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补贴对双渠道低碳运输供应链的协调研究

本文以北江大宗货物供应链为研究背景,建立了一个制造商和一个分销商的两级供应链系统。分销商同时拥有水路运输渠道和公路运输渠道,以统一的价格向市场销售产品。分别研究了两种价格补贴策略对大宗货物供应链的影响。结论表明:两种价格补贴策略不仅都能增加供应链的整体利润,同时还能增加水路运输量,降低碳排放量,协调水陆运输方式的分担量。当分销商采取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体供应链增加的收益都由分销商占有。而当政府采取价格补贴策略时,整体供应链增加的收益都由制造商占有。因此,从长远来看,政府要间断性的实施价格补贴策略,与分销商价格补贴策略交替使用才能有效促进实现北江大宗货物低碳运输的目标。     

公共租赁住房项目建设生态环境影响评价——以济南市西蒋峪片区为例

在分析济南市西蒋峪片区公共租赁住房评价区生态环境现状的基础上,从土地利用、生物、水土流失和景观类型等方面分析了施工期和运营期项目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公租房建设中的景观生态建设和植被保护与恢复等生态保护和恢复的对策。     

“全面二孩”、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住房消费的影响

当前中国人口结构正在改变,"少子化"和"老龄化"问题逐渐凸显。"全面二孩"是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的重要一步,对未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将产生深远影响。在政府颁布"全面二孩"政策的当下,探讨政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变化对我国住房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6年数据的整理和比较,研究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会使少儿抚养比显著提升,老龄化程度得到一定减轻,但不能改变人口迅速老龄化的大趋势。通过采用滞后一期变量,利用动态面板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估计人口年龄结构对住房消费的影响。估算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因素不能解释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但能部分解释住房面积水平的变化;少儿抚养比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住房消费面积,老年抚养比对住房消费面积没有明显影响。由于"全面二孩"的实施会提高少儿抚养比,因而从长期来看该政策的实施有利于降低商品房消费水平。从人口结构角度出发,未来我国房价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需求基础。政府应当积极采取措施避免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可以完善养老保险体系,增加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将商品服务结构逐步向老年市场转移,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来应对老龄化对住房和经济市场的冲击。     

基于最优拍卖数量和资金再分配模型的碳市场有偿分配机制研究

拍卖作为一种有偿分配机制已经确立为我国碳市场配额分配的基本方式之一,而拍卖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与市场运行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传统的排放权拍卖理论以政府收入最大化作为目标函数,并没有将企业预算和交易策略纳入到分析框架中,同时对于拍卖收入资金的再分配方法缺乏可行的指导。本文将企业的成本约束(或预算)作为一个因素引入,提出了最优拍卖数量模型以及基于双重红利思想的资金再分配模型。分析表明最优拍卖数量由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和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决定,二级市场弹性系数则取决于排放的不确定性水平;边际减排成本越高的企业,其承受的拍卖成本随着拍卖价格增长越快,这可能导致减排空间小的企业承担的拍卖成本增长过高,从而产生不公平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轮竞价的资金分配策略,根据企业参加拍卖的投标情况间接评估企业的边际减排成本水平,并制定相应的补贴标准。最后以广东碳市场为例,从市场结构、履约成本、市场价格三个方面深入讨论了拍卖对碳市场的影响以及最优参数的选择策略。广东的经验为拍卖机制的引入提供了良好的建议:在二级市场流动性不足,价格发现能力较弱的情况下,引入拍卖机制可以快速建立一级市场的价格发现机制;由于历史法的不可靠,拍卖会将履约成本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进一步放大,加剧市场的不公平问题,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但拍卖收入资金的循环利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这一问题;短期内拍卖底价是政府建立市场预期的辅助工具,是在二级市场供求关系尚未建立时的一种过渡手段,但从长期来看随着二级市场的成熟,底价政策应该逐渐放松或退出,建立起一级市场价格与二级市场价格联动的定价机制。     

碳交易市场中的碳税策略研究

为实现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平稳调整,我国需要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低碳之路",这就需要选择并设计市场化减排政策工具。本文通过探讨碳交易市场中的碳税策略,提出复合碳交易体系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在此背景下,通过构建复合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的双寡头企业的合作和竞争三阶段博弈模型,对如何制定碳税税率促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不同碳减排研发策略下,企业如何确定碳计划减排量以及制定产品价格,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政府征收碳税税率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比较企业采取合作和竞争两种不同碳减排研发策略时,碳税税率的变化对产品价格、碳计划减排量、企业利润、社会福利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在碳交易市场中征收碳税对于降低碳排放量,增加企业收益具有促进作用,这说明在科学合理的政府政策配置下,采用合理的市场机制,可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实现过程,需要建立碳交易市场,依靠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促使企业主动选择"提高计划碳减排量"的方式逐年降低碳排放量,同时,在加强社会监督和严格执行碳超量排放处罚机制的条件下,采用碳税方式提高计划碳减排量,而要达到最优减排量,政府还需积极引导和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碳减排研发效率,并积极开展合作研发减排;而在推行过程中,应选择碳税税率征收空间较大的高产能行业,特别是产品成本和低碳度较低的行业作为试点,优先开征碳税;在垄断行业中,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规制政策,以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递延性,维护公共利益。同时,推广过程中必须重视对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培养,这将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应对碳减排带来的生产成本压力,减少碳税征收的阻力,为政府开征碳税赢得空间和时间,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平稳调整,实现低碳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碳税最优税率确定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

针对我国碳税最优税率确定问题,本文构建了涉及碳排放企业、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政府规制部门三方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影响参与方行为策略均衡的关键变量,并讨论了碳税最优税率确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认为,碳排放企业和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的结构决定了碳税最优税率的大小:当两个市场都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时候,碳税最优税率等于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当碳排放企业所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而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由几家企业垄断时,政府规制部门应该设定高于碳排放边际社会损失的碳税税率;当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而碳排放企业所在市场由几家企业垄断时,政府规制部门设定的碳税税率应该低于碳排放边际社会损失;当两个市场都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则此时碳税最优税率是不确定的,关键要看哪个市场垄断力量相对较大。另外,碳税税率水平还受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企业减排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影响政府规制的效果。     

环境问题的信息经济学分析

1　导致环境问题的经济原因 :市场失灵和政府　失效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将造成资源退化和环境恶化的经济原因归为两类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认为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有 :资源产权不清晰、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外部性、不完全竞争、短期行为和不确定性等 ;导致政府失效的原因有 :决策判断失误、利益集团的影响、决策信息不完全和体制不健全等。关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 ,主流经济学的解释是 :由于公共物品、外部性、市场竞争不充分、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使得市场不能依靠价格机制的调节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 ,市…     

基于城市住宅类型的不同年限建成区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基于厦门岛不同历史年限建成区的范围,以不同居住类型的面积和人口分布为基础数据测算了居住用地空间分异指数和居住人口空间分异指数,分析了不同年限建成区范围和厦门岛整体的居住空间分异特征。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个厦门岛来看,不同居住类型的空间分异指数差异显著,老城区住宅、保障性住房和职工宿舍的居住分异指数较高,一般商品房和商品化安置房的居住分异指数较低;从不同年限建成区来看,不同居住类型的空间分异变化趋势各不相同,27年历史以下的建成区内,随历史年限增加城中村的空间分异指数上升,高档商品房呈现"V"字态势,保障性住房保持高分异指数,27—50年历史年限建成区内,一般商品房和商品化安置房空间分异指数相对较低,27年历史以上的建成区内,老城区住宅的空间分异指数随历史年限增加在降低。     

基于竞争视角下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策略研究

鉴于"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这一现象,本文考虑了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选择策略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博弈双方的演化规律及行为特征;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选取数值对奖励力度、惩罚力度、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系数及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博弈主体实现稳定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并对博弈双方实现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如何促进博弈主体实现博弈均衡。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意愿对奖励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更为敏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惩罚力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2)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和相邻地方政府不同投资行为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实现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当相邻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正负外部效应低于阈值或奖励力度、惩罚力度超过阈值时,有利于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有效控制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更易于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充分运用相邻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对环境规制博弈双方的影响差异,制定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     

中国天然气价格管制的碳排放及经济影响——基于非完全竞争CGE模型的模拟研究

中国天然气产业的最大特点是垄断程度较强,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各个环节均存在价格管制。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CGE模型以期全面量化分析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可供借鉴的依据。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构建的静态CGE模型,不仅刻画了天然气产业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还刻画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价格管制行为。运用该模型,本文分别从消费侧以及供应侧的角度模拟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对我国碳排放及经济的影响,并且从经济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天然气价格管制政策变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机制。模拟结果表明:1消费侧价格管制。提高天然气价格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降低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进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缩小导致天然气产业的超额利润率有所下降。提高天然气价格提高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降低了实际GDP以及居民福利水平。降低天然气价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传导机制以及经济影响与提高天然气价格产生的影响类似,但是作用效果基本上相反。2供应侧价格管制。取消天然气供应侧价格管制能够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实际GDP的增长、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并且降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不仅提高了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还提高了对能源总量的消费,从而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的增长。因此,应该逐渐建立完善的天然气价格管理体制,确保天然气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进行管控,避免产生较大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逐步取消天然气供应侧的价格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天然气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基于实验经济学的水权市场有效性研究

在中国水权市场建立的探索时期,市场竞争机制作用发挥不充分,运用市场机制配置水资源程度仍偏低,而国内学界对于水权市场运行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却尤为匮乏。考虑到当前收集、使用实际运行数据分析水权市场有效性存在难度的事实,以及水权市场环境条件和相关人行为具有复杂性的现实状况,本文应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建立虚拟水权交易市场,比较不同交易制度下水权市场效率,以及水权成交数量和成交价格的差异,并考察交易成本、市场势力因素及其交互组合对水权市场运行效果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无论水权市场交易成本存在与否、水权初始分配为竞争还是垄断,双向拍卖、分散交易、明码标价三种交易制度下的水权交易均存在一定的社会福利损失;双向拍卖制度下的水权市场效率相对最优,成交价格、交易数量最接近于完全竞争市场的理论均衡值,而明码标价制度下的水权市场表现最不理想。②较之无交易成本的水权市场,考虑交易成本因素后三种交易制度下的水权市场效率均有下降;成交价格更趋向于竞争市场的理论均衡价格,尤以分散交易制度下的价格变动为最显著;与双向拍卖、分散交易制度形成对比的是,在明码标价制度下,交易成本的存在加剧了交易量对均衡成交数量的负向偏离。③较之仅考虑交易成本的水权市场,结合市场势力因素后,三种交易制度下水权市场效率明显降低,且双向拍卖制度下的效率变动为最小;由于市场势力的影响,三种交易制度下的平均价格偏离、平均交易数量偏离表现出显著增大的特征。基于实验结果,本文侧重于政府在水权市场建设中的作用,从加强水权市场制度建设、创新水权初始分配决策机制、重视水权交易配套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以推进中国水权市场的健康、有效运行。     

考虑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的企业生产优化

文章旨在探究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对排放依赖型企业生产决策的影响。从企业生产运作层面,综合考察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下企业在产品生产、污染削减、初始排污权购置、二级市场交易等环节的最优决策行为,以及其与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之间的关联性;提出了企业适宜生产的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空间以及企业是否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二级市场价格临界点,深入论证并厘清了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对企业最优决策及决策结果产生影响的方式及其边际效应;最后,算例分析从多个角度清晰展现了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场景以及产污系数、削减成本系数等变化对企业生产决策及其决策结果的复杂影响与变化规律,并验证了所得结论。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在产品产量、污染削减、排污权占用等方面最优决策行为都是追求其边际效应与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相一致,而与一级市场价格无关。(2)企业最优初始配额购置决策由排污权两级市场价格共同决定,而排污权初始配额则直接决定了理性企业在排污权二级市场的交易状态(出售或购买)及其交易量。(3)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提高对企业产品生产与污染处理环节的净收益具有负向影响,而对其购置初始配额净收益具有正向影响;相应地,排污权一级市场价格特定时,随着排污权二级市场价格的提高,企业最优利润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U"型变化趋势。(4)初始有偿分配可以有效遏制排污权这类公共资源分配中腐败问题的滋生并体现公平性原则。研究结论可为排污依赖型企业适应与利用排污权两级交易市场并合理制定生产决策,以及政府完善机制设计与调控策略等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互动行为的检验及其影响分析

本文以山东省设区市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从价格和数量两个维度,全面检验了地方政府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的策略互动行为,并利用空间计量工具,分析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策略互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山东省内地方政府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工业用地出让量存在显著的策略互动,地方政府的商服、住宅、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以及工业用地出让量,不仅会受城市自身情况的约束,还会受邻近地区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外在表现为你涨我跌、你增我减的反向变动格局;(2)由于未考虑策略互动,传统计量经济学非空间面板模型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影响因素的估计普遍存在偏误。对于商服用地出让价格,第三产业比重、人口密度的影响分别被低估了33.33%、13.08%;对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人口城镇化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分别被低估了20.00%、9.98%,人口密度的影响被高估了32.34%;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人均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被高估了3.68%;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量,第二产业比重、地均工业产值的影响分别被高估了13.95%、31.36%;(3)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的影响因素普遍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对于商服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密度;对于住宅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口城镇化率、人口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于工业用地出让价格,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人均外商直接投资、地均固定资产投资;对于工业用地出让量,具有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为第二产业比重、地均固定资产投资。     

可耗竭资源开采追加投资行为研究

目前,我国可耗竭资源开采回采率普遍较低,企业可以通过追加投资来提高资源的管理及技术水平,进而提高资源开采回采率,减少资源浪费.文中基于Hotelling横向差异化模型,构建了一个三阶段动态博弈模型,采用逆向归纳法的思路,分析了可耗竭资源开采企业追加投资的动态行为.首先在企业通过竞争形成的价格和市场份额给定的基础上,分析第三阶段实行价格歧视消费者的转移情况,得到两企业的竞争策略;接着将第三阶段的最优价格策略和利润考虑到第二阶段中,讨论两企业的价格竞争均衡问题,分别得到两企业的需求;最后将第二阶段的利润贴现到第一阶段,可得到企业追加投资的策略,给出了该动态博弈模型存在唯一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的条件和企业最佳追加投资规模.研究结果表明,要使企业追加投资就必须要求追加投资的回报率足够高,当企业追加投资的回报率很高时,只要较小的追加投入就会产生较大的边际成本减少量,获得较大的竞争优势,甚至会将不进行追加投资企业挤出市场;当投资回报率给定时,企业追加投资的激励是取决于其耐心,即企业对未来收益关注越多,则追加投资的规模也越大.     

不同市场结构组合下稀土最优开采路径研究

本文从价格视角将我国稀土市场结构的变化历程划分为不同阶段,分别从理论和现实视角上探讨了在国际、国内都是完全竞争市场,国际市场垄断、国内市场完全竞争,国际市场完全竞争、国内市场垄断,国际、国内都是垄断市场条件下稀土最优开采路径及最优耗竭时间,并通过设定参数判断其相对大小关系。发现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开采前期当国内和国际市场都是完全竞争时,稀土最优开采量是最大的;当国内和国际市场都是垄断时,稀土最优开采量是最小的;其他两种市场情况下稀土最优开采量居于中间,当国际市场是稀土的主要消费地时,国际竞争-国内垄断市场情况下稀土最优开采量大于国际垄断-国内竞争市场情况下稀土最优开采量,反之,国际垄断-国内竞争市场情况下稀土最优开采量大于国际竞争-国内垄断市场情况下稀土最优开采量。     

基于碳交易市场连接的宏观调控机制研究

将碳市场连接与宏观调控相结合,通过引入碳市场额外性函数和排放权随机定价模型,构建了包括碳价格趋同和碳市场减排真实性两个最终调控目标的中央计划者宏观调控多目标优化模型。本文首先引入"额外性函数"来描述名义减排目标和真实减排目标之间的偏差水平,指出额外性函数反映的是减排目标的弹性,即"碳市场不能实现减排目标的概率"。然后本文提出碳市场的成功连接包括两个主要的特征:碳价格的趋同以及碳市场减排真实性的提高,并将这两个指标作为全国碳市场宏观调控的最终目标,由此建立了多目标优化宏观调控模型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在额外性函数,价格趋同函数以及配额分配数量之间构建了关联,为宏观调控策略的设计建立了理论基础。为了进一步了解市场连接和宏观调控对企业交易行为的影响,本文建立了一个简化的企业响应模型,模拟结果表明,不确定性水平会对企业的最优利润点产生影响,进而改变其交易策略。最后本文指出中央计划者在采用数量工具进行市场调控时,不能仅仅盯住市场价格,同时应该盯住不确定性水平,这意味着中央计划者在进行调控时需要适当引入预期管理,具体策略包括:在配额初始分配时尽可能从紧;引入拍卖机制管理需求侧不确定性等。     

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投资价值与投资时机研究

中国承诺2017年启动全国性碳排放交易系统,在碳交易机制下,可再生能源项目可以通过CCER交易获得额外收益。由于碳价格是随着市场条件而随机波动的,碳价波动性使得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具有了期权性质的权利,即未来不确定性可能包含更高的价值。可再生能源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可以选择立即投资,也可以选择推迟投资,等待更多信息来提高项目收益,而立即投资的项目回报必须足够高以克服等待期权的蕴含价值。为了研究碳价波动下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本文采用实物期权法的三叉树模型,测算了三类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的npv及其实物期权价值(ROV)。根据延迟实物期权决策规则,三类项目均执行期权延迟投资决策。本文还计算了在无政府补贴和有政府补贴两种情形下,三种可再生能源项目在不同时点的栏杆价格,以确定项目的投资时机。栏杆价格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而逐步下降,说明政府补贴会促进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栏杆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上升,意味着时间跨度越大,不确定性越大,需要更高碳市场价格来确定投资时机。本文对影响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因素敏感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碳价波动率与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栏杆价格呈现正相关的关系,说明碳价波动性增加了企业投资的期权价值,却推迟了企业开展投资的时间。随着中国碳交易体系的不断完善,碳价波动幅度会趋于平稳,从而促进发电企业进行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投资。     

为发展而竞争:地方政府多维度竞争的激励机制分析

地方政府竞争在我国经济从数量增长到质量发展过程中起着极其核心的作用。从"为增长而竞争"的单一任务维度到"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的多维任务维度,引入公共选择领域中的竞赛成功函数,在一个前后一致的逻辑框架下建立理论模型,讨论地方政府竞争机制的有效性及作用机理。研究结论表明,不考虑多维度竞争绩效的测度成本差异,前者"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模式是后者地方政府"为高质量发展而竞争"激励模式的一个特例。聚焦新的发展阶段,地方政府多维竞争机制同样具有一维竞争机制信息需求量少的优势,与单一维度竞争机制相比,满足一定任务维数和获胜维数条件的合理多维竞争机制设计能够适应当前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更进一步提高地方政府总的努力投入水平。在对称纯策略均衡假定下,地方政府存在着同时获胜的可能性,需要根据任务目标进行奖励结构优化与匹配,在任务维数过多、资金负担较为宽松的场景,适当增加获奖数量,使地方政府从竞争中获益;在需要短期内见效的任务场景,减少获奖数量,确保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快速取得成效。地方政府的异质性特征不会改变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却会降低地方政府总的努力投入水平,对机制设计提出更高要求。基于模型的前提假定和均衡结论,提出合理设置任务维度、权衡考核奖励数量、统一考核机制指标和缩小差异均衡发展等建议,以期更好发挥地方政府多维度竞争机制的激励效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之治"何以管用提供理论解释和完善路径。     

江西木材供求经验模型与林业经济和环境政策分析

本文通过已有的研究所得到的局部均衡的木材供求经验模型，用于分析江西的森林资源的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充分时采用市场价格机制的经济手段调节资源配置要比税费和采伐限额的政府干预手段的效率高。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即使集约经营森林资源，适当的税费和采伐限额的措施还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条件下的适度生猪养殖规模的研究

本文基于对江苏省阜宁县261个生猪养殖户的实地调查,从生猪养殖投入与产出的角度,考察了生猪养殖规模报酬情况。研究发现,考虑生猪养殖综合技术水平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对生猪规模产量的影响,阜宁县生猪养殖存在规模报酬递减。由此,如果政府单纯出于提高生猪规模产量的目的,鼓励养殖户扩大养殖规模,满足猪肉市场需求的政策并不可取。研究还发现,当养殖户不承担相应的环境污染治理成本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600-800头之间;当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时,最佳的养殖规模在31-35头之间。与此同时,生猪的市场价格与政府政策因素也影响最佳的生猪养殖规模。生猪的市场价格越高,则最佳养殖规模量越大;政府的目标函数不同,最佳养殖规模量也将随之改变。故政府应该根据生猪产业分工的区域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政策策略,通过政策调节区域内不同层次的养殖主体的生猪养殖规模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