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是一个复杂的空间组织系统.文化环境、科技水平、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要素相互组合、交互影响着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立足上海创意产业集聚的现实条件,选取4方面要素的7个指标与创意产业产出值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经检验,回归关系显著,其中:人口密度、人口总量、每万人拥有的文化娱乐设施数、单位面积发明专利申报数、单位面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数与创意产业产出呈正相关关系,每十万人拥有的公共文化设施数、单位面积专利申报数与创意产业产出呈负相关关系.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得出人口密度、单位面积发明专利数是影响创意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人口密度与创意产业集聚具有显著的逻辑内在性,发明专利与创意产业集聚则表现出效益外在性.     

生态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法律性质及发展方向

为破解"公地悲剧"所导致的"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僵局,党中央、国务院于2015年起开始试点并推行生态损害赔偿制度改革。作为该项改革的突出亮点与重大创新,生态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应运而生。从规范层面分析,赔偿磋商制度是指国务院授权的行政机关主动与环境危害行为人就生态修复启动时间、损害赔偿责任承担方式等内容进行平等磋商,旨在达成磋商协议,并确保磋商协议内容可以实现的全新环境调处模式。为全面洞悉赔偿磋商制度的运行现状,本文以2015年以来的司法数据为基础,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检视了生态损害赔偿案件在地域分布、案件类型、索赔方式及磋商结果等方面的发展态势。据此发现,赔偿磋商制度在磋商协议争议解决机制的选择,以及其与传统行政管制、新型索赔诉讼之间的适用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困顿。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理论界与实务界对于赔偿磋商法律性质的认知存在较大偏差。从解释论视角观之,当前学界主流观点是从纯粹私法视角或特殊私法视角出发,将赔偿磋商界定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民事行为抑或涉及公法元素的相对意义上的民事行为。这两类观点虽能在其解释论框架下揭示赔偿磋商制度的部分特征,但此举无益于完整勾勒出赔偿磋商制度之全貌。基于生态损害的公共性、社会性特质,同时考虑现代行政治理体系的回应型变迁,应当从"协商行政"视域出发对赔偿磋商法律性质予以重识。依此进路即可发现,赔偿磋商的实质乃是行政机关借用平等协商之私法手段来实现救济生态损害之公法目标的公权行政之新样态。由此,赔偿磋商制度的发展方向须嵌入行政法维度予以综合把握。具体而言:①构建"行政协商+行政命令+行政代履行"之"先柔后刚"的公法问责机制,实现赔偿磋商与传统行政管制的优化适用;②废除磋商协议的司法确认模式而采非诉行政执行模式,力促磋商协议争议解决机制回归正途;③设立"政府主导、依法实施、执法优先、司法补充"的救济规则,确保赔偿磋商与索赔诉讼的有序衔接。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文本评估与统一立法构想

该文系统地研究12份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文本,既发现"以保护、节约与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为主导目的""以地表水和地下水为征税对象""以直接取用地表水、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和"以多元优惠和税收重课为税收特别措施"等共识,又找到水资源税"目的条款内容混乱和逻辑错位""征税对象争议与差异表达共存""纳税人表述模糊与自洽性不足"和"特别措施科学性与体系性欠缺"等不足。要想实现从改革试点到科学立法的转变,构造遵循水资源税的税理和法理,切合国情又符合我国税收立法传统和近期趋向的"水资源税法",则须恪守税收法定,立足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共识与差异,遵循改革和立法的内在逻辑,坚持水资源税立法的"第三条道路",从而维护税收法定视域下整体应税资源的统一立法,又保持水资源课税的相对独立。由此,一方面应基于三层结构建构立法目的条款,立足二元格局构造基准税目条款,以征税对象为基准简约纳税人与税率,并构造免税、减税与税收重课并举措施;另一方面应制定专款专用条款,配置立体化的配套机制。     

论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

本文从整体论视角出发,从讨论文明的概念和表现入手,对"文明"和"社会"的定义进行了新界定。文明是指人群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生存方式以及居主导地位的主流价值观。文明的实质是人类(社会)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和对待,或者说是认识和行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人类文明演变的历程和今后的走向,剖析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人群的组织方式)在原始文明阶段、农业文明阶段、工业文明阶段的不同样式,提出了当今人类正处于由工业文明时代向新的环境文明时代转折的过渡阶段的论断。正确认识人类文明演变和演替的规律对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今人类所处时代的特点,特别是要对当今人类文明的演变与演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特征

城市群作为多要素集聚空间,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为代表的"人-地"耦合特征与规律有待深入探讨。立足于"人-地耦合"视角并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并进行协调类型划分与主控因素的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达到0.38,空间依赖性较强,且高低聚类程度较高;(2)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空间不均衡性较为显著;(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协调型"特征具有多种类型,城镇化滞后型协调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存在"弱势型"协调问题;(4)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主控因素在十年间由经济城镇化转为人口城镇化;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分别受到人口集聚、建设投资与工业污染的主导影响。     

儒道传统思想生态观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时值全球性环境生态问题日益凸显的时代大背景下,人类正在积极寻求一种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和模式。在华夏大地上土生土长的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儒家以及以"道法自然"为理论内涵的道家为当前人类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两者的关系起着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和警示作用。故本文对儒道传统思想生态观进行浅析,以希冀揭示并阐明儒家和道家两种思想体系生态观的思想内涵和核心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对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进而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相应的思路和理念,即人与自然的两者关系是和谐共生而非针锋相对、人对自然的利用策略是取之有度而非贪得无厌、人对自然的运行态度是尊重有加而非妄加干预、人对自然的改造方式是顺其自然而非随心所欲。     

生育政策调整对人口红利效应的影响及应对

由于计划生育国策的实行,中国在总体人口基数得到控制的同时面临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的现状。推行二孩政策,对缓解因第一次人口红利消失而产生的社会经济矛盾意义重大,并为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展提供契机。通过对比分析二孩政策实施前后人口红利效应,对更为客观地认识政策实质,保障政策落实,进而推动人口红利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PADISINT人口预测软件预测了中国未来一定时期的抚养比,分析了生育政策调整实施将会产生的人口红利效应。结果表明:1二孩政策的实行对"储蓄率"及"城镇化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2在城市,二孩政策的人口红利效应主要通过提升劳动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体现;在农村,则主要通过推动性别比的均衡发展体现;3在城市及农村均缺乏鼓励生育二孩的配套政策;4二孩政策的生效具有滞后性;5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契机难以把握。结合本文预测结果,2050年,老年抚养比高达51.45%,为使人口红利效应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现有制度,鼓励生育二孩;注重教育,特别是针对农村女孩的高等教育,提高人口"质量"以弥补"数量"缺失;合理引导老龄人群消费观、投资观、从业观的调整,逐步营造"养老"与"生育"相辅相成的可持续性社会环境。     

中国环境案件审判体制改革的法治逻辑反思

法治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结合,其最佳状态是法律指引与行为模式相一致。环境案件审判体制改革是由正当性理念推动的环境司法改革,对传统法治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改革的前提仍然是对法治基本原则的固守,不宜超越法治的底线。推动环境案件审判体制改革乃至环境司法改革,必须坚持法治逻辑,须处理好如下几种关系:以形式法治为原则,以实质法治为补充;以合法性为原则,以正当性为补充;以专业化为原则,以灵活性为补充;以法律正义为原则,以社会正义为补充;以被动司法为原则,以能动司法为补充。     

关于架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体系的深层思考

本文着重从把握人与自然共生的辩证关系方面入手分析 ,认为体系的框架主要有五个层面 :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观 ;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关系上 ,确立经济与生态的兼容观 ;在处理各方利益关系上 ,确立经济、生态和社会三个效益的统一观 ;在生产增长的理念上确立集约化经营观 ;在生活方式选择上 ,确立适度消费观。在实践中 ,我们要把这种新的观念变成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自觉力量 ,这就需要通过宣传教育、政策导向、责任考核、现代科技的“生态化”发展以及法制建设等途径     

CVM研究中支付意愿问卷“内容依赖性”的实证研究——以上海城市内河生态恢复CVM评估为例

为检验意愿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中争论的焦点问题——支付意愿的问卷"内容依赖性",本文以上海城市内河生态修复为评估对象,构建CVM的假想市场,设计评估顺序、评估对象尺度、嵌套物品等四重方案,通过720份问卷平行调查对同一评估对象在不同问卷中获得的支付意愿,并进行估计值比较和t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支付意愿的数值随评估尺度的增加并不显著增加;单独评估比作为嵌套物品评估具有更高的支付意愿值;在问卷中先被评估的物品居民给出的支付意愿较高;整体物品的支付意愿小于各部分的加总。研究结果验证了国外实证研究文献报道的"范围不敏感"、"嵌入效应"、"顺序效应"、"部分—整体效应"等现象的存在。对此现象的解释主要是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因此,在将CVM研究结果应用于公共政策中应充分考虑上述因素引起的偏差。     

不同市场结构组合下稀土最优开采路径研究

本文从价格视角将我国稀土市场结构的变化历程划分为不同阶段,分别从理论和现实视角上探讨了在国际、国内都是完全竞争市场,国际市场垄断、国内市场完全竞争,国际市场完全竞争、国内市场垄断,国际、国内都是垄断市场条件下稀土最优开采路径及最优耗竭时间,并通过设定参数判断其相对大小关系。发现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开采前期当国内和国际市场都是完全竞争时,稀土最优开采量是最大的;当国内和国际市场都是垄断时,稀土最优开采量是最小的;其他两种市场情况下稀土最优开采量居于中间,当国际市场是稀土的主要消费地时,国际竞争-国内垄断市场情况下稀土最优开采量大于国际垄断-国内竞争市场情况下稀土最优开采量,反之,国际垄断-国内竞争市场情况下稀土最优开采量大于国际竞争-国内垄断市场情况下稀土最优开采量。     

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治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巴黎协定》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确立了"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有助于增强各类行为体的参与动力,而后续的巴黎进程更适用于建立以跨国气候伙伴关系为代表的治理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主要施动者是地方政府和包括气候NGO、市民社会在内的非国家行为体。他们不仅在议程设定、透明度、监督执行和代表利益攸关方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擅长短期本土化项目管理等优势。本文从国际关系的跨国行为体视角出发,对这类伙伴关系的兴起及其合法性、有效性进行分析,所获得的基本结论为:(1)各国达成《巴黎协定》的内在逻辑有助于跨国伙伴关系发挥作用;(2)当前跨国气候伙伴关系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路径呈现不断制度化的趋势;(3)跨国伙伴关系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具有一定特殊性;(4)非国家行为体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逐渐交叉,更易形成联盟且相关的观念外溢也更为便利。这一新兴治理关系对中国的启示包括:(1)重新审视非国家行为体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作用;(2)评估一些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跨国伙伴关系,并适当鼓励国内相关机构和组织参与全球进程;(3)在国内层面,以渐进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参与、建立一些跨国气候伙伴关系,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城市与地方政府的气候治理能力;(4)在国际合作中,利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优势推动中国所提出的南南气候合作倡议及相关项目的落实,进一步提升中国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并弥补资金、技术及能力建设上的不足。     

中国建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的战略思考

2016年12月,国务院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中国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本文介绍了该方案的制定过程及其重要意义,对方案的主要内容进行了解析,并提出了近期应围绕创新示范区建设开展的几项重点工作.文章认为,建立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是中国顺应全球可持续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是解决国内可持续发展主要问题的迫切需要,是回应国际社会期待的客观要求.文章提出,在建设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时关键要把握好四个原则:①勇于突破GDP导向的传统发展思维,真正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推动地方发展;②从制约地方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问题入手,通过制度、科技等各方面的改革和创新,形成成熟有效的系统性解决方案;③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形成政府引导、市场配置资源、各利益攸关方共同参与的机制;④主动分享系统性解决方案和实践经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中国贡献.文章最后提出,面向未来,建设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要做好四个衔接:①加强与国家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工作的衔接,形成互为支撑的布局体系;②加强与"绿色技术银行"工作的衔接,促进先进适用技术落地生根;③加强与国家科技计划的衔接,促进创新能力的提升;④加强与各领域改革工作的衔接,形成综合创新示范的局面.     

ImPACTS框架下西北典型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与传统学科界限鲜明不同,生态经济学强调跨学科交叉研究,注重让问题来决定研究工具集,而不是由研究工具来决定合适的对象。由于生态经济问题涉及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研究对象属性多样、关系复杂,既有采用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学方法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等方法,也包括生活质量、生计途径、消费评估等社会学方法。因此,采取关注学科主要方法发展演化的思路,难以系统地总结生态经济研究进展。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无疑是生态经济研究的"天然典型实验场",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遵循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思路,采用经典的ImPACTS等式框架,以更宽泛的视野和系统的思维框架综述了西北地区典型生态经济实证研究的思路,即:采用等级层次分析方法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某个或多个结构性成分及其关系,再用实际结果检验其正确性。综述重要进展包括:可持续性衡量从物质、能量和信息角度开展了水资源承载力、生态足迹、能值与上升性的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开展了条件估值和选择模型,以及环境经济账户、物质流等集成核算工作;人类福利状况评价开展了幸福及生活质量核算工作;开展了生态补偿全流程的实证研究工作;集成模拟模型开展了空间建模环境的构建及简单自然过程的模拟,以LUCC和生态补偿为例进行了较好的自然过程和人文因素相耦合的集成模拟研究;以社会适应性能力作为整体性指标研究了社会资源对水资源的适应作用,将社会资源解耦为文化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三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开展研究的建议。     

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及运用的关键问题

完善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体系,能为国家和各级政府摸清“家底”,进行宏观经济管理、资源配置等工作提供重要的数据信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之后,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迅速增加,但针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运用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诸如自然资源负债等难以确定的问题。着眼于此,本文对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现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总结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和运用的六个关键问题,即对国际规范SEEA2012和SNA2008的认识问题,对以县级单位为起点的编制主体的认识问题,对单式和复式表格根本区别的认识问题,对实物量和价值量转换难点的认识问题,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信息渠道与平台建设的认识问题,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中各部门权责关系的认识问题。以此为基础,本文从国际做法和国内实践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本文观点:编制和运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应全面理解、充分借鉴SEEA2012和SNA2008的国际规范;确立以县级及以下政府层级为起点的编制主体;转变为“从单式到复式”的编表思路,坚持使用复式表格;迈出实物量向价值量转化的重要一步,重视价值量核算;建设自然资源数据收集的信息渠道与平台;处理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中各部门间的权责关系。本文研究有利于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与运用工作,发挥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测度及障碍因子诊断

从土地代谢理念出发,构建了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测评指标体系。根据该指标体系,以"加权和与加权积的混合算法"和"因子障碍度测算"为模型基础,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利用水平进行了综合测评。研究结果表明:①浙江省11个市的土地生态利用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整体上浙东北部较高,西南部偏低;②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关,但并不意味经济社会越发达,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就会越高;③土地污染物的高排放是影响浙江省城市土地生态利用的最大障碍因子,其中单位面积废水排放影响最大;④对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测度根本目的不在于区分排名的先后,而在于找到差距和改善的方向。通过因子障碍度检验,发现构建科学合理的障碍因子管理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推行清洁生产,开展土地生态文明教育是提高城市土地生态利用水平的重要路径选择。     

云南省姚安县水土保持生态修复措施的效益研究

姚安县是“长江上中游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县，在该县的洋派河小流域修筑同样面积的4个径流小区，采取不同的生态修复措施，分别为对照地（即撂荒地）、人工补植地（人工种植澳洲金合欢）、封禁措施地、坡耕地（人工耕种的坡耕地）4种，修复中控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过度干扰和侵害，充分利用生态自我恢复能力，大面积实施生态自我修复，提高植被覆盖度减少水土流失。从植被重要值，土壤理化性质，土壤的保土保水量以及经济效益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计算，研究结果如下：生态修复后人工补植地和封禁地:①植被恢复迅速，植被覆盖度达到60%以上；②土壤的结构得到改善，封禁地全N含量最高，补植地当人工恢复达到一定年限后含N量也会增加；③土壤的保持水土量增加；④生态修复后，经济效益得到明显提高。     

城镇化对制度转型的影响——基于江苏13个市的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江苏各市2000~2015年的城镇化率对于制度转型3个维度（分权化、市场化、全球化）的影响。指标选取方面，以地方政府财政分权比例衡量分权化，以非国有（含非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比重衡量市场化，以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衡量全球化。研究得出以下结果：（1）江苏各市城镇化进程较为有力地推动了分权化水平的提高，在苏北地区更为显著；（2）城镇化进程对于市场化水平的提升较为乏力，但苏锡常三市的市场化对城镇化的脉冲响应均表现为正；（3）城镇化对全球化的冲击也较为显著，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劳动力为对外贸易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4）总体来看，城镇化对制度转型3个维度的冲击，在初期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更为显著。 关键词： 城镇化；制度转型；分权化；市场化；全球化；脉冲响应     

中国试点碳市场监管机制研究与国际经验借鉴

2015年9月《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宣布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性碳排放交易体系以来,中国碳市场的筹建及7大试点的运行备受国内外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相关预测显示,中国碳市场届时将一举超过目前全球最大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成为世界第一大碳交易市场,但由于7个试点运行时间较短、试点地区重视程度以及建设侧重点不统一等原因,目前中国碳市场存在着监管机构职责不清、监管体系不健全、监管政策不到位等一系列问题。本研究从监管机构、监管政策、技术支持平台、监管内容等方面梳理和分析了中国7个试点碳市场的监管体系,并将其与EU ETS、RGGI等国际上发展较为成熟的碳市场监管体系进行了对比分析后发现:1在监管手段方面,EU ETS与RGGI均侧重于依靠法律手段,而中国碳市场的监管手段则主要以地方性规范文件为主;2在监管机构职能方面,EU ETS的二级管理体系有效划分了监管范畴,保证了各级监管力度。RGGI的第三方独立监管模式则很好的保证了监管的公平性,充分发挥了碳市场事中监管作用,而中国碳市场则主要依赖于地方发改委来进行监管,存在职责划分不明晰等问题;3在监管重心方面,EU ETS侧重于对市场运行中的操作性风险和交易性风险进行防范,RGGI则更加关注交易风险的实时监控,而中国碳市场目前主要针对市场价格波动风险进行了防范。由此对中国即将建立的全国性碳市场监管机制设计提出了如下建议:1提高碳市场立法效力,完善监管政策体系;2平衡监管权力,成立专职监管机构;3加强过程监管,完善电子平台安全建设;4加大碳市场信息披露力度,鼓励公众及行业协会参与,形成外部监督机制。     

上海市能源利用碳排放足迹研究

能源利用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和前提,对其碳足迹及生态压力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碳排放足迹的相关含义及研究方法,计算得出1995-2006年上海市能源利用的总碳足迹、各能源类型和产业类型的碳足迹、碳足迹的产值和生态压力值.并以此为基础,利用岭回归函数进行STIRPAT模型拟合,进一步研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足迹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适应性的管理策略.研究结果表明:①总碳足迹从1995年的1.05 hm~2/人上升到2006年的1.36 hm~2/人,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②1995-2006年各能源利用的碳足迹及其分配率均以煤炭最大,石油次之,天然气最小,且煤炭利用的碳足迹分配率逐年下降,石油与天然气与之相反;③2001-2006年第一、二产业的碳足迹变化不明显,而第三产业与产业总碳足迹呈明显上升趋势;④能源利用的碳足迹产值从1995年的1.79万元/hm~2增加至2006年的3.79万元/hm~2,碳足迹的生态压力也从1995年的129.6上升至2006年的231.8;⑤能源利用碳足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拟合研究结果中没有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一步证实能源利用对环境所造成的压力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