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资源环境绩效研究

提高资源环境绩效是我国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核心和关键.利用资源环境绩效指数(REPI)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源环境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仍然为我国资源环境绩效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综合绩效指数由2000年的212.8逐步下降为2006年的148.1,资源综合绩效虽有提高,但仍然处于全国(西藏除外)第27位.建设用地占用强度明显下降,COD排放强度逐步下降,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有所增加,用水强度降幅明显,能源消耗总量显著提高,用水总量略有上升.建设用地总量先降后升.SO2总体绩效均高于西部平均水平,SO2排放绩效指数呈现"S"型曲线.COD排放绩效指数下降不够明显,基本保持88.44的均值水平.绩效高于2000-2006年西部平均水平和2000-2003年中部平均水平,但远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提高新疆资源环境综合绩效任重而道远.资源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而且成为影响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新疆建设节约型社会不能超越现有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区情,但是通过加大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力度以及采用综合配套措施完全有可能缩短目前能源、资源密集型的发展阶段,提升新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十二五”时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路线图分析

研究评析了我国"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污染排放总量控制进展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而探讨了总量控制与污染控制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并对国家"十二五"(2011-2015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路线图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十一五"时期污染总量减排预期目标基本实现,但是仍然存在污染总量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不对应、环境管理制度难以适应污染总量控制要求等问题;从国内外污染总量控制的实践经验来看,污染总量控制的应用范围和成效与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基础有关,与环境质量改善并不一定具有直接响应关系。建议:"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实施污染总量控制约束结合环境质量改善指导的环境管理模式,构建"国家-行业-区域"污染总量减排体系,国家减排总量削减目标应通过行业和地区潜力技术经济分析来确定;区域排放总量应与环境质量改善密切挂钩;行业总量控制应采用基于排放绩效的管理模式。为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加强总量控制支撑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快速发展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性分析——以南京为例

利用1995~2012年南京市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数据,综合运用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ISE)、资源环境综合绩效指数(REPI)和脱钩分析工具,选择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典型指标,定量分析了1995年以来南京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性。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南京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性总体呈升高趋势。ISE指数处于中等水平;REPI指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工业废水排放绩效提高幅度最快,工业废气排放绩效水平提高幅度最慢;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状态总体处于增长弱脱钩和强正脱钩,但是部分环境污染因子的脱钩状态出现短暂恶化情形。提出了提高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的对策建议。     

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发展评估

有关绿色发展评价和指标研究已成为绿色经济研究中的前沿领域和重点.该文旨在将绿色发展的评估研究延伸至工业领域,进而为监测、评估和诊断中国工业绿色发展提供支撑.该文首次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界定了工业绿色发展内涵,认为工业绿色发展可以理解为在促进工业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和提供更多、更好工业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需求的同时,通过绿化工艺系统和生产过程、生产绿色低碳产品、发展绿色新兴产业,最终协调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的矛盾.鉴此,本文认为可以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三个方面衡量工业绿色发展的进展,这为开展工业绿色发展评估提供理论基础.在实践应用中,由于数据可得性等原因,本文围绕绿色生产构建了基于综合指数法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指数”.评估结果显示,2005-2010年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年均改善幅度为9.5％,反映工业生产正实现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但改善速度逐年下降,表明未来亟需挖掘新的节能减排潜力;分地区看,天津、北京、广东等东部发达省市是中国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较好的地区,但各个地区的优势均有所不同,其中天津在工业水资源利用居于领先,北京在工业土地资源方面较为落后,广东在工业能源利用的表现突出;宁夏的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原因是工业能源利用和污染物排放控制方面较为落后;同时,“十一五”期间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绩效水平均有所改善,其中广西以年均19.7％的水平居于领先.总体来看,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发展水平和改善幅度有较大差异,意味着各地区实现工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条件不同,有必要对不同地区采取分类管理方式,以有效促进各地区工业绿色发展.     

成都市环境绩效评估研究

本文采用主题框架模型和"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模型,构建了由环境健康、生态保护、环境治理、资源与能源可持续利用4个二级指标、11个三级指标及28个四级指标构成的成都市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采用目标渐进法、均权法、环境绩效指数法等评价方法,测算了2011—2015年间成都市的环境绩效指数,研究结果表明:2011—2015年成都市综合环境绩效表现良好,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是二级指标中生态保护指标绩效水平最差,三级指标中噪声、生态环境、环境管理指标绩效离目标水平存在很大差距,各地区之间的环境绩效水平差距也很大。各区(市)县应有针对性的采取措施,提高综合环境绩效水平。     

"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思路、目标及对策

通过回顾“十五”期间环境和生态目标的完成情况．结合对“十一五”期闾我国经济增长特点及其对环境影响的分析。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基本思路一强化对重点地区的“点上治理”．并据此确定了主要目标。同时建议采取以下对策：开展资源环境核算等以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强化政策导向．通过产业政策和治理行动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环境治理模式从末端治理向源头和全过程控制的转变;在污染末端治理中深化市场机制．建立“谁治理、谁受益”制度;完善法规和标准,加强环境管理能力建设;抓住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改善自然保护区管理这两个重点目标;将生态建设和扶贫开发进一步结合起来。     

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是很多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数据,利用考虑环境的数据包络模型研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2.94%,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指数。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的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人均收入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对外开放水平高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技术进步始终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原因。     

“十一五”时期环保投入的宏观经济影响

我国环保投入的逐年增加为强化污染治理、改善环境质量提供了重要基础保障,但环保投入如何影响宏观经济的作用机理值得深入研究。在2007年国家42部门投入产出表基础上,编制了环境-经济投入产出表,并构建了环保投入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模型,将环保运行费和环保投资作为研究对象,测算其对宏观经济各指标各行业的经济影响,并分解到省级层面。结果显示:1"十一五"期间环保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拉动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促进社会就业等经济社会贡献作用,五年期间对国民经济总产出、GDP、居民收入、就业等方面影响分别为102 043亿元、29 457亿元、12 563亿元、1 324万人次,且以间接影响和诱发影响占较大比重,表明环保投入具有较强产业波及效应。2经济影响存在明显行业差异,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农林牧渔业、环境服务业、建筑业等与环保投入直接相关的行业受益较大。但与此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拉动了金属冶炼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高污染高能耗行业,表明环保治理活动自身带来的资源环境负担在中国现有产业结构情况下仍不可避免。在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同时需要寻求更加清洁的治理技术。3经济影响区域差异明显,受益较大的省份主要集中于广东、山东、江苏、河北、辽宁等东部沿海及中部发展较好地区,而受益较小的省份大多位于西部及边远地区。总体来看,鉴于当前我国环境治理投入仍不能满足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适当加大环保投入不但能够取得环境效应,同时也可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效应。     

民族地区能源开发与经济增长效率研究——基于“资源诅咒”假说

"资源诅咒"现象是伴随着能源资源开发带来的新问题。本文基于200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探讨民族地区"资源诅咒"效应,讨论"资源诅咒"效应的差异性,分析"资源诅咒"效应的影响因素,并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构建经济增长效率模型,探讨"资源诅咒"对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民族地区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从单个变量看,能源产业依赖度抑制了云南、广西、贵州、青海、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却加剧了内蒙古和宁夏的"资源诅咒"效应,而能源产业丰裕度和能源开发强度能够缓解青海、宁夏、新疆的"资源诅咒"效应,但加剧了内蒙古、云南、广西、贵州的"资源诅咒"效应;从省际层面看,内蒙古"资源诅咒"效应明显,其他省区表现相对较弱。由面板模型的结果可知,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变量是技术创新投入、能源开发强度、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的变量是能源产业依赖度和能源产业丰裕度。从各省区煤炭、天然气、石油产量变化情况看,"资源诅咒"现象的来源主要是煤炭,除了煤炭之外,青海对石油、宁夏对天然气、新疆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度也很大。从2000-2012年间经济增长效率值的动态变化来看,内蒙古、云南、广西、青海、宁夏"资源诅咒"现象明显,时间拐点分别出现在2004年、2006年、2003年、2001年、2003年;新疆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离散情况虽然比较严重,但总体来看呈现下降趋势;贵州的"资源诅咒"现象前期表现明显,但在2006年以后"资源诅咒"效应得以消除。民族地区要摆脱"资源诅咒"效应应当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度,由资源依赖型产业向非资源型经济转移,扩大就业及经济增长空间;从技术创新投入入手,加强科技和教育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能源开发效率。     

中央环保专项资金管理变化发展趋势及对项目管理的影响分析

首先提出将财政专项资金的分配放到"规划-投资-资金分配-项目实施-绩效管理"的总体财政投资管理体系中进行定位的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在设立方向、分配方法、集中支持、注重绩效、多方监管等方面的管理现状和发展趋势,进一步分析出这些变化对项目管理带来的相应变化以及相关建议,对加强财政环保项目的管理提供借鉴。     

美国环保署战略计划(2006-2011)述评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历过长时间的严重污染阶段,通过数十年的不断努力,目前美国已经成为生态环境质量最好的国家之一。深入研究美国的环境保护政策和工作计划,对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要借鉴意义。2006年9月,美国国家环保署发布了"环保署战略计划(2006-2011)"(2006-2011 EPA Strategic Plan),结合美国环境现状和前期工作基础,提出了未来五年发展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用于指导美国环保署未来五年的工作。本文对美国环保署2006年发布的战略计划背景、内容及美国环保署的职能进行了简要介绍和分析,对其成功做法进行了初步归纳,总结了其在科学研究、标准制定、系统管理及全方位控制、新型污染物控制、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希望能够对我国环境保护政策和环保科技发展战略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双重外部性约束下中国资源型企业绩效研究

中国资源型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代际外部性与环境外部性的双重制约,却长期存在过度进入导致的过度开采,加剧了资源型企业的产能过剩与配置扭曲,但与此相关的"结构-行为-绩效"关系研究尚未将外部性纳入考量。本文引入双重外部性,构建了"SCP-2E"模型,并基于80家资源开采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首先运用使用者成本法和条件估值法分别估算了代际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然后将它们作为企业行为的因变量和影响绩效的自变量分别纳入资源型企业的SCP-2E模型中,同时考虑双重外部性下市场结构、所有权性质等因素对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资源型产业有着明显的周期性特征,而2011年以来资源型企业的兼并重组只是单纯扩大了企业规模,而没有切实提高企业效率;进一步结合企业规模和所有权性质的相关性来看,大型企业多以国有企业为主,由此说明企业规模扩大、绩效却显著降低的原因在很大程度是由于国有企业的低效率造成的;另外,目前企业绩效的提高,主要还是依赖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但在用电量增速较快的地区,也伴随着较大的环境外部性损失,暂时没有受到资源枯竭的约束。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监管部门应加强资源开采权的审查,提高资源型企业的进入门槛和技术标准,适当鼓励企业在不增加生产投资和规模的前提下,通过技术进步和劳动效率的提高提升绩效,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重点应放在解决大型国企的低效率问题上。政府应该权衡经济增长与代际和环境负外部性,在保证能源、资源安全的前提下,鼓励和扩大可耗竭资源的进口,逐步建立国家和企业的战略资源储备制度。     

强可处置性视角下中国农业环境效率测度及其动态演进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业面源污染不断加剧、农业环境面临的形势日益严峻。从生态农业视角科学度量和提高环境效率对于改善农业生态环境,促进农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首先从农业面源污染特征、治理成本和环境规制方面研究联合弱可处置性视角下农业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可能存在的局限性;然后,构建了基于强可处置视角的农业环境效率测度模型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TFP);最后,采用两种视角下的模型对比研究了2012年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以及1991-2011年中国30个省份农业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果表明:1考虑农业污染的强可处置特征,2012年农业环境效率均值从0.98下降为0.86,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的空间差异性更加显著;21991-2011年我国农业TFP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效率年均负增长1.4%,技术进步年均增长2%,均低于传统度量方法。3技术效率呈现持续增长趋势,TFP总体上呈现了先下降后增长的变化趋势,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的协调性逐步得到改善;4各地区TFP均值均大于1,东部地区ML指数最高,其次是中部地区,但各地区技术效率均出现一定程度的退步现象。两种模型实证结果及其差异性表明,农业环境效率评价、污染治理措施应当遵循农业污染物的特征和产生机理;采取源头减排策略能够实现农业增长、污染减少和环境效率提升的多赢局面;当前,我国农业环境效率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制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时,应考虑农业环境效率的空间差异性,针对不同发展水平和污染特征制定更具有针对性的治理策略。     

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理论与实证

在对我国农业面源污染核算及其时空演变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构建农业面源污染形成机制分析框架,并利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①1990-2006年我国农业面源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压力呈现增加的趋势,主要分布在人口众多、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地区。②农业面源污染形成的一般机制是:经济发展导致农产品需求结构、农业结构的变动等都会对农业面源污染产生的环境因子产生影响,进而导致农业面源污染产生量的差异;对农产品消费数量的增多和对耕地的消耗增大,农业生态系统面临更大的生产集约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经济发展同时也导致公众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增多,环保意识也大大提高,为农业面源污染管理政策提供了有效执行土壤,另外,经济增长也为加大环境投资和先进技术的应用提供基础,可能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的压力;③实证研究表明,产业结构的演化、技术进步、环境管理制度等方面是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因素,应是农业面源污染控制和管理政策创新的重点。     

我国“十一五”大气环境总量控制制度分析及优化建议

在"十一五"期间,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不仅体现了我国环境管理方面取得的成绩,也有效地改善了环境质量,同时还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环境保护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随着环保形势的不断变化,与当前形势相比,大气环境总量控制制度仍存在可以进一步完善优化的地方,对其深入分析可以为我国"十二五"环境管理制度提供借鉴。     

中国区域污染影响因素:基于EKC曲线的面板数据分析

在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等区域污染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造带有三次项的环境-收入简约模型,利用1998-2007年间我国30个地区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在内的5类区域污染指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导致我国区域污染恶化的主要区域污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水平对区域污染排放的影响有正有负;人口规模和政府环保管制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低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指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大环保科研投入、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FDI的环保规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促进我国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十一五”环境保护投资评估

随着环境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环境保护投资力度逐步加大。本文从环保投融资政策、投资规模、投资构成、空间分布、资金来源等方面对"十一五"期间环境保护投资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认为,我国多元化的环境保护投融资政策进一步完善,环保投融资渠道逐步拓宽。"十一五"期间,我国环保投资总额为2.16万亿元,相对1.53万亿元的投资需求而言,实际投资超出投资需求6 320亿元。环保投资年度分布上呈现先慢后快的态势,五年计划第一年环保投资增长率较低;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环保投资增长率明显提高。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环保投资总额的比重达一半以上。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中,园林绿化投资是重点,占比达42.6%。东部地区投资规模较中西部地区大,但西部地区增速明显较快。在资金来源上,中央政府投资与地方政府投资规模基本相当,政府投资占环保投资总额的1/5左右。     

环境规制打破了“资源诅咒”吗?——基于跨国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环境规制限制了资源开发活动,迫使资源开发部门和制造业部门探寻技术创新之路,从而切断"资源诅咒"的传导路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各国逐步实施环境规制的背景下,评价各国环境绩效水平并考察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理论假说,使用1991—2016年15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环境健康和生态系统活力两个方面构建了环境绩效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考察了环境规制对"资源诅咒"的破解效应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得出:①"资源诅咒"假说在跨国层面和发展中国家成立,且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是形成"资源诅咒"的重要传导机制。②对所有国家样本和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规制能够通过破除资源路径依赖的方式打破"资源诅咒",且环境规制在资源依赖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跨越门槛值之后,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逐步转变为正向效应。③环境规制能够弥补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和商品贸易的挤出效应,并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和"贸易提升效应"打破跨国层面的"资源诅咒",但环境规制打破"资源诅咒"的"技术创新效应"在发展中国家尚未显现。因此,发展中国家通过提升环境规制强度、鼓励技术引进和技术创新、提高环境贸易壁垒等方式有助于打破"资源诅咒"现象,促使"资源诅咒"向"资源福祉"转化。     

基于环境介质的生态底线指标体系构建及考核评价

建立反映维护基本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安全的考核指标体系,量化生态环境保护绩效评估,形成环境污染控制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倒逼机制,对于促进环保目标从单一目标向双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从解析生态底线的内涵和表征着手,基于环境介质,选取大气、水体、植被、土壤、能源5个方面共17项指标,构成生态底线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评估模型和方法,通过测量值与底线值的比较,反映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实际绩效,考虑到各行政区各功能区的生态特点及环境初始状态的差异,引入历史数据进行修正,对单个指标及综合绩效分为优良、改善、恶化、极差四个基本等级进行考核鉴定。不同于以往许多以污染物排放控制作为指标体系的思路和地方实践,所建立的生态底线指标体系更关注生态环境的本底条件,指标测度从常规的过程和终端标准转向自然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有效化解污染排放都达标,但环境质量日益恶化的难题。建议各地结合当地特点明确本地区的生态底线,加强各参与部门的交流协调以提供全面而一致的统计与监测信息,加强信息发布平台的建设等基础工作;处理好底线考核机制与原有年度考核机制的关系,生态底线考核结果与相应的奖惩制度和晋升制度等挂钩,将其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及"五好"班子评选的重要依据;加强配套制度的建设;建立公众参与的相关机制。     

国际贸易的环境技术效应——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研究

在事实现象的启示下,本文从技术溢出的视角研究了国际贸易的环境技术效应。基于"生产-污染"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假设当通过国际贸易购买国际先进环保技术以达到国内减排标准时,导致的技术溢出与扩散会对进口国环境规制和污染减排起到正向作用。在实证部分利用环境技术专利数据构建国际和国内环保技术知识存量对中国经验进行检验。结果证实了国际前沿环保技术存在对中国的溢出与转移,并且帮助了工业废水和CO2的减排,而国际贸易正是这一过程的有效路径,这体现出国际贸易环境技术效应的实现途径,同时国内的相关技术存量促进了对溢出技术的吸收与利用。研究还发现人均收入的提高和政府对社会福利的重视同样对中国节能减排和环境规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建议政府在开放对外贸易时采取"市场换环保技术"战略,同时支持环保专利国际共享,并改革官员考核指标,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加大对环境等发展问题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