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ew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in-depth study and understanding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quantitative stud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SD) was increasingly hot in China. Based on quantitative study of RSD from Core Periodical in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1992–2008),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the annual distribution, periodicals distribution and changes of the distribution were made. And from perspectives of social–economic, ecological, systematic and emerging methods, the course, problems and trends of the quantitative study methods on RSD were examined and analyzed to get a clear summary. By the review, the context on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RSD was to be clarified. The study also showed that, primarily, fields involving quantitative study are expanding; second, big progresses and constant development have been made on the systematic method gradually sophisticated, the flourishing ecological method and emerging new methods in the context of cross and integration which has made complex integrated systems a more satisfactory solution; third, the method system has been more multi-angled, and the clues of independent innovation have been observ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imported method is the main trend. Although many problems exist, multi-scale study, dynamic timeseries study and inter-regional comparative study will be further exploited and increasingly carried out with the progress of 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hich would boost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new methods in RSD study.     

恩施地区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评价

以恩施地区2010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对其2010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进行计算和分析，并将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生态盈余和万元GDP生态足迹分别与恩施地区贫困村分布密度进行空间耦合。研究表明：（1）恩施地区人均生态盈余为0467 hm2，人均生态承载力为0947 1 hm2，人均生态足迹为048 hm2；（2）贫困村分布密度最高的来凤县、建始县人均生态盈余很少，而贫困村分布密度最低的利川市、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人均生态足迹最高和最低的县分别是咸丰县、宣恩县，鹤峰县的生态承载力最高，人均生态盈余最高的是宣恩县、鹤峰县，万元GDP生态足迹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利川市，巴东县；（3）通过生态足迹的研究，提出了恩施贫困地区需放大生态比较优势，〖JP2〗因地制宜，努力将生态盈余转化为直接的经济增长，使之能够有效的帮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空间可达性测度

以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基于GIS技术,通过最近邻指数和热点聚类法分析中国713个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结构特征;运用栅格成本加权距离算法,计算1991年和2010年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可达性,并测算县域单元的整体可达性;利用空间关联方法分析了县域可达性的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国家森林公园的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出聚集分布的特点,〖JP2〗国家森林公园的平均可达性时间从1991年的16818 min缩短为2010年的13786 min;〖JP〗可达性在全国的分布差异十分明显,可达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交通指向性;县域可达性热点区域的分布呈现显著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带状分布的格局     

生态经济：自然和经济双赢的新发展模式

经济社会转型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经济作为变革传统工业化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而备受关注。通过梳理生态经济缘起与概念，归纳出生态经济“三低”门槛和“三高”表现；基于工业品与生态品分工的空间均衡理论分析，东部生态重要与敏感区域，适合发展生态经济，可以为大区域生态平衡做出重要贡献；生态经济的产业形态，有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生态品供给为主的降工业化的过程，以生态品产业链延伸和产业绿色化，提高生态经济创造财富能力，是实现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共增长的新方式     

以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的实践

社会发展综合实验区中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验基地，本文对实验区如何按可持续发展原则，结合当地的人口、资源、环境状况，制宁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规划做了较系统的论述。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     

《中国21世纪议程》:迎接挑战的战略抉择与实践探索

制定《中国21世纪议程》是中国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是中国履行环发大会精神的重要举措。近20年来,我国立足基本国情,积极推进《中国21世纪议程》的实施,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做出了巨大努力,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等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世情国情的深刻变化,我国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着新的挑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严峻,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我们应该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充分把握全球绿色技术创新迸发的历史机遇,切实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原则和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参与全球可持续发展治理,促进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     

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与生态可持续性问题研究——基于粮食生产过程生态足迹的实证分析

自然资源与农业生态可持续开发是保障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需求量逐年增加。这不但加剧了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还给我国农业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挑战。利用计量模型测算出我国人口高峰时粮食安全背景下粮食生产活动的生态足迹,然后依据生态足迹指数法判断其生态可持续性状况。结果显示,按照目前的粮食生产模式依靠自给实现粮食安全,我国人均生态足迹指数将出现负值。这意味着我国农业生态将处于不可持续的状态。解决我国“粮食 耕地”矛盾与“粮食 生态”矛盾,实现粮食安全与农业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一方面需要把我国目前依靠要素投入的粗放式粮食生产模式转向生态友好型的种植模式;另一方面需要改变我国依靠自给的粮食安全保障模式,通过适当降低我国的粮食自给率、增加粮食进口缓解我国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压力。这对我国未来的农业发展道路以及粮食安全政策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Does community resilience decrease social–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Adaptation pathways trade-off in the Bolivian Altiplano

Worsening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re increasingly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plans in framing a linear understanding of resilience building and vulnerability reduction. However, adaptations to different but interacting drivers of change are unclear in the mix of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related to increasing connections, emerging technologies, new patterns of dependency and possible lock-in effects. This paper discusses a more open-end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lience and vulnerability, highlighting emerging trade-offs among adaptive capacities and exposures to different (and new) threats as they relate to social–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The transition of the Southern Bolivian Altiplano, from being a remote rural area of subsistence farming to a global leader in quinoa production and exportation, has been taken as a study case. Results from 18 workshops organised within different communities provide insights about a range of trade-offs between community resilience attributes and social–ecological vulnerability induced from land use changes, livestock strategies, communities’ behavioural change and institutions’ emerging policies. The main theoretical advances of the paper relate to the need for critically framing multiple threat exposures and adaptive capacity trade-offs, contributing to arguing the usually positive meaning of resilience,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to whom or to what is positive which adaptation” and “which trade-off should be accepted, and why”. Framing adaptive pathways through these questions would serve as a tool for address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hile avoiding lock-ins or unsustainable path dependencies.     

《21世纪议程》:行动与展望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3项重要文件。之后,国际社会为推动"里约精神"的落实做出了积极努力: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每年举行会议,审议《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许多国家制定了国家和地方层面的《21世纪议程》或可持续发展战略;相关国际组织以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为主的活动也十分活跃。人类把发展与环境相协调作为行动准则,各国依据国情制定了促进环境与发展相协调的优先事项,使人类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取得了积极进展:全球经济实现了大幅增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消除贫困等社会发展方面取得显著效果,全球开始进入城市化时代;全球能源资源供应呈现多元化,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成效显著。中国在经济发展滞后、贫困现象较严重背景下,承担了全球实施《21世纪议程》的旗舰角色;并依据本国的具体国情,选择性地学习与借鉴,摸索创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和道路,增加了世界可持续发展方式选择的多样性。20年来,尽管各个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采取了积极行动,但是"里约精神"尚未全面转化为行动,在相关国际承诺与公约的履行方面还需付出巨大努力,仍然面临着重大挑战。如: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重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构成的直接威胁加大;生态超载背景下的发展空间争夺更趋激烈;全球性民生问题凸显,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社会风险加大,等等。我们期待:通过"里约+20"大会,使得相关国际制度安排不断形成和完善,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向全球行动转化;科技创新步伐加快,进一步推动全球向绿色发展转型;加快全球治理体系调整,新兴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全球共同努力解决重大资源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关系呈现竞争性合作。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水土资源利用问题的认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过程出现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由于人口与产业不断集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加大，道路网密度增加，开发区扩大，使得城市空间迭加扩展，造成了严重的水土资源利用失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本地区城市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对本区城市化过程中有关水土资源环境恶化、水污染增加、土地资源流失，以及城镇化速度过快的情况，作了深入分析论证，同时对长江下游地区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出了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措施，特别是对如何加强长三角地区水质环境的整治提出了4点切实可行的办法与措施，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水土资源利用问题的认识——以长江下游地区若干城市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过程出现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三角洲及其周边地区),由于人口与产业不断集聚,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加大,道路网密度增加,开发区扩大,使得城市空间迭加扩展,造成了严重的水土资源利用失衡,生态环境日趋恶化,使本地区城市发展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例,对本区城市化过程中有关水土资源环境恶化、水污染增加、土地资源流失,以及城镇化速度过快的情况,作了深入分析论证,同时对长江下游地区水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提出了新的思维、新的方法措施,特别是对如何加强长三角地区水质环境的整治提出了4点切实可行的办法与措施,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态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基于改进模型的区域生态足迹动态分析——以江苏省南通市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态足迹模型作为定量化可持续评价的重要理论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基于传统生态足迹模型,结合遥感产品净初级生产力数据,构建了基于净初级生产力的生态足迹模型,调整了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并增加了污染物账户。在此基础上,应用传统模型和改进后的模型分别计算了南通市2000~2013年的生态足迹。结果表明:(1)传统生态足迹模型和改进模型下的南通市2000~2013年人均生态足迹都是稳步增长的,改进后的模型变化较小;(2)南通市2000~2013年生态承载力虽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下降趋势;(3)南通市连续14年出现生态赤字,从2000年的0.308 6 hm~2/人上升到0.587 7 hm~2/人,生态系统处于不安全状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降低。可见,改进的生态足迹模型能更准确地反映研究区自然资源利用状况。最后,针对南通市生态不安全状况,从土地结构、能源消费等方面提出减少生态足迹的建议。     

我国草地资源生产潜力分析及其可持续利用对策

本文分析了我国草地资源生产力的现状及区域分布特征 ,初步建立了草地资源生产潜力预测分析的方法 ,估算了各农业生态区草地资源的生产潜力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草地综合生产能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对策     

区域生态效率评价及其空间计量分析

当今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这使得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态效率的提高,对区域生态效率水平进行准确评价、分析其影响因素对于建设“两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基于2010年中国各省域资源环境及经济统计数据,采用基于熵值赋权的灰色综合评价法对我国省域生态效率的优劣做出了评价;然后运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误差模型对我国省域生态效率水平的空间关联机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我国区域生态效率呈东高西低的梯度分布格局,具有明显的“俱乐部收敛”现象,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和集聚性;（2）利用外资、人力资源、产业结构3因素对生态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3）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以下简称环污投资)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4）排污收费制度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2)积极有效利用外资;(3)加大教育科研投入,提高人口素质和科技水平;(4)加强环污投资资金的管理和政府部门的日常监管工作;（5）生态效率水平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多角度、全方位统筹考虑     

生态安全评价研究述评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人类工农业活动的加剧，生态环境不断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和损害，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综述了国内外对生态安全内涵、生态安全评价的机理、生态安全评价方法的研究现状，对生态安全评价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进行了分析     

Measuring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coastal Liaoning area

The global urbanization process poses a serious challenge to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significance of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appreciated, yet, very little empirical evidence has been provided for this prospect. In this paper, we use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n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to mea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e coastal Liaoning area. We then use the quadrant map approach to deter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stainability and urban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astal area has made progress in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n the social dimension. Improvement in the environmental dimension has been dynamic. Our results indicate that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 is a dynamic, multi-dimensional progress that requires regular monitoring and reevaluation. This paper also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choosing more complete indicators for measuring the sustainability of urbanization, as no single model or measurement is sufficient for quantifying the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ustainability.     

基于生态足迹变化的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定量分析

为定量分析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问题，协调区内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促进保护区建设可持续性，以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为例，通过分析保护区所在乡镇1985、1995、2005年的土地利用变化，以及相应生态承载力变化和空间分异特征，结合生态足迹效率对生态补偿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保护区成立以来土地利用相对稳定，变化主要集中在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1985、1995、2005年保护区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效率分别为0.8284 hm²/cap、669元/hm²，0.8568 hm²/cap、2779元/hm²，10534 hm²/cap、8382元/hm²。以2005年度保护区的生态足迹效率生态农业足迹效率为基准，综合直接收益损失补偿、基于生态承载力的静态评价补偿和动态评价补偿分析，比较合适的补偿标准为户均补偿2308元/a、人均补偿540元/a。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研究现状、评述与改进方向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概念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理论和制度创新,但其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争议,如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资源类别未能达成共识,对资产、负债和权益的界定不清晰,价值核算还不准确等。此外,其编制工作也进展缓慢。本文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基础理论和方法都尚不成熟,需要重新诠释概念,并引入新的核算方法,使其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可以另辟蹊径,借鉴生态足迹的思想,从三方面做出改进:第一,将资源类别界定为耕地、林地、草地、湿地、水域、能源矿产和非能源矿产七类,以避免重复核算问题。第二,进一步明确土地和矿产两类资源的资产、负债和权益的含义,可以引入生态足迹方法,用土地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分别衡量土地资产、土地权益和土地(过载)负债,使得土地过载负债的核算成为可能,且在土地权益核算时能够同时考虑土地面积和质量;可以用已消耗的矿产资源衡量环境负债,以避免环境负债价值的系统性偏误问题。第三,可以将生态足迹方法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方法结合起来,以估算土地的资产、权益和负债价值,以避免土地价值估算的系统性偏误问题;可以用改进的市场价格法核算矿产或环境的三种价值,避免环境负债价值核算的随意性。引入生态足迹方法可以使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负债和权益概念更加清晰易懂,并使得资源的数量核算和价值核算方法更加科学,结果更加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