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刻画了2001—2009年间我国14个工业行业与全球38个主要国家间的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隐含碳排放程度,并实证研究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是参与价值链会加剧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给中国的环境造成恶化效应,反而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此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强。其次,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最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的改善效应主要来源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的积极作用,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则会提高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也就是说,提高中国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国内增加值率的下降将恶化我国的环境状况。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证据与启示

随着全球价值链(GVC)和全球气候治理的深入发展,GVC研究框架已成为研究碳排放效率的重要工具。"一带一路"倡议为GVC重塑提供契机,那么GVC嵌入能否成为提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新途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文章在梳理了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基于WIOD数据库2000—2014年包含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和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模型(DDF)分别对这些国家制造业的GVC嵌入程度和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检验了GVC嵌入对沿线国家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GVC嵌入可以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由不同来源引致的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提升作用不同,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提升主要源于发达国家清洁行业和发展中国家污染行业引致的GVC嵌入。(2)GVC嵌入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具体表现为GVC嵌入更加利于提升沿线国家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效率,而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碳排放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技术水平越高的行业越可以通过GVC嵌入方式实现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技术水平越低的行业参与GVC嵌入面临环境污染威胁的风险越大。(3)GVC嵌入主要通过"追赶效应""创新效应"和"领先效应"改善沿线国家制造业的碳排放效率。其中,"追赶效应"是优先机制,说明GVC的嵌入主要通过改善沿线国家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方式提升碳排放效率;"领先效应"是次优机制,而"创新效应"是待突破机制,说明GVC嵌入对于提高沿线国家制造业的市场竞争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有限。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网络特征测度及其差异化影响效应研究

制造业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行业,其减排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体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进程。随着制造业行业间的关联效应不断强化,在中间品流动的过程中碳排放也随之在行业间发生转移,隐含碳已经成为行业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构建中国制造业的"产出—碳排放"矩阵,采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碳排放的网络结构特征,选取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方法从要素密集和板块分布角度探究制造业碳排放影响效应的异质性,主要结论为:制造业网络结构特征对碳排放存在显著影响,中间产品流动导致的碳转移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得到充分体现。制造业的中心性特征对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和碳排放联系增强,使得制造业总体碳排放量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处于产业链的中游,与产业分工地位对应的中心度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基本位于产业链的两端,中心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明显不足。进一步将制造业划分为受益板块和溢出板块的结果表明,受益板块行业为碳排放网络中主要的碳排放引致行业,通过引入其他行业的中间产品,可以实现向其他行业的碳转移以减缓网络结构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溢出板块行业为其他行业提供高碳产品的同时承担了过多的碳排放责任,受到碳排放网络结构的约束较大。在不同类型制造行业特征的基础上,应针对其网络结构特征制定分类减排的差异化方案,对于直接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应加快淘汰落后生产技术和更新先进的机械设备,降低高碳产品供给水平进而减少碳排放。针对大量高能耗中间品流入的制造业行业,优化生产结构并促使其减少高碳中间产品的使用,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输入型碳排放,以实现制造业碳减排目标。     

要素禀赋、污染转移与中国制造业的贸易竞争力——对污染天堂与要素禀赋假说的检验

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的同时污染排放也不断增加,要素禀赋和污染转移对中国制造业实现清洁增长的影响效果如何,深入研究该问题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通过建立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指标,对全球163个国家1995-2007年的出口商品碳排放含量进行了测算,并以中国制造业为例,具体检验了要素禀赋假说和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和中国是否成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污染天堂假说在全球样本下并不成立,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碳排放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②中国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长期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理论上这种贸易分工不应增加污染排放,然而伴随FDI大量流入中国制造业,其通过产业关联间接引起制造业污染排放增加,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成立的。因此,中国制造业要实现高增长和低排放,关键需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控制FDI流入对中国制造业的间接污染排放,并鼓励外资企业转移先进的减排技术降低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排污量。     

基于投入产出法的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碳测算

使用投入产出法,利用1999 -2008年中国海关货物出口商品分类数据,研究和测算了中国出口商品中的隐含碳.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是隐含碳的出口大国,出口贸易是中国CO2排放量逐年增长的重要原因.1999 - 2008年,我国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由1999年的3.8亿t上升至2008年的11.9亿t,在此期间,中国CO2年排放量的12％ -24％是因生产满足国际市场消费的产品而产生的.中国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主要集中在5大类行业,分别为:纺织业及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医药制造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通用及专用机械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5大类行业的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在中国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总量中占到80％左右.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碳的主要流向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国际社会应从生产者负责制和消费者负责制相结合的角度界定各国的碳排放责任和减排目标；同时建议我国应提高生产技术,降低产品的能源消耗强度,并限制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出口.     

FDI的技术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温室效应的加剧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日益引起各方重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行业的碳排放的影响如何?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何种技术渠道对中国的碳排放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存在何种差异?都是当前亟待研究的现实问题.利用中国1999 - 2008年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反映外商直接投资不同渠道的效应的指标,并对35个工业行业按照排放强度进行分类,本文实证检验了FDI的技术效应对我国工业行业碳排放的影响.全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技术影响渠道方面,FDI的人员流动效应的正面影响显著强于FDI的竞争、示范效应.分行业的研究表明,FDI的技术效应对高排放行业碳排放无显著影响,但对低排放行业碳的排放具有显著的积极影晌.最后,本文建议我国继续加大吸引外资的力度,以充分发挥FDI对工业行业碳排放降低的积极作用.     

FDI对中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现象严重,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普遍重视发展低碳经济。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物流是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低碳物流直接影响到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因而,对于物流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大力推行外资政策,积极引进FDI,FDI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探讨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影响;因为产业之间具有关联性,这里的FDI既包括物流业的FDI,也包括其他与物流业相关性较强行业的FDI。本文首先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得出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是物流业的强相关行业的结论;进而通过构建分行业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总体上显著减少了我国物流业的CO2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其中物流业、制造业的FDI在减少我国物流业碳排放方面是显著的,而商业与金融业FDI对我国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影响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技术效应明显,"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物流业并不成立。此外,行业规模、能源消费强度、贸易开放程度、城镇化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因素都会对物流业的碳排放产生影响。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得出合理引进FDI,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技术创新与企业排污强度

贸易与环境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议题。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是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并实现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同时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作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来源是环境效应改善的关键动力。该研究在阐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技术创新影响企业排污强度作用机制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海关进出口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与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排污强度的影响，并使用2010—2019年上市公司和制造业分行业数据进一步验证核心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总体上表现出正向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可以降低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量，这一核心结论在经过更换衡量指标、更换样本数据以及内生性讨论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通过产出效应与技术创新效应降低企业排污强度；(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同企业所有制类型、技术水平以及区域特征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对外资企业、高技术水平企业以及东部地区企业排污强度的降低作用更为明显；(4)与传统新古典框架探讨环境问题关注...     

中国低碳发展的国际比较:世界贸易格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与之相伴随的碳排放总量持续攀升,中国也因此被推上世界碳减排的风口浪尖.为了明确中国碳排放的国际地位,本文从世界贸易格局视角对中国的碳排放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首先分析研究了我国2007年面临的碳排放国际形势,继而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势进行了国际比较,最后采用GDP比例法和类推法对我国商品出口隐含的碳排放进行了初步测算,并分析了剔除出口贸易影响后的我国碳排放情况.通过研究认为:①出口贸易对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影响巨大,我国的商品出口占GDP比例长期维持在20%以上,近几年高峰值超过36%;②在当前的世界贸易格局、国际分工体系下,采用“生产者责任体系”碳排放测算模式大大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水平,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中有34-60%是为他国服务而产生;③中国在当前世界贸易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使得中国在目前的碳排放测算模式下必然“产生较高的碳排放”;④世界各国应该重新审视和正确认识中国的“高”碳排放形势,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商品服务而产生的碳排放不应该受到指责.     

中国出口隐含碳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世界加工厂",我国排放的CO2很大一部分是隐含在出口产品中由国外消费的,了解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气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和结构分解分析,计算了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从1997到2005年增加了14.64亿t(202%),其中出口量的上升是推动其增长的主要因素,它的贡献高达237%;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分别使之增长了65%和5%;排放强度的降低只抵消了105%。其中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影响最大的五个部门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纺织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最后针对测算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FDI技术溢出、能源约束与区域创新产出分析

要建立了将区域R&D投入、FDI、能源以及人力资本效率作为生产函数投入要素的内生增长模型,采用我国2004-2009年30个省市的相关面板数据,分析能源约束对区域创新产出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同时测算能源约束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阻力”的大小及决定增长阻力大小的深层次因素.实证结果表明,FDI仍然是我国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重要外部推动力.只是长期以来,在忽略能源约束作用的条件下,FDI对区域创新产出的溢出效应被夸大了.FDI、区域R&D人力投入和区域人力资本效率促进了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而能源限制了区域创新产出的增长.能源所占区域创新产出的份额越低,能源效率提高的速度越快,则能源所带来的“增长阻力”越小.R&D人员投入增长越快,R&D经费投入所占份额越高的地区所面临的来自能源的“增长阻力”越大.此外,人力资本效率作为衡量区域对FDI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主要指标,影响了FDI对区域创新产出溢出效应的大小.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环境管制、自主创新与FDI内含技术水平提升

环境管制与技术创新对FDI内含技术水平的提升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在对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管制与自主创新的分析模型,并利用近几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其对外商投资企业内含技术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的环境管制措施对外商投资企业内含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而现阶段我国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对其影响则不明显;但是技术含量多、创新层次高的创新活动,对外商投资企业内含技术水平提升的促进效果十分显著。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即环境保护、自主创新与引进高技术含量的外资之间具有良性的互动效应。我国应该逐步提高环境管制水平,激励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引进;进一步加强对技术含量高、具备核心竞争能力的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实现环境效益提高与外资内含技术水平提升的均衡发展。     

Carbon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hina and Its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hina during 1997-2007 are accounted by input-output method based on Chinese input-output table and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database.It is revealed that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imports and exports both increased during 1997-2007,but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ports are greater than those embodied in imports,China is a net export nation in embodied carbon.The net exports of embodied carbon account for about 10.82% of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s in 1997,dropped to 7.15% in 2002,increased to13.13% in 2006,and slightly dropped to 12.64% in 2007.Low-end position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y division is an objective factor of being a net exporter of embodied carbon for China,and usage of a large amount of obsolete energy-using equipments wasted much energy and increased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ports.Importers shoul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for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and China should take a certain responsibility for unreasonable energy dissipations too.     

外向型加工制造基地的特色创新体系

外向型加工制造基地作为加工贸易的重要空间载体,是我国在产品内分工条件下承接产品价值链加工组装环节国际转移的结果。但由于其对外部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过度,利润率较低,急需通过技术创新能力的培育逐步实现转型升级发展。已有研究表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在交互式、网络化创新条件下促进区域创新能力培育的有效路径,以相关研究为基础,结合对上海闵行区浦江镇的案例研究,初步分析外向型加工制造基地建设区域创新体系的特色路径。外向型加工制造基地存在特殊的创新主体结构、创新基础环境和创新网络关系,特别是面临深受外部资源控制以及创新文化缺失等特殊困难,因此,需要着力推进以促进技术吸收为主要目标的政策扶持体系     

Carbon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hina and Its Emission Responsibility

Abstract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international trade of China during 1997–2007 are accounted by input–output method based on Chinese input–output table and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database. It is revealed that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imports and exports both increased during 1997–2007, but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ports are greater than those embodied in imports, China is a net export nation in embodied carbon. The net exports of embodied carbon account for about 10.82% of the total carbon emissions in 1997, dropped to 7.15% in 2002, increased to 13.13% in 2006, and slightly dropped to 12.64% in 2007. Low-end position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y division is an objective factor of being a net exporter of embodied carbon for China, and usage of a large amount of obsolete energy-using equipments wasted much energy and increased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exports. Importers should take more responsibilities for carbon emissions embodied in trade, and China should take a certain responsibility for unreasonable energy dissipations too.     

碳价格对中国工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潜在影响

作为未来一段时期市场化减排政策的重要抓手,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通过施加碳价格,碳市场将对不同行业的生产成本产生影响。那么,碳价格对中国工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如何?是否有助于优化吸引FDI的行业结构?这正是本文关注的焦点。为了克服碳价格数据不足的问题,本文构建了碳价格与煤炭、天然气等五种能源价格之间的映射关系,并采用1999—2013年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能源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的影响,并通过碳市场不同价格水平与能源成本之间的映射关系,对工业行业吸引FDI的潜在影响进行了反事实测算。论文的主要结果有:(1)碳价格与能源成本之间的映射关系存在行业异质性,这是由不同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费结构差异所致。(2)能源成本对整体FDI的规模不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对中国吸引FDI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的影响在高耗能行业和非高耗能行业间存在显著的差异。(3)不同碳价格水平对中国工业吸引FDI的相对规模、绝对规模和行业结构都将产生显著影响。碳价格将显著降低高耗能行业的FDI规模,但对非高耗能行业的外资规模具有促进作用;对FDI的绝对规模的影响较之相对规模更显著。碳价格为50元时,高耗能行业FDI的相对规模累积下降2%—7%,绝对规模累积下降3%—13%;非高耗能行业FDI的相对规模累积增加1.5%—3%,绝对规模累积增加0.1%—0.3%。上述结果说明,全国碳市场建立对中国工业吸引FDI的整体规模不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但有助于提高非高耗能行业的FDI流入,并降低高耗能行业的FDI流入,优化工业吸引外资的行业结构。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

本文从定性描述和定量描述的角度，就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我国工业污染的影响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外商投资和国际贸易对我国环境污染的影响不大，且有逐渐减缓的趋势。但就具体产业而言，外商投资确有转移污染的倾向，而且环境影响具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所以，对外资和外贸必须进行严格的环境管理，以确保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中国区域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效率问题是中国科技创新过程中需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以1998-2005年中国30个省份的研发面板数据为基础,以专利为创新的产出指标,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为创新的投入指标,应用随机前沿模型对各地区创新过程中的效率情况进行了实证测评,并就影响创新效率的环境因素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主要的研究发现有:R&D经费支出和R&D人员投入对创新产出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R&D人员投入比R&D经费支出具有更高的产出弹性;劳动者素质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而产业结构有显著的负影响,这可能与专利并不能全面反映高技术产业创新绩效有关;各地区的创新效率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且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越来越紧密;区域创新效率有收敛的趋势,后进地区的追赶效应明显.本文结论为国家及地方创新工程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ths toward green industry in China

With the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reaching its limits and the decreasing margin benefits of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actors,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through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has been a major direction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industries. However,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heterogeneities of various types of industries call for different approaches regard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s. How to choose the most effective mod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certain industry has been a key issue.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32 industrial trades using the Slacks Based Measure(SBM)-DDF method. The effects of three innovation modes in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industry, including the independent innovation(Ⅱ), the technology introduction(TI), and the government support(GS), are empirically analyzed based on industry heterogeneity.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ie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 show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f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nergy input and the undesirable output of pollutant emissions. The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ies of traditional high input,high pollution, and high energy consumption industrial trade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ose with obvious green features. The year of 2009 is a leap year for the industrial green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For resource-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II and the GS are the important ways to achieve green transformation. For labor-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TI is the best path to achieve green transformation, while for 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II is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for the promo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s. In addition, the innovation-compensating effect of the current Chines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to the resource-intensive industries has been revealed. Improving the overall scale and the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of the industries is also beneficial for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