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环境技术效应——基于技术溢出视角的研究

在事实现象的启示下,本文从技术溢出的视角研究了国际贸易的环境技术效应。基于"生产-污染"一般均衡理论模型,假设当通过国际贸易购买国际先进环保技术以达到国内减排标准时,导致的技术溢出与扩散会对进口国环境规制和污染减排起到正向作用。在实证部分利用环境技术专利数据构建国际和国内环保技术知识存量对中国经验进行检验。结果证实了国际前沿环保技术存在对中国的溢出与转移,并且帮助了工业废水和CO2的减排,而国际贸易正是这一过程的有效路径,这体现出国际贸易环境技术效应的实现途径,同时国内的相关技术存量促进了对溢出技术的吸收与利用。研究还发现人均收入的提高和政府对社会福利的重视同样对中国节能减排和环境规制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建议政府在开放对外贸易时采取"市场换环保技术"战略,同时支持环保专利国际共享,并改革官员考核指标,进一步转变增长方式,加大对环境等发展问题的重视。     

企业环境寻求、污染密集型生产区际转移与环境监管

在当前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背景下,产业有序转移必须以有利于或者加强环境保护为基本目标。环境规制差异造成了不同经济地域之间污染密集型生产的比较优势调整,强化了高污染产业进行生产区位选择的动机,以规避来自政府的环境监管。环境治理成本的不同是高污染企业区际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企业环境寻求策略推动了污染密集型生产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向环境规制松弛地区的转移。企业污染密集型生产的区际转移受到环境要素产品生产比较优势的明显影响,这些环境要素产品与区际环境规制差异、企业市场内部化战略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命周期密切关联。借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可以明晰企业环境寻求策略下污染密集型生产转移的内在机制。一方面,环境成本差异决定了非环境友好产品生产转移的意愿,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生产的边际环境治理成本和平均环境治理成本提高,污染密集型生产外迁的动力加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对环境规制强度更加敏感。污染密集型生产承接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形成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有力对冲,遏制环境恶化趋势。另一方面,合理的区际环境政策差异能在产业有序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理设定区际环境规制级差与碳信征信系统建设,加强分类监管与行业节能减排,建立拟承接生产项目的效率筛选机制,提高区域市场开放程度、降低产业优惠政策所形成隐性市场保护等环境监管手段是保证欠发达地区通过产业承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向实体经济的蔓延,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受冲击较大,影响了全省经济发展,对污染密集型产业进行结构调整的压力日益加剧。本文运用区位商和经济增长贡献率对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山东省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中近三分之二的产业在全国地域分工中具有比较优势,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平均贡献率高于全部产业的平均贡献率。污染密集型产业在山东省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增加了节能减排的结构性阻力,加大了为应对金融危机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难度。在对环境规制基础、外商直接投资流向、贸易结构、地区产业结构和人口就业压力等约束条件进行分析基础上,文章提出山东省应完善环境规制制度和产业政策体系;调整完善外资、外贸政策;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技术进步,建立健全技术支撑体系;完善配套政策措施。通过多种政策配合使用来实现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研究——基于美国和中国SO2排放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贸易成为影响各国环境污染变化的重要因素,将其纳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环境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污染治理和国际贸易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美国、中国SO2排放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对经济产出有影响,且对美国和中国分别为正作用和负作用。经济增长增加了两国国内污染排放,且中国增加的相对更多。而污染治理均减少了国内污染排放,美、中的污染减排弹性系数分别为-0.277和-0.417。国际贸易对美国起到污染减排作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经济规模间接污染效应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而言,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改善贸易进出口状况、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论国际贸易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在分析了国际贸易对全球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环境管理系统系列计划（ISO14000）对我国生产方式转变影响的基础上，提出了要依靠科技进步，通过国际贸易发展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替代资源密集型产品，发展外向型规模经济，设计后发型战略，促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环境规制与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视角的实证

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存在污染工序的转移问题,但鲜见有学者基于这一新型国际分工背景探讨环境规制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何种影响。为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利用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002-2010年27个制造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垂直专业化过程中加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符合"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②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清洁型部门与污染密集型部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灵活多样的环境规制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协调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研究——基于环境退化成本的分析

选取我国1990-2009年相关数据,首先对环境遥化成本进行估计,发现我国环境退化成本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而水污染、空气污染是导致环境退化成本产生的主要原因.其次,以环境退化成本作为污染指标,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并以能否有效地将污染指标降低到相对较低的水平,作为政策路径选择的标准,分析协调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冲突的路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不考虑政策因素的影响下,我国目前国内生产总值水平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左端,经济持续增长有可能导致环境状况进一步恶化;多项环境治理政策的同步实施,致使个别政策出现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在当前产出水平条件下,既要保证经济平稳增长,又要降低环境退化成本,政策路径的选择首先应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适当保持第二产业比重,但在发展第三产业的过程中,应加大对污染企业的监管与治理,其次是调整国际贸易进出口比例,积极扩大出口,而采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加大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在我国现阶段均不能有效降低环境退化成本.     

中国对外贸易的环境影响综合效应分析

在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背景下,需要深入分析对外贸易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全面探索对外贸易的环境效应规律。理论分析主要考察了对外贸易发展对环境影响综合效应的作用机制,在污染的需求和供给函数基础上,将环境因素分别引入对外贸易的生产者函数、消费者函数、政府税收函数,构建对外贸易环境总效应实证模型,模型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规模效应体现为环境污染在不同禀赋和收入水平国家间转移;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的结构效应体现为出口产品结构的改变,但是由于不同的比较优势,该结构效应在各经济体间的正负影响各不相同;资本积累会带来更多的污染,技术进步则会降低污染水平,二者相互作用究竟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效果,关键看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否带来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同时基于我国29个省(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经济总量、外贸规模、外贸经济布局对环境影响的综合效应。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导致的收入效应和规模效应使污染物排放量呈现先下降然后增长的变化,而外商投资在短期内会增加环境污染,但从长期来看,正的技术效应使污染排放量呈现逐渐降低的趋势,同时受到产业结构的约束,外贸经济布局的产品效应及结构效应呈现显著的负效应。我国对外贸易对环境影响负效应产生的现实基础来源于我国的外贸结构与模式等特征的国情基础,改善我国的外贸对环境影响的负效应需要通过继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完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国际多边合作等综合手段来实现。     

中国绿色发展和外商直接投资政策选择

随着全球各国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加深,我国政府对绿色发展日益重视,并将其设定为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终极目标的必然过程.然而对我国经济发展一直起到重要作用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初至今,随着我国经济和FDI的快速增长,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包括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SO2等却基本上呈逐年增加的态势.这一关联的背后是否隐藏着发达国家对我国的污染转移问题,引发人们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是否存在的担忧.尽管公认跨国公司的环境业绩一般会比本土企业做得更好,但是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长期和总量的增长是否会对我国环境产生影响,是否会带来更多的污染避难所现象?就这个问题,目前研究都以实证或案例分析为主,尚缺乏贸易理论角度的分析.本文创新的将FDI理论与贸易污染转移理论模型相结合,推导出FDI污染转移模型,得到结论认为以降低成本为目的的垂直型FDI的确会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为了验证该理论模型,本文使用我国第三次工业普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研究结果与理论分析相一致.相比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确集中于污染密集型行业,尤其是制革与毛皮鞣制业、造纸业等重度污染行业,这与我国的绿色发展路径是相悖的.因此,我们建议我国需要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调整外商直接投资的行业政策,在行业层次设定环境准入门槛,从源头上有效控制污染企业的进入.     

中国环境管制与FDI企业的行业进入

在对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管制及其进入壁垒的分析模型,并利用近几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其对FDI企业行业进入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对FDI企业进入我国工业部门各个行业的数量增长不仅没有阻碍作用,反而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环境管制强度的加强而急剧增加。同时,行业技术水平、必要资本量、产品差异程度与利润率也对FDI企业的行业进入数量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这表明在中国,企业进入壁垒对FDI企业存在"负效应",这与FDI企业在资本与技术上的相对比较优势有紧密的关系。该研究结果为协调环境保护政策、自主创新政策与招商引资政策提供了依据。我国各行业应该尽快提高环境管制标准和强度,积极实行自主创新政策,这不仅能够促进高技术的FDI企业的进入,实现招商引资政策的战略目的,也能够形成自主创新与吸收FDI外溢技术的良性互动。     

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鉴于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我国政府强调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实现节能减排、产业升级,加强重点行业污染物减排。节能减排的主体是企业,因此研究污染密集产业中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微观企业数据,通过技术创新的投入指标、产出指标、效率指标和基于DEA的Maluquist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对污染密集产业中不同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对比分析,探寻不同所有制企业对污染密集产业可持续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①私营企业在污染密集产业中的研发总投资最多,新产品产值最大,技术创新效率较高,因此其对污染密集产业的技术创新的贡献最大;国有企业在竞争性污染密集产业中的研发投资较少、新产品产值较小,但其在垄断性污染密集产业中研发投资最多,新产品产值很大,虽然效率一般,但总体来说贡献较大。外商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介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规模不算很大,但其研发效率远高于国内企业,因此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集体企业的研发投入和新产品产值都远小于其他各类型企业,研发效率相对较低,仅高于国有企业。②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大多数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存在技术效率的相对进步,反映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存在技术追赶效应;外资企业在多数污染密集型产业中的技术效率相对不变,继续维持相对优势地位;私营企业在5个产业中存在技术相对衰退、5个产业技术效率相对不变;港澳台企业在所有污染密集产业中都存在技术效率相对衰退,这反映了港澳台企业的技术优势正逐步丧失。③在所有污染密集型产业中,各类型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都不强,存在相对的技术衰退,未能赶上发达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基于此,我们认为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环保法律法规,加强对企业污染监察力度,加大政府对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科研投入,积极鼓励各类型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     

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也是成立的。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我国贸易模式的实证分析

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在导致贸易壁垒不断削减的同时,各国的环境规制却随之不断提升.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产业污染排放系统(IPPS)对我国制造业进行细分,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方法,把环境规制因素和要素禀赋因素同时引入到对贸易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这表现为更多地专业化于清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即使总的污染排放有所增加,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强度会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外资的流入增加,而资本累积是影响污染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这必将导致我国的制造业结构更多地转向污染产业.因此,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污染排放必呈上升态势.针对污染排放增加的原因,有效地利用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对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碳排放

鉴于CO2排放增长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我国在2009年底哥本哈根国际气候会议上减排40%-45%的承诺,本文旨在研究在不断开放和更加开放的中国,FDI对CO2排放的影响.文章使用1978-2008年间的数据探讨FDI对碳排放的影响.通过对我国时间序列数据的回归分析,我们发现FDI对CO2排放有负的影响,这个结果是由于FDI的技术溢出带来的.FDI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我国的环境质量,但这并不意味着FDI的流入对我国没有坏处,大量的FDI流入到了污染密集型产业之中.我国应该制定更加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有选择地利用外资.出口增长加重了我国碳排放的压力,这个结果是"污染避难所"理论的证据.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是减少出口CO2排放的根本途径.农业在经济结构中份额的提高有助于碳减排,这个结果再次验证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有条件的农业大省更应该集中资源着力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而经济增长对碳排放则没有系统的影晌.     

中国—欧盟碳泄漏问题实证研究

气候变化问题已被公认为是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碳泄漏问题是目前气候变化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欧盟等以存在碳泄漏为由欲对非减排国家征收碳关税.在此背景下,本文对碳泄漏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理论分析认为,碳泄漏有三个主要渠道:化石能源的国际贸易、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和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转移,其中,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一直是争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碳密集型产品的国际贸易角度对中国与欧盟之间碳泄漏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选取钢铁、有色金属、水泥、化肥、玻璃和玻璃制品、纸张和纸制品六个碳密集型产业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与欧盟碳密集型产品的进出口比率作为指标,考察欧盟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措施(1992年)以来该指标的变化趋势,以确定中国与欧盟之间是否发生了碳泄漏以及程度如何.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与欧盟之间可能并未发生碳泄漏,或者即使发生了碳泄漏,其程度也很微弱,不足以成为欧盟征收碳关税的理由.     

中国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脱钩的异质性及产业转型

根据现有文献,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需要将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分别测算,然后进行比较。本文选取了工业污染的三大来源——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每种污染源对应着一类环境密集型产业。这三种产业密集排放的污染物的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及其内在机制,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借鉴Tapio弹性分析模型构建了我国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之间的脱钩状态的分析模型,并对脱钩状态和程度的判定标准做了规定。随后,对2001-2009年四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与不同环境密集型产业集中排放的污染物的量之间的脱钩指数进行了测算,同时测算了各产业污染的工业产值弹性及其工业产值的GDP弹性,并对脱钩状态和程度做了判定。结果表明:三类产业的脱钩程度各不相同,其动力机制与发展前景也有所不同,因而需要有针对性地采取规制和治理措施。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刻画了2001—2009年间我国14个工业行业与全球38个主要国家间的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隐含碳排放程度,并实证研究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是参与价值链会加剧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给中国的环境造成恶化效应,反而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此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强。其次,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最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的改善效应主要来源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的积极作用,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则会提高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也就是说,提高中国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国内增加值率的下降将恶化我国的环境状况。     

国际贸易会恶化全要素能源效率吗——基于中国33个工业行业的经验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是我国当前实现"保增长"和"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国际贸易正在向着更宽的范围和更深的层次日益推进。因此,深入探索国际贸易如何影响能源效率这一课题,对我国当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本文在Tone(2003)的基础上引入规模收益可变的假设,通过MATLAB软件测算了我国33个工业行业2003—2014年期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利用STATA软件对国际贸易与能源效率关系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Hausman检验发现,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模型,且优于工具变量模型;(2)行业国际贸易总量、出口总量和进口总量与能源效率之间均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3)中间产品进口总量和中间产品出口总量与能源效率之间均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前者呈正相关关系,后者呈负相关关系,而其他非中间产品进口量和出口量与能源效率之间相关关系不显著;(4)能源价格、研发投资和环境规制变量均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但非国有产权结构和煤炭在能源消费中所占比重均具有较高的统计显著性,前者与能源效率呈正相关关系,后者呈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我国中间产品出口落入"污染天堂假说"陷阱,而中间产品进口却有助于提升能源效率。因此,要密切重视中间产品出口行业的能源效率提升,提升环境治理力度,加大在节能减排领域的研发投入,同时继续推进所有制改革,并积极推动能源消费向清洁能源升级。建议未来关于国际贸易对我国能源效率影响的相关研究,继续沿着将国际贸易进行细分的研究方向,即分解为中间产品贸易与资本品贸易和最终产品贸易等细分维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尤其是要进一步关注资本品进口与中间产品出口对我国能源效率的交叉作用。     

中国区域污染影响因素:基于EKC曲线的面板数据分析

在分析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等区域污染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的基础上,构造带有三次项的环境-收入简约模型,利用1998-2007年间我国30个地区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与固体废弃物污染在内的5类区域污染指标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的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导致我国区域污染恶化的主要区域污染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水平对区域污染排放的影响有正有负;人口规模和政府环保管制对区域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科技水平的提高能有效降低区域污染排放;产业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率低会加剧区域污染排放。指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加大环保科研投入、转变贸易增长方式、加强对FDI的环保规制、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能源利用率是促进我国经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保障。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两大相对比较优势

可持续发展要求丰富与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尤其需要将环境要素纳入到现有的相对比较优势分析框架体系内。本文运用相对比较优势分析方法研究了劳动力、资本与环境要素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近年来中国持续增长的国际贸易除了依赖中国劳动力的相对比较优势外，也依赖于中国环境的相对比较“优势”，劳动力与环境资源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两大相对比较优势。然而,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与环境污染压力的增加，这两大“优势资源”将面临严峻的挑战。