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税改革中的经济行为和政府决策分析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和必要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逐渐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配置资源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和经济转型的重要议题.国外经验证明可以通过资源税杠杆有效调节代际内和代际间的资源配置,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经济主体的行为和政府决策直接影响资源税改革的进程,本文构建世代交叠模型,通过资源税改革前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分析并比较经济系统中主体不同济行为变化,在此基础上以资本和劳动动态变化来探讨资源税改革后的经济稳定性,并通过存在风险和政府声誉约束条件下的政府效用函数,分析和研究资源税改革中影响政府决策行为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资源税改革会对生产、消费产生影响,使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相应变化,但适当的资源税政策将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同时改革成本、改革对产出的影响程度、政府风险态度和政府声誉等将影响政府决策行为,最后针对以上影响因素本文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煤炭资源税改革对行业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影响

煤炭是我国重要战略性基础资源,在能源消费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煤炭资源税改革对经济增长、行业发展和节能减排影响重大。本文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采用GAMS软件以2%、5%和10%的税率区间分析煤炭资源税改革对行业发展、资源效率和减排的影响。研究表明:在节能减排方面,资源税改革能有效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单位GDP能耗和能源消耗总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当采用10%的税率时节能减排效果最佳,可以有效抑制CO2和SO2排放,但短期内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降低GDP增长,抑制开采业、工业、能源、运输业和农业等产业总产出;从长期看,适度的煤炭资源税税率能在经济增长可承受范围内最大限度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实现节能减排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发展。因此,应重点研究资源税率设置的科学性,在不同主体和行业影响基础上,合理选择资源税税负水平,减轻资源税改革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负面冲击,并通过政策引导其产业升级,提高节能减排效果。     

中国资源税改革的政策研究

中国矿产资源税费制度是改革开放后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时,相关经济主体利益分化且相互间进行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发展演变而成的,资源税是以资源为对象课征的税种.随着自然资源消耗日益严重,资源税日益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税种.本文在对资源税改革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回顾了我国资源管理的历史沿革,分析了资源税调整的国际经验,同时以煤炭市场为例,应用带有异方差调整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的计量经济模型,并分析了我国资源税调整对资源价格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目前资源税费普遍较低,导致资源市场价格偏低,不利于资源的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现实情况,对资源税税率及征收进行了设计:即根据矿产资源在企业销售收入中的贡献率和矿产资源的性质不同分别按照从价计征、从量计征或特殊计征三种方式进行计征;最后从资源税的征收范围、方式、生态补偿机制、环保退税机制以及加强资源的利用效率等方面提出了我国资源税改革的政策建议.     

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及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补偿机制研究

煤炭行业清费建税,资源税从价计征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热议,而资源耗减价值是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将资源回采率纳入使用者成本模型,科学计量了我国2000-2011年间煤炭资源的耗减价值。分析表明:2000-2011年间,4%折现率下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增加了22倍之多,而资源税费却仅仅增长了7倍,煤炭资源耗减价值与资源税费实际征收额之间存在有巨大缺口得不到补偿;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与煤炭经济形势呈逆向分布,煤炭工业利润率的上升并没有带来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导致这种错位的原因与我国不合理的资源税收机制有很大关系;资源税税率的理论区间为1.11%-8.85%,与国家规定的2%-10%高度重合,从而说明国家决策的合理性。为使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与煤炭工业经济形势相"挂钩",以资源税收入等于资源耗减价值为切入点,对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进行数理分析,求得了资源税税率与当期资源价格的关系,发现固定税率的资源税难以适应市场波动,于是提出"资源税+利润税"的组合税收工具,确定了利润税的起征点,计算得出了资源税和利润税的税率组合。该组合税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抑经济周期对煤炭工业造成的影响,同时又维护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从而实现国家与煤炭工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由于现行耕地征收补偿仅对耕地的农业经济价值以及部分就业保障价值进行补偿,忽视了耕地的其他价值,导致了耕地征收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产生.因此,合理制定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耕地资源具有十分熏要的意义.论文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角度出发,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解为农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三部分,并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他们进行量化测算,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农民将比现行征地补偿多获得6.6倍的补偿金,而且由于新的征地补偿能有效将耕地的外部性价值如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内部化,清除了耕地征收中的市场失灵,更有利于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效率提高.此外,由于新的征收补偿标准远低于现行的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因此,该标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社会可接受的.     

国家资源安全战略视角下金属资源税改革的影响

使用修正后的使用者成本模型核算金属资源的耗竭成本,测算出金属资源税理论税率区间,即金属资源从价计征改革的税率应该在5%-20%之间;然后,构建动态递归CGE模型,模拟分析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对国民收入、行业、金属资源进出口、金属资源消耗量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现有金属资源税征收数额低,变化比率大约在0.1%-0.5%区间,远远低于本文测算的5%-20%,金属资源价格对资源配置作用失灵。在对宏观经济影响上,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会对国民收入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同等条件下超过了煤炭对GDP的影响;金属资源税改革对重工业影响达到-1.73%,远高于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在税率为17%的情况下,对进出口的负面影响最大;在税率为8%和13%的情景设计下,进出口的损失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从2016年到2020年,税率提升对进出口的影响逐渐减弱;随着金属资源税计征改革,各部门对于金属资源的使用量逐渐降低;8%和13%的资源税税率对居民和政府的收入支出比例影响不大,社会福利损失程度随着税率的不断提高而增加,2016-2020年税率的提高对福利的负面影响程度逐渐减弱。根据这些影响,本文认为在金属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初期应将税率设定在8%-10%的范围内,以后再逐步提高;并且建议利用资源税替代出口配额与出口关税等政策措施,通过增加金属资源上游矿产品的供给成本,提高金属矿产品出口价格,这样在达到与金属资源配额和关税政策同等效果的同时,有效避免金属资源领域的贸易纠纷,助推国家资源安全战略的实施;此外,政府应该创新金属资源价格与税收体制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金属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金属资源绿色税制,使价格更好地反映金属资源的稀缺性,通过资源税实现金属矿产开发的代际安全。     

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之价值标准探讨

以耕地保护产权不清为特征的基本制度缺陷是耕地保护制度失灵的主要原因.为保护耕地,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需要建立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耕地价值标准的确定因而也就成为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运行的关键环节之一.依照资源经济学观点,耕地资源价值包括耕地的商品价值、环境价值和折补价值.由于耕地资源在我国的特殊地位,使得我国耕地资源具有不同予其它自然资源的特殊价值——社会价值.本文在对土地价值理论分析和耕地价值核算的基础上,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机制中价值标准确定进行了探讨.研究表明:我国耕地的价值为112.68万元/hm2;由于耕地的某些功能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已经给予补偿,在进行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时不需要对其再行补偿,经界定,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07.03万元/hm2.     

ImPACTS框架下西北典型生态经济问题研究综述

与传统学科界限鲜明不同,生态经济学强调跨学科交叉研究,注重让问题来决定研究工具集,而不是由研究工具来决定合适的对象。由于生态经济问题涉及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研究对象属性多样、关系复杂,既有采用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学方法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等方法,也包括生活质量、生计途径、消费评估等社会学方法。因此,采取关注学科主要方法发展演化的思路,难以系统地总结生态经济研究进展。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无疑是生态经济研究的"天然典型实验场",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遵循从研究对象出发的思路,采用经典的ImPACTS等式框架,以更宽泛的视野和系统的思维框架综述了西北地区典型生态经济实证研究的思路,即:采用等级层次分析方法研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某个或多个结构性成分及其关系,再用实际结果检验其正确性。综述重要进展包括:可持续性衡量从物质、能量和信息角度开展了水资源承载力、生态足迹、能值与上升性的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资本的价值评估开展了条件估值和选择模型,以及环境经济账户、物质流等集成核算工作;人类福利状况评价开展了幸福及生活质量核算工作;开展了生态补偿全流程的实证研究工作;集成模拟模型开展了空间建模环境的构建及简单自然过程的模拟,以LUCC和生态补偿为例进行了较好的自然过程和人文因素相耦合的集成模拟研究;以社会适应性能力作为整体性指标研究了社会资源对水资源的适应作用,将社会资源解耦为文化类型、社会资本和制度三个维度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开展研究的建议。     

品牌经济与“两型”社会的建设——基于Hotelling模型的推导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以代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增长,在创造大量国民财富的同时,也来造成了严峻的资源短缺和生态破坏.因此,中国政府把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提升到国家未来发展战略的高度予以重视.而建设"两型"社会的关键,在于设立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实现企业行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保持一致.就传统手段而言,这种制度安排主要依赖政府所设立的生态补偿机制.但是,这一机制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大有完善的空间.本文基于Hotelling模型关于企业间博弈的相关主张,从企业理性行为的角度,寻求一条不同于政府被动监管行为的路径,来实现"两型"社会的建设蓝图.模型推导认为,品牌经济的发展模式可以有效激励企业采取长期导向、追求价值差异和关注公司声誉,进而实现资源节约及环境友好的社会福利改进.并且,由于这种机制兼顾了企业的盈利动机,因而更能够在实践当中行之有效,能指导各个地区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与升级.     

转型期的资源与环境管理：基于市场-政府-社会三角制衡的分析

在经济体制转型期,伴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我国出现了前所末有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现象,严重制约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构建解决经济发展需求与资源环境供给矛盾的有效机制,成为政界及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点课题.从中国经济转型期存在的主要资源与环境问题分析入手,提出资源环境管理制度构建的理想框架,通过进一步评价我国在市场机制、政府干预、公众参与3个方面的经验及教训,分别提出未来改进的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政府--社会"三足鼎立的制度结构是我国资源环境管理制度构建的理想日标,也是适应世界资源环境保护发展的潮流.最后提出协调政府和市场作用、构建市场运作平台、营造公众参与氛围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资源型城市脆弱性评价 ——以攀枝花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作为一类特殊类型的城市，其脆弱性涉及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多个方面。探讨资源型城市脆弱性测度及动态演变特征对其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西南地区典型资源型城市攀枝花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脆弱性测度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多因子综合评价法研究其脆弱性及动态。结果表明：（1）攀枝花市2006~2015年城市综合脆弱性总体呈下降趋势。其综合脆弱性指数从2006年的0.74下降到2015年的0.37，经历较高脆弱度、中脆弱度和较低脆弱度的演变；（2）该市近10 a来分系统中资源脆弱性年均值最大（0.57），其次为经济脆弱性（0.50），社会脆弱性（0.46）和生态环境脆弱性（0.43）相对较小。其中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脆弱性均呈下降趋势，年均变化幅度分别为0.10、0.10、0.08，经济脆弱性呈振荡上升，年均变化幅度最大（0.13）；（3）该市近10 a来经济系统对城市综合脆弱性贡献度上升明显（由2006年的15.53%上升到2015年的70.03%），同时社会脆弱性也较突出（2015年达20.16%）。未来攀枝花市在转型与城市脆弱性调控上应坚持以经济转型为核心，推进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地质勘探；推进区域统筹发展，减少社会脆弱性；提高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加强生态环境建设。 关键词：资源型城市；脆弱性；攀枝花市     

资源所在地的利益补偿机制初探——以油气田资源开发为例

油气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资源所在地为国家建设输出了大量的能源，本地的经济发展却依然处于落后状况，导致目前资源所在地出现了种种矛盾和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资源所在地的利益补偿机制所致。以油气田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现状为例，指出目前的利益分配中主要存在资源所在地税收分配收益少、开发带来的生态污染补偿缺失、油气田项目征地补偿过低、资源开发没有促进资源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等问题，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管理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构建利益补偿机制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益向资源所在地倾斜、实行生态补偿、创新征地补偿方式和资源就地转化的政策建议。     

广义物质循环模型及对循环经济的政策内涵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资源开采、生产、消费及消费末端各个环节的环境问题都十分突出。然而传统的物质循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在总结传统物质循环的特点与局限性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旨在提高经济系统全过程资源效率与环境绩效的广义物质循环的概念及理论模型；剖析了广义物质循环的资源与环境政策内涵，并据此提出我国资源环境的生命周期政策途径；最后以广义物质循环的内涵及基本原则为指导。深入探讨了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资源政策与环境政策。本文认为。建立与发展以广义物质循环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增长模式。是我国实现经济与环境持续协调发展的根本途径。     

水资源所有权问题研究

我国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题严重,最根本的原因是水资源产权制度尤其是水资源所有权制度不合理。从水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角度,依据产权经济学理论,对水资源所有权及其分配问题进行了探讨：对水资源所有者产权与他物权,江河湖泊等水体所有权和水体所蕴含水资源所有权进行了区分;以水资源是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水资源的竞用性和水资源自然供给的区域性为依据,探讨了江河、湖泊等水体水资源所有权的权属界定,水资源所有权在社会成员间的合理分配,国家与水资源所有权的关系和国家拥有的水资源所有权的性质;最后提出了既能保障社会成员生存与发展权利,又能实现资源配置效率与公平的以社会成员所有为主的水资源所有制。     

资源,生存空间与扶贫战略

本文在对资源和人类生存空间的讨论中,提出了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概念以及人类生存空间的地理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并从资源和人类生存空间的角度对贫困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社会资源贫乏及社会空间狭小是贫困的主要原因,因此,如何从资源的整体性出发,开发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源、扩展生存的社会空间是制定扶贫战略的重点。     

甘肃河西内陆河流域社会化水资源稀缺评价

水资源稀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严重制约因素。水资源稀缺评价是水资源管理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借助Karshenas模型对资源利用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诠释；在界定水资源管理阶段的基础上。引入社会适应性能力概念。着重论述了其内在结构及其度量指标。从而将水资源稀缺问题拓展到了社会经济领域。强调社会资源在水资源稀缺评价中的作用。同时。建立社会化水资源稀缺指数。并以甘肃省河西内陆河流域五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嘉峪关市由于相对较高的社会适应性能力。其社会化水资源稀缺程度指数的相对排序得到改善；而武威市则因相对较低的社会适应性能力。社会化水资源稀缺指数的排序有所降低；金昌市和张掖市尽管社会化水资源稀缺指数的相对排序没有变化。但由于考虑了社会适应性能力。水资源稀缺程度得到有效的缓解。社会化水资源稀缺指数更能如实反映水资源状况。社会适应性能力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对缓解水资源紧缺程度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国资源利用与产业结构的调整

产业发展与资源开发有密切关系,但产业不同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也不同。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到第三产业受自然资源直接影响的程度减弱。当代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存在自然资源结构、自然资源开发结构、资源开发导向经济结构、技术导向经济结构等区域类型。当前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资源消耗大、浪费严重。这与产业结构陈旧落后,一、二产业比重大,重工业比重大,加工业水平低,产业规模结构不合理以及技术经济条件差等有密切关系。实现资源节约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建立起资源节约型的产业体系。     

资源所在地的利益补偿机制初探——以油气田资源开发为例

油气资源作为战略性资源，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资源所在地为国家建设输出了大量的能源，本地的经济发展却依然处于落后状况，导致目前资源所在地出现了种种矛盾和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对资源所在地的利益补偿机制所致。以油气田资源开发的利益分配现状为例，指出目前的利益分配中主要存在资源所在地税收分配收益少、开发带来的生态污染补偿缺失、油气田项目征地补偿过低、资源开发没有促进资源所在地的经济发展等问题，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管理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构建利益补偿机制的理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收益向资源所在地倾斜、实行生态补偿、创新征地补偿方式和资源就地转化的政策建议。     

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补偿研究——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

流域上、下游间环境保护成本和收益的区域错配问题严重影响我国流域整体发展的公平与效率,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已成为解决流域区域间经济发展失衡、实现流域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文章首先构建基于能值拓展的流域生态外溢价值计量模型,从能量投入和能级转化的角度,以能值的形式反映流域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功能服务价值,利用能值分析法测算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与水足迹法确定流域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通过比较流域生态系统服务能值和流域生态能值自身消费情况,判断流域的生态盈亏状态,并进一步利用能值-货币比率将生态外溢能值转化为生态外溢价值,得到相对客观和稳健的补偿标准。然后以渭河流域上游为例,测算得到2013年渭河流域上游的生态外溢能值为1.16×1022sej,可知流域上游在扣除自身消费的生态能值后还为流域下游提供生态服务,处于生态盈余的状态。为激励上游地区加大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同时也为实现区域发展的公平与效率和流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下游地区应对上游地区支付水资源生态环境补偿,根据能值-货币比率得到上游应获得16.31亿元的补偿金额,并根据水资源可利用量进一步分配,得到定西市和天水市应分别获得7.50亿元和8.81亿元的补偿金额。基于该研究结果,建议通过扩大对流域上游地区的转移支付、完善水资源市场构建、健全流域生态补偿立法等政策提高上游地方政府的生态保护努力水平,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流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Analysis of Soil and Water Balance on the Land Arrangement Function

The natural supply of land resources is limited, but the economic supply may change along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s size is decided bye nature and social and economic body conditions. When the supplying ability of land resources threaten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people and land becomes tense, it forced people to im- prove land utilization and to increase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land resources. The paper made an overall consideration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rrigated farming and the frai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Fuhai County, Altay Area, Xinjiang Uigur Autonomous Region and explored land arrangement planning as well as water resource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paper evaluated natural resources, land utilization and water resource of the case study areas and focused on the spatio-temporal balance between the utilization of water and land resources. In the end the paper a feasible plan was made out for the land arrangement pro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