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临界点及应对——碳中和

基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评估报告及近年的研究文献,文章试图从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的角度出发,诠释气候变暖可能正在触发的全球多个气候临界点,解读国际社会采取碳达峰和碳中和政策措施的由来,讨论不同系统或区域开展适应性研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主要结论:(1)近百年来,特别是1970年代以来,全球持续快速升温变暖,而中国陆地和海洋的升温速率又高于全球平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风险。(2) 2019年,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CO2浓度已达到410.5 mg/L,为工业化前(1750年)的148%,也是至少200万年以来的最高值。(3)全球的持续升温使得气候变化的风险不成比例地增加,许多系统正在逼近其发生严重突变和不可逆转变化的临界点,并且,某些气候临界点的发生将比预计得更为提前。(4)气候变暖的加剧可能正在触发全球的九个气候临界点,包括暖水珊瑚礁的大规模白化和死亡、格陵兰和南极冰盖的加速融化、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的减弱等,并有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风险。(5)为应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和风险,有必要将本世纪全球升温限制在工业化前水平(1850—1900年平均)之上2℃(最好为1.5℃)以内,相对于2010年,全球净人为CO2排放量到2030年需减少约25%(45%),并在2070年(205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6)以暖水珊瑚礁为例,讨论并分析了中国受损珊瑚礁将可能由于较高的中国海洋升温速率而率先触发临界点,亟需修复并加强受损珊瑚礁等系统或区域气候恢复力(resilience)的建设,以提高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此外,最近中国受损珊瑚礁原位有性繁殖修复实验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为重构受损珊瑚礁的恢复力提供了积极的前景。     

中国气候变化的科学新认知

了解和认识百年来中国气候发生的变化、引起其变化的驱动因素以及未来的可能变化,可以更好地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本文综合评估了观测到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实、中国气候变化的驱动力、中国未来气候变化预估三大方面,分析了气候变暖的趋势、水循环以及降水和冰川变化、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化、生物化学循环、海洋和土地覆盖变化及其气候效应以及未来气候变化的特点和趋势等最新科学进展。在中国百年温度趋势、气候系统多气候指标变化特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中的人类活动作用以及气候系统模拟能力等方面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可以看到中国气候变暖趋势持续、大气二氧化碳等长寿命温室气体浓度继续增长、人为强迫影响了多种气候要素在强度和频率的变化,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固碳量增加。本文最后提出未来中国气候变化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的问题,包括:中国气候变化中的城市化效应、气候系统内部变率在年代际变化中的作用、气溶胶-云-降雨相互作用的机理、大范围土地利用变化(如大规模生态恢复工程)的气候效应,以及云辐射反馈、海洋环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与反馈、气候-碳循环反馈等过程对气候模拟不确定的影响等。     

地球在过去20年剧烈升温两千年来今年最热

英国《卫报》消息 ,对气候史的综合研究显示 ,目前地球正经历 2 0 0 0年来最热的气候。该发现证实了环境学家的忧虑 ,沉重打击了所谓全球变暖不过是气候自然变更环节的论调。研究负责人之一琼斯教授指出 :“除了人类的工业活动 ,上个世纪末开始的气候急剧变暖不能归咎于其他任何原因。罪魁祸首就是地球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不断增加。”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府论坛 (IPCC)对气温历史数据进行了分析 ,发现从 2 0世纪末开始 ,地球气候进入了千年来的最热时期。有反对者认为地球在 10 0 0年前可能更热。当时的高温导致维京人迁徙到格陵兰岛 ,…     

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历程及主要经济体的态度与政策

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联合国设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召开了十五次国际气候变化大会,取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与"巴厘岛路线图"等重要成果,确定了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减少义务,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确立了基本框架。国际社会已准备就《京都议定书》以后的国际气候制度框架进行谈判,各国官方机构、学术机构与学者围绕减排义务的类型、区别对待与责任分担,提出了多种方案。发达经济体是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主要承担者,同时也是全球气候合作的主要参与者。美国的气候政策出现了重大转变,奥巴马总统将气候变化政策作为重点政策领域之一;欧盟与日本则一直积极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发展中经济体也积极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如印度已制订了《气候变化国家行动方案》。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需承担气体排放减少量化任务,但仍积极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气候变化经济学视角对地球工程的几点思考

全球气候变化危及当代人及子孙后代的福祉,严重制约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研究表明,仅靠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难以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地球工程人工干预气候系统是实现1. 5℃温控目标难以避免的无奈选择。地球工程的引入及其特殊经济学属性也为气候变化经济学的研究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本文立足气候变化经济学视角,就地球工程的概念、地球工程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定位与作用、地球工程的经济学属性、经济评估等问题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不能回避地球工程,但要科学认知和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地球工程技术;不同地球工程技术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手段的作用不同,但相较于减缓手段来说都具有末端治理属性,不仅不能从根本上改善人类福祉,还可能给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引入新的风险;太阳地球工程与大规模的生物能源碳捕集与封存(BECCS)的外部影响具有潜在不确定性,作为全球公共物品的成本收益难以简单、直接权衡,盲目实施会加剧区域和代际之间的不公平;太阳地球工程潜在影响的巨大溢出效应、风险、不确定性和区域非对称性是寻求最优气候政策组合的关键变量,给全球气候治理的国家间博弈增加了新的变数。中国要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的作用,必须区别对待CDR和SRM不同类别的地球工程,加紧研发关键技术;将地球工程置于可持续发展大框架下,积极开展地球工程的综合影响评估和国际治理的专题研究,精心部署地球工程的发展战略;中国作为2020年生物多样性大会的主办国,应谨慎应对可能出现的地球工程治理议题,寻求国际共识,积极引领各国参与构建公平有效的地球工程治理机制。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与角色转型:从防范“黑天鹅”灾害到迎战“灰犀牛”风险

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发展。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伊始,主导力量呼吁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致力于防止出现难以预料但影响巨大的"黑天鹅"式的气候灾害。而当前各国减排力度与全球温控目标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的大概率、影响大的"灰犀牛"式的气候风险。中国曾多次面临极端气候事件,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建设的各类基础设施,提升了全社会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灾害的能力及水平。从国际社会输入国内的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认知,强化了中国对灾变性气候"黑天鹅"事件的防范意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自然灾害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灰犀牛"风险。在这种认识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经历了灾害防范、科学参与、权益维护、发展协同和贡献引领5个阶段。中国气候战略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快速攀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压力。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不仅从自身情况出发去积极应对,也在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当前,国内深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转为主动积极去迎战具有"灰犀牛"属性的气候变化风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已经转变为强化国内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在国际主动引领国际气候进程,迎战威胁人类未来的气候风险。     

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对贸易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增长,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负面影响日益显现。应对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广泛的共识。全球气候变化与全球化相交织,带来了贸易领域一场革命。政府为应对气候变化可以采取哪些措施,这些措施是否会影响该国的贸易竞争力成为各国面临的重大问题。OECD国家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较为积极,较早行动,也较有成效的国家,因此研究他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及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对于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在分析OECD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的基础上,对经典的贸易引力模型进行了扩展,对OECD国家1991-2008年的出口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应对措施中较为典型的碳税和能源效率标准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结果显示,碳税和能源效率标准对于贸易流都有反作用,因此影响了贸易竞争力。但是碳税的影响程度没有理论预期那么强烈,是因为如果存在着政府的资助或者免除的情况下,反作用可能被抵消,贸易甚至有可能会增加。文章最后对我国的碳税问题进行了讨论。     

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探析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是二氧化碳的72倍(20年水平),但其在大气中的寿命短于二氧化碳,可以作为优先减排对象。中国的甲烷排放十分突出,甲烷减排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地位,然而在政策研究中,甲烷受到的关注程度远低于二氧化碳。本文基于甲烷排放研究的相关进展,首次系统性地论述了中国甲烷排放与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是:甲烷排放的有效控制和减缓可以成为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甲烷等温室气体的减排战略要用"系统减排"思路替代传统的"末端减排"思路;甲烷系统减排的策略和实施措施不仅需要重视主要排放部门(如煤炭开采与洗选业,农业)的直接末端减排,更需要突出强调建设活动、城市消费、资本投资和出口贸易等消费端的间接体现减排;在国际气候谈判中通过纳入甲烷排放,可以至少在五个方面丰富和支撑中国的国家立场,如从承诺"单位GDP二氧化碳减排"向承诺"单位GDP温室气体减排"转变。     

气候变化科学与碳中和北大核心CSCDCSSCI

全球气候治理的行动离不开气候变化科学认知的进步。随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相继宣布其碳中和目标,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正经历着从科学探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到低碳转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变革。文章通过追溯全球气候治理的历史演进和碳中和的科学基础,指出气候变化科学进步在量化温室效应、明确当前气候变化归因和估算碳排放空间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促使气候治理由定性描述逐渐转化为定量目标,同时确定了通过碳中和来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文章通过系统分析中国气候变化科学现状,指出尽管中国科研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主要表现为重大研究成果不足,研究领域分布严重不均衡、影响面窄,不足以有效服务国家气候变化内政外交等。中国碳中和之路任重道远,急需科技支撑助力。文章最后提出应围绕实现碳中和目标,优化完善中国气候变化科学建设,建立气候变化科学的“1+N”发展体系,引导研究与发展需求相结合;建立对应人才体系,在国际气候治理中积极有效地发挥中国智慧,助力中国碳中和的实现。     

全球每年超过10万人因气候变暖死亡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全球气候变暖已开始危及人类健康 ,全球每年超过 10万人因此而死亡 ,到 2 0 3 0年可能达到 3 0万人。世卫组织在一份题为《气候变化与人类健康 :危害和对策》的研究报告中说 ,自 2 0世纪 90年代初以来 ,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 ,迄今仍没有减弱的迹象。据初步估算 ,全球 2 .4%的腹泻病例和 2 %的疟疾病例是由气候变暖引发的 ,仅今夏欧洲各国出现的热浪就导致约两万人死亡。如果不尽快采取行动 ,全球每年因气候变暖而死亡的人数还可能继续上升。世卫组织官员强调 ,人们不仅要认识到气候变化给人们健康造成的危害 ,同时更应…     

土壤与全球环境变化

本文着重论述了“土壤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土壤圈通过其内部一系列的理化、生化变化及土地利用变化等,产生CO_2、CH_4、N_2O等“温室效应”气体特别是CH_4和N_2O向大气的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而全球气候变暖又会引起土壤沙漠化、酸化、盐渍化等退化过程的进一步加剧,严重改变人类生存的环境。加强科学宣传,提高全球民众环境意识,加强科学研究与监测,提出相应措施,是适应或改变上述全球变化的重要战略对策。     

中国水资源管理适应气候变化的研究综述

以全球变暖为特征的气候变化已成为当今科学界、各国政府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最重要议题之一。气候变化对水资源管理的影响是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新兴研究方向,目前的重点研究领域主要包括:气候变化背景下水资源综合管理方式与集成研究,气候变化下水资源适应性管理机制,中国面临的水资源均衡性管理,公众参与水资源适应性管理的政策制定,对减缓措施与水资源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主要的研究方法包括:适应气候变化的定性分析方法(多尺度适应综合分析方法)、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适应性管理是目前应对气候变化伴随的不确定性问题的有效策略,未来应在分析中国各流域水资源不确定性问题的基础上,建立气候变化情景下适应气候变化的水资源适应性管理体制机制。     

“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手段的几个关键问题

减缓气候变化可以在大的地理尺度上以工程技术手段来实施。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的,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CO2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主要包括三大类: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和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这一类地球工程手段有着一系列经济、技术、环境、伦理、安全和不确定性含义。本文就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可能技术选择的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分析和讨论,涉及概念界定、技术特点、可能影响、治理构架等。作者认为,对于直接作用于碳的地球工程手段,如绿色生物技术手段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风险小、可操控;太阳光辐管理技术,通过人为排放到大气的SO2和气溶胶等的降温效应,来控制地球气温的上升,尽管使用的经济成本可能不高,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安全含义,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伦理上看,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太阳光辐管理技术这类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存在争议,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去了伦理学基础。从法律上看,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果有人采取行动,也存在法律依据上的质疑。人工干预太阳辐射的研究和实施,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构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需要"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鉴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不宜实施,短期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影响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需要我们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     

中国气候变化科学认识进展及未来展望——中国《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一部分》解读

《第四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气候变化的科学认识部分反映了自2015年以来,基于气候系统观测、古气候档案、理论研究和气候模拟等科学分析,取得的一系列关于中国气候变化的新证据、新认识,总结了中国大气、海洋、冰冻圈、生物圈等气候基本变量以及极端事件、典型区域的气候变化特征,分析了影响气候变化的自然、人类活动驱动因子的变化,预估了中国未来气候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比较了此次评估报告与《第三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在框架结构、结论认识等方面的新特点,指出中国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体系性不断丰富、科学基础的认识不断深化。文章最后通过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六次评估第一工作组报告的初步比较,提出了未来我国在气候变化监测诊断、检测归因、模拟预估,以及工具方法等方面应加强的内容。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技术清单(简称"气候技术清单")的编制对于促进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具有重要引导作用,对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提升全球气候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对已有气候技术清单进行分类梳理,提出现有技术推广清单、技术需求清单、未来技术清单的划分框架;以此为基础集成不同方法和信息,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现有技术推广清单、中国减缓气候变化技术需求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核心技术清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未来技术清单共4份技术清单,并从技术成熟度、减排成本、减排潜力、经济效益、社会影响、不确定性等方面对部分核心技术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中国重点行业和关键部门均已有较为成熟的减缓/适应技术作为实现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支撑,多部门协作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的体系已经建立且在发挥积极作用;气候技术需求集中在传统技术装备升级改造类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管理决策类支撑技术,关键核心技术集中在3大领域12个亟须突破的技术方向;关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深度减排/零碳排放技术和地球工程类技术(CDR和SRM)在未来全球减排格局中的作用备受关注,对其综合成本效益、技术融合方向、技术成熟度以及道德伦理、生态影响等方面不确定性程度的判断,关乎着国家技术战略方向。同时,针对中长期技术部署、提升技术转化率、促进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形成技术清单协同更新与发布机制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创新体系的重要环节,从多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科技合作引领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与战略探索

《巴黎协定》的达成预示着全球正在积极向低碳转型。依靠技术创新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业已成为国际共识。欧盟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力式微,美国特朗普政府直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一度失去领导力和方向感。中国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积极维护者,引导气候变化多边进程,并以实际行动切实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近年来,中国已经从低碳技术输入国和受援国,逐步转变为技术输入和输出并举。在"后巴黎"时期的全球气候治理中,中国应当做好战略性谋划和布局,以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国际科技合作为切入点,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开展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新方向"为指导思想,以实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软实力和科技竞争力提升为内在动力,全面、积极、主动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走向依靠国际科技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新方向。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内涵与应对机制

当前全球减缓与适应的努力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巨大的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需要直接的解决方案。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多哈会议期间,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与危害问题突然升温,成为影响大会能否成功的关键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定义和内涵的探讨,将损失与危害归纳为人类通过减缓或适应未能避免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与影响、脆弱性和风险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提出较完整的损失与危害的概念模型,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是对减缓与适应的有效补充。系统阐述国际上基于政治、法律和市场的损失与危害的应对机制,初步展示了损失与危害机制的可能形式,包括:小岛国联盟在《公约》下提出的"应对损失与危害的多窗口机制",主要包括保险、恢复与赔偿、风险管理,由发达国家根据国民生产总值(GNP)和温室气的排放量提供资金支持;慕尼黑保险公司提出的"慕尼黑气候保险计划",主要包括预防和保险,实施慕尼黑气候保险计划预计需要每年投入约100亿美元购买保险服务;遭受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家通过国际诉讼向气候变化的责任方提出赔偿要求也是一种潜在的应对机制,其原理基础是国际惯例法的重要通行原则——"无害原则",但具体实施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有限性和国际诉讼高风险的制约。最后,提出损失与危害可能的学术研究方向,为构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与国内应对机制及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未来情景下高温对雄安新区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随着气候变暖,全球增温趋势明显,最高气温记录不断被打破,高温天气对全球社会经济产生显著影响,劳动生产率损失是最为广泛的影响之一。未来高温天气及其影响预估,对于应对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雄安新区为例,基于中等温室气体排放情景RCP4.5(Representative Concentration Pathway 4.5),以CMIP5(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5)中的4个全球模式,经动力和统计降尺度获得空间分辨率为6.25 km的气象数据为未来气候情景数据,采用湿球黑球温度(WBGT,wet bulb globe temperature)指数与劳动生产率的暴露-反应关系方程,预估未来雄安新区不同发展阶段高温所造成的劳动生产率损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调适策略。结果表明:①未来中等温室气体排放情景下,雄安新区日最高气温逐渐上升,到2050年,日最高气温大于35℃的高温日数将增加至约23.8(19.5～30.4) d,高温日数增加速率约为2.5 d/10 a。②受此增温影响,雄安新区不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降低,预计到2050年,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夏季劳动生产率下降至40.96%、82.36%和85.46%,年劳动生产率分别下降至83.11%、95.22%和96.25%。③综合考虑未来雄安新区产业结构预设情景,在不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到2035年,新区夏季劳动生产率为85.23%～87.49%,年劳动生产率为95.93%～96.60%。2050年,夏季劳动生产率较2035年继续下降约1.5%,由于第三产业比例进一步增加,高温影响导致雄安新区的年劳动生产率损失比例较2035年变化不大,为3.76%～4.02%,但经济损失量逐渐增加。因此,未来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有必要考虑高温风险,建立以削弱暴露度为主、降低脆弱性为辅的事前风险防控型适应模式,最大程度降低高温对产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的影响。     

战略环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价思路与指标体系

战略环评作为宏观环境管理措施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污染减排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温室气体排放产生大尺度区域性生态环境问题,需要环境管理制度从战略和区域层面进行控制。通过战略环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对于适应当前国内外发展形势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碳减排目标实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由于温室气体环境影响的区域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不同于常规环境空气污染物,需要超越常规环评预测评估路径,以控制指标为核心建立环境影响评价思路。国际上已有应对气候变化的管理和技术实践,通过设定排放总量和排放绩效指标引导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结合国际经验,将温室气体作为特殊"污染物"控制纳入战略环评,建立基于温室气体控制的战略环评评价指标体系的组成可包括绝对排放量、排放强度和控制绩效三类指标。温室气体控制目标的确定,可以参照国家、区域和行业层面关于温室气体控制的政策目标进行划定或分解测算。通过建立科学适用的评价目标和指标体系,为在战略环评中开展温室气体控制扫除技术障碍,也必将为我国全面落实温室气体减排承诺发挥作用。     

农田固碳措施对温室气体减排影响的研究进展

农田是CO2,CH4和N2O三种温室气体的重要排放源,在全球范围内农业生产活动贡献了约14%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及58%的人为非CO2排放,不合理的农田管理措施强化了农田温室气体排放源特征,弱化了农田固碳作用。土壤碳库作为地球生态系统中最活跃的碳库之一,同时也是温室气体的重要源/汇。研究表明通过采取合理的农田管理措施,既可起到增加土壤碳库、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又能提高土壤质量。农田土壤碳库除受温度、降水和植被类型的影响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施肥量、肥料类型、秸秆还田量、耕作措施和灌溉等农田管理措施的影响。本文通过总结保护性耕作/免耕,秸秆还田,氮肥管理,水分管理,农学及土地利用变化等农田管理措施,探寻增强农田土壤固碳作用,减少农田温室气体排放的合理途径。农田碳库的稳定/增加,对于保证全球粮食安全与缓解气候变化趋势具有双重的积极意义。在我国许多有关土壤固碳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尚不系统或仅限于短期研究,这也为正确评价各种固碳措施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增加了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