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候变化科学认识进展及未来展望——中国《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一部分》解读

《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部分反映了自2015年以来,基于气候系统观测、古气候档案、理论研究和气候模拟等科学分析,取得的一系列关于中国气候变化的新证据、新认识,总结了中国大气、海洋、冰冻圈、生物圈等气候基本变量以及极端事件、典型区域的气候变化特征,分析了影响气候变化的自然、人类活动驱动因子的变化,预估了中国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比较了此次评估报告与《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在框架结构、结论认识等方面的新特点,指出中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体系性不断丰富、科学基础的认识不断深化。文章最后通过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第一工作组报告的初步比较,提出了未来我国在气候变化监测诊断、检测归因、模拟预估,以及工具方法等方面应加强的内容。     

长江三峡库区极端大雾天气的气候变化特征

为了进一步认识长江三峡库区大雾天气特征，采用线性趋势估计和Molet小波分析方法，研究了库区持续12 h以上和连续3 d以上极端大雾天气气候变化特征，探讨了库区蓄水后大雾天气气候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三峡库区年平均雾日数呈弱的下降趋势，存在准8、18、32 a的年代际周期振荡。持续12 h以上和连续3 d以上大雾天气有明显增加趋势，分别存在准10、17、32 a和准12、32 a的年代际周期振荡。在蓄水后，库区西段年平均雾日数明显减少、东段略有增加，持续12 h以上大雾年平均日数变化不大，连续3 d以上大雾年平均日数明显减少。库区年平均雾日数的总体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城市化共同影响的结果，没有证据说明三峡库区蓄水对大雾天气有明显影响。     

气候变化下21世纪上海长江口地区降水变化趋势分析

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此条件下,气候变化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特别是对水资源的负面影响尤为明显,包括水资源数量、质量及其时空分布,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供用水结构以及产水、供水、用水、耗水、排水之间的关系等。上海长江口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核心区,而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实施后,长江口的流量,以及海水的入侵都会直接影响到上海的发展,因此未来百年该区域的降水量在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变化趋势对区域发展有着一定的影响作用。利用IPCC 数据分发中心提供的CCCma模式的4种模拟结果,分析了在全球气候变化下,由于人类活动影响、温室气体增加等共同作用时,长江口地区未来50～100年的降水量变化情景。结果表明,降水量总的会呈现上升趋势,并且降水强度的变化也越来越明显。     

气候容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测度指标

本文提出将"气候容量"概念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核心测度,并论述了与此相关的气候资源承载力、生态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人口承载力等概念。气候容量是针对全球气候和环境变化背景下提出的概念,从根本上讲,中国适应气候变化是气候容量问题,即一个地区特定气候资源所能够承载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强度和规模。气候容量包括天然容量和衍生容量,天然容量包括温度、光照、降水、极端气候事件等因子,衍生容量包括水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气候灾害风险等要素。气候容量可以借助工程、技术、制度等适应措施进行改善和转移,但是必须遵循经济理性、生态完整性、风险防护、公平分配等原则。对气候容量及其阈值的评估能够与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相结合,测算出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最优人口容量和社会经济发展规模,为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适应规划提供决策支持。在气候容量充裕的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是与人口和经济发展相伴生的问题;而在气候容量严重受限地区,不合理的发展可能进一步恶化气候环境。作者以气候容量充裕的长三角地区和气候容量严重短缺的西部地区为例,分析了气候容量的政策含义,并针对容量限制型的适应问题与发展驱动型的适应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气候容量不仅可以作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概念分析工具,而且可以结合气候变化影响和风险评估,为制定地区适应与发展规划提供研究支持。     

对全球变暖认识的七个问题的确定与不确定性

全球变暖是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由于以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尚无法完全了解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因此目前对气候变暖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本文旨在归纳总结目前对全球变暖的认识哪些是确定的,哪些是不确定的,并提出相关建议。气候系统涵盖很多方面,本文重点关注与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暖相关的七个问题。①对全球变暖的认识:近百年全球气候确实在变暖,但为什么又出现了停滞?②对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认识:工业革命以来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快速升高是确定的,但未来如何变化有不确定性;③对温室气体排放与气温升高的关系(气候敏感度)的认识:在现代大气CO2浓度加倍会导致全球平均增温约3.0℃,但是在更长时间尺度上气候敏感度是不确定的;④对于气候模式的认识:它能够很好地模拟出近百年的气候变暖趋势,且证明人类活动可能是现代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但模式不能充分描述地球系统的变化,只能表征地球系统的部分特征;⑤对于气候预估的认识:根据排放情景预估本世纪气候继续变暖,但还将变暖多少不确定;⑥对于2℃阈值的认识:它是人类控制升温的一个设想,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约束性目标,但是升温幅度何时达到2℃不确定;⑦对于地球系统临界点的认识:地球系统已有一些危险的信号,但何时达到临界点不确定。在适应和减缓全球变暖、调整产业结构等应对行动中,应全面、综合考虑气候变化认识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应对确定性的变化,规避不确定性的风险。     

海洋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作用

本文重点分析了气候变化背景下海洋的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作用,评估了中国近海及相邻大洋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未来变化及其对中国气候的影响。结果表明:①1958—2018年,特别是1970年代末以来,全球和中国海洋明显变暖,且中国海洋升温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主要归因于黑潮暖水入侵中国近海陆架的年代际增强;在不同气候情景下(温室气体从低到高排放的情景,RCP2.6,4.5,8.5)中国近海尤其是东中国海(渤海、黄海和东海)可能成为全球海洋升温最高的海区之一。19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东海和南海海表盐度呈现下降趋势。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近海环流变化显著,黑潮入侵东中国海陆架以及通过吕宋海峡入侵南海出现年代际增强,冬季黄海暖流以及南海上层环流年代际减弱。②20世纪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速率约1.5±0.4 mm/a,主要贡献来自海水热膨胀和陆地冰川冰盖融化;2006年以来,全球海平面上升明显加速,上升速率达3.6 mm/a。1980年迄今,中国沿海海平面上升速率为3.4 mm/a,高于同时段全球平均;在不同气候情景下海平面将持续上升,当前沿海地区百年一遇极端水位的重现期将显著缩短。③1970年代之后,热带海洋的海温分布如厄尔尼诺信号出现年代际变化,厄尔尼诺显著增强,持续时间更持久;并且,1990年之后,中部型厄尔尼诺趋于频发,发展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偏少、气温偏高,华南降水偏多,次年春季华南降水偏少,而东部型厄尔尼诺的影响则大致相反;未来厄尔尼诺对中国气候的影响预估有较大不确定性。印度洋海盆增暖明显加强,与此相关的是中国东部高温天气频发。1977年以来,全球超强台(飓)风和海洋热浪等极端事件趋频、趋强。④中国近海总体可能是大气CO_2的汇,每年从大气中吸收约10.8 TgC的CO_2。长江口和珠江口及附近海域有长期酸化和溶解氧降低的现象,但近海碳源汇格局及酸化的长期变化仍不够清楚。此外,未来中国近海盐度、环流、强台风和海洋热浪的变化,以及海洋的碳源汇、酸化和溶解氧的观测和研究亟须加强。     

三峡库区21世纪气候变化的情景预估分析

利用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提供的新一代气候系统模式的模拟结果（IPCC AR4），通过多模式集合方法预估分析了3种排放情景(高排放SRES A2、中等排放SRES A1B和低排放SRES B1)下三峡库区21世纪气候的可能变化。结果表明，挑选模拟性能较好的模式进行的多模式集合对库区气温和降水的变化具有较好的模拟能力，21世纪库区气候总体有显著变暖、变湿的趋势，年平均气温变暖趋势为2.1~4.2℃/100 a，年降水增加趋势为6.1%~9.7%/100 a。就季节变化而言，冬季的变暖幅度最大，降水增加幅度最大。库区年平均气温在21世纪将持续呈上升趋势，而年降水在21世纪前期有减少趋势，在中期和后期逐渐增多。在A2、A1B和B1排放情景，21世纪后期气温分别比常年偏暖3.7、3.3和2.2℃，年降水分别比常年偏多4.4%、5.5%和3.5%。     

气候政策协同：机制与效应

全球气候变化愈演愈烈,造成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和森林火灾频发等风险加剧。尽管各国为此付出诸多努力,但全球变暖趋势并未遏止,解决气候问题已刻不容缓。中国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在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为探究中国气候政策协同机制及其效应,推动碳减排,文章提出"部门联合体"概念,认为由于部门分工专业化特性,单一部门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气候问题,多部门间的气候政策协同势在必行。气候政策协同贯穿于政策目标制定、政策细则确定与政策实施过程之中,可以通过优化政策目标、完善政策细则、强化政策实施的方式,充分动员各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提升气候治理能力。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存在明显的层级差异,中央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程度更高,省级政府的气候政策协同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文章使用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气候政策协同可以降低碳排放,但这种影响以间接效应体现出来。气候政策协同不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四类交互效应机制发挥作用:气候政策协同与加强财政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等措施相配套,可以更为有效地减少碳排放。中国的气候政策协同经验对构建全球碳减排机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提出,以气候政策协同的有效性为现实基础,依据"部门联合体"行为逻辑,建立全球性的气候治理协同机制,高效推进全球碳减排,减缓气候变化进程。     

CMIP6全球气候模式对长江流域气候变化的模拟评估与未来预估

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气候变化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江流域作为中国最大的流域，对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敏感，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可以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为了更准确地预测长江流域未来的温度和降水，针对第六次国际耦合模式比较计划(CMIP6)对长江流域26个气候模式进行评估，选择并校正性能更好的模式，讨论了长江流域未来的气温和降水。主要结论如下：(1)气候模式在温度上的模拟效果优于降水，在时间尺度上表现为月尺度>日尺度>年尺度。温度模拟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降水模拟存在一定程度的高估。(2)区域尺度利用气候模式进行研究工作前的评估和校正是必要的，经过评估优化和季节校正后，数据的精度得到了显著提高，分位数映射法可以应用于气候模型数据的校正，但对于极端降水和温度的校正仍存在一些不足。(3)在SSP1-2.6情景中，未来温度和降水变化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不稳定增加，然后随着时间趋于稳定。在其他3种情景下，变化的速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快。未来长江流域的降水和气温在所有情景下都将高于历史时期，表现为SSP5-8.5>SSP3-7.0>SSP...     

成都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的R/S分析

运用R/S分析法,对1951～2002年成都的平均值气温、极端气温值及降水累积值进行了计算分析。研究表明,成都未来气候变化趋势与过去50年来的变化趋势有着很好的自相似性。今后成都将继续变暖。依平均气候倾向率,未来10年,年平均气温将升高0.25°C,年平均最低气温将升高0.14 °C,年平均最高气温将升高0.04 °C,年极端最低气温将升高0.54 °C,年极端最高气温将升高0.13 °C。其中,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最低气温和年平均最高气温升高趋势的持续性强度很强。成都未来降水量将继续减少。未来10年的年降水量将减少45.2 mm,并且这种减少趋势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强度。     

三峡库区近百年来气温变化特征

利用1924～2011年重庆和宜昌站气温资料，分析了三峡库区近百年来气温变化特征。结果表明：从线性趋势、年代变化、突变和周期分析表明近88 a重庆和宜昌气温的变化特征是比较一致的，两段显著偏暖的时期分别是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用重庆和宜昌站的平均来代表三峡库区，库区气温阶段变化与重庆、宜昌站基本一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出现的显著增温现象迟于我国1986年前后开始的普遍增温。库区各季节气温变化存在差异，4个季节最近一次增暖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或中后期。近88 a来三峡库区年平均气温发生两次突变， 1947年左右突变为降温趋势； 1996年左右突变为增暖趋势。三峡库区年平均气温2～4a周期变化最为显著，4 a左右的周期1980年代后期开始显著。1920年代到1980年代存在的16～20 a的年代际周期，但能量较年际周期弱。近88 a三峡库区与全球气温变化存在较大差异，最近一次显著增暖时间比较，三峡库区比全球滞后约10 a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Chinese ecosystems: key vulnerable regions and potential thresholds

China is a key vulnerable region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world. Climate warming and general increase in precipitation with strong temporal and spatial variations have happened in China during the past century. Such changes in climate associated with the human disturbances have influenced natural ecosystems of China, leading to the advanced plant phenology in spring, lengthened growing season of vegetation, modified composition and geographical pattern of vegetation, especially in ecotone and tree-lines, and the increases in vegetation cover, vegetation activity and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Increases in temperature, changes in precipitation regime and CO₂ concentration enrichmen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in China according to climate model simulations. The projected climate scenarios (associated with land use changes again) will significantly influence Chinese ecosystems, resulting in a northward shift of all forests, disappearance of boreal forest from northeastern China, new tropical forests and woodlands move into the tropics, an eastward shift of grasslands (expansion) and deserts (shrinkage), a reduction in alpine vegetation and an increase in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of most vegetation types. Ecosystems in northern and western parts of China are more vulnerable to climate changes than those in eastern China, while ecosystems in the east are more vulnerable to land use changes other than climate changes. Such assessment could be helpful to addres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Article 2).     

Migration and 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n response to climatic disasters in North China over the past 300?years

Climatic disaster-induced migration and its effects on land exploitation of new settlements is a crucial topic that needs to be researched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adapt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migrant–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n response to climatic disasters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The research used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key interlinked factors in this response involving drought/flood events, population, cropland area, farmer revolts, administrations establishment, and land reclamation policies. It draw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seven peaks of migrants–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were evident, most likely when frequent climatic disasters happened in North China, such as the drought–flood in 1851–1859, drought in 1875–1877, and drought 1927–1929; (2) six instances of policy transformation adopted to cope with extreme climatic events, including distinctive examples like changing to a firm policy prohibiting migration in 1740 and a subsequent lifting of that prohibition in 1860; and (3) the fast expansion of the northern agricultural boundary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is area benefited from a climate change trend from a cold period into a warm period. Altogether, over the past 300 years, extreme climatic disasters in North China have deepen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imited land resources and the rapidly increasing population and have resulted in migration and 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Climate, policy, and reclamation constructed an organic chain of response that dominated the land use/cover change process of Northeast China.     

“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评述

基于广泛系统的文献梳理和总结,凝练了“十二五”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的现状、特点及成效,并提出针对性建议。主要结论包括: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形势对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事业的推动作用呈现递减态势,之前“以外促内”的国内气候治理特点逐步转化为“内生动力为主”和“内外协调”;从政策制定和执行模式看,“集思广益”“上书模式”持续,“上下互动”“智库支持”的政策学习特点更加明显;从政策体系上看,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完整体系,推动气候治理能力显著提高;从政策总体特点看,呈现规划主导并引领、行政手段先行市场机制跟进、由点到面有序扩展、环境与气候协同治理、中央和地方互动博弈形成动态平衡、短期内政策成本较高等特点。“十二五”至今,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效果明显,提前实现了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并在污染治理、经济发展等方面产生广泛协同效应。“十三五”中期以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组织管理机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从中央到地方气候政策和行动进入调整阶段。同时,更加强调气候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协同。展望未来,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行动应该尽快走出调整期,充分利用新体制的优势,以碳总量控制目标为抓手,坚定推动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为中心、多措互补的政策体系,注重适应行动以应对不断放大的气候风险,继续提高公众对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认知度、接受度和参与度,并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和储备。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lakes and reservoirs dynamics and restoration policies

Meteorological-driven processes exert large and diverse impacts on lakes and their water quality; these impacts can be hydrologic, thermal, hydraulic, chemical, biochemical, or ecological.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on Lake Tahoe (California–Nevada) was investigated here as a case study of climate change effects on the physical processes occurring within lakes. The already published trends of meteorological variables were used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global warming on Lake Tahoe dynamics. Records from the period 1969–2002 show that Lake Tahoe has became warmer and more stable. A series of simulation years into the future (i.e., 2000–2040) was established using flows, loads, and meteorology data sets for the period 1994–2004. Results of 40-year simulations show that the lake continues to become warmer and more stable, and mixing is reduced. Possible changes in water quality because of global warming are discussed through inference, although these are not specifically simulated. Many existing problems may be exacerbated due to climate change, yet extreme uncertainty depends on the rate and magnitude of climate change. Therefore, shifts in water quality and quantity due to climate change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contemporary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n an adaptive manner, and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mpact assessment methodology should focus on approaches that can handle extreme uncertainty. The general alternatives for lake management due to climate change are discussed. Depending on the specific case, further intensive research is suggested to restore lake water quality.     

非平稳性条件下淮河流域极端气温时空演变特征及遥相关、环流特征分析

在全球升温的背景下,为掌握淮河流域极端气温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变化规律,以提高淮河流域对极端气温灾害的应对能力。以淮河流域1961～2016年149个气象站点、太平洋气候因子和NCEP/NCAR再分析数据为基础,利用优化的非平稳性(Transformed-Stationary)极值分析方法、空间Ward-like层次聚类分析方法、M-K趋势分析和经验正交函数分析方法(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对淮河流域极端气温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年最高气温在1960和2000s为增加趋势,2000s后增加趋势不显著;从1970～1980s,年最高气温呈减小趋势;年最低气温在1960s呈下降趋势,1970s以后年最低气温呈增加趋势;(2)年最高气温重现期对应的温度多数站点表现出非平稳态并显著上升,增幅达1.5℃。年最低气温均呈现上升趋势,在1978年前后出现上升的拐点,在2000年前后暖化现象有所减缓。年最高气温距离海洋越近,上升趋势越显著;年最低气温则相反。(3)不同重现期年最高气温显著增加趋势,主要分布在淮河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呈显著减小趋势,年最低气温的空间分布恰好与其相反。(4)北太平洋海温异常显著的影响着淮河流域的7、8月极端气温的变化,淮河流域的极端气温的非平稳变化有着与西太平洋和北太平洋显著正相关关系,与东太平洋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淮河流域12～1月气温异常与渤海海温异常同步、与厄尔尼诺或拉尼娜同步变化;7～8月温度异常与12～1月的温度异常结果相反。环流特征分析表明,淮河流域冬季暖化现象受到东北地区暖化的影响;7～8月温度的变化主要由青藏高原低压和蒙古低压在逐年减弱而改变环流特征造成,东南区域极端高温增加,西部区域降水增多、极端高温的降低。     

９６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大陆地面气候要素变化特征分析

利用1961~2010年全国大陆地面468个气象台站的气温、降水和日照时数等资料，采用Jones等提出的计算区域平均气候时间序列的方法对全国数据进行加权平均处理，采用线性趋势、反距离加权插值、Morlet小波分析、Mann Kendall法，分析了我国大陆地面近50 a来各气候要素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最低气温、年平均最高气温、年极端最低气温、年极端最高气温均呈显著上升趋势，年平均温度差、年极端温度差、年平均日照时数均呈显著减少趋势；年平均气温、年平均降水、年平均最低气温、年平均最高气温、年极端最低气温、年极端最高气温、年平均温度差、年极端温度差、年平均日照时数分别存在14、26、14、14、25、16、26、25和25 a左右的变化主周期；在005的置信度水平下，年平均最高气温、年极端最低气温、年极端最高气温、年极端温度差、年平均降水和年平均日照时数均发生突变，其分别在1996、1981、1997、1975、1983和1982年发生突变，其余要素均未发生突变。分析还发现，各气候要素的变化主周期分别存在一定的相似性，突变时间也存在一定联系     

Pros and cons of climate change in China

Climate change strongly affected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s of natural ecosystems, e.g. the vegetation productivity decreased in the Northeast permafrost region due to the higher temperature and less precipitation, whereas in the Tibetan Plateau, the vegetation productivity increased, owing to the improved thermal resource. Climate change led to reduced precipitation in North and Northeast China and thus the reduced surface runoff. The public needs for energy were changed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e.g. the shorter heating period in winter. Climate change profoundly influenced human health, pathophoresis and major projects by increasing extreme events, including frequency and magnitude, and causing more serious water shortag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imate change, although the improved thermal resources can be helpful for extending the crop growth period, more extreme events may resulted in more instabilit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Not only did climate change indirectly affect the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rough the impacts on agriculture and natural resources, but also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measures, such as carbon tax, tariff and trading, had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nfluences on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 Further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presented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impact had its pros and cons, while the advantages outweighed the disadvantages.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on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we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First, scientifically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will need to seek advantages while avoiding the disadvantages of climate chang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orderly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characterized with “Overall best, long-term benefit.” Second, quantitative adaptation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e.g. proposing operational schemes and predictable goals and using uncertainty analysis on adaptation measures. Third, more active coping strategy should be adopted to enhance China’s future comprehensive competitiveness. The strategie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gradually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tensifying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of emission reduction technology and actively responding to the influence of carbon tax, tariff and trading o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近百年重庆主城区汛期降水及其集中期的变化特征

利用一种改进的定义汛期降水集中期的方法对重庆主城区近百余年汛期降水集中期进行了划分，并分析了集中期的重心日、雨量及其与汛期降水总量的关系。结果表明：近百余年重庆主城区汛期降水量线性变化趋势不明显，阶段变化显著。百余年来发生过两次突变，分别发生于1914年和1925年，分别突变为增加和减少趋势。3 a左右的周期为汛期降水的主要周期。6月为降水集中期重心日发生最多的月份，8月出现相对较少，4月上半月和10月均没有出现过。近百余年重庆主城区降水集中期雨量及其占汛期降水总量的比例表现为线性增加的趋势，它们的阶段性变化比较一致，尤其是21世纪以来近10 a显著偏多。集中期雨量与汛期降水之间存在很好的相关关系，但是在某些特殊年份上也存在差异。15 d滑动统计方法划分的集中期雨量作为一种极端气候事件，具有较强描述灾害事件的能力，但其极端特殊性可能会表现在某些特殊年份或年际间的变化中，充分认识其规律，能为诊断和预测业务提供更为可靠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