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框架分析

针对中国频繁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的现实,本文借鉴国内外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领域所作的尝试,提出在高风险行业强制性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基于对保险公司、参保企业、环境管理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等参与主体的分析,提出中国高风险行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设计框架.从政策分析的角度,针对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四个关键节点--市场机制、专家系统、政策保障机制和信息交流机制,依次说明该制度的有效性、科学性、法律效力以及公平性等特征.通过进一步分析,提出通过实施保险费率浮动机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保证该制度的效率;整合多学科的知识和技术为风险管理和决策提供必要的科学支持;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增强该制度的法律效力;以及在多主体之间建立多渠道的多元信息交流平台,从而保证该制度公平性和合理性.     

制度激励视阈下的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在经历改革开放30余年快速发展后,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面临结构性瓶颈。针对这一问题,本文构建了区位经济发展、制造业升级与企业网络价值增值三维演进模型,指出当地经济在经历劳动、资本和技术驱动之后,未来转型升级的动力是制度要素,区域经济重点是战略决策中心,而企业价值增值的关键环节在于管理决策的理论思想。而针对现有增长模型中内生要素不包含制度因素的不足,本文构建了纳入制度要素的增长模型,并运用仿真模拟方法,指出在资本产出弹性、储蓄率和有效折旧率完全相同时,制度促进环境下均衡状态时人均资本存量为制度抑制环境下的3倍,实体经济产出是制度抑制环境下的5倍,从数理上证实了制度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最后,依据国外经验,考虑制度在国家、产业和企业层面的差异性与配套性,论文提出促进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与企业价值提升的制度激励体系,包括:宏观层面的政府购买促进高端产业发展、公共金融支持企业全球并购、专项研究基金服务产业转型升级、法律与外交政策保护等政府治理政策;中观层面的产业金融支持、综合服务平台、创新文化氛围、人才培养与公共事业提供等产业治理环境;以及微观层面的控制网络价值核心、整合资源提升产业链价值、加强运营控制塑造精益供应链等企业治理机制,以期对相关政策的顶层设计与制度推进提供借鉴。     

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的政策保障机制与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群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是我国主体功能区划中的重点开发区和优化开发区,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全国生产力布局格局中起着战略支撑点、增长极点和核心节点的作用.本文针对中国城市群形成发育中呈现出的新特点和存在的新问题,从权力、财力、法力和能力四方面构建了城市群可持续发展的组织协调保障机制、公共财政保障机制、法律法规保障机制和资源环境保障机制等四大保障机制,提出了加快城市群健康发展的若干对策措施.包括:明确国家归口管理机关,组建国家级城市群协调发展管理委员会和跨城市的行业协调组织；建立城市群公共财政机制和公共财政储备制度;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立法工作,制定城市群合作公约,修订《城乡规划法》,增补城市群规划的内容;出台《城市群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城市群规划实施管理条例》和城市群规划技术导则,建立城市群规划执业制度,引导城市群科学规划,加强城市群资源环境保障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依托快速国土轴,加快建设国家高速公路的7918网、国家高速铁路网和空中快线系统,完善城市群快速交通系统；规范统计标准数据,编制并出版中国城市群统计年鉴.     

“生态红线”制度体系建设的路线图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专章阐释生态红线,这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体现了国家保障国土安全、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的坚定决心,也是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生态承载力的视角下,识别"生态红线"的相关规则并进行体系化建构。本文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红线的实施现状和发展路径展开分析。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生态红线包括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三大类型,涉及生态空间保护、污染物浓度控制、污染物总量控制、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利用等多个领域;在生态承载力视角下,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含义。生态功能红线的功能定位是:确认并保护实现环境与资源承载能力所需的最小空间,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实现。基于此,生态功能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完备"的基本路径,对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模式和保障机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体制与管控机制;生态功能红线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环境质量红线的功能定位是:通过污染物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两个方面,确认并保护环境系统容纳外界污染物质的限值。基于此,环境质量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优化"的基本路径,弥补目前我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缺陷,完善环境标准制度和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环境质量要求。资源利用红线的功能定位是:为保障能源、水、土地等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对其安全利用与高效利用提出相应最高或最低要求。传统的能源管理"目标责任制"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国土与生态安全的要求,应从技术治理转向公共治理。基于此,资源利用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在整体性和公共性视角下,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并予以制度保障和法律确认。     

区域品牌发展对资源禀赋的敏感性研究

区域品牌已成为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对于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资源配置体系的内生视角,在对区域品牌发展的驱动机制进行探讨和构建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区域资源禀赋对区域品牌发展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边界,以及制度因素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以期通过探索资源禀赋、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揭示以资源禀赋为逻辑起点的区域品牌发展驱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在主效应方面,区域品牌内的品牌声誉、金融支持、技术投入三个资源因素对区域品牌发展均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作用边界方面,公共营销在品牌声誉与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品牌声誉对区域品牌发展的贡献随着公共营销能力的提升而增加;市场维护变量在金融支持与区域品牌发展关系中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区域市场维护力度越强,金融支持对区域品牌发展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并且,两项制度因素均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技术投入和区域品牌发展的关系,即制度因素与区域品牌发展对技术投入的敏感性具有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的实践启示在于,区域品牌发展的核心驱动要素为区域资源的禀赋状态,区域内的企业、地方政府等利益相关主体应从树立品牌声誉、加强金融支持、提升创新技术投入三个方面来提升区域品牌的成长动力。在推动区域品牌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应锁定在建构主打产品的公共营销体系和维护产品市场交易秩序两个方面,继而为区域品牌成长提供政策环境和必要条件。     

“生态红线”制度体系建设的路线图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用专章阐释生态红线,这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重大制度创新,体现了国家保障国土安全、环境安全与资源安全的坚定决心,也是现阶段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生态承载力的视角下,识别"生态红线"的相关规则并进行体系化建构。本文主要运用规范分析、比较分析、实证分析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红线的实施现状和发展路径展开分析。本文的基本结论是:生态红线包括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三大类型,涉及生态空间保护、污染物浓度控制、污染物总量控制、能源利用、水资源利用、土地资源利用等多个领域;在生态承载力视角下,生态功能红线、环境质量红线、资源利用红线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与规范含义。生态功能红线的功能定位是:确认并保护实现环境与资源承载能力所需的最小空间,保障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持续实现。基于此,生态功能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完备"的基本路径,对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模式和保障机制进行系统性的改革,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区域的管理体制与管控机制;生态功能红线的生态补偿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环境质量红线的功能定位是:通过污染物浓度控制和总量控制两个方面,确认并保护环境系统容纳外界污染物质的限值。基于此,环境质量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优化"的基本路径,弥补目前我国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的缺陷,完善环境标准制度和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环境质量要求。资源利用红线的功能定位是:为保障能源、水、土地等基础性战略资源的可持续供给,对其安全利用与高效利用提出相应最高或最低要求。传统的能源管理"目标责任制"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国土与生态安全的要求,应从技术治理转向公共治理。基于此,资源利用红线制度体系的建构应遵循"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在整体性和公共性视角下,进行相应的体制机制创新并予以制度保障和法律确认。     

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理论框架体系

海洋牧场是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金钥匙,是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蓝色粮仓"战略、助力渔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为了协调海洋生态功能修复与经济利益获取之间的矛盾、实现"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了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的理论框架体系。首先结合系统自身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双重特征定义了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的概念——海洋牧场生态安全是海洋牧场人工生态系统的资源结构和海域环境能够维持环境保护、资源养护和渔业持续产出功能的整体平衡状态。然后从监管主体(政府部门、牧场企业、周边居民)、客体(牧场海域环境、生物资源、生态系统)以及二者关系构建了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的监管框架,在此基础上分别针对监测与评价机制、预警与决策机制、控制与保障机制逐一分析了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的重点内容和解决思路。概括而言:监测与评价机制是底层机制,作用在于获取海洋牧场在资源结构、海域环境等方面的观测数据,并通过对其分析处理确定海洋牧场的生态安全状态;预警与决策机制是中层机制,作用在于通过对海洋牧场生态安全警情存在与否以及警情等级进行预判,制定并优选生态安全治理方案;控制与保障机制是高层机制,作用在于从资源配置和政策制定两个层面保证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工作得以顺利运行。本文提出的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理论框架体系,对指导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践行"生态优先"原则、保障海洋牧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推行海绵城市的阶段性问题梳理与思考

海绵城市建设正稳中推进,两批试点城市在径流排放总量、削减径流污染、控制城市内涝、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初见成效。国家层面海绵城市建设的政策涵盖从治理目标、建设技术规范及优惠性财政支持方案等方面,研究也多围绕绿色基础设施、LD技术等具体技术层面,但在建设管理机制方面如何保障项目落地率及资金机制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本文梳理两批海绵城市试点存在的关键性问题和难点,以公共管理研究视角构建"问题-主体-机制"分析框架,以外部性理论、环境资源价值理论及生态系统服务理论规范分析明确收益模式的必要性和策略要点,并从海绵城市三种付费手段入手运用管制性政策工具及经济诱因性政策工具尝试实现内部化的技术手段,面对资金缺口应该及时机制创新并考虑社会资本方持续、足额、稳定的回报机制需求,以期为提高我国海绵城市的落地率提供政策参考。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影响因素典型相关分析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运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对全国1990-2006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态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90-2006年间,全国耕地投入强度呈现波动状态,利用程度表现频繁波动,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利用效率呈明显的波动增长趋势;GDP、农村劳动力工价和财政支农是影响耕地投入强度的重要因素;农民文化程度、城镇化率和人均耕地面积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耕地利用集约度。基于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协调经济发展与耕地利用,通过合理优化农业用地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完善耕地流转制度和农业剩余劳力流动制度,促进粮食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提高农民文化程度,增强农民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农业生产的能力;进一步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政策扶持力度,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从而促进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提高,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环境司法专门化视阈下环境法庭之检视与完善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积极推进环境司法专门化进程,从最高人民法院到基层人民法院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法庭体系。这一体系由环境保护审判庭、环境保护合议庭、环境保护巡回法庭以及为数不多的基层环境保护派出法庭构成。目前的环境法庭主要采用"三加一"模式、"三合一"模式、"二合一"模式以及单一模式等四种审理方式,在缓解环境案件审判压力、公正审理环境案件、推进环境公益诉讼、提高环境司法水平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亦应注意到,现有的环境法庭存在诸多问题:基层人民法院缺少法定权限,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缺少设立环境法庭的程序性依据,致使法律依据不足;缺乏合理的机构建制,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制度不甚科学;受案范围有限和受害者起诉意愿不足,致使案源不足;特别程序缺失,监测评估机构缺乏中立性,审判人员专业性不强,致使支持保障机制不健全。为此,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环境法庭:首先,为环境法庭建设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规范环境法庭的设立、职责定位及基本权限等事项,将环境法庭建设全面纳入法制轨道;其次,健全环境法庭体系,着重健全环境法庭审级设置,同时完善地域管辖;再次,改进审判模式,健全"多审合一"程序;再次,拓宽案件来源,合理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扩大受案范围,完善鼓励起诉机制;最后,完善支持保障机制,针对一审程序设立专业陪审员,针对二审程序设立专家委员会。     

Sustainable investment funds and the governmen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public policie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Belgium

With the growing awarenes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me European governments have implemented public policy with respect to sustainable investment funds aimed at individual investors. In this article, the public policies of two European central governments are compared: the Dutch Groenregeling and the Belgian Kringloopfonds. On the basis of intervention theory and Hanbergen’s evaluation framework (2001), we claim that public policy can impact upon the sustainable investment market, but that the outcomes of the public policy depend on how that policy is designed. Governments are likely to have a choice between a private and a public approach, in which private and public sustainable investment funds, respectively, play a key role. It is argued that a private approach, owing to the absence of uncertainty, in comparison to a public approach and the presence of a higher intermediation rate for sustainable investment funds, attracts more investors, leads to more sustainable investment funds being established as well as to more assets under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projects being financed.     

论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市场化过程中的政府职能

近来我国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场化改革正在快速发展，但污水处理作为城市公用事业的，市城化改革进展却十分缓慢，绝大部分城市的污水处理行业仍在传统的政府断经营的轨道上运行，本文从我国现实出发，认为政府职能未能及时调整是导致改革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提出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定位政府职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污水处理中的作用，并通过重点培育和完善市场及市场机制，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体制改革，加强污水处理监管体制建设等措施，推进污水处理市场化改革，这对我国政府导推进城市其它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巫山县大昌古镇拟选搬迁新址适宜性评价研究

大昌古镇始建于西晋太康年初,现保存较为完整的古镇建于明代。镇内目前保存完好的东、西、南三条街道,沿街多为具川东地区建筑风格的民居建筑,是重庆市著名的历史文化名镇。同时古镇又是三峡工程库区重庆段保存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为了更好地再现三峡库区古老的历史文化风貌,国家文物局经过充分论证和可行性研究,将其确定为“整体搬迁”项目。因此,对于大昌古镇搬迁新址的选择就成为本次保护工程的首要问题。对巫山县大昌古镇拟选的五处搬迁新址,在区域工程地质条件评价的基础上,综合环境、人文及地质等因素,建立了综合评估体系,并尝试性地对拟选的几处新址进行了客观的定性和半定量评价,为建设部门提供了决策依据。评估体系综合考虑了城市建设的适宜程度、工程建设投资的合理性、文物环境风貌的再生性及资源开发效益的合理性四方面影响单元,和与之密切相关的量化影响因子,建立了分层定量取值标准,采用加权平均原则,在单元评价的基础上完成了综合性评价。     

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建设应重视的问题及对策

党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把生态环境建设列为优先发展的位置。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严酷，恢复林草植被难度较大，进行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必须结合实际，科学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实施，加大投入，加强管护力度，依靠科技，提高治理效果，促进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农业生产对土壤盐渍化影响的经济分析

研究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盐渍化的负面影响，有利于合理安排农业公共投资，促进生产与环境协调发展。在介绍我国土壤盐渍化概况的基础上，利用相关文献分析影响土壤盐渍化的不同因素，同时利用省级Panel数据和计量模型进一步探索农业生产活动对土壤盐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灌溉程度、单位钾肥投入会对土壤盐渍化产生显著影响。单位耕地上灌溉面积越多，耕地发生盐渍化的概率也越高；同时单位面积上钾肥使用量越高，耕地发生盐渍化的概率也越高。此外，还在统计意义上发现排灌对抑制土壤盐渍化具有明显作用。因此，针对农业生产活动对农业生态环境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提出应该在增加农业公共投资的背景下，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引导农户采用合理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协调我国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     

Of Catholicism,Forest and Management: An Analysis of Imaginaries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Native Forest Law in C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has been studied acutely in the Global North. However, less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deeper cultural symbols displayed in public policy discussions in the Global South. Through qualitative examination of 100 letters to the editor (LTE) of the Chilean newspaper, El Mercurio,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maginaries in the public discussion of the Native Forest Policy in Chile. Although such a discussion was often framed as a technical debate, the letters to El Mercurio were embedded within Catholic imaginaries, condensed into two main sets. The first one constructed forests as endangered due to human action and called for immediate protection, contending that humans shall not destroy God's creation. The second set depicted a degraded forest in need of rational management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God's children.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in a mediated public discussion, religion might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work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imaginaries and discourses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controversie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LTE, and to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orest policy in recent post-autocratic regimes.     

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理性预期分析

为解决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问题，根据理性预期理论研究了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与农业资源开发的巨大资金需求、农业可持续发展需求、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及提高国际竞争力相比，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明显不足,投资预期不高是农业综合开发投资不足的重要原因，投资预期不足的制度原因是收益低、风险高，农业公共财政制度缺位，分级财政投资体制所产生的贫困地区财政紧张、土地产权制度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及金融制度缺陷等。应从建立健全农业公共财政制度框架下的农业综合开发投资机制及开展土地产权等农业基础制度创新和改革金融制度等方面健全农业综合开发投资预期机制。     

Mixed oligopoly,foreign penetration,and environmental tax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foreign penetration on the public firm in a mixed oligopolistic market.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ixed double oligopoly market,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the share of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s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the pollutant emission, and the social welfar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state tax.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has some crowding-out effects on the social level of output. Second, the entr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creases the profit of the public firm by a large margin, and the maximum profit of the private firm has been reduced. Third, the increa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public firm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研究

本文构建了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研究与公众参与外部性的分析,模拟结果显示,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社会福利等不同目标下对应的最优环境税率存在明显差异。随着政府环境税率的不断上升,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在环境税率提高的初期,研发引致的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对于经济而言,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社会福利水平。因此,应在保证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增进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本文还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与仅考虑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正外部性。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改善环境治理状况。环境组织的参与还能够使得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因此,在发挥政府规制与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n Influence Factor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Equipment Level in the Process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o promote modern agricultural equipment level is one characteristic of constructing and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This paper makes up stepwis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of influence factor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equipment level,and chooses rural labor,per capita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rural investment,proportion of people at secondary education level and at higher level in per hundred rural labor force and arable land area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and total power of machine as induced variable.The major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lativity of modern agricultural equipment level,rural investment and education level of peasants is remarkable,and they are the major influence factors of modern agricultural equipment level.Raising investment level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advanced and applicable modern agricultural equipment,improving quality and education level of peasants ca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odern agricultural equipment effectively in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