差距的缩小。城市对比发现,区域经济集中度呈现"Z"字形格局而人口集中度南北差异显著;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呈现相对稳定的"核心-边缘"格局,2000～2015年演变表现为发达城市的增加和欠发达城市的下降;这些都表征了区域发展的显著差异和向均衡状态的演变趋势。不同时期区域发展差距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但总体呈现市场力量的趋强和政府影响的弱化;普通面板回归高估了多数影响因素的效应,空间溢出效应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区域发展向均衡状态的转变。     

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环境规制不仅作用于城市环境系统,还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系统,进而改变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文章运用城市“两个半球发展”理论及其效率评估思想,构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探究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社会、环境系统各影响效应主从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非线性影响规律,并基于2011—2018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另从城市特征要素外部影响视角,对规制与效率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拓展研究,识别了影响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并探明了其影响规律。研究发现:(1)不同强度阶段下,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影响的主导效应不同,规制对城市三大系统的影响均呈现非线性,对城市经济和社会系统的影响近似于“N”型,对城市环境系统的影响近似于“倒N”型。(2)随着规制水平由弱到强,环境规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再抑制”的“倒N”型曲线。(3)经济、人口、产业、交通和利用外资等是影响环境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城市的经济贡献度越高、人口集聚程度越大、公共交通规模越大,环境规制对效率的促进作用效果越强;产业结构中二产比重越高、利用外资程度越高,规制的促进效果越弱。研究认为,政府应着力调控环境规制强度保持适度水平,并不断优化影响规制作用效果的关键要素,以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效率提升。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绿色技术创新、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径向、非角度的DEA模型对2005~2015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生态效率进行测算，通过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产业集聚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联效应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水平具有明显的梯级差异；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显著正向作用发生在整体层面和下游地区；在产业集聚引导下，整体及下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正向作用有所增强，上游地区的绿色技术创新未因产业集聚而改变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解释这一现象的可能途径是处于产业集聚初级阶段的政府主导型集聚使企业倾向于低成本战略，而处于产业集聚高级阶段的市场诱致型集聚会激发企业的创新意愿采用差异化战略。依据结论提出缩小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不平衡状况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绿色引导效应凸显需经历一定时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整体呈下游、上游、中游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且中游地区始终以成本约束效应为主;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城市间扩散转移,以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上游地区环境治理力度较弱而不足以影响企业迁移决策。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应强化工业污染协同治理,提升环境政策精准性,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应用。     

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产业集聚的环境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热点,从旅游产业集聚视角,使用2005～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31市面板数据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 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内部不均衡性显著,生态效率总体表现为: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生态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联动性和依赖性,受空间溢出效应影响,邻近城市之间生态效率相互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特征,旅游产业集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区域上,武汉都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城市矿产”产业生态效率动态演变特征与影响因素

"城市矿产"的资源化循环利用,是我国缓解资源瓶颈约束、构建产业生态化体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探究"城市矿产"产业生态效率特征及关键驱动因素,以期为我国继续推动该产业新旧动能转换、生态化转型升级提供参考。本文基于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我国2004—2017年26个省市层面生态效率,并分析其总体演变、区域差异及空间相关性特征,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探寻该产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城市矿产"产业生态效率呈"类峰峦"结构的波动上升趋势,从2004年0.87上升至2017年1.06,这期间,峰顶和峰谷省市的该产业生态效率年均差值近12%,且存在较显著的区域差异特征,整体表现为东部地区始终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2)通过空间相关性分析发现,26个省市该产业生态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性,整体由低值集聚向中高值集聚状态转变,但发展后期,部分省市脱离整体趋势,出现"微分异"现象。(3)根据空间计量模型估计结果,技术创新是提高该产业生态效率的核心因素;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集聚水平为次要因素;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为一般影响因素;宏观调控与对外开放水平则无显著影响。最后,提出内外技术联合提高创新能力、以绿色产业合作提升产业集聚水平、环境标准细化增强环保效应、与制造业层级嵌套完善回收体系等对策建议,提升"城市矿产"产业生态发展水平。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空间效应与分群差异

为探究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作用机理,文章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多产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测度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采用时间-空间双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不同程度的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利用效率的影响机理与差异。结果表明:(1)从时空特征上来看,样本考察期内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上呈稳步提升趋势,东部城市建设用地效率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2)从全国维度的空间计量模型回归结果来看,城市建设用地集聚所带来的规模效应和外溢效应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有改进作用,有利于利用效率进一步提升。(3)从不同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分群回归结果来看,高集聚城市(东部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利用效率也不断提高;间接效应中,建设用地集聚度的提高对周边城市的利用效率产生先带动后抑制的"倒U"形作用。低集聚城市(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显示,随着城市建设用地集聚的提高,其利用效率存在"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特征。可见,在城市发展的不同阶段,城市建设用地集聚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差异化影响。因此,中国城市发展应立足当前发展阶段特征,制定差别化的供地政策,促进城市建设用地集聚,针对性地提升区域要素利用效率,支撑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     

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我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过程中,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金融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得以凸显。文章基于2005—2018年黄河流域9省份10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黄河流域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基准回归及空间外溢效应分解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对区域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金融集聚对黄河流域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除开放发展外金融集聚会通过邻近区域和跨区域的空间溢出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3)金融集聚带来了金融资源的分布不均,金融集聚对区域协调发展产生显著的影响,加大了城乡间差距,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扩大金融规模、提升金融效率;将金融资源导入到技术研发和创新创造相关领域,落实国家"十四五"规划中绿色金融发展要求,加大传统企业技改支持力度,提升区域产品国际竞争力;通过完善金融环境有效发挥金融集聚对收入和增长的溢出及网络效应,推动区域共享型发展方式的形成;进一步引导金融要素在各区域内自由流动,实现信贷资源跨区域配置,通过区域间金融市场的互通有无带来黄河流域协调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城市雾霾(PM_(2.5))污染的时空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了1998—2012年中国241个城市的空间面板数据对中国雾霾污染和FDI的区域分布特征及空间溢出效应进行经验考察,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SGMM)方法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采用了Moran’s I和Geary’s C指数对中国FDI与雾霾(PM_(2.5))污染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全域和局域分析。结果发现:(1)雾霾(PM_(2.5))污染与FDI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证明了雾霾(PM_(2.5))污染空间的溢出效应以及FDI的辐射效应的存在。同时FDI高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高值集聚区,FDI低值集聚区域一般是雾霾(PM_(2.5))低值集聚区,表明一个地区的引资效果和雾霾(PM_(2.5))污染在地理上的集聚密切相关。雾霾(PM_(2.5))污染表现出显著的"叠加效应"和"溢出效应",说明中国雾霾(PM_(2.5))污染在空间维度、时间维度以及时空维度上分别表现出交叉、累积、持续的演变特征。(2)全样本下,FDI对雾霾(PM_(2.5))浓度的影响表现出增促效应。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1%。(3)分地区样本下,东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01 9%;中部城市FDI存量每升高1%,雾霾(PM_(2.5))浓度升高0.018 3%;而西部城市FDI存量对雾霾(PM_(2.5))浓度影响不显著。上述实证结果说明中国雾霾污染存在着显著的空间依赖性和区域异质性,FDI对中国大部分城市的雾霾污染存在显著的增促效应。     

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会“挤出”企业绿色创新吗?北大核心CSCDCSSCI

企业环境污染行为能否在根本上得到遏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府对环境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了地方政府放松环境管制对企业污染行为的影响,而尚未关注地方政府环境管制动机增强后会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什么影响。文章以《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外生政策冲击,研究了空气质量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治理动机变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2004—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三重差分(DDD)分析法,通过比较新标准实施前后、试点城市相对于非试点城市、重污染行业相对于轻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发明申请量是否变化来检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2年新标准第一阶段方案实施后,74个试点城市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显著高于轻污染企业,并且经过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2)经异质性分析发现,2013年新标准第二阶段方案在190个试点城市实施后上述“挤出”效应不再显著;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对国有重污染企业产生的“挤出”效应更为显著;将第一和第二阶段实施方案引入同一模型进行整体分析后上述研究结论依然稳健。(3)从影响机制来看,新标准实施引致的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压力增大对企业绿色创新产生的“挤出”效应是因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大幅增加环保投资而挤占了绿色创新资源而导致的,在第二实施阶段,试点城市重污染企业不再大幅增加环保投资后,对绿色创新的“挤出”效应也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制定合理的环境规制可以有效激发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动机。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环保补助和绿色创新资源支持,以有效缓解因企业大幅增加的环保投资而挤占的绿色创新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