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沿江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与转移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针对江苏省沿江开发战略实施以后，制造业空间可能存在的变动，在整理和分析调查问卷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专业化指数和基尼系数2种方法来定量分析江苏省21个沿江省级以上开发区空间分工、制造业集聚和转移态势。结果表明：（1）2002~2006年江南沿江开发区通过向江北沿江开发区转移部分传统产业，逐渐形成了江南沿江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心”和江北沿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外围”的空间分工格局；（2）江南沿江开发区内部、江北沿江开发区内部尚未形成良好的分工关系；（3）受开发区发展阶段、区域产业政策、本地化资源供给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并未发现理论预期的普遍存在的产业集聚现象，仅纺织服装、石化、电力、塑料橡胶等产业呈现集中趋势.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研究

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对长江流域开发建设和综合治理新模式的探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生态产业的建设和发展。通过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现状分析，研究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产业发展的理论和现实基础，探讨了生态产业运行的经济发展原则、生态友好原则和产业优化原则，建立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各城镇2007年城镇辐射力模型，并根据区域经济开发“点-轴”理论，分析认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要实现从“点（南昌） 圈”式发展模式向“双核（南昌 九江）双轴（沿路和沿江）多动力”发展模式转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生态产业发展政策建议，即要做到区域内严格的空间开发管制和和谐的财政转移支付；要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大力发展新型工业；要加快新农村建设，促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要依托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基于分形理论的江苏沿江城镇体系研究

开放条件下，“全球 地方”作用深刻影响着区域城镇体系，沿江发达地区表现尤其典型。基于分形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2006年为时空断面，对江苏沿江地区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城镇规模等级结构服从Zipf定律，首位城市南京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垄断性相对较强，但并非处于绝对垄断地位；（2）空间关联维数显示，沿江地区城镇体系的交通网络通达性优良，各城镇间联系紧密；（3）根据分维数和无标度区分析，三大城市群中，宁镇扬城市群分形发育最好，苏锡常次之，通泰城市群分形发育最差；（4）扬州、镇江、南京和苏州的城镇集聚程度较高，分形发育较为成熟；南通、泰州、无锡和常州的集聚程度均较低，分形结构不佳。扬州在区域城镇体系中分形发育最为完善，中心性最好，历史上形成的这种空间格局至今没有变化.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采用调整后的产业集聚EG指标，结合产业集中度指数，对武汉城市圈2000～2007年制造业19个行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精确的测度，并分别从制造业集聚度变动趋势、产业集聚度特征、产业集聚空间分布特征、增长集聚弹性等角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间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的区域集聚度较高，而且中高技术行业集聚特征十分明显，资源性和低技术行业较为分散；从行业的区域集聚空间分布特征来看，产业集中度较高，主要集中在武汉、黄石、孝感和黄冈4市，其它5个城市产业集中度较低，城市上榜次数较少，且上榜行业主要集中在资源性和低技术行业，形成了以武汉等4市为中心，其它5市为外围的“中心 外围”结构；构建的产业集聚弹性模型计算结果表明，整体上城市圈制造业集聚弹性较大，但不同行业间的弹性值差距明显。     

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格局及其驱动因素

基于2005~2015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统计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SARAR计量模型系统刻画了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变与空间集聚特征，并进一步揭示其驱动因素及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1）研究时段内，工业废水排放逐年减少，但废水排放总量不断上升，表明中国废水排放主导源已经发生替变；（2）中国工业废水排放量总体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省际格局特征，胡焕庸线可看作工业废水排放“热区”与“冷区”的分界线；（3）中国工业废水排放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集聚趋势逐年加强；（4）SARAR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城镇化推进、第二产业发展、人口增长依次是中国工业废水排放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全国相比，热区的SARAR模型估计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一致，但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效应略有不同     

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研究

在产业转移及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逐渐成为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以2008、2016年我国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从业人数为研究数据，应用区位熵、热点分析、锡尔系数、动态集聚指数等方法，对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变及转移态势进行探究。研究发现：（1）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时空异质性，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以及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分别呈现“西密东疏”、“东密西疏”的空间分异格局，并且不同类型的制造业空间集聚态势也存在显著差异；（2）东部地区的烟草制品、化学纤维等制造业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对我国区域间与区域内制造业空间分布差异的影响较大，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小，但有逐渐扩大的趋势；（3）制造业转移的主体是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移的方向是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层次具有较高的梯度性。研究有助于丰富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及转移相关理论，为我国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基于ESDA-GWR的浙江县域生产性服务业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全球产业结构“服务经济”形态转向宏观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重要构成正成为我国经济中低增速“新常态”下城市与区域重构竞合格局、提升位序-规模、参与新国际分工的重要“利器”。以浙江65个县域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测度-时空辨识-因素剖析”逻辑脉络，运用数理统计模型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揭示2003~2015年其演变特征、空间效应与影响机理，以期为浙江“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统筹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布局与发展实践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时空格局表现为低水平均质空间向市辖区首位型城市特别是杭州、宁波等“多中心”的非均衡空间极化演进；其次，体系结构符合Zipf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内部六大行业空间集聚呈现以信息服务业为龙头的“三大梯度”层级分异形态；再则，全局空间存在自相关性但溢出效应微弱且渗透不均衡；最后，其地理过程、格局实践表征被验证为是信息技术水平、人力资本丰裕度、市场发育成熟度等多重因子非线性共轭影响的结果。 关键词： 生产性服务业；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加权回归；时空演变；浙江     

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区位分布特征及其演化

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城市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上海大都市区1995年以来物流企业属性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区位商、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及协同区位商等测度方法，探究各类物流企业的区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定位不同的影响，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区域各类物流企业的时空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正由“中心布局”转变为多“核心-边缘”模式，在中心区集聚极化的同时，郊区外围也集聚分布了大量物流企业，城市物流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张；（3）货代类和综合物流类企业通过信息共享、服务零库存等因素，促进企业间的共位选择；其他类型物流企业由于地域分工、企业选址分散，则出现了区位互斥现象。研究揭示了上海大都市区物流空间区位特征，既补充了城市物流的理论研究，也为今后城市物流业和物流设施发展提供借鉴     

武汉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的动态模式及其驱动机制

基于遥感和GIS技术获取了武汉城市群3个阶段(1980～1990、1990～2000、2000～2010年)的城镇用地信息，采用景观扩张指数、间隙度指数和相关分形维数分析了该地区城镇用地扩展的基本模式、空间形态演化及其驱动机制。主要结论：（1）城镇用地扩展基本模式呈现差异，第一阶段以边缘式和飞地式扩展为主，第二、第三阶段以边缘式扩展为主；（2）城镇用地空间形态处于演化变动中，第一阶段城镇用地扩展遵循“小集聚、大分散”的特点，城镇用地分布呈现“均一化”，第二阶段城镇用地扩展显著趋缓，增长空间相互分离，以中心城市的孤立扩展为主，第三阶段城镇用地扩展呈现“首位式”“集中化”趋势，武汉市中心性显著增强，核心-外围差别显著，局部范围的空间融合初露端倪；（3）城镇用地扩展经历了多点“开花式”均匀扩展期、散点“离心式”缓慢扩展期和集聚“首位式”快速扩展期，这种差别化的城镇用地扩展模式与空间形态演化主要受国内外发展环境、国家发展战略、城市建设方针以及土地管理政策的综合影响     

安徽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协调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对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格局进行分析，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实证，选择2005、2010、2015年3个时间节点，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协调指数等方法，分析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1）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变异系数较大，公路交通变异系数较小，二者区域内部差异明显；（2）安徽省公路交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在空间上呈现由“Z”型向“V”型转变继而转向“Z”型的分布格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局部波动，在空间上表征出典型的以合芜马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3）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程度整体由协调向失调转变，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发展主导类型，以协同型和交通滞后型为主。 关键词： 公路交通；经济发展；时空格局；协调性；安徽省     

沿江开发成就卓著 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热烈祝贺《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创刊二十周年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创刊二十年来，刊物随着长江大开发的脉搏而跳动，科学地刻画了“长江战略”的实施历程，履行了为开发和保护长江鸣锣开道的“先声”使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长江产业带建设的综合研究”课题组论证了长江沿江产业带的建设目标和途径。经过二十多年的建设，长江沿江已经建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国际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成为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动机和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同时，长江流域正面临着复杂、艰巨的资源环境问题，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任重道远。长江流域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有无数需要研究和探索的重大课题，《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作为综合性的学术刊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沿海规模最大的经济区 ,上海市、江苏沿江的南京、镇江、扬州、泰州、苏州、无锡、常州、南通等八市、浙江省的嘉兴、湖州、杭州、宁波、绍兴、舟山等六市都属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范围 ,土地总面积 996 87.5km2 ,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 1%。 1998年全区人口 74 4 5 .6 9万人 ,GDP总量 12 70 1.39亿元。长江三角洲是我国经济最发达 ,人口分布最密集 ,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之一。阐明了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特征。指出 ,长江三角洲是我国对外开放最早 ,开发区建设数量最多 ,类型最齐全的地区 ,它拥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农业现代化园区、旅游度假区和保税区等多种类型。经过多年来的开发建设 ,长江三角洲开发区投资的基础设施环境和社会软环境都很好 ,在招商引资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开发区已经成为了其地方经济新的增长点 ,新的制造业基地 ,高科技发展基地 ,外商投资和跨国公司的集聚地。通过对上海、江苏、浙江各种类型开发区的外商投资规模、产业经济结构、城市建设功能和外向型经济格局的比较 ,揭示了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建设和发展的区域差异。明确了上海开发区建设在长江三角洲的龙头地位 ,分析了浙江省开发区建设落后于江苏省的主要原因 ,总结出了愈靠近     

长江上游生态脆弱区生态屏障建设与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以昭通市为例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设长江生态屏障是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以金沙江区段为主的长江上游地区在流域生态屏障建设中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结合实地调研，以地处云南省东北部、金沙江下游、滇川黔3省结合部的昭通市为例，分析了地区产业发展与生态屏障建设的互动机理。首先分析了昭通市生态—经济系统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而指出优化产业结构是昭通市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昭通市应通过高效生态农业、环境友好型工业以及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屏障建设的有机结合。     

江苏沿江开发研究

随着中国加入WTO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长江三角洲以其独特的滨江临海的区位和发达的制造业基础,正在成为新的投资热点地区。江苏省沿江地区是长江三角洲重要的组成部分,拥有800多km的长江岸线和8个经济发达、人才资源优势明显的经济中心城市。传统的制造业基础和相对低廉的加工成本、商务成本,使江苏沿江开发既有对外来资本的吸引力,又有自我发展的内生机制。重点研究了全球化背景下江苏沿江开发的战略问题,主要包括：①江苏沿江地区开发的环境和条件比较分析;②沿江产业带重组与实施跨江开发;③再造新战略据点;④打破行政区界限沿江联动实施区域一体化,等等。最后指出：加快江苏沿江开发,必须科学规划、统筹安排,做到空间合理、时间有序,同时考虑沿江的环境容量有限,应实施可持续发展和南北联动的开发战略,拓展沿江的开发空间,提升沿江的产业发展水平。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区域水资源生态补偿量化模型构建——以长江流域为例

通过计算长江流域各省级行政区之间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的差异,建立各省间水资源利用和经济补偿的联动关系,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基于生态足迹模型测算长江流域各省份水资源超载指数,结合谢高地等人的中国陆地生态服务价值的研究结果,考虑地区补偿能力,构建水资源生态补偿的量化模型,计算各省份应当支付的生态补偿量。长江流域各省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总量高达9.37×1012元,各省生态服务价值也都在3.1×108元以上。整体上长江流域水资源生态服务价值呈现两端低,中间高的趋势,上中下游生态服务价值比例分比为44%,49%和7%。因此,处于长江流域下游以及中游的地区理论上应当对上中游地区水资源保护以及"生态服务价值外溢"进行相应的补偿。长江流域总体应获得1193.53亿元的水资源生态补偿。     

长江沿江国家战略发展区功能识别与培育

分析了长江沿江六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即长三角地区、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的发展状况。基于极化区理论，提出了国家战略发展区识别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并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产业和服务业区位熵的定量分析，初步识别了各战略发展区的功能，即长三角经济区主要承担参与国际竞争、创新和门户功能，皖江城市带主要承担区域服务带动和创新功能，鄱阳湖经济区主要承担生态保育和区域带动功能，武汉城市圈主要承担中部带动和创新功能，长株潭城市群主要承担区域服务和带动功能，成渝经济区主要承担西部生态保育、西部带动功能     

江苏苏中3市的沿江岸线资源开发利用变化及驱动因素

长江是我国重要的黄金水道,其岸线资源有着丰富的开发利用价值。近年来,苏中地区长江岸线资源利用发展迅速。因此,选取苏中扬州、泰州、南通3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2年和2008年的长江岸线利用状况数据,对比分析了3市岸线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表明:2002年以来,苏中3市的岸线利用率大幅提高;新增岸线中工业岸线占比最大,港口岸线和生活服务岸线次之;工业岸线和生活服务岸线的增幅最为显著;各类型岸线的增加主要来源于未利用岸线,已有岸线类型的转换主要流向工业岸线和未利用岸线。港口建设需求、沿江基础工业化进程加快、港产城融合发展、规划和政策引导等是岸线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长江上游地区（四川重庆段）工业发展与布局调控研究

四川长江上游地区在整个长江经济带建设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川渝段工业发展现状与问题,对该地区工业发展与布局进行了战略调控研究。首先,在地区工业结构调整方向上提出“先轻后重”的逆向发展模式;其次,在重点行业选择上提出名牌产品＋知名企业＋重点行业的选择模式,以此确定交通机械、电子通讯、化学制造、医药制造、普通机械和饮料制造六大行业及发展方向;第三,在工业布局方面提出“两线一点”的相对集中方案。上述     

安徽沿江地带投资环境综合研究

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安徽沿江地带是长江经济带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安徽沿江地带投资环境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并就进一步完善沿江地带宏观投资环境，推动经济联合发展提出了建议与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