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长沙湘江滨水区景观资源评价与优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经济的转型，以及人们环境意识的提高，滨水区开发已成为我国城市开发建设的热点。城市滨水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对于合理、充分利用城市滨水区景观资源，塑造特色鲜明的城市形象，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促进城市滨水区开发有着重要意义。从复合生态系统理论的角度，在湘江滨水区景观资源调查、景观资源分类的基础上，运用灰色聚类法对湘江滨水区景观资源进行定量评价，提出景观资源优化思路，探讨滨水区景观规划设计的途径。认为现代城市大规模滨水区更新改造和开发大背景下的城市滨水区景观规划设计，应尊重城市地域性特点、文化内涵和风土人情,并与传统的滨水活动有机结合，保护和突出城市历史格局和风貌特色。     

基于3D理论与SEM的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的耦合机制

为获取连片特困地区县域交通可达性与空间贫困程度之间的耦合关系，运用路网-栅格集成法的加权时间成本距离模型对县域综合交通可达性进行测算，构建了基于“3D”理论的空间贫困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结构方程模型获取了二者的空间耦合机制，并以滇西边境山区为例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滇西边境山区各贫困县（区）可达性水平的空间分异特征显著，且邻近效应突出，骨干路网的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贫困县域的县外可达性水平；滇西边境山区的贫困发生率呈现中心发散、集聚分布的空间特征，贫困程度的改善与地均GDP、市场距离、产业距离、交通分割、贫困分割呈正向相关，与地均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区域空间贫困程度与交通可达性的耦合强度为023，呈显著负向影响。通过提升可达性水平和县域间通达程度，可为扶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南京都市圈可达性与经济联系格局演化研究

以南京都市圈为例，选取1993、1999、2005和2011年4个典型年份，运用Arc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和引力模型，计算南京都市圈的可达性、经济联系量和经济联系隶属度，深入研究南京都市圈空间联系格局和空间联系方向的演变。研究结果表明：（1）南京都市圈可达性改善显著，平均可达性提高明显，但各城市可达性提高的幅度差别较大；（2）南京都市圈经济联系日益增强，经济联系格局由点轴结构向网络结构演变，南京成为区域经济联系中心城市；（3）从经济联系隶属度分析来看，南京是区域空间联系的集聚中心，与其它城市形成了众星捧月的空间联系格局     

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交通格局演变及区域效应研究

应用ArcGIS空间分析和可达性评价模型，结合SPSS、Matlab等软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为研究区域，选取1998年、2008年及2020规划年为时间断面，用栅格法测算交通可达性，分析可达性格局空间演变特征。根据城市质量和时间距离，构建经济联系评价模型，回归分析预测2020年城市质量。对区域内经济总量空间集聚进行分析，并根据三个时间段的最大经济联系格局演变，分析城市间经济辐射范围和城市隶属关系变化。结果发现：区域内可达性改善明显，城市间可达性差距缩小，到2020年全区可基本实现一日交流；区域内经济总量集聚明显，且处于极化状态；由于鄱阳湖湖体的阻隔，区域内形成以南昌、九江、景德镇三大经济中心地，其他为隶属城市的经济联系格局；建议发展南昌至贵溪尤其是东乡至鹰潭段的交通，使鹰潭成为区内第四个经济中心地，实现全区均衡发展     

过江通道对乡镇可达性影响分析

过江通道建设将缩短相关城镇到中心城市的时间距离，提高乡镇可达性水平，改善区位条件，从而带动乡镇经济发展。为了定量地评价过江通道对乡镇可达性和城镇体系影响，以苏通大桥为例，借助GIS软件，采用成本加权栅格方法，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潜力模型与场强指数，对比分析通车前后乡镇可〖JP+1〗达性空间格局与中心城市腹地和场强空间变化。结果表明：南通东部与大桥北岸乡镇可达性与区位优势潜力显著提高，城镇整体可达性与区位优势潜力小幅提高。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可达性值呈现出长江以南由东向西递增，江北由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增特征。大桥影响范围更多限于南通东部县市与大桥北岸。城镇空间体系变化较小，腹地与场强变化多出现在大桥两岸，场强值分布呈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递减的分异特征。数据表明大桥优化了南通东部区位条件，使其更好地接受发达地区产业与知识的“溢出效应”，加快苏南产业向南通东部地区转移，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城市滨水区景观保护的法律规制——以重庆为视角展开

城市滨水区是城市中最具活力、最繁华，也是最能体现城市景观特色与文化内涵的地段。但恰恰是滨水区之于城市发展重要的经济促动性，使得政府在规划、开发时往往过于关注经济利益，而忽视其生态可持续性与城市居民的公共利益。城市滨水区景观保护不仅仅是景观规划设计层面的问题，更应该从法律体系的层面对产业功能的调整，文化精神的复兴以及社会活力的再生等予以规制。因此不仅需要规划部门从整体、大局出发进行规划，维护城市景观的整体性与协调性；同时，更需要法制部门完善立法，重塑滨水区景观保护的法治理念与生态目标，形成完整的滨水区景观保护法律法规体系，从滨水区的开发管理，土地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交通模式的规制以及生态、历史文化景观维护等方面实现法律规制的保障     

中原城市群铁路网络可达性及经济联系格局

选取城市间最短旅行时间数据和社会经济综合指标,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修正后的引力模型、地统计分析、空间探索性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中原城市群可达性与经济联系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中原城市群可达性水平整体呈现"十"字型空间格局,南北向沿线城市的可达性优于东西向;局部空间上,高低值空间集聚分块状特征明显,显著空间关联类型以显著HH区和显著LL区为主。(2)经济联系整体呈现"钻石"型立体网络格局且分层态势明显;局部空间上凸显以郑州、商丘、洛阳等核心区城市为中心的辐射状格局;网络结构呈小团体集聚特征,团体内部联系密切,整体联系相对松散。(3)经济联系强度受到城市规模、城镇化水平、交通、区位及资源流通能力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长三角地区人口密度模型及增长模式:1982～2010

基于熵值法对上海、南京和杭州影响力进行综合评价,运用Arc GIS点距离工具测算各空间单元到沪宁杭的距离,然后借鉴重力模型,将长三角地区划分为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中心的3个城市经济区,并进行区域人口密度模型拟合。相比线性、指数和乘幂模型,对数模型能更好地拟合经济区内各县、县级市或市辖区人口密度与其到各自经济区中心距离的关系。而相比上述基础模型,基于基础模型的二次模型拟合的判定系数更高,拟合效果更好。其中,对数二次模型拟合的判定系数最高,且明显优于基础模型。基于对数二次模型的人口密度变动的空间差异,沪、宁、杭经济区增长模式可以总结为"强向心集聚"和"近域扩散",但不同区域不同时段增长模式存在差异。     

高铁对泛长三角地区可达性格局影响

为探讨高铁对泛长三角地区可达性造成的影响，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及日常可达性作为3个主要评价指标，分析有无高铁两种情形下，泛长三角地区可达性的动态变化，并探讨该变化所带来的空间效应。结果显示：高铁的运营使得各城市的可达性均得到了大幅优化，各城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平均缩减了50.57%，经济潜力值平均增幅达到了99.62%，省级行政中心的一日交流圈面积占比增长至95.92%；高铁带来的时空效应、区位增强效应、同城化效应和一体化效应加强了城市间的社会经济联系同时，还推动了区域空间格局的重塑；因高铁对各城市可达性的差异化提升，泛长三角地区的空间极化将进一步凸显，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发挥其区位优势，对周边城市产生强劲的经济带动作用，而宣城、阜阳等无高铁通过城市因相对区位的渐弱，将被日益边缘化，重组后的“核心-边缘”格局已初现端倪。     

高速铁路影响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可达性空间格局演变

交通网络体系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优化有重要作用，随着“高铁时代”的到来，长三角城市群区域空间结构也将发生深远的变化。引入可达性的概念，以现状2010年与规划2020年的长三角综合交通设施网络为基础，选取长三角各城市之间加权平均最短旅行时间为度量指标，分析了高速铁路系统的发展对长三角区域空间格局未来演化的影响，揭示了高速铁路将全面提升长三角区域可达性水平，大大缩短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并通过都市圈、经济轴带的形成与发展，促进区域均衡化空间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虽然高速铁路将推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但对城市可达性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城市在新的高铁格局下应探析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战略     

长江城市岸线资源港口开发适宜性分析与合理利用--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岸线地区是城市中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空间领域,在城市发展的不同时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农业社会对岸线的利用规模小,工业革命以后,城市岸线地区成为主要的港口（含公用港口和工业用港口）集聚地段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赋予城市岸线的利用功能不断增加。仅从岸线自然条件及岸线集疏运、城市依托等人文因素出发讨论岸线港口开发适宜性的做法已无法适应发展的需要。只有统筹考虑岸线承担的多种功能,才能实现岸线地区经济和生态的双赢。以长江南京段岸线为例,从岸线自然条件和岸线承担的多种功能角度,分析了岸线资源港口开发的适宜性状况,指出岸线利用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城市岸线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对策建议。     

南京城市滨江带功能演变及现代景观规划研究

南京城市滨江带具有山、水、城、林、洲相融合的特色环境,近百年以来滨江地段由于经济和旅游利用而发展迅速。城市滨江带功能的演变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过程。合理利用南京城市滨江自然与人文条件进行滨江景观规划,对于南京市的进一步发展是很重要的。通过对历史时期南京城市滨江带功能演变的分析,对滨江带景观现状深入的研究,对滨江带各个区域的景观要素进行探讨, 提出了南京城市滨江带景观规划的指导思想与设计手法,依此进行了景观规划研究。将南京城市滨江带划分为6个特色区域: 河西滨江段以塑造现代化城市建筑群体景观为主, 下关滨江段以塑造港区风貌和反映城市近现代历史为主,幕燕滨江段以塑造自然山水风光为主和江中洲地区以现代化田园风光景观为主,大厂滨江段以塑造现代工业景观为主,浦口—珠江段以塑造现代化滨江城市景观为主。     

江苏省泰州长江岸线利用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岸线利用管理是促进岸线资源集约利用,支撑沿江开发有序、健康推进的重要保障。以泰州长江岸线利用时空变化数据库(2003~2013年)为基础,构建岸线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关联岸线类型与岸线条件,从规模扩张、结构变化和类型转移三方面分析岸线利用时空变化特征,结合政府部门和企业访谈以及相关研究,剖析岸线利用变化的影响因素与作用特点,为岸线利用政策调整提供依据。实证分析表明:沿江开发实施以来,泰州长江岸线利用扩张迅速,但2009年之后扩张减缓,优质岸线利用率较高,后备岸线不多。2009年以前,岸线开发以工业、仓储和港口等生产性占用为主,旅游休闲、生态保护与污染处理岸线也有较多增长。2009年之后,港口岸线扩张占主导地位,取代工业岸线成为已利用岸线调整和未利用岸线开发的主要方向。贴岸产业开发模式向港产城一体化综合开发的转变及岸线管理政策的调整共同驱动了岸线利用从工业主导向港口主导的转变,促进了岸线利用从规模扩张向结构优化转变。     

长江岸线资源利用功能区划方法研究——以南通市域长江岸线为例

长江岸线是宝贵的自然资源。依据其资源条件，按照一定的区划原则，确定分段岸线使用的适宜性，合理安排港口、工业、城市生活以及生态保护等各项功能，实现岸线水域和陆域利用的合理布局，对长江岸线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长江岸线资源利用功能区划必须坚持可持续开发作用、深水深用与浅水浅用、集约布局与纵深发展结合、上下游及左右岸利用方式协调、开发规模和时序与城市和产业发展适应等五条基本原则，区划过程一般包括4个步骤，即划分评价单元、评价岸线资源条件、分析岸线利用现状及需求、分析岸线利用适宜性并完成功能分区。提出了基于遥感与GIS的岸线资源条件和利用现状评价思路，引入了构造联表的岸线开发适宜性分析方法，并且应用这些方法对南通市域长江岸线资源进行了功能区划分。     

闽新轴带城市铁路网络及可达性演变研究

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闽新轴带高质量发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列车时刻表数据,以地级市为研究单元,采用社会网络分析和可达性方法对闽新轴带铁路网络密度与层级、可达性及一日交流圈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闽新轴带的网络密度由12.89%增长至29.94%,武汉、西安、南昌的规模分列前三;铁路网络区外联系密度与强度均显著提升,多层级铁路网络结构分别显示出城市群核心区扩张演化及其结构拓展细节,高层级网络结构与区域发展战略格局吻合;闽新轴带城市可达性均获得较大提升,区域、省域及城市尺度间可达性提升差异明显;高铁网络的发展对中心城市的一日交流圈范围具有显著影响;最后分析了闽新轴带铁路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基于适度人口容量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

生态文明城市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的最佳方式。适度的人口容量、科学的城市规划和有效的城市治理是避免和减轻城市病的根本途径。本文从生态经济学和系统工程学跨学科的视角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适度人口容量,人口流动和城乡均衡发展的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路径的理论分析框架,并以广东省惠州市为例,根据土地功能定位和主体功能区定位,分别测算了惠州市的适度人口容量;基于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机械变动的趋势,预测了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状况。研究发现,惠州市常住人口已略微超过基于土地功能定位测算的适度人口容量,但基于主体功能定位的人口密度模型测算表明,惠州市未来人口发展规模远低于适度人口容量,进而从总体上剖析了惠州市生态文明城市建设中适度人口容量和人口均衡发展方面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和原因。由此,揭示出生态文明城市的创建,必须基于人口承载力,走动态规划调控路子,协同推进经济建设、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优化和制度改革,真正地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社会保障公平化。     

Simulating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growth using GIS-based SLEUTH model: a case study of eastern corridor of Tehran metropolitan region,Iran

Tehran metropolitan region (TMR) has experienced rapid urbanization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This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trend mainly arising from high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along with rapid socioeconomic changes formed unplanned and uncontrolled urban expansion in peri-urban areas and resulted in degrading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considerable changes in the urban landscapes of the TMR. Thus, 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model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growth in eastern corridor of TMR using GIS-based SLEUTH model and the prediction of future developments of the region from 2014 to 2060. The SLEUTH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models for urban growth modeling. This model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 of urban growth based on historical data obtained from satellite images of 1987, 2003, 2011, and 2014.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the urban growth are slope resistance and road gravity. The slope resistance is the highest coefficients value, which illustrates the limiting influence of the slopes on general trend of urban growth in eastern corridor of the TMR. The road gravity stands in second place where it displaces orientation of linear form of outlying pattern alongside th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t represents that the main pattern of urban growth in peri-urban areas of the region have a linear nature and edge expansion due to slope resistance and road-influenced growth, while spread, diffusion, and breed coefficients display low probability of new spreading center and spontaneous growth in the study area. In addition, the prediction of urban growth for 2020–2060 revealed that urban expansion which was 41,500 ha in 2014 will increase to 179,400 ha in 2060 with noticeable growth rate of 145.6 %. Comparing study area and other researches indicate that the urban growth happens in high rate in eastern corridor.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of this growth goes back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second homes for residents of Tehran metropolitan c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