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度变动与影响机制

随着城乡利益格局的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变动与城市类型密切相关。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表现出随流入地的城市类型而梯度变动的特征,即呈现出在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强,中小城市的流动性强和特大城市的返乡意愿强的特征,大城市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实现留城理想与个人发展最佳的平台。但是总的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与第一代流动人口同中存异,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利用多层模型,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类型、经济收入、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家庭迁居、户籍可获得性是影响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此外,户籍可获得性与新生代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交互作用显著的影响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进一步增强了居留意愿在不同城市类型的差异。这体现出户籍制度对流动者的影响逐步由早期的福利隔绝向心理隔绝转变。对不同城市类型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动者的居留意愿呈现刚性,而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流动者居留意愿具有弹性。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将大城市作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导区域构建城市发展规划策略,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的产业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方面,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相互融合提供政策支持;依托政府、社会组织与学校,提升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为什么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更强?

我国的流动人口总量超过2亿人,让流动人口中能定居的人定居下来,对于城市治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都有所裨益。基于此,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对270个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进行分析,发现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明显高于非收缩城市。为什么在净流入人口数连续为负、人口规模不断缩减的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却明显高于非收缩城市?通过构建Logit模型、空间杜宾模型(SDM)和空间杜宾误差模型(SDEM)等分别对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比非收缩城市更强的原因主要有:(1)收缩城市中流动人口家庭成员同在流入地的比例较高,家庭团聚、人际关系网络集中等是收缩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的原因之一。(2)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中女性比例较高是收缩城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高的另一个原因。同时,农业户籍、受教育程度较低等个体条件则限制了部分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向非收缩城市流动。(3)收缩城市的住房等定居成本相对较低,流动人口容易跨越定居门槛,实现在流入城市的定居,从而使收缩城市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高于非收缩城市。(4)周边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比例、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等对本地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影响显著。鉴于此,相关政策建议包括: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收缩城市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收缩城市的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较强,使城市收缩会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中进行,不必进行过多的政策干预。进一步破除户籍等相关体制机制的阻碍,提高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对住房市场进行适度调控,保障合理的房价收入比,都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居意愿。     

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中国学术界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流动人口加以关注,通过查阅并梳理相关文献发现,总体上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针对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薄弱,社会学领域研究成果多于城市地理学领域,本文采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在乌鲁木齐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聚居的7个区域,调研他们在该市的居留意愿。首先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社区环境、居留意愿等情况做全面了解;然后对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影响因素之间进行Multinomial Logistic回归分析,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解决问题的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是:进一步增强乌鲁木齐市城市化发展;加快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加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投资;建立和完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住状况,这些建议为新疆城镇化科学有序发展、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国城市包容度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当前中国流动人口规模、流向、结构、流动模式和群体利益诉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滋生出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中社会融合问题受到各界最广泛关注。社会融合问题从城市层面看就是"城市包容度"问题,该命题新、难度大、范围广,国内外研究成果较少。本研究以此为核心,创新性构建了以社会保险参加情况、劳动权益保障程度、公共服务享受范围为主要准则的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数",进而通过非线性离散选择模型探讨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落户难度、就业稳定度与城市包容度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2013—2014年)开展研究,主要结论为:中国城市包容度水平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越强、落户越容易、就业越稳定。进而提出政策建议:建立完善的城市流动人口服务和安置政策体系,直接和间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形成有效融合机制,实现居民福利最大化及城市协同发展;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和户籍制度,引导匹配城市产业结构的人口流入,实现合理布局;结合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实现城市包容性增长与制度改进。本文归纳总结出"两个新体系":建立了城市包容度综合指数测算体系,及应用城市包容度指数定量研究的范式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当前重大社会问题,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需求与驱动力对于促进其主动市民化,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就是其在城镇就业、定居进而构建并不断提高生活满意程度的过程,因而生活满意度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利用四川省成都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与实证分析,基于296份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技术,探讨了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追求平等、发展与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其生活满意程度取决于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社会地位及社会关系等方面与城市人的横向比较结果。最后提出了就业环境公平化、社会福利均等化及市民化教育等对策建议,从而有利于促进其从经济、社会到心理的城市融入。     

社会投资视角下环境治理、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力空间集聚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进城农村剩余劳动力群体的异质化特征越来越明显,虽然就业与收入仍旧是影响劳动力迁移的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质量、公共服务水平也成为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考量指标。基于2012和2014—2015年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数据,统计显示:(1)近60%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都有着明确的居留意愿,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呈现稳步提升态势,但地区间差距较大;(2)房价、污染物排放增长率、高等教育招生增长率存在较大的省际差异。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研究发现:(1)房价、教育招生、空气质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显著,每平米房价提高1 000元,居留意愿将降低1.573个百分点;(2)烟尘排放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降低3.270个百分点;(3)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规模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提高0.222个百分点。研究认为,政府应该转变财政支出理念,由经济建设向社会服务支出倾斜,增加教育、环境治理、保障型住房建设等社会投资支出,进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为流动人口创造更好的生活及发展环境,引导城镇人口空间集聚优化。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微观福利视角下的库区移民搬迁意愿调查

三峡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资源、环境的限制,又面临再次移民的规划.为有效的缓解由于搬迁中搬迁主体与搬迁规划向左而产生的社会矛盾,优化搬迁政策制度,实现社会的和谐,就应分析库区移民自身的福利状态与搬迁意愿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福利理论分析框架下建立理论模型并设计问卷,在多层随机抽样调查的基础上,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运用Logit模型建立三个逐次包含的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试图找到对移民搬迁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福利影响因素,并分析其原因.研究表明,对于库区人口搬迁的自身福利的变化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居住环境、居住方式、教育程度、饮水方式、政策了解程度、环境满意度等;收入、承包地面积、工作等因素也起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年龄及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电话和教育建设对于搬迁意愿的影响则不明显.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乡城迁移与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推拉理论的实证研究

在2011年天津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推拉理论重新梳理影响农民工城乡迁移与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因素,建立了农民工宅基地退出影响因素的推拉分析框架,并通过实证研究析出和显化在不同代际农民工城乡迁移和宅基地退出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研究发现:在推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受教育程度、宅基地在住房养老中的作用、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有性别、教育程度、供养系数和对农村基础设施满意程度。在拉力因素方面,对第一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和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宅基地退出意愿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主要是有无专业培训经历或证书、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区位、单位性质、外出务工时所利用的方式和是否同城里的人交过朋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quality of rural human settlements in a peripheral metropolitan area based on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 case study from Beijing

Rural human settlement is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of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rural residents, and its improvement can contribute to promoting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inhabited environment and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resource environment in the countryside. Based on 557 valid questionnaires of satisfaction evaluation of human settlement in the peripheral metropolitan area of Beijing,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element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ctors influencing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using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first, the rural residents in a peripheral metropolitan area of Beijing are generally satisfied with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satisfaction rate is 66.2%). Specifically, the natur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the countryside is excellent and harmonious and corresponding standard of countryside infrastructure is advanced, but the quality of public services and follow-up management of facilities are in urgent need of improvement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of rural households has led to a continuous increase in the pressures of life. Second, factors such as social atmosphere, appearance of the village, entertainment, living costs, fundamental public services, and production cost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in this peripheral metropolitan area, with social atmosphere as the main one. Living costs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are the main constraints to improvement in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市民化抑制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终结是市民化,但是目前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存在市民化阻碍,这不利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沈阳和余姚两地区进行了案例调查,得到了两地区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调查数据,首先采用需求可识别的biprobit模型对新生代的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进行了测度,并预测出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在对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抑制程度指标进行分位数回归分解的基础上,分析了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抑制程度的影响,以期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水平是影响其市民化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只有在市民化抑制程度高于80%时才会使市民化抑制程度下降。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政府应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享用水平;发展和健全农民工工会组织;在市民化抑制程度较高的地区应特别加强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能的培训。     

山东沿海防护林体系森林承载能力

本文试图从森林承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入手,通过人均消耗木材、薪柴、水果、干果等四个反映不同生活水平的指标,分析山东省沿海防护林体系的森林生产力及其与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关系,预测山东沿海防护林体系不同时期、不同生活水平条件下的森林承载力,并探讨提高森林承载力的对策途径。     

Impacts of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China

The obj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In China,the key to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happiness of more than 900 million farmers living in the rural areas.This study aimed to measure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SWB) through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as well as to analyze SWB's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a variety of statistical method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U index was 12.79%,indicating that respondents were unhappy 12.79% of the time.Twenty-seven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had a U index greater than 0,with the average value being 47%,indicating that these people were unhappy 47% of the time.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SWB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including age,education,county,household size,generation number,per capita income,migration status and social networking,which significantly affected rural residents' SWB.The size of the impact varied with the different factors.     

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时空分异格局及影响机制

以2009～2017年中国336个地级以上城市为基本研究单元,利用空间趋势面和探索性空间回归技术(ESDA)对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的空间分布进行模拟和估计,并利用地理探测器模型从城市的经济因素、人口因素、社会因素和预期因素4大方面探析售租比时空分异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住宅售租比整体呈波动式上升的态势,空间分布呈现出"东高西低"、"东热西冷"的阶梯状格局,且住宅价格、住宅租金和售租比均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和较强的区域集聚性。收入水平和工资水平是影响售租比最大的因素,住宅预期、人口吸引力、租赁户比重、家庭规模、经济预期等也是影响售租比的重要因素,经济因素、人口因素、预期因素和社会因素的解释力依次减弱,4大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中国售租比的时空分异格局。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Contemporary migration intentions in the Maldives: the role of environmental and other factors

Migration is often mentioned as a major potential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for small island states, especially low-lying atolls. Understanding future migration flows, including the potential rol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require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focusing both on environmental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This paper presents a detailed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migratio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in a small island nation—the Maldives—based on a survey conducted in 2015. The results challenge the view that climate change is influencing contemporary migration behaviour in the Maldives. The survey shows how attitudes influence intention to migrate both intern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Existing analysis of the national census shows a strong urbanisation trend, with significant net migration to the capital island Malé and its environs, dominating national migration flows. People consider perceived employment and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quality of health services, and expectations about general quality of life, happiness, and social environment. In addition, many Maldivians have a high intention to migrate internationally. Hence, the reduction of barriers to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by, for exampl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migrant networks, or policies enabling migration from the Maldives, is likely to increa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Maldivians widely express knowledge and concern about climate change and sea-level rise, recognising the high vulnerability of the island nation. However, such considerations are not presently important in their decisions about migration.     

Impacts of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on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Rural China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social development is to construct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China, the key to a harmonious society is the happiness of more than 900 million farmers living in the rural areas. This study aimed to measure rural resid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through the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as well as to analyze SWB’s influencing factors through a variety of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average U index was 12.79%, indicating that respondents were unhappy 12.79% of the time. Twenty-seven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had a U index greater than 0, with the average value being 47%, indicating that these people were unhappy 47% of the time. The study also found that SWB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dents.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social and demographic factors, including age, education, county, household size, generation number, per capita income, migration status and social networking, which significantly affected rural residents’ SWB. The size of the impact varied with the different facto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